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

犯罪经济学

第5章、犯罪经济学

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

俗语

热情的心如果不能受到冷静的脑的支配，则受害的并不是那些罪犯，而是生活在此恐惧阴影下的每一个人。

《公共问题经济学》

犯罪经济学是法与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小偷、抢劫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废除死刑运动从西方开始，现在在中国的法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本章从人是理性的假设出发，分析犯罪的社会成本、罪犯的犯罪决策过程及我们可以针对性的作为、防范犯罪资源的最优配置法则、废除死刑等问题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一、犯罪的定义和社会成本

1.1定义及分类

犯罪，按照波斯纳的定义，是由国家起诉的，并且罪犯必须向国家交付罚金或承受像被关进监狱那样的非金钱刑罚1。

犯罪可以粗略的分为以下四类：（1）暴力犯罪，即针对人身的犯罪，如谋杀、强奸、严重伤害和持械抢劫等行为；（2）侵犯财产罪，如欺诈、偷窃、贪污、纵火和故意毁坏他人（公共）财产等行为；（3）非法物品和服务交易罪，如赌博、卖淫、毒品交易等行为；（4）其他类型的犯罪，如遗弃、污染环境、事故逃逸等行为。当然，随着国情不同，各国对犯罪的外延也有所区别，如卖淫和贩卖毒品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犯罪行为，而在一些欧洲小国，如荷兰，这是合法行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在以前属于犯罪的行为现在并不构成犯罪，如20世纪早期的美国，酒的地位就和现在的毒品一样，是违禁品，贩卖就是犯罪，而现在只要不卖给一定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就不是犯罪。同时，一些以前并不属于犯罪的行为现在也有可能触犯刑法，如婚内强奸，买卖可卡因等。

1.2犯罪的社会成本 与其它社会问题的经济学一样，犯罪经济学中的成本也是机会成本。而从经济学角度看，犯罪给社会所造成的净经济成本是：没有犯罪行为也没有犯罪防范活动的情况下的国内生产总值2与有犯罪行为和犯罪防范活动情况下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差。

我们以偷窃行为为例说明犯罪的社会成本。

（1）小偷不去偷窃而去进行产品和劳务生产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因为小偷从事的偷窃行为需要小偷进行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投入，在一个没有小偷的社会，这些时间和精力能用于生产鞋、工艺品乃至科学知识；

（2）小偷行为过程中的净损失。即小偷为了偷盗到钱，会破坏一些物品，如为了偷到钱包，会将刚买的羽绒服割破，为得到汽车内的物品，会将汽车的玻璃窗砸碎；

（3）社会和个人为了防止偷窃行为发生的投入。就个人来讲，将不得不购买一些锁，不得不雇人来看门等；就社会来讲，就不得不雇用规模庞大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等，花费庞大的行政费用，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教育和改造费用。尽管这些行为中不少在现有的核算方法中也进入国内生产总值，但毕竟这些资源并没有直接用于生产产品和劳务。如果没有小偷，这些资源就能直接用于生产产品和劳务，一个经济体内可以供消费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也要比存在小偷和警察的情况大多了；

（4）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损失。如现在有两种汽车，一种的性能价格比要好于另外一

1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285页。

2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间内（一般为一年）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种，但容易被偷，另外一种刚好相反。尽管我们都喜欢选择性能价格比好的汽车，但为了防被偷，在很多时候，就不得不选择性能价格比差的汽车，即为了防止被偷，我们不得不选择价高质次的产品。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小偷从被害人那里偷到的钱财并不是社会的净损失，因为这仅仅是财富从一个人手上转移到另外一个人手上，并没有影响整个社会的总财富。

因此，犯罪的社会成本除了一些小偷过程中的净损失之外，还包括这些用于犯罪和防范犯罪的资源没有应用于生产活动的损失，用机会成本的概念表达就是这些资源用于其它最佳用途（生产活动）上的价值。

二、罪犯的决策

2.1犯罪和理性

经济学认为犯罪是理性行为，人们可以像分析经济活动一样地分析犯罪行为。潜在的罪犯在他（她）对犯罪行为及其法律后果进行成本——利益分析得基础上做出经济决策。只有当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一个人才会实施犯罪行为。

专题1.1 犯罪经济学起源

与牛顿力学起源于苹果落地一样，犯罪经济学起源于贝克尔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40多年前的一天，年轻的贝克尔教授去哥伦比亚大学给一个博士生考试的时候就要迟到了，他当时并没时间去寻找免费停车的地方，于是迅速权衡了一下付费停车的成本和因违章停车而被罚款的风险，立即做出了违章停车的决定。当他到达考场的时候，那个当时还不流行的概念——犯罪分子将根据惩罚的风险和成本做出反应——在他的心目中成形了。贝克尔立即要求那位不幸的学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那位学生通过了考试，而且贝克也没有因违章停车而收到罚单。

经济学的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给犯罪学研究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罪犯是不理性、反常、心理变态是不少犯罪学研究的当然假设，这些研究所讨论的是为什么犯罪分子会产生反常心理，实施犯罪行为，社会如何去纠正这些人的反常行为，如何防止其他人出现同样的反常心理等。现在经济学一下子将这个假设打破，认为罪犯也是理性的人，这好像和所能观察到的现象相违背，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或不为经济收益的罪犯，理性假设能适合于他们吗？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理性假设并不没有否认存在心理变态的人，如社会就存在这样的一种人，看见别人的好东西就忍不住手痒，但这些人在偷东西的过程中也会考虑成本问题，即如何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偷到该物品；

