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及其实践

邓小平与“宁波帮”□郑志芳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生110周年，也是他发表“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①这一重要指示30周年。

在这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时刻，每一个宁波籍人士和关心宁波建设的同志，都有必要重温邓小平这一重要指示，并在实践中加以落实，进一步推进宁波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一、邓小平关于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指示的提出及其含义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向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询问沿海城市的开放情况，特别关切地问到“宁波怎么样？”谷牧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

邓小平说：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洁云都是宁波人。

他提出，要派卢绪章②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

这是一个对宁波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三天后，谷牧在第三次沿海城市开发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上述指示。

同年8月27日，谷牧又专程到杭州，向浙江省和宁波市主要领导同志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

邓小平关于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的指示，是他经过长期考察和思考而提出的真知灼见，有着深刻的背景。

首先，这是他对“宁波帮”作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之后提出来的。

据史料记载，宁波籍人士外出经商，古已有之，而结成商帮，崛起于明朝天启、万历年间，鼎盛于鸦片战争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后，到了20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又再度称雄于海外。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商帮，如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徽州商帮，都相继衰落，而“宁波帮”则经久不衰。

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外，有30多万宁波籍人士分布在世界67个国家和地区，加上他们的后裔，总人数超过100万。

从国内来说，更是遍布全国各地，早就有“无宁不成市”之说。

尤其是上海，宁波籍人士有近300万。

在海外，“宁波帮”人数虽不及“潮汕帮”、“福建作者郑志芳，男，中共浙江省委讲师团原副团长，教授（杭州310025）。

谷牧与中国对外开放作者：薛鹏来源：《中华儿女》2008年第11期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的一项重要措施，1979年7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一套机构)正式成立，其职责是归口管理进出口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工作，以及其他对外经济合作事务。

两个委员会的主任确定还是由谷牧来兼任。

所以，谷牧于1980年12月辞去了兼任的国家建委主任职务，以便聚精会神地抓好对外开放工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决策层在积极有效地吸收利用外资，包括使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问题上已经取得共识。

谷牧在访问欧洲5国的时候，就获悉了法国、西德准备向我国提供贷款的意向。

不过，这时他认为，提供贷款固然是好，但是还应当寻找长期的低息优惠贷款。

这样，才对国家更为有利。

基于这一考虑，他把目光对准了近邻日本。

中央也同意了他的这种设想。

为了搞清楚日本的意图，以便借用日本政府的“海外协力基金”，谷牧于1979年9月奉命率领我国代表团访问日本。

在这个金秋的季节里，我国代表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谷牧经过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园田直紧张、有序，灵活的谈判，双方最后商定：第一批先借用500亿日元(当时折合2.3亿美元)。

一年以后，谷牧出任中日两国政府阁僚会议中方首席代表，经过商谈，又达成第二批借用560亿日元(时折合2.6亿美元)的协议。

毫无疑问，这两笔贷款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1979年至1981年，在谷牧参与下，我国还先后与科威特、比利时等国政府签订了贷款协议，并争取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开始贷款。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谷牧就签字报送给邓小平一份关于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研究意见的简报。

邓小平很快地看完了并在简报上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并要求抓紧起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由于他对改革外贸体制、扩大进出口贸易，发展国际旅游等，都发表了重要意见，所以，谷牧在负责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的工作的同时，按照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指示，组织国家计委等部门，抓紧制订《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商界50Business特别策划/SPECIAL PLAN华灯初上，汕头街边，夜粥店开始人头攒动。

长达10多米的点菜台上，各类海陆空食材整齐上阵，铺陈开来，高达400多种，没有菜单，只需手一指，老板便会记下所要的菜品。

无论海边鱼蟹，还是地头瓜蔬，所有的波澜壮阔，最后辅佐的却是一碗简单质朴的白粥，这样的主与次延续百年。

汕头设立经济特区40年，质朴的文化底蕴，如今还要“后浪”让它掀起高潮。

1980年，我国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分别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0年来，深圳从一个落后的广东小渔村蜕变为国际化大都市，名称响亮；而同在广东省，汕头却成了垫底的一个经济特区，甚至被人们遗忘。

曾经，潮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辛盛这样评价汕头：“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

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

”不难看出，商业是汕头的基因。

对于汕头这座城市而言，商业是发展的基石，是汕头起步的关键。

2019年，汕头GDP 总量为2 694.08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6 613元、人均GDP 是47 669元。

由此看出，汕头的发展像一个2、3线城市。

汕头，怎么了？一半光环一半暗角汕头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内海的城市。

1860年，汕头开埠，设立潮海关，以其优越的港口条件与商业氛围，开始成为华南地区的对外贸易黄金海岸，被赋予“百载商埠”的美誉。

汕头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排头兵和试验田的角色。

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汕头作为中国著名侨乡，包含因侨而设的初衷。

这座人多地少、远离经济发展核心区汕头：被遗忘的经济特区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城市，开始了艰辛摸索。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1990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在汕头挥毫写下王安石的名句，这可以说是对汕头经济特区奋斗历程最好的写照。

