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do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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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2009-11-7 作者:管理员来源:就业指导培训网【提要】文章提出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
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
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所谓制度,如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
)。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经济》1992年第10期。
)。
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
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
)。
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与发展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历经了多个朝代和政权的更替,政治体制也随之不断演变和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与发展角度来探讨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变化,并对其对中国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封建制度的兴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体制是封建制度,大约从商朝晚期开始逐步形成。
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分封制度,君主将国土分封给一些贵族,贵族手下有自己的军队,同时也需要向君主进贡,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势力。
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和社会的命脉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时期之一,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的时期。
唐朝将当时多元化的权力分散体系改为了中央集权制度,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地方官吏由中央任命,以此来缩短利益的距离。
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实行较为统一的法律和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影响也较大。
三、大一统制度的形成大一统制度在宋朝时期基本形成。
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主要是对地方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民间经济的发展依赖。
而这种政治体制在明朝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实行的是从地方到中央层层设官的体制,确保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筹协调。
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实行较为统一的法律和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四、近代帝制体制清朝时期,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而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被称为近代帝制体制。
清朝政权没有推翻传统政治体系,仍然维持了封建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中央集权,设立了内阁和议会,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政治体制僵化,加剧了社会矛盾。
五、中华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新的时代,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实行了共和制度。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特别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即为中国的民主思想的崛起提供了舞台。
虽然共和制度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力量,但由于内部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等原因,中国很快陷入了多次战争和政治危机。
中国古代制度变迁中国古代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
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制度变迁的几个重要阶段以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
一、封建制度的确立与演变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封建制度的确立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在封建制度下,国家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贵族地主拥有土地和劳动力,而农民则负责耕种和纳税。
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制度逐渐演变,社会阶层固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封建制度的演变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重要的节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变革。
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废除了诸侯制度,建立了严密的中央官僚制度。
这一变革不仅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集中力量,也为后来的统一王朝奠定了基础。
二、科举制度的兴起与衰落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基于文化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
通过科举考试,人们可以获得官职和地位的晋升,这使得社会地位不再完全由出身决定,为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流动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由于科举考试的严格性和内容的局限性,官员往往只注重应试技巧而忽视实际能力,导致官场腐败和人才浪费。
此外,科举制度也加重了文化教育的负担,限制了人们的发展空间。
三、农民起义与政治变革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对封建制度的一次挑战,也是中国古代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起义往往是由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引起的,他们反抗贵族地主的统治,追求平等和公正。
最著名的农民起义是黄巾起义和红巾起义。
黄巾起义发生在东汉末年,起义军主要由贫苦农民组成,迅速发展为全国范围的规模庞大的革命力量。
红巾起义则发生在南宋时期,这是一个旨在反抗腐败政权的反对军事集团。
四、封建制度的瓦解与现代化改革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不断介入,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演变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演变丰富多样,涵盖了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制度到封建社会的封建制度,再到后来的帝制、共和制度的转变。
这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在原始社会,中国人的政治组织形式是以部落为基础的部落制度。
各个部落之间没有明确的中央权威,主要通过族长或长老会议来决策。
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是高度民主,但缺乏集中统一的权力机构。
随着农业文明的崛起,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按照皇族血统进行继承,实行世袭制。
在封建制度下,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社会阶级分化明显,大臣和豪强的势力日益壮大。
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在秦朝的统一后出现了重大变革。
秦始皇实行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君主的权威。
然而,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短时间内过于专制,导致了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最终使秦朝的统治瓦解。
随后的汉朝恢复了部分封建制度,并加强了君主与士人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儒家的君臣思想。
这种政治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使得社会上的人才有机会参与政治,并使政治逐渐向儒家思想倾斜。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唐朝的政治制度相对开放,官员选拔制度相对公平,同时文化繁荣,反映在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此外,唐朝还实行了皇帝与贵族、官僚之间的利益互通,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运行。
随着唐朝的瓦解,中国政治制度出现了动荡的局面。
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造成社会不稳定,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失望与疲惫。
直到宋朝的出现,中国政治制度逐渐走向崩溃,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社会走向尾声。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期,政治体系尽管有所调整,但仍然保留了封建社会中的某些特点。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进程,我们看到了君主专制力量的对比、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反复变化以及权力与民众的关系。
到了明朝,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加重了君主的封建倾向,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皇权至上政策。
国内制度变迁方式管理论文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变迁。
这些变迁带来了众多的问题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管理这些变迁。
本文将探讨国内制度变迁方式管理的主要理论,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来说明其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一、国内制度变迁的背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透露出了种种问题和矛盾。
