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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2009-11-7 作者：管理员来源:就业指导培训网【提要】文章提出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
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
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所谓制度，如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
）。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经济》1992年第10期。
）。
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
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
）。
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与发展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历经了多个朝代和政权的更替，政治体制也随之不断演变和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与发展角度来探讨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变化，并对其对中国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封建制度的兴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体制是封建制度，大约从商朝晚期开始逐步形成。
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分封制度，君主将国土分封给一些贵族，贵族手下有自己的军队，同时也需要向君主进贡，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势力。
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和社会的命脉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时期之一，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的时期。
唐朝将当时多元化的权力分散体系改为了中央集权制度，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地方官吏由中央任命，以此来缩短利益的距离。
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实行较为统一的法律和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影响也较大。
三、大一统制度的形成大一统制度在宋朝时期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主要是对地方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民间经济的发展依赖。
而这种政治体制在明朝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实行的是从地方到中央层层设官的体制，确保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筹协调。
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实行较为统一的法律和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四、近代帝制体制清朝时期，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而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近代帝制体制。
清朝政权没有推翻传统政治体系，仍然维持了封建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中央集权，设立了内阁和议会，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政治体制僵化，加剧了社会矛盾。
五、中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新的时代，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实行了共和制度。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特别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即为中国的民主思想的崛起提供了舞台。
虽然共和制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力量，但由于内部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等原因，中国很快陷入了多次战争和政治危机。
中国古代制度变迁中国古代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
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制度变迁的几个重要阶段以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
一、封建制度的确立与演变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封建制度的确立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在封建制度下，国家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贵族地主拥有土地和劳动力，而农民则负责耕种和纳税。
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制度逐渐演变，社会阶层固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封建制度的演变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重要的节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变革。
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废除了诸侯制度，建立了严密的中央官僚制度。
这一变革不仅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集中力量，也为后来的统一王朝奠定了基础。
二、科举制度的兴起与衰落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基于文化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
通过科举考试，人们可以获得官职和地位的晋升，这使得社会地位不再完全由出身决定，为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流动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由于科举考试的严格性和内容的局限性，官员往往只注重应试技巧而忽视实际能力，导致官场腐败和人才浪费。
此外，科举制度也加重了文化教育的负担，限制了人们的发展空间。
三、农民起义与政治变革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对封建制度的一次挑战，也是中国古代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起义往往是由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引起的，他们反抗贵族地主的统治，追求平等和公正。
最著名的农民起义是黄巾起义和红巾起义。
黄巾起义发生在东汉末年，起义军主要由贫苦农民组成，迅速发展为全国范围的规模庞大的革命力量。
红巾起义则发生在南宋时期，这是一个旨在反抗腐败政权的反对军事集团。
四、封建制度的瓦解与现代化改革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不断介入，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演变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演变丰富多样，涵盖了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制度到封建社会的封建制度，再到后来的帝制、共和制度的转变。
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在原始社会，中国人的政治组织形式是以部落为基础的部落制度。
各个部落之间没有明确的中央权威，主要通过族长或长老会议来决策。
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是高度民主，但缺乏集中统一的权力机构。
随着农业文明的崛起，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按照皇族血统进行继承，实行世袭制。
在封建制度下，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社会阶级分化明显，大臣和豪强的势力日益壮大。
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在秦朝的统一后出现了重大变革。
秦始皇实行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君主的权威。
然而，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短时间内过于专制，导致了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最终使秦朝的统治瓦解。
随后的汉朝恢复了部分封建制度，并加强了君主与士人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儒家的君臣思想。
这种政治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使得社会上的人才有机会参与政治，并使政治逐渐向儒家思想倾斜。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唐朝的政治制度相对开放，官员选拔制度相对公平，同时文化繁荣，反映在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此外，唐朝还实行了皇帝与贵族、官僚之间的利益互通，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运行。
随着唐朝的瓦解，中国政治制度出现了动荡的局面。
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造成社会不稳定，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失望与疲惫。
