吕后的历史功绩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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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 陇东学院学报May2010 第21卷 第3期 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1 No.3 吕后的历史功绩简论姚 军(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陕西宝鸡721003)摘 要:吕后不是邪恶的代称,也不是“祸水”,她是西汉初期开国大业的积极参与者。
她为恢复汉初政治﹑经济﹑法治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为新生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她的统治也为“文景之治”起了铺垫作用。
这些有目共睹的历史功绩,奠定了她政治家的地位。
关键词:吕后;历史功绩;佐高祖;垂帘听政;临朝称制中图分类号:I206.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730(2010)0320087203收稿日期:2009203209作者简介:姚 军(1969—),男,陕西陇县人,讲师,先唐文学文献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吕后,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人们于民间传说中只晓得她的邪恶;在所见的《中国通史》或《中国历史》教材中,她的作用几乎被一笔带过。
有鉴于此,重新审视吕后的历史功绩,对于知人论世,不无裨益。
一吕后,名雉,汉高祖刘邦的妻子。
在汉初十六年的历史中,她一直是“时势主宰者”,因此司马迁给她立了《吕太后本纪》,并在“太史公曰”中写道“……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虽然本纪中多写她诛杀大臣,毒杀刘如意,虐杀戚夫人等“非人所为”的事情,赞中对她的历史功绩基本上还是肯定的。
可是,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吕后却一直是邪恶的代称。
这恶名于她在世时便如影随形,如“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
”[1]卢绾说她一个妇道人家,专门找茬屠戮功臣。
她去世后,刘氏子孙忆及大权旁落,恨得咬牙切齿,一代英主刘彻竟而至于杀掉了宠姬———钩弋夫人,理由便是“……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
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
女不闻吕后邪?”[2]汉武帝认为吕后淫乱专权,是个乱国之人。
从否定个人品质到政治才能,认为她既乱家又乱国,是个祸水。
迨至东汉,班固虽为吕雉作了《高后纪》,却在《惠帝纪》的赞中说“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优宠齐悼赵隐,恩敬笃矣。
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悦,可谓宽仁之主。
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不采《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说他“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的事实,只说他“恩敬”“宽仁”,以为吕后“亏损”了他的“至德”,反映了东汉正统史观的看法。
汉代以后,讨伐吕雉的文字也不少,如“迁移孝惠而纪吕,无亦奖盗乎!”[3]“吕后为汉贼,其所载皆植吕倾汉之为,而于当时于彼无关系者,概屏焉。
倘胪列之,讵不邻于褒乎?”[4]她罪之一在于残忍,罪之二在于窃国,在他们看来确实是邪恶。
吕后主政时期,战乱不起,盗贼不生,百姓安宁,衣食丰足,天下歌舞升平。
她本应被视作“圣主”“贤君”,但却如上所述,成了残忍、谋篡等邪恶的代称,何以会这样呢?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性别歧视。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女人只能是男人的附庸和工具,“女子,从人者也。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父死从子”,服从这种秩序对女人而言是天经地义的。
因而,“牝鸡司晨、”“女人乱政”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最深恶痛绝的现象之一。
二是姓氏之争。
“妻从夫姓”、“夫唱妇随”等,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规范的人伦秩序;“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符合社会生活的逻辑。
但是这个姓吕的女人,居然不尊其夫刘邦的遗嘱,大王诸吕,实际上操控了刘姓江山,还差一点让刘姓江山改名换姓,实属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行为。
三是性格缺陷。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女人应该善良贤惠,吕雉却精明强干,且心肠狠毒,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国母,是个缺少女性魅力的女强人。
那自然不会讨人喜欢,尤其是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
她的这种性格缺陷,导致了她形象的丑陋。
二由此看来,从个人品质方面说吕后邪恶,有些道理;但若说她是“汉贼”,实在是不大妥当。
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中难得一见的“女主”,我们不能因为其个人品质的缺陷,便将她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
我们应当学习司马迁,肯定吕雉有男人气的政治气魄,肯定她在历史上所做出的成绩。
概括来说,吕后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贫民生活时期,刘邦统治时期,惠帝垂拱时期和临朝称制时期。
她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贡献。
比如贫民生活时期,她为刘邦生儿育女,下地干活,她还78用自己的方式“佐高祖”。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
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
’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之所以贵者,乃此男也。
”相鲁元,亦皆贵。
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
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
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
’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
’”[5]吕后让老父看相,借老夫之口说刘邦必定大贵,妻子皆被恩泽,是想提醒刘邦不要蹉跎岁月,要对自己抱有信心,时刻牢记自己“大丈夫当如此”的誓言。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压之。