第二、理性假设也不排除一些极端行为，如就有人不计后果，看到好的东西就偷，不管会不会被人发现。但从概率论来讲，出现这种非理性行为概率非常的小，从科学的视角看，可以忽视这种小概率事件。而为这种小概率事件而假设罪犯是不理性的，并不是理性的做法。

第三、日益增加的实证文献表明：犯罪行为就像理性模型所表明的那样，会随着犯罪成本和收益的变化而变化，而与是否受过良好教育等因素相关性不大。

2.2犯罪的成本与收益

犯罪的收益主要来自于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有形（在获得金钱性犯罪）和无形（在情欲性犯罪）的满足。

犯罪的成本包括各种不同的现金支出（如购置犯罪用品）、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和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

在犯罪经济学分析中，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是成本收益分析关注的焦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因素并不重要。在进入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之前，我们来分析一下其它因素的变化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如当人们普遍采取信用卡和支票付款时，随身所携带的现金就会减少，这就减少了街头小偷从事现实偷窃的收益，但增加从事信用卡犯罪的收益，在其它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在街头小偷的减少和信用卡犯罪的增加。又如严格枪支和刀具管制会增加购置犯罪用品的现金支出，也能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3。再如失业率的减少增加了合法工作的收益，增加了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从而降低了犯罪率。

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该项成本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从事犯罪活动被抓的几率（即查获的几率）、被抓住后被判有罪的几率（定罪的几率）和惩罚的严厉性（包括惩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羞辱）。

刑事制裁应该设法使罪犯由于实施犯罪行为而处境更为恶化，即通过增加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使理性人减少犯案，实现“以刑去刑”的目的。而在这三者之中，任何两者固定的情况下，增加另外一者，就会增加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因此，这三个因素间存在着替代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个部分比较缺失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其它一个或两个部分来保持既定的刑事制裁的威慑力。在各国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常出现这三者之间的替代现象。如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对盗马贼处于绞刑，原因就是那时盗马行为被抓获的几率很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那时对所有的重罪和许多非重罪处以死刑，原因就是那时候没有警察力量因此犯案被查获的几率很小。又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乱世用重典，从犯罪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乱世政府的理性选择。因为在乱世，犯罪的发生率要远高于治世，但查获的几率则要小于治世，为此，只有提高定罪的几率和惩罚的严厉性才能增加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减少犯罪的发生。

通过惩罚的严厉性，而不是查获的几率和定罪的几率来降低处罚的预期成本会不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呢？从表面上看确实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更多的人逍遥法外，而不幸的少数人则会被处以比高查获和定罪几率条件下多的多得刑罚。然而，反对这一结果就如同说所有的抽奖活动都是事后不公正，因为它在参与人之间产生了财富罪分配效果。从这意义讲，只要参与人事先成本和收益是平等化的，即每一个人被抓住和判刑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低查获和定罪几率的刑事司法制度和抽奖活动在同样有效的意义上是公正的。

专栏5.2死刑：保存还是废止

废除死刑运动从欧美国家起步，现在中国也有不少的法学家从人权角度出发主张废除死刑。本节分析一下经济学家对死刑及废除死刑的看法。

除了人道主义、误判等原因，废除死刑主义者强调社会与心理因素在暴力犯罪中的决定因素，并由此认为施用死刑不会有威慑效果。

经济学家则强调了犯罪是一种理性行为，犯罪行为是罪犯基于成本收益考虑的结果，暴力犯罪也是如此。我们以被称为谋杀行为的商品开始分析，如果谋杀行为类似任何其他商品，那么，按照需求定理，对该商品的“需求”的数量与相对价格呈负向关系。但是谋杀的价格是什么呢?社会学的、心理学所强调的心理成本是谋杀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罪犯犯罪后被捉住的概率，定罪的概率及定罪后的惩罚强度等因素都是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取消死刑会降低谋杀行为的价格，从而增加对这种行为的需求。

3但在枪支合法的社会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严格枪支管理也意味着守法房主和商人所拥有的枪支数量减少，从而使偷窃等行为成为低风险活动，从而减低了犯罪成本，增加了犯罪率。戴维·弗里德曼（2003）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在晚上10点出门，随身携带了一支手枪。在受到歹徒袭击的情况下，她开枪自卫，歹徒也开了枪，混乱当中，可能倒下的是抢劫犯而不是老太太，但也有可能老太太慌乱中一枪打中了自己的脚。一般来说，持枪歹徒在遭遇战中更有可能获胜，但在100次遭遇战中，总会有1次2次老太太会获胜，歹徒被打死。按照这样的比例，拦路抢劫就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因为在晚上出门时老太太所带现金钱并不会很多，冒着超过1%的丧失生命的危险去抢劫并不多的现金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因此，歹徒的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并不是他们都被杀，而是因为他们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改行从事别的事情去了。

废除死刑主义者强调，谋杀者在他们进行谋杀时，并非是在有理性地行事，因此，废除死刑并不会增加对谋杀行为的“需求”，死刑对降低谋杀率没有任何效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观点认为谋杀行为的预期“价格”对谋杀的数量没有影响，就是隐含地否定需求规律或认为谋杀的价格需求弹性为零。

对于争论，以事实说话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实证发现：当政府处决谋杀犯时，每处决一个犯人，谋杀事件的数量就会有一次相当大的减少，差不多每一次处决会导致谋杀事件减少8到20次。而从美国的历史看，1960-1970年间，美国国内基本上取消了死刑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谋杀受害者的年均人数从8464人上升到16848人。因此，禁止死刑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于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