直到宋朝的出现，中国政治制度逐渐走向崩溃，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社会走向尾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期，政治体系尽管有所调整，但仍然保留了封建社会中的某些特点。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进程，我们看到了君主专制力量的对比、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反复变化以及权力与民众的关系。
到了明朝，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加重了君主的封建倾向，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皇权至上政策。
国内制度变迁方式管理论文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变迁。
这些变迁带来了众多的问题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管理这些变迁。
本文将探讨国内制度变迁方式管理的主要理论，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来说明其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一、国内制度变迁的背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透露出了种种问题和矛盾。
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在不断深入。
这些制度变迁，部分源于外部因素，比如国际贸易和热门议题，如环境问题、公共安全等等，部分源于国内发展需要。
制度变迁存在不可避免的阻力和挑战，因此如何管理这些变迁也变得异常重要。
二、国内制度变迁方式管理的主要理论1、逐步变革理论逐步变革理论认为，制度变革需要一步一步进行。
此理论对于政治系统的改革尤其有益，因为它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不能急于求成。
政治变革必须逐渐地进行，需要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积累经验。
2、渐进主义理论渐进主义认为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方式强调变革的合理和持久性，强调思想引导。
渐进主义方法的重要方面是减小变革的阻力，增加社会的承受力，让政策变得可接受和安全。
3、弹性化理论弹性化理论认为，制度变革应该灵活和有弹性。
这种对变革的渐进性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也使变革尽可能少干扰到已有系统的正常运转。
弹性化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合理而且适当变动的制度，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与要求。
三、案例实证分析1、先进制度的引进和试点推广吸收外部制度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可以减少政策错误和失误，同时也会增加政策的合度性和实效性。
在引进后，试点推广是实践过程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试验环节可以通过观察行为，思考事前问题以及派驻当地负责人员等方式进行，取得不同反馈信息，最终评估后进一步推广，从而实现政策的有效实施。
2、公众参与公众的参与是制度变革不可或缺的部分。
要想保证制度变革的持续性和可信度，需要开展公众的咨询、意见征询、社会调查等程序，也要鼓励人们更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从而进一步促进程序的合度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两个未解之迷: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即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因此，实际上这个迷更应该叫做“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迷”；另外一个迷就是“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迷”，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罕见的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一、建国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历程我们可以将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分为两大时期五个阶段。
两大时期是指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时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时期。
五个阶段是：1.1949—1957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阶段；2.1957—196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全面实施下经济结构扭曲的阶段；3.1966—197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政治挂帅、社会动荡的阶段；4.1978—1991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改革探索期，其中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诱致性制度变迁扩散阶段（1978—1984年）、城市经济责任制强制性变迁的推广及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交替阶段（1984—1992年）；5.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包括整个制度环境的变迁和制度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从内容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变化上；2.分配制度的变迁，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辅的原则变迁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3.价格制度的变迁，从改革伊始实行的调放结合、双轨过渡、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到如今的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基本上由市场的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1. 引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从奴隶制时期到封建制度再到帝国制度，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对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分析。
2. 奴隶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古代奴隶制时期，政治制度主要以封建制为基础。
君主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奴隶和农民则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政治权利。
奴隶制时期的政治制度主要表现为以王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统治者通过分封封建诸侯来控制地方。
另外，朝廷官员和士人阶层也在政治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
3. 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制度随着奴隶制的逐渐衰落，中国进入了封建制度时期。
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制度主要以皇帝为核心，封建等级制度也进一步加强。
世袭制成为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封建王朝通过建立严格的继承规则，确保皇帝的继承和统治。
官僚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朝廷设立多个部门来处理国家事务，并角色维护皇帝的权威。
4. 帝国制度的政治制度随着秦朝的统一，中国封建制度进入了帝国制度时期。
帝国制度下的政治制度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全面掌握政权。
行政和军事力量逐渐集中于中央，地方行政区划也进行了重新的划分。
同时，科举制度的建立使得士人阶层的地位得到提升，进一步加强了帝国制度的稳定性。
5. 总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奴隶制时期的封建制度到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制度再到帝国制度，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制度安排。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不仅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受到各个朝代统治者的个人选择和政策决策的影响。
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简要概述，本文重点介绍了奴隶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制度以及帝国制度的政治制度。
读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研究和阅读相关资料来深入了解每个时期政治制度的细节和发展变化。
历史掌握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国的历史悠久而丰富多彩，其古代制度的演变过程更是引人关注。
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经历了多次演变和改革。
本文将从远古时期开始，逐步介绍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过程。
一、封建制度的形成在远古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原始的部落分布。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升，一些部落开始形成氏族，建立族长制度。
