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世界中的人类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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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卷 第5期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Vol.34 No.5 2020年10月 Journal of Yanb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Oct. 2020·88·《羚羊与秧鸡》中人性和 动物性的生态主义解读汪丽琴(徐州医科大学 外语部, 江苏 徐州 221004)摘 要:本文以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作品中人性与动物性的生态共生理念。
通过对比分析《羚羊与秧鸡》中所呈现的人与动物的关系,剖析阿特伍德的动物伦理诉求,激发人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再思考。
关键词: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生态主义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64(2020)05-0088-04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这部作品中,以多元视角对人性与动物性的对立进行了解读。
人性从其本源上以人类话语对动物性身份进行排斥,为了实现人性和动物性的生态共生,应该呼唤人性爱的回归,并将人理解为动物以一种多元存在的形式出现。
所以,在《羚羊与秧鸡》这部作品中,可以深度地解读出人性与动物性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希望能够让两者之间形成和谐统一存在的生态格局。
通过阿特伍德的这部作品,读者将会对人性与动物性本质进行不同层面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作者对人类未来的深刻忧虑和深沉的人文关怀。
一、自然生态中的人性、动物性与生态伦理《羚羊与秧鸡》这部作品,主要是通过对未来世界的一种设想,阐述了人类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对动物权益的无视与冷酷。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重点对转基因产品进行了大幅度的描写,让其成为了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看点。
在小说中,人类为了创造出新的物种,大肆滥用科学技术,扭曲 科技伦理,对不同类型动物的基因进行了随意剪裁、组织。
比如:创造出能够一次长出12个鸡腿的鸡、通过转基因技术将蛇和老鼠进行合体形成了新的物种——蛇鼠。
在这些创造性产品中,甚至出现了许多对人类会产生极度危险的野兽。
收稿日期:2001 5 21作者简介:陈晓霞(1969 10 )女,河南新郑人,文学学士。
围城 的深层意蕴与存在主义陈晓霞(宜宾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7)摘要:指出 围城 有两层意蕴:表层意蕴是深层意蕴的具象展现,深层意蕴是表层意蕴的升华;剖析了西方存在主义的理论主张在 围城 中的具体体现;钱钟书将该理论中国化,使之成为 围城 深层意蕴设置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围城;深层意蕴;存在主义; 中国化 的存在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 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51-1630/Z(2001)01-52-(04)钱钟书先生的小说 围城 自1947年问世以来,可谓是一鸣惊人,蜚声中外,不断地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
由此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也是见仁见智、其说不一。
纵观小说始终,不难发现它存在着两个意蕴 表层意蕴和深层意蕴。
表层意蕴直接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展现和揭露;深层意蕴是表层意蕴的升华,其中存在主义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和纽带的作用。
一围城 早就有 新儒林外史 的美誉。
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评价是合乎实际的,该作品也当之无愧。
凡读过 围城 的人,有谁会忘记其美妙绝伦、痛快淋漓的讽刺艺术呢?那些散见于字里行间的一针见血、力透纸背的句句讽刺之语实在是太犀利了,的确是作者在 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傲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
1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隅和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态和生活。
这些人主要是由欧美留学归国的高级学子,在社会上一般都小有名气:或学者、或诗人、或名媛淑女、或大学教授,但又不属于进步知识分子之列,都游离于时代战争之外,茫然而卑琐地为争取自身的生存空间苦斗着。
作者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入木三分地写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故作高深渊博中的浅陋;貌似风雅中的粗鄙;道貌岸然中的下流和深入骨髓中的自私,从而及其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病态社会中病态知识分子群的巨型画卷,讽刺和鞭挞了种种病态的人生。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izhou Education Institute(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0年第6期第16卷(总第62期)理性、非理性与人对个人的非理性存在的关切陈永力(贵州民族学院社会科学部,贵阳 550025)[摘要]个人的非理性存在主要强调内心中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存经验感受。
中国的哲学应从根本上关注人的存在与人的命运,为当代21世纪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文化价值观念。
