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和谐_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_查太莱夫人的情人_中的三个主要人物

第18卷 第10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18 No.10 2009年10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Oct. 200933文章编号：1008-8717（2009）10-0033-02回归和谐——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黎 月 新（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摘 要：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因其过多的性爱描写成为一部有争议的小说，但却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性”的哲学性思考，同时寄托了作者希望通过回归和谐使性爱获得解放来拯救人类的愿望。

本文将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自我、超我来分析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观点及思想。

关键词：本我；自我；超我；和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小说家。

他几乎毕生都在探索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对自然人性的压抑、扭曲和畸变及人性的抗争。

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确立之后，不少西方近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从他的理论中受到启发，接受了其中某些观点，并表现于作品。

他的人格结构理论还成为众多文学批评家品评文学作品的重要理论依据，帮助读者从新视角解读文学作品。

劳伦斯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其创作的作品与精神分析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他有意将精神分析运用于创作，始终站在人的本我意识的角度来俯瞰社会，试图表现弗洛伊德学说中人的本能欲望在受到压抑时和现实世界之间产生的剧烈冲突。

因此，他的作品中常带有弗洛伊德学说的鲜明印记。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尤为明显。

一、梅乐仕与本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弗洛伊德提出了著名的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心理学认为，在人的精神领域内部隐藏着不可见的一大片不受自觉意识支配的领域，称为“伊德”（本我），它集中了本能的冲动与原始的欲望，是无意识的，按照快乐原则活动。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是人类生命的本能活动，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

它是一种不被约束的力量，因此非常强大，如同原始生命力。

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猎场看守人——梅乐士，是一个本我的一个象征。

他以一个“自然人”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特立独行，清心寡欲，独自一人生活在森林中并长久地坚守着一份孤独。

梅乐士出身于铁匠家庭，从小聪慧机灵，还学习过法文、德文和其他许多知识。

并且阅历十分丰富：曾在矿上做过工，当过小职员，在克利福父亲的手下做过两年看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曾服役于英国陆军，当过中尉军官，到过海外殖民地。

大战结束后他自愿远离文明，来到林中，象亚当一样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为克利福看守森林。

他极端厌恶工业文明，愤世嫉俗地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罪恶：“金钱，金钱，金钱！所有的现代的人只有这个主意，便是把人类古老的人性的感情消灭掉，把从前的亚当和夏娃切成肉酱。

”[1]劳伦斯通过梅乐士寄希望于大自然、大自然的本原以及人类人性的本原。

梅乐士“血管里涌流着人类生存的热血，翻卷着人性本能的波涛。

他是自然之子，是生命力的象征”。

[2]在梅乐士看来，如果在爱情中无法使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得到平衡，也就是无法将“灵”与“肉”相融合，就是对人自然本能的一种扭曲。

总之，这个受过教育、从文明社会落入了残余自然天地中的猎场看守人梅乐士，具有本我的基本特征。

他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却有着强大的原始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9-05-07作者简介：黎月新（1984—），女，汉族，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07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在劳伦斯眼中，他是生命力的特征，是“自然之子”。

二、康妮与自我根据弗罗伊德的理论，自我代表的是理性和判断，它既要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使之符合社会现实，调节二者之间的冲突。

自我作为人格结构中的“行政管理机构”，它是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中介。

一方面它植根于本我之中，接受本我趋乐避苦的要求，想方设法实现本我的意图与目的，另一方面它又和外部现实世界相联系，正视现实条件，考虑社会需要，按照常识、理性与逻辑行事。

在小说中康妮可以说是自我的代表，是一个一直想方设法协调自我需求和现实矛盾的自我。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康妮一直按照现实原则活动。

康妮本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姑娘，婚后的生活却让她变得很不幸。

新婚一个月，丈夫就被送上了战场，“六个月后，他一身破碎地被运回英国来”[3]——丈夫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胯以下的身体永远瘫痪了。

此后的她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料理丈夫的起居琐事。

这使得她的生命力日渐枯萎，越发形销骨立，“人比黄花瘦”。

丈夫克利福却拼命想维持这段已经死去的婚姻，甚至还提出要康妮与别的男人生育孩子，只要是一个身份相当的人就行。

在克利福眼中，她不过是一个生育孩子保护家业的工具罢了。

无奈的她不得不游荡于森林和勒格贝大厅之间，身心受到折磨，几近崩溃，但现实的责任让她不得不陪伴在肉体和精神都失衡的丈夫身边。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

当康妮那孤寂的心灵碰上了梅乐士，康妮沉睡的爱情忽然苏醒了。

梅乐士健壮的体魄，成熟的男性风姿使康妮认识到生命真谛的含义，并注与了康妮生命的活力。

她周旋于丈夫和情人之间，希望能够在两个男人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却事与愿违。

劳伦斯站在人的本我意识的角度俯瞰社会百态，表现了人的本能欲望在受到压抑时与现实世界之间产生的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妮象征调和本我（梅乐士）和超我（克利福）的自我，本我与超我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之中，当自我和超我斗争过于激烈时，自我不得不根据现实需要选择一方。