逐渐演变为封建制度，国家统治者以君主的身份统治整个国家，并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以实行等级制度。
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体制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由君主统治，实行了宗法制度，并建立了官职系统和奴隶制度。
商朝继承了夏朝的政治制度，但加强了官僚体系的统治。
周朝则以封建制度为基础，通过分封制度确立了诸侯王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分封制国家的基本格局。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分权制度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制度演变的重要阶段。
由于周朝中央政权的衰弱，各诸侯国开始崛起，形成分权制度。
这一时期，各国都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国君通过与贵族的联姻来扩大势力。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家和学派，如孔子和墨子，他们对政治制度、礼仪和道德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四、秦汉封建制度的建立秦朝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封建制度的最高峰。
秦始皇实行了郡县制和官僚体系，并推行了统一的法律制度和文字。
汉朝继承并发展了秦朝的制度，积极推行分封制度，增加了地方官的权力，使得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唐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巅峰时期。
唐朝实行了察举制，通过选拔官员来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
宋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的范围更加广泛，提高了社会的流动性。
六、明清时期的封建专制明朝和清朝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制度演变的最后阶段。
明朝时期，封建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革和完善，但仍然存在政治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行政管理论文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中国的制度变迁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制度变革更是频繁而深刻。
行政管理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种理论和实践也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少支持和借鉴。
一、原有行政管理理论的作用中国的行政管理理论可以追溯至古代的“御史”、“监察”等制度，如《周礼》中就有职掌各级官吏问政、监察的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行政管理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了更加系统和科学的理论体系。
1950年代至197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期，中国的行政管理理论更为刻板和思想教条化，只能按照党的指示和规定来进行管理，缺少灵活和创新。
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行政管理理论也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和现代化。
如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美国引入中国，提出了市场化和效率化的管理方法，强调公共服务的市场机制，提高行政效能。
二、行政管理实践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中国的制度变迁中，行政管理实践对变革的推动和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政府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行政管理实践的支持和推动。
例如，2003年国务院下发《中央管理干部制度的若干规定》，通过实施行政管理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透明化，推动了中国的机构改革和干部管理体制变革。
2013年《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构想，并通过简政放权、创新管理、优化服务等系列行动，推动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深入。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的启示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少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场化和效率化的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市场化的管理方法，强调公共服务的市场机制，促进政府职能的突破和效能的提高。
这一理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中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2. 创新和变革的精神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强调创新和变革的精神，注重改革创新和思维变革。
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代王朝时期。
在过去的千年中，中国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从封建制度到共和制度的转变，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循序渐进的演变。
中国的政治制度变迁通常是通过渐进的过程实现的。
在古代，中国的制度变迁通常是在王朝内部进行的，通过内部和制度调整来适应社会的变化。
例如，在商朝和西周时期，通过封建制度的逐渐发展和完善，实现了由部落聚集到封建国家的演变。
这种循序渐进的变迁方式可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并减少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
其次，外部冲击引发的制度变迁。
中国的制度变迁有时也是由外部压力或冲突引发的。
例如，在1800年代的鸦片战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面临外国势力的入侵和剥削，这导致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近代化的推动。
中国开始吸收西方的知识，进行和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了共和制度的建立。
这种外部冲击的方式对中国的制度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社会革命引发的制度变迁。
中国的制度变迁有时也是通过社会革命引发的。
例如，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中国爆发了一场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目标的革命。
这场革命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中国共和国的建立。
类似的革命还发生在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时期。
这种社会革命的方式对中国的制度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政治变革。
总结起来，中国的制度变迁有时是通过循序渐进的演变，有时是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有时是通过社会革命推动的，有时是由领导人的和决策引发的。
这些方式相互交织并影响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制度变迁通常是通过多种方式和力量的共同作用实现的，它们相互衔接、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路径。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及演变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历经了漫长的时间，从封建王朝到中央集权制度，再到现代的共和制度，不断地发生着演变。
这种政治体制的变化，彰显了中国民族的大同小异，以及其不断追求治理有效性和民众参与度的改变。
封建王朝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由各个家族集团所拥有的土地、资源、军权等等组成的。
这些家族集团通常会在皇帝下面担任各种职务，例如宰相、工部尚书等等。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各大家族通常互相之间独立，反过来表现出王朝政府的软弱，也导致了社会的分散和无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赋税重负和民众不满，使得这些各大家族集团逐渐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这个时候，王朝政府开始进行有效的整顿和改革，例如加强中央集权、制定新法和推进新科举。
这些新政策，推动了王朝政府改变仅“享权”不“担责”的政治贡献以及对于各个家族集团霸道的姿态.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度是在明朝时期正式确立的。
这个时候，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乱象和动荡，直接导致了王朝统治的削弱。
1618年，明朝建立了露天盖的紫禁城，并严格出入制度，使得皇帝权威得以提高且更为集中。
这个时期政治上的改革，使得各级官员中央管理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政府职务的分工明确，耕作与商业活动、天文学和航海、疫病的控制和教育活动，都有了新的、专门的管理部门。
这些政策，彰显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和强大的集中治理能力。