[关键词]非理性;存在;原始动力中图分类号:B023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83(2000)06-0053-05进入20世纪后,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问题成了当代哲学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
故而西方哲学出现了回归人的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国也出现了人学思潮,第18、19和20届世界哲学大会都把 人 作为主题。
这里的 人 主要的是个人。
因为在当代西方哲学,人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独立的个人向具有类意识的健全的个人。
在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依附性的个人走向有独立人格的个人。
也突出了对人的非理性存在的关切。
一对人的研究涉及到理性存在与非理性存在的问题。
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种理性存在,理性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
表现在认识上,理性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
在西方哲学中,对于理性的本质和作用,各种哲学流派有不同的看法。
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和人的本质。
唯理论认为只有理性才是最可靠的,把理性看成是知识的源泉。
18世纪法国唯物论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把理性变成了一面反封建的旗帜,主张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建立一个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性同知性相对,是认识的一种能力或阶段。
与之相对立的是非理性的存在。
非理性从认识论上讲是指理性、思维所不能理解的,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
非理性主义往往将理性同直观、直觉、本能等对立起来。
加缪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他的思想深刻而富有启发性。
他认为世界是非理性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深刻洞察和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本文将从加缪的生平、哲学思想和文学作品等方面探讨他为什么认为世界是非理性的。
一、加缪的生平加缪于1913年出生在法国阿尔及尔,父亲是一名法国人,母亲则是一名阿尔及利亚人。
在他小时候,他的父亲离开了家庭,他和母亲和祖母一起生活。
加缪在学校里表现出色,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但他并不喜欢学校。
在他16岁的时候,他患上了肺结核,这使得他不得不放弃学业,独自一人去寻找自己的道路。
加缪开始写作,并且成为了一名记者。
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写小说,并且在194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
这部小说成为了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和人类与社会的关系。
加缪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继续写作,并且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二、加缪的哲学思想加缪的哲学思想深受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
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
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是虚假的,因为人类的行动受到社会和历史的限制。
他还认为人类的生存是荒谬的,因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里。
加缪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荒谬”。
他认为人类的生存是荒谬的,因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里。
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和决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是没有目的的,因为人类的生命在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
加缪还认为人类的自由是虚假的。
他认为人类的行动受到社会和历史的限制。
他认为人类的自由是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束缚的,因此人类的自由是虚假的。
他认为人类的自由只是一种幻觉,因为人类的行动受到社会和历史的限制。
三、加缪的文学作品加缪的文学作品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他的小说和戏剧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和人类与社会的关系。
他的小说《局外人》和《鼠疫》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2010年7月第3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Jo u rnal of Party C olleg e of Sichuan P ro vi n ce C o mm ittee of CCPJ u ly 2010N o 3[收稿日期]65[作者简介]孙余余(),女,山东诸城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当代人生存境遇的哲学探究孙余余(山东师范大学政治法律学院,山东济南250014)[关键词]和谐生存;生存性发展;境遇[摘要]生存与发展是人的存在的永恒主题。
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背景下,当代人的生存凸显出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并存、个体生存与类生存并存、理性生存与非理性生存并存的特点,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面临着诸多困境。
这既是由于人自身生存的悖论性,也有社会发展以及文化方面的原因。