“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

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潮汕侨胞，在特区成立之初贡献良多。

汕头籍华人谢国民创办汕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汕头地毯厂；港商李嘉诚首期投入3 000万港元支持建设汕头大学……虽然有爱国侨胞的拳拳之心鼎力相助，但人多地少、交通基础差、远离经济发展核心区等短板仍是特区在初创期必须面对的现实。

陈云在经济特区建设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探析作者：王莹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08期[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最初一般都表达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

陈云一贯倡导支持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

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中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经济特区的创建。

经济特区是一个发展变化的事物，陈云的思想也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改变。

陈云对经济特区的态度经历了谨慎支持、总结经验到公开赞成的逐渐变化的过程。

陈云的思想变化过程蕴涵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陈云;对外开放;深圳经济特区[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8-0041-07陈云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策层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

他一贯主张研究新情况，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经济特区的创建是新时期研究新情况、新形势的产物，充分发挥了改革“试验田”和开放“窗口”的重大作用。

经济特区的创建离不开陈云的视野，陈云对经济特区怎么看，以前幾乎没有论文专门论述，有的只是一些论文中的只言片语。

本文则准备利用丰富详实的史料，探讨在经济特区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陈云的思想变化过程。

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探讨此问题兼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1973—1978年：倡导与支持对外开放“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部分恢复工作。

1973年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受周恩来委托，负责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

陈云针对当时外贸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实行对外开放，创办特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一，研究资本主义。

陈云反复强调利用国外市场的重要性，果断提出要恢复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根据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展的大势，调整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的战略转向，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

时代大潮中的谷牧作者：宋佳来源：《祖国》2012年第23期“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种关于深圳特区开创的浪漫主义叙事，无疑省略了其中的踯躅与艰辛。

深圳特区成立32年后的今天，重温“杀出一条血路”的既慷而慨，也许更能体味特区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有着“经济特区CEO”之称的国务院前副总理谷牧，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

有评价称他为“中国开放的操盘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CEO”。

自1978年底到1988年初的近10年中，谷牧一直在国务院中主管对外开放工作；曾任国家建委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副总理，也是邓小平时代的副总理，既是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中国创立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就是这样一位深谙儒学、恪守理性中庸之道的老人，为我们留下了特区拓荒一代的光荣与梦想。

近日，记者有幸采访到谷牧次子刘会远，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传播学院中日友好影视制作中心主任，听他来还原生活中真实的父亲。

本期《祖国》杂志，也将与您一同追缅老人留下的“特区记忆”，汲取拓荒者的“改革智慧”。

作为《谷牧回忆录》的统稿人，刘会远为父亲的一生理出了“常识”、“理性”、“中庸之道”这样一条线。

他曾多次强调，“党内一股长期坚守理性、保持清醒头脑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并主动卸下自己父亲身上的光环，用事实破除误传，如说明“改革先锋不是谷牧而是叶剑英”。

谈到父亲给自己人生带来最大影响，刘会远认为是“平民意识”：“记得有次我们到学校填履历，我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将军的孩子，起码也是校官的孩子。

我回来问父亲，我说按您这个参加革命的履历，怎么也得是个中将、少将，他说你就填三个字——公务员。

”本家姓刘“谷牧”名字的来源刘会远在采访中讲起了谷牧同志改名的故事，他说：“自己家本姓刘，父亲参加革命后。

在北平左联发表文学作品用过几个笔名，谷牧这个笔名后来用的比较多，慢慢的人们就叫他谷牧了。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创建历程作者：李军温明成来源：《百年潮》2016年第01期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历史转折，自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0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这为大连解放思想、对外开放提供了借鉴。

随后，大连紧跟时代步伐，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积极谋划兴建大连开发区。

1984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效仿南方提出建特区，华国锋答复：请主管特区的谷牧来大连一趟1980年夏，中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这个消息在辽宁、在大连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立即敏锐地向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南方建设特区，辽宁怎么办？大连怎么干？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建设特区？有没有条件建设特区？任仲夷意在提示大连，先别管中央批不批，你们自己敢不敢想，敢不敢干？同时，他也积极向中央申请要求在大连建特区。

大连市的对外开放怎么搞？如何强化大连沿海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委、市政府一直在认真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市委领导感到，在南方建设4个特区，在北方也可以建一个或几个特区。

1980年6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到大连视察。

在大连棒棰岛宾馆，时任大连市市长崔荣汉在向华国锋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在大连建设经济特区或出口加工区的设想。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陈璞如等人也参加了此次工作汇报，并表示极力支持。

任仲夷说：“香港弹丸之地，搞得那么现代化。

大连有许多有利条件，如果搞特区的话，一定发展得很快。

” 华国锋当时答复：“对特区我也说不清楚，还是请主管特区的谷牧同志来一趟，你们向他汇报吧。

”1980年8月11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大连。

市领导向谷牧汇报了大连的想法：南方建了4个特区，北方是否也可以建一个或几个特区？大连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如果在这个口岸城市划出一块地方，建立类似深圳等地的经济特区，将会带动整个东北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