共和制度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和社会效果，但是这个体制开始迎来新的改变，共和制度兴起，某些传统政治体制的旧模式成为了一种阻碍，譬如说选民的权利和个人自由等等。
这种新政治体制的实施，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历史转折。
共和制度的一个最显著的效果，即是政府注意到对民众的人权保护，例如保障公民投票和言论自由等等。
然而，在这种新体制下，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成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不断地成为政治讨论中的重要议题。
结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历经时间发展而来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多次变革。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演变自古以来，政治制度一直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悠久的传统之一。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封建制度到共和制度，从专制制度到多元制度的演变，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本文将探讨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演变过程。
第一个大一统政治制度——封建制度在中国古代的夏朝、商朝、周朝时期，都是以诸侯和王公分封天下的封建制度为主。
这种封建制度下，地方官员和诸侯王公们为了加强地方的控制力，开始向统治中央的周王朝进攻。
周朝也利用这样的机会，一边削弱诸侯的权力，一边强化中央的控制力。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封建制度逐渐开始走向分裂和崩溃。
第二个大一统政治制度——俅民政制战国时期，秦国崛起后，实行了中央集权政策和俅民政制。
这种俅民政制，在当时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在形式上的，而且是在实质和社会关系、政治文化方面的一种根本性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这种制度削弱了封建王国的统治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秦始皇的改革，统一了货币以及法律等规范，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管理。
第三个大一统政治制度——尚书体制汉朝建立以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时期实行了尚书体制。
在尚书体制下，权力从中央最高行政长官到各级尚书，再分配到部长、属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政架构。
尚书体制除了强调中央集权，通过提高中央机构的效率和政策的稳定性，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升级。
第四个大一统政治制度——科举制到了唐朝，尚书体制也出现了弊端。
唐朝推行的科举制，通过科举考试，对文化人才进行选拔，使民间的人才得以进入政府，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满足了人才脱颖而出的愿望。
科举制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升级，为日后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五个大一统政治制度——在世子制度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制度被进一步加强，实行了在世子制度和锦衣卫等机构，保证了皇室的权力。
同时，也出现了内阁等一系列中央机构，管辖全国，保证政令畅通。
结语：政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础和必要的要素。
新中国地方管理制度的演变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地方管理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僚制度到现代化的地方自治体系，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获得了巨大的改革和发展。
本文将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角度来探讨新中国地方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
1949年以前：封建地方管理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官僚制度。
地方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行使政府职权，并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封建地方管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植根于封建社会和儒家文化。
在这种制度下，地方官员世袭或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人民选举产生。
官员通常是地方士绅或世袭的官僚家族成员，他们在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拥有绝对的权力。
封建地方管理制度中的官员通常以税收为主要手段来控制地方社会和经济。
他们通过征收各种地方税收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权力。
而地方人民对于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制约力非常薄弱，他们的利益和权利经常被地方政府所忽视或剥夺。
这种制度严重制约了地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9年-1978年：地方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变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地方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地方政府职能和权力明显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力度大大加强。
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负责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建设和管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时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了相当的扩大，地方政府开始负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和制度建设。
地方政府成为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负责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调度，负责地方生活和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地方管理体系，包括地方政府组织、官员任命和培训等方面的制度，保证了地方政府有力地管理和领导地方社会和经济。
中国古代的制度演变中国古代历经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制度也随之不断发展和演变。
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朝代的制度变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生活。
本文将就中国古代制度演变进行探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即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
1. 封建制度阶段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源远流长，从夏朝开始，贵族世袭、封爵土地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
封建制度自周朝开始得到完善和制度化，各个封建诸侯国逐渐形成。
每个诸侯国都有君主和贵族阶层，君主拥有最高权力，而贵族则掌握诸多权益。
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君主统治下各个封国职权的个体主义。
2. 中央集权制度阶段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制度阶段。
中央集权制度强调国家政权的高度集中，实行世袭制君主专制体制，如秦汉、隋唐等朝代。
这一制度阶段中，地方诸侯的权力被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加强。
中央集权制度为中国古代帝国统一和稳定的制度基础。
二、经济制度的演变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演变亦经历了封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变革。
1. 封建经济阶段中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基于农业的经济制度，土地是生产力和财富的主要来源。
在封建制度下，土地由贵族和地主阶级掌控，他们从农民手中征收赋税和劳役，实行封建剥削。
农民们苦不堪言，社会贫富差距明显。
2. 市场经济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
宋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鼎盛时期，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
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改革税制、推行保护贸易政策等。
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繁荣，市场活动迅速增加。
三、文化制度的演变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演变引人注目，不同朝代的文化制度呈现出多样性和演变性。