超越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就要树立起科学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坚持四个方面的统一,建设和形成文明高雅的休闲生活。
[中图分类号]B 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955(2010)03-0105-05生存问题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始终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市场经济的深入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种种问题的凸现,国内学术界对于人的生存问题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
各学科如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学等都从不同视角对此问题展开探讨,而哲学界则从上世纪90年代末展开了生存论的讨论。
面对当代人生存呈现出的特点,针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嬗变和转型,本文拟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进行哲学上的反思,并力图探讨破解当代人生存困境的理性方案。
一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人类性的,它永远面对的是人类性问题,而人的生存问题则是人类永远无法逃避的根本性问题。
可以说,哲学总是存在于对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存状态的反思和领悟之中。
(一)生存的哲学意蕴有学者认为,古代和近代哲学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脱离了人本身,遮蔽了人的生存问题。
弗洛姆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批判作者:马占平来源:《现代交际》2020年第14期摘要: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认识到人们追求自由的需要和摆脱孤独的需要同时存在,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不得不逃避自由。
弗洛姆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解读逃避心理机制典型形式,分析现代人生存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微观心理层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为人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自由马克思弗洛姆爱生存困境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4-0227-04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现代人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不断地摆脱外在束缚,确立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但与此相对的是个人安全感的丧失,面对新的世界充满无力和孤独感。
逃避自由作为现代人生存困境之一,就是建立在这种对自由的需求和安全感的渴望两种需要基础上的。
埃里希·弗洛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继承发展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观点,对现代人生存困境进行解读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一、现代人生存需要的两重性弗洛姆对人的研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性和马克思的社会性,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对人的心理发展起决定作用,同时心理因素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制度中。
他在探讨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时,结合当代历史事件,着重分析社会经济、心理及意识形态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们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中,实现了政治自由,并向下一个自由状态奋进,但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面对外界威胁个人又形成了无力感和孤独感。
这体现了现代人生存需求的两重性,即现代人对自由的需求,以及在自由状态中寻求安全感甚至是逃避自由的需求。
1.个体化进程的两重性自由是现代人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只有人类以个人形式存在时,以“自我意识”为基础对自己进行独立认识时,自由才有意义。
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缺少个人自由,“每个人出生以来就在社会体系中有了一个明确的、不可变更而又不可置疑的定位,因此他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也不能怀疑其生命的意义”[1]29。
生活世界视域内的理性和非理性摘要:对于一定时期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的研究,除考察其自身理论的内在演进历史和发展逻辑之外——这是必要的,同时也应当去考察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即应当把理论的考察和实践的考察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涵的本质。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实践生活世界理性和非理性作为人的一对内在矛盾和本质规定,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为生成性、矛盾性和统一性。