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
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
高祖怪问之。
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
’高祖心喜。
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6]吕后因势造型,就地取材,使刘邦不得不将“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与自己联系起来。
总之,吕后用她自己的方式,看相算命,装神弄鬼,意在坚定刘邦的信心,促成刘邦的政治自觉,让他觉得自己确实不同于凡人,也使那些追随者日渐敬畏,终于在沛县起兵时被公推为沛公。
男人成就事业的重要前提是信心,有了信心还得宣传,革命不是一两人、一两天就能搞成功的。
在增强刘邦信心和宣传刘邦神异等方面,吕雉用自己近似“女巫”的独特方式“佐高祖,”堪称刘邦的“贤内助。
”三汉初,在刘邦统治时期,她与老公配合默契,共同实行“男女混合双打”策略,吕后在前台对功臣大打出手;在惠帝垂拱时期,她“垂帘听政”;在临朝称制时期,虽未改朔易姓,但实际上代行天子职权。
这三个时期,吕后治国安邦的才能充分展现,她的历史功绩也最为显著。
政治上,巩固政权,休养生息。
首先,设计诛除异姓王。
刘邦称帝后,各地异姓王的割据势力和北方强大的匈奴成为刘氏政权的威胁。
北方的异姓王时常与匈奴勾结,联合反叛,在佐刘邦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吕后起了大作用。
汉十年,陈豨反,韩信欲暗自相助,在关中举事为内应。
吕后与萧相国设计,骗韩信入贺,斩之长乐钟室。
高祖回长安后,“且喜且怜”[7]。
说明吕后深知高祖的谋略,也知道困扰江山一统的关键之所在。
人告彭越谋反,刘邦囚之洛阳,贬处蜀青衣。
彭越西行至郑,遇吕后从长安来,向她哭诉。
吕后允诺为他求情,和他一起回到洛阳。
吕后向刘邦建议说,“彭王壮士。
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
”[8]于是吕后又设计派舍人告彭越谋反,灭其宗族。
异姓王不除,初建之汉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定。
200多年的战争生活后,百姓要求统一,期盼天下太平,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在此背景之下,吕后为统一进行斗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翦除异姓王是值得肯定的行为。
一刀了断的手法是有些残忍,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冷酷的。
其次,病榻讨教遗嘱。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
病甚,吕后迎良医。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
’问其次,上曰:‘王陵可。
然陵少戆,陈平可助之。
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
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9]在此之前,赖叔孙通、周昌、张良、商山四皓、娘家兄弟的支持,太子之事已稳,此时讨教刘邦的政治遗嘱,足见她政治眼光的独到。
孤儿寡母要想巩固自身的地位,维护皇权的威严,进而掌控汉王朝,没有大臣们的协助是万万不行的。
因为“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10]“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
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
……。
”[11]有鉴于此,总领文武百官的相和太尉人选自然是要选准了,遵从丈夫遗嘱便是明智之举。
第三,颁布赐田宅律令,稳固统治主体。
吕后二年,规定按军功爵级别赐予田宅。
这与高祖汉五年赐田宅令相比,数量还是惊人的。
通过赐田宅措施,吕后拉拢了一大批以军功起家的文臣武将和各级官吏,有效地稳固了汉家政权。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第四,继续休养生息。
吕后当政期间,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
她遵从刘邦遗嘱,“孝惠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
”[12]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开国元老,这些人都无为而治,从民所欲,不扰民。
《史记・曹相国世家》写道,“……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所无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太史公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
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经济上,轻徭薄赋,工商自由。
“汉十二年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13]“(惠帝,笔者注)元年春正月,城长安。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
”“五年九月,长安城成。
”[14]田租十五税一,徭役均在农闲时间,每次不超过一个月,一个长安城前后修了五年,真工做到了轻徭薄赋,而且还在“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15]“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黄金一斤。
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
”[16]高祖时,不法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他用“重税租”打击之,使其归之于本———农业。
吕后时,为了搞活经济,采取工商自由的政策,因此,“衣食滋殖”。
法治上,改革法制,体恤民生。
“惠帝四年,三月甲子,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17]删除法令中妨碍官员和百姓的条文,废除秦律中“挟书者族”的酷法。
从此以后,官员、百姓抄看《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历史文化典籍不再犯法,这对我国古代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高后,笔者注)元年春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
今除之’。
”[18]“汉兴之初,……然其大辟,上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
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
’故谓之具五刑。
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19]此后,即使身犯重罪,也不株连父族、母族和妻族,当然也就不用受五刑的折磨。
“妖言”指“过误语,”属言论罪,当时也被视为“重酷”之法,因而“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