1. 儒家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响深远。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儒家学说兴盛起来，儒家教育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教育形式，儒家思想对政治、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演变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到封建社会的封建王朝，再到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历时几千年的时间。
在这漫长的历程中，中国政治制度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演变。
一、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阶段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是人类第一个孕育政治和文明的社会，主要表现为采集、狩猎、渔业、农业等生产方式的出现。
在这个阶段，人们仍处于野蛮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和政权。
由于人类的社会性，人类开始组成部落，各个部落之间由于生产和生存的需要而产生联盟关系，形成了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制度最初是以宗教祭祀活动为基础形成的，部落之间进行祭祀活动的同时达成了同盟关系。
后来，部落联盟制度逐渐形成，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团队行为。
由于原始社会思想比较简单，政治制度也非常原始，在没有明确定义权力和职责的情况下，负责部落联盟事务的人往往是年龄较大、较有威望、经验较丰富的族长或长老来担任。
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演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逐渐向着集权化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1. 奴隶社会阶段中国奴隶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
这种社会形态的稳定需要建立权威和有序的政治制度体系。
在奴隶社会时期，中国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
政治制度主要以军事、行政为主，与经济联系相对较小。
在地方政府中，以郡为单位设立太守、长史等职务。
2. 封建社会阶段封建社会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向着集权化发展，确立了明确的主权制度，封建皇权得到了稳固的形成。
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政治，根据官职制度和地位等级制度的不同，分为中央集权制和地方权力分散制。
其中中央集权制是指皇权集中于一个人或一族之手，其他皇室成员和官员具有非常有限的权力。
地方权力分散制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小官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等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
3.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尤其是明朝和清朝，是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阶段。
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一、简介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是一个历经漫长过程的发展，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多个领域。
通过对古代制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并分析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
二、政治制度的演变1. 朝代更替与统治制度的变革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权的更迭频繁，每个朝代都采取了不同的统治制度。
例如，封建时代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制度。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制度逐渐演变为分封制、元朝的行省制和明清时期的府县制。
2. 官僚制度与选拔机制的变化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度始于周朝，延续至清朝。
官僚制度的核心是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选拔官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
例如，宋代推行了制科考试和科举制度的二元结构，明清时期改革科举制度，引入诗赋科、经义科等新科目。
三、经济制度的演变1. 农业制度与耕地所有制的变迁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农业制度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在古代，土地所有制形式从部落公有制逐渐发展为封建地主有制，再到明清时期的封建土地私有制。
2. 贸易制度与海禁政策中国古代的贸易制度曾经历了多次开放与封闭的变化。
例如，唐代是中国古代贸易最为繁荣的时期，而明朝实行了海禁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
然而，清朝后期重新开放了对外贸易，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四、社会制度的演变1. 家族制度与世族地位的演变古代中国社会以家族制度为基础，家族对于社会的组织和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地位与家族世族地位的联系逐渐减弱，社会开始更加倾向于以个人能力和财富来判断一个人的地位。
2. 社会等级制度的变迁古代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分为士农工商四等，世袭性很强。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地位的晋升逐渐与个人的能力和财富联系紧密起来。
五、古代制度演变的影响1. 文化思想的传承与演进古代制度的演变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内容提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
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
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
）。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
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
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
）。
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
）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
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
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
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
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
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
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
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
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
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
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
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
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
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
“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
）。
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
“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
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
）。
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
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
）。
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
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
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
”（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
）。
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
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
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
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
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
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
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
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
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