因为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不仅体现着人的生命本能的欲望和需求,而且也体现着人的价值性和创造性这一目的性的要求,即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不仅仅是维持其人自身存在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同时也是一种改变自然以创造人的生活世界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把实践看做是人类世界的根本基础,看做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
所以,从生活世界和实践视角理解人及其本性,才能更好地说明理性和非理性悖论性存在的合理性及人的发展的永恒性和开放性。
一、人性的完善与理性和非理性的发展人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且有别于动物的各种共同属性。
或者说,人性是指人类的共同属性。
人性有许多方面的表现,如社会性,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在社会中结成了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在社会中的分工会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专门化、职业化。
动物在群体中虽然也有分工,但只是简单的分工,是在消极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而人的分工却是积极的、能动的。
又如,精神性,人的精神性属性是人的高级属性,人的意识性、价值性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突出属性;还有像人的语言、文字、伦理道德,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对有限和现实的超越,等等,都是人性的具体表现。
二、人的悖论性存在表征着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人具有生命性,同时又具有超生命性。
人的悖论性存在说明人是一个生成性的存在物,它表征着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即一个是反映生命本能的需求,另一个是限制本能的需求。
非理性体现着人生命本能的欲望、需求、情感、意志等因素,它是人生命活动的基础,由于它是生命本能的冲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无序和非逻辑化。
2024年非理性的人读后感范文最近我看到了一本名为《非理性世界的探索》的书,它是2024年新上市的一本畅销书。
书中描述了一个非常有趣但也非常令人担忧的未来世界,一个由非理性主导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几乎没有理性思维,他们的行为和决策都是凭感觉、情绪和信仰而非基于推理和事实。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入了解了这个非理性世界的各种特点和后果。
首先,我被书中对非理性思维的描述所震撼。
在非理性世界里,人们不再依靠科学和逻辑来解决问题,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和信仰做出决策。
这导致了很多错误和不可预测的结果。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变得混乱不堪,人们没有办法通过理性思考来解决问题,而只能凭借运气或者盲目跟随别人的意见。
这让我想起了现实世界中的一些情况,比如在政治上或者在商业上,我们往往会看到非理性的决策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个非理性世界里,被操纵和利用的可能性变得非常高。
由于人们没有理性思维来判断和分析信息,他们很容易被虚假的宣传和煽动操纵。
这导致了广泛的误导和欺骗,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冲突。
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没有理性的思考和辩论,就没有真相和正义的基础。
另一个让我深思的是,非理性世界中的人们似乎丧失了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感。
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欲望,而不是考虑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这导致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盛行,许多人忽视了道德和伦理的观念。
这让我想起了现实世界中一些存在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贫富分化等。
这些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互相照顾,而非理性思维使得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尽管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多担忧和沮丧,但它也使我认识到了理性思维的重要性。
理性思维是人类进步的基石,它使我们能够通过科学和逻辑来解决问题,做出明智的决策。
正是因为理性思维,我们能够理解自然界的规律,掌握和创造科技,改善人类的生活。
而非理性思维则会使我们回到原始的状态,无法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生存和发展。
非理性世界中的人类生存困境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从政治、经济层面来揭示《雷雨》的主题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雷雨》主题的认识。
其实,从《雷雨》的内容来看,曹禺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对人的影响以外,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非理性世界,特别是人的生存困境,即主要表现了非理性世界中人类生存的困境。
标签:雷雨;非理性;生存困境;再认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一直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因此启蒙话语在中国作家笔下也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除了鲁迅等少数作家以外,很少有人对人的存在作形而上的探寻。
《雷雨》自发表以来,虽然以其表现的深广、感情的激越以及主题的复杂在中国话剧史上取得了经典性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来揭示其主题内涵,认为它暴露了封建性资产阶级大家庭的罪恶,王瑶、唐驶等几位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家都持这一观点。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雷雨》主题的认识。