最终康妮选择了回归自然和本性，倾向了梅乐士一边。

三、克利福与超我超我是受外在环境的道德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它遵循至善原则，是人格的道德部分，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就像一位严厉正经的大家长。

由于它是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因此被烙上了时代的烙印。

小说中克利福这一形象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与梅乐士相反，克利福是“死亡力量”的象征，是超我的化身。

克利福出身贵族家庭，在战争中身负重伤，落下半身瘫痪，从此他的“男人权利被剥夺了”。

战争摧残了他的身体，更扭曲了他的灵魂。

在性爱和婚姻方面，由于克利福丧失了性能力，他从根本上否认肉体存在的价值，常常理直气壮地向康妮灌输“夫妻之道”：“偶尔的性行为，和长久的共同生活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这一点你和我意见一致，是不是？你相信长久的共同生活比性欲更重要吧？……如果缺乏性的满足使你不完备，那么找一个对手去。

如果没有儿子使你不完备，那么只要你能够，生个孩子罢。

”[4]他否定婚姻关系中的性行为，却把婚姻制度看成是“传统惯例是定要维持的”，认为婚姻是现行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夫妻间是否存在爱情，都一定要维持。

他完全无视康妮的生命本能需求，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对康妮进行压迫。

在资本主义文明下，统治阶级追求的是资本主义道德规范下的完美，这种完美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实现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小说中的克利福是他所代笔的资产阶级和制度的象征和道德模范。

他残忍的人格和功利的欲望，体现着文明社会的“理性”意志。

简言之，作为超我的克利福是道德和权威的代表，是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捍卫者，是精神上的最高领袖，即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它以自我理想和良心为尺度。

”[5]四、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认为，如果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彼此交互调节，和谐运作，就会形成正常、良好的关系。

在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象征本我的梅乐士、象征自我的康妮和象征着超我的克利福三者之间，矛盾重重，难以调和。

康妮处于中间位置，是梅乐士和克利福冲突的焦点，也是二者联系的纽带。

康妮和克利福的婚姻是违反人性的，守寡生活使康妮的生命走向枯萎，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

康妮与梅乐士则从相怜到相爱，由低层次的性吸引发展到高层次的灵与肉的和谐，但是却受到了以克利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压制。

梅乐士与克利福互相轻蔑甚至互相憎恨，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扭曲。

在这里，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已丧失和谐。

劳伦斯在其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在追求着生命的和谐和平衡，“我们必须与宇宙重新建立关系，一种生气勃勃、充满滋润的关系。

”[6]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必须要调整两性关系。

既然工业文明压抑人的本性，破坏了男女之间和谐的关系，那就要重新构建健康的性意识：不仇视、压抑和扭曲“性”，抛弃代表文明的虚伪的羞耻感，并把“性”作为个人获得新生的必要手段。

在他看来，只有男人都成了真正的亚当，女人都成为真正的夏娃之后，人类才能获得幸福，社会才会和谐。

这也是劳伦斯让康妮回归自然（下转37页）34去“刑不上大夫”的历史，使全国的人民形成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

可以说权贵富豪等群体又一次失去了一项特权，商君的政策再一次为人民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尽管这改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史记·商君列传》记“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关于这点，事情的原委是，商鞅变法剥夺了豪强势贵的特权，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遭到了旧贵族的坚决抵抗，其中以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大批旧贵族，暗中唆使太子抵抗改革甚至犯法。

商鞅对秦孝公坦言，国家的法令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太子犯法，必须依法严惩才能保证改革的施行。

但是，根据当时宗法制度，太子是王位的继承人，不便对其惩罚。

那么，既然太子这次犯法，是太子的老师唆使的，就应该他来接受惩罚。

于是，秦孝公就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判了“黥刑”。

犯法的是太子，可受罚的是其师、傅二人。

表面看来，是法律面前不平等，但深究其因，其实这并不是商鞅刑罚制度本身的错误，是这一制度的施行者面对这一难于逾越的阻碍，所引发的错误。

即便如此，若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人们仍然能从“刑其傅，黥其师”中，领悟到历史进步意义。

在商君改革前，不要说太子违法，就是太子师傅违法，也无须追究其错，可以免罪。

法律根本制裁不了他们。

所以反观历史，我们便能进一步理解商鞅刑罚制度改革所体现的平等性与进步性。

总之，商鞅《垦令》中的改革措施，用当下人们的眼光去审视，仍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这都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

但从改革施行的实际效果来看，改革的确使秦国由一个落后、远离华夏文明的西陲小国，逐步发展成为令各诸侯国畏惧的强大秦国，人民富庶，据《战国策》记载，秦国“积粟如山丘，……积蓄殷富。

”《史记》也有这样的记载“民以殷实，国以富强。

”社会稳定，显现出一种“道不拾遗，民不妄求”、“山无盗贼”的祥和社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