其实,从《雷雨》的内容来看,曹禺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对人的影响以外,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非理性世界,特别是人的生存困境。
本文试图从《雷雨》特殊的话剧形式、复杂的人物形象以及神秘的戏剧氛围等方面来探讨曹禺对非理性世界的体认和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以期从更深层次来把握《雷雨》的主题内涵。
一、“序幕”和“尾声”的意义话剧《雷雨》是由四幕剧外加“序幕”和“尾声”组成的,以前人们在考察文本时,大多注意它的主体部分,而很少留意“序幕”和“尾声”。
其实,曹禺对“序幕”和“尾声”的钟爱不亚于主体部分。
曹禺非常重视“序幕”和“尾声”,即使为着演出考虑,也不忍心把它们删去,其原因就在于首先它们具有强烈的戏剧功能,曹禺说:…序幕’和‘尾声’……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进入更宽阔的沉思的海。
”“序幕”和“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十多年前。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周朴园)到某教堂附设的医院内探视两个患了精神病的老人(繁漪和侍萍)的沉重故事,被姊弟两人童稚的声音冲淡,十多年前的汹涌激荡,被安详平和的场面代替,人们忘记了先前的罪恶,际着悲悯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
序幕一开始的场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肃穆、寂静的环境,甚至有一种神秘的恐怖,经由场景的渲染,反观故事本身,我们在一片苍茫里失语,这种失语大多是由于对生活的繁复、玄秘的元可解说,一种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慨叹便油然而生。
再来看一下尾声:开幕时舞台黑暗,只听见远处教堂合唱弥撒声同大风琴言……老妇至窗前,慢吞吞地拉开帷幔,痴呆地望着窗外。
老人又望一望立在窗前的老妇,独身坐在炉旁的围椅上,呆呆地望着火,这时姑乙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经读着。
舞台渐暗。
这些描写,显示着生命归于沉寂,万物进入消歇,年轻的一代在命运面前或死亡或出走,只留下年老的一代,独自面对人生的无常,体验命运的拨弄。
这种神秘的氛围,造成了《雷雨》对非理性事物的憧憬,对命运不可知的无奈。
从时空的角度来看,“序幕”和“尾声”既可以给观众(读者)造成一种“欣赏距离”,又可以引起人们对命运无常的遐想。
“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可知的东西对于现在一般聪明的观众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层纱。
那‘序幕’和‘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的‘欣赏的距离’。
这样看戏的人们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来看戏,而不至于使情感或者理解受了惊吓。
”从时间上说,前后相差十年,十年前的激烈震荡,十年后早已化为陈迹。
这十年是青年人死亡的震荡被逐渐沉淀的十年,同时又是老一代对过往忏悔、追问以至沉思的十年,抑或是以病态的精神来逃脱、规避的十年。
从空间上来说,“序幕”和“尾声”的故事情节仍然发生在十年前的周公馆,不过此时这里已卖给医院,但是原来事件的参与者(周朴园、繁漪、侍萍)仍未能离开此地,尽管他们都曾企图逃出这个地方,结果又都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推回到这里。
人的挣扎的无望、斗争的徒然更加促使人们向不可知的命运趋近。
这种安排,让人战粟地感觉到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人类的每一步前行都如履薄冰,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序幕”和“尾声”的存在是对《雷雨》故事本身的超越,它给人们造成一种辽远空疏的距离,为观众(读者)选取了一个俯视的角度。
在这样一种角度下,一方面,观众(读者)和作者一样,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憧憬,另一方面,观众(读者)又超然物外,用一种悲悯的态度和眼光,注视着那些在非理性事物面前彷徨无告的可怜的人们。
二、人类的困境与挣扎《雷雨》艺术地呈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由于文化与个体的矛盾,灵魂与肉体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反差,现代人在生存的困境中艰难地挣扎着,时常演绎着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剧,并进一步使现代人陷入无法逃脱的苦难和深层的孤独之中。
“每一种文化形式一经创造出来,便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成为生命力量的磨难。
”文明的诞生必然引发种种规约的制定,借此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
但是当一条规约被确定下来以后,秩序就决定了一切,人的生命活力和鲜活的个性就会被僵化的规约所限制。
“因而,人在他们引以自傲的能够创造‘文化’的这一上帝般的特性中,不但没有感到幸福,相反却感到了囚笼般的压抑。
这意味着,人一旦觉醒,首先所面对的是文化规约给他带来的种种苦难,由是,文化与个体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雷雨》就深刻地表现了文化规约下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挣扎。
《雷雨》中的周朴园是整个悲剧事件的肇始者,是自私、冷酷、虚伪的封建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的典型。
长期以来,周朴园曾作为封建资本家的典型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挞伐,但是。
我们的问题是:周朴园本身有没有产生悲剧的可能?或者换句话说,周朴园有没有值得我们同情的地方?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周朴园年轻时曾经留学德国,受过现代个性主义观念和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追求爱情的自由和婚姻的自主,曾不顾家庭的反对,大胆地与侍女侍萍相爱,并生下两个儿子。
但在传统观念和封建家庭的压力下,他抛弃了侍萍,与贵门小姐结婚。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偶然的举动,实际上则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一方面,周朴园是在封建文化的长期浸染下长大的,封建伦理纲常、门第观念等种种文化规约,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于是在权势与爱情之间他选择了权势;另一方面,他毕竟受过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影响,抛弃爱情而屈就权势,就意味着对自己曾经的信仰的放弃,这就必然导致他内心的痛苦与不安,再加上以后生活的诸多不如意,因此灵魂的孤寂促使他常常念及侍萍,表现出亲手打碎心爱之物的那种后悔。
在第四幕里作者又表现了周朴园对不可知命运的恐瞑,以及由此引起的与他平日专横、霸道完全异样的精神状态——衰老、软弱、萎缩等,脱去阶级的外衣,展示了作为人的周朴园的本色:周朴园:……(严重地)在外面淋了一晚上的雨,说话也非常奇怪,我怕这不是好现象。
——(觉得不好的恶兆来了似的)我老了,我愿意家里平平安安地……并且当他以为以前的私密已经被别人知道时,还表现出了道德上的痛苦和忏悔,他说出一切真相,要周萍认母,为维持家庭的完整作最后的挣扎。
而当挣扎无效,年轻的生命一一崩溃时,他则只能听天由命:周朴园:(寂静,自己觉得奇怪)年轻的反而走我们前头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老(的)……剧作最终显现出在“残忍”宇宙之下他所处的真实处境——他也是一个被命运预先判决的可怜人物。
“尾声”中曹禺又特意安排他在十年后出现:苍老的周朴园无限悔恨,一人绝望地承担着命运的残忍,所有悲剧的重荷……在所有人或死、或疯、或走之后,只剩下他自己清醒地面对着残酷的往事。
十年前他自己不经意的一句话——“家里人也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醒着”,竟在冥冥之中成了人类无法逃脱生存困境的谎言。
繁漪的形象也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内涵。
繁漪是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新女性形象,曹禺说她最具“雷雨”性格,“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
那么,是什么促使繁漪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两方面的分析:首先,在婚姻上,周朴园是在极端自私的心理基础上与她结为夫妻的。
婚后她被幽禁在周公馆里,严酷的道德和封建家长的威严统治着她,使她青春的生命逐渐枯萎。
这种状况对于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新女性来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其次,在深层次上,繁漪显然不是从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高度来反抗周朴园的,她只是从自身最鲜活的感性出发来反抗压抑自己的一切,确切地说,是生命的本能驱使着繁漪走向最“雷雨”的反抗。
因为她在一个没有人气、令人窒息的周公馆里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
正是长期得不到抚爱的本能,让繁漪觉察到这绝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
她甚至于恳求周萍带她一块走:周繁漪:(恳求地)不,不,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不顾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热烈地)只要你不离开我。
显然,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繁漪对屈辱生活方式的选择完全背离了自己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初衷。
即使我们将她的这段话解释为对旧有生活方式的厌恶,乃至于一时情急的无心之言,也完全不能否认这是其生命本能的无意识挣扎。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非道德的“本能”的召唤,繁漪很难走上反抗的道路,当她以这种有悖于理性的举动进行反抗的时候,其自身也就无助地陷入了灵与肉的冲突之中。
尽管她勇于承担由于屈从本能而造成“乱伦”的这一既定事实,但在其意识深处,她也深知此事有违“常理”,因而她怕别人知道屋里“闹鬼”的真相,在遭受了鲁贵的一次惊扰以后,她竟拿话套了鲁贵“十几回”,其胆战心惊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在由此而来的身份认同上,她也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怪圈:她是周朴园的妻子,但周朴园把她当做精神病人;她是周萍、周冲的母亲,可周萍说“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她还是周萍的情人,但周萍避之犹恐不及。
于是在多重角色的认同中,繁漪弄得“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情人不像情人”,在灵与肉的矛盾冲突中,她越来越神经质,变得忧郁而又阴鸷,最终在失去儿子、情人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崩溃。
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现在的问题是,说繁漪被“五四”的个性解放唤醒也好,被周萍引诱也好,当她以自己的本能去反抗现实时,她却发现传统规约的铁壁横亘在面前,无论如何也难以冲破,只能在“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困境中挣扎。
当然,在这种人生困境中挣扎的不仅是上述的周朴园、繁漪,还有周萍和周冲,甚奎侍萍和四凤。
他们一个个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被逼人一个无法预知的迷局,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动物。
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要吞噬他们。
于是他们演出了一连串的“抓住”:“周萍‘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繁漪又‘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侍萍(鲁妈)也抓住四凤,希望她不要重走自己当年走过的路,以永远地摆脱发生在昨天、今日又被唤起的梦;周朴园又抓住侍萍,希望借助她的‘明智’,既结束旧梦,又维护周公馆的既成秩序;甚至天真的周冲,也在抓住四凤,想仰仗她的帮助,走人理想的境界:这样一个抓住一个,揪成一团,‘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赢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