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在不断深入。
这些制度变迁,部分源于外部因素,比如国际贸易和热门议题,如环境问题、公共安全等等,部分源于国内发展需要。
制度变迁存在不可避免的阻力和挑战,因此如何管理这些变迁也变得异常重要。
二、国内制度变迁方式管理的主要理论1、逐步变革理论逐步变革理论认为,制度变革需要一步一步进行。
此理论对于政治系统的改革尤其有益,因为它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不能急于求成。
政治变革必须逐渐地进行,需要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积累经验。
2、渐进主义理论渐进主义认为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方式强调变革的合理和持久性,强调思想引导。
渐进主义方法的重要方面是减小变革的阻力,增加社会的承受力,让政策变得可接受和安全。
3、弹性化理论弹性化理论认为,制度变革应该灵活和有弹性。
这种对变革的渐进性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也使变革尽可能少干扰到已有系统的正常运转。
弹性化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合理而且适当变动的制度,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与要求。
三、案例实证分析1、先进制度的引进和试点推广吸收外部制度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可以减少政策错误和失误,同时也会增加政策的合度性和实效性。
在引进后,试点推广是实践过程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试验环节可以通过观察行为,思考事前问题以及派驻当地负责人员等方式进行,取得不同反馈信息,最终评估后进一步推广,从而实现政策的有效实施。
2、公众参与公众的参与是制度变革不可或缺的部分。
要想保证制度变革的持续性和可信度,需要开展公众的咨询、意见征询、社会调查等程序,也要鼓励人们更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从而进一步促进程序的合度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两个未解之迷: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即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因此,实际上这个迷更应该叫做“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迷”;另外一个迷就是“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迷”,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罕见的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一、建国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历程我们可以将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分为两大时期五个阶段。
两大时期是指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时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时期。
五个阶段是:1.1949—1957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阶段;2.1957—196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全面实施下经济结构扭曲的阶段;3.1966—197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政治挂帅、社会动荡的阶段;4.1978—1991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改革探索期,其中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诱致性制度变迁扩散阶段(1978—1984年)、城市经济责任制强制性变迁的推广及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交替阶段(1984—1992年);5.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包括整个制度环境的变迁和制度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从内容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变化上;2.分配制度的变迁,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辅的原则变迁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3.价格制度的变迁,从改革伊始实行的调放结合、双轨过渡、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到如今的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基本上由市场的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1. 引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从奴隶制时期到封建制度再到帝国制度,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对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分析。
2. 奴隶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古代奴隶制时期,政治制度主要以封建制为基础。
君主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奴隶和农民则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政治权利。
奴隶制时期的政治制度主要表现为以王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统治者通过分封封建诸侯来控制地方。
另外,朝廷官员和士人阶层也在政治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
3. 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制度随着奴隶制的逐渐衰落,中国进入了封建制度时期。
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制度主要以皇帝为核心,封建等级制度也进一步加强。
世袭制成为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征,封建王朝通过建立严格的继承规则,确保皇帝的继承和统治。
官僚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朝廷设立多个部门来处理国家事务,并角色维护皇帝的权威。
4. 帝国制度的政治制度随着秦朝的统一,中国封建制度进入了帝国制度时期。
帝国制度下的政治制度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全面掌握政权。
行政和军事力量逐渐集中于中央,地方行政区划也进行了重新的划分。
同时,科举制度的建立使得士人阶层的地位得到提升,进一步加强了帝国制度的稳定性。
5. 总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奴隶制时期的封建制度到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制度再到帝国制度,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制度安排。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不仅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受到各个朝代统治者的个人选择和政策决策的影响。
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简要概述,本文重点介绍了奴隶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制度以及帝国制度的政治制度。
读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研究和阅读相关资料来深入了解每个时期政治制度的细节和发展变化。
历史掌握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国的历史悠久而丰富多彩,其古代制度的演变过程更是引人关注。
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经历了多次演变和改革。
本文将从远古时期开始,逐步介绍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过程。
一、封建制度的形成在远古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原始的部落分布。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升,一些部落开始形成氏族,建立族长制度。
逐渐演变为封建制度,国家统治者以君主的身份统治整个国家,并将土地分封给贵族,以实行等级制度。
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体制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由君主统治,实行了宗法制度,并建立了官职系统和奴隶制度。
商朝继承了夏朝的政治制度,但加强了官僚体系的统治。
周朝则以封建制度为基础,通过分封制度确立了诸侯王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分封制国家的基本格局。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分权制度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制度演变的重要阶段。
由于周朝中央政权的衰弱,各诸侯国开始崛起,形成分权制度。
这一时期,各国都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国君通过与贵族的联姻来扩大势力。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家和学派,如孔子和墨子,他们对政治制度、礼仪和道德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四、秦汉封建制度的建立秦朝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封建制度的最高峰。
秦始皇实行了郡县制和官僚体系,并推行了统一的法律制度和文字。
汉朝继承并发展了秦朝的制度,积极推行分封制度,增加了地方官的权力,使得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五、唐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巅峰时期。
唐朝实行了察举制,通过选拔官员来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
宋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的范围更加广泛,提高了社会的流动性。
六、明清时期的封建专制明朝和清朝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制度演变的最后阶段。
明朝时期,封建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革和完善,但仍然存在政治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的问题。
行政管理论文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中国的制度变迁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制度变革更是频繁而深刻。
行政管理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种理论和实践也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少支持和借鉴。
一、原有行政管理理论的作用中国的行政管理理论可以追溯至古代的“御史”、“监察”等制度,如《周礼》中就有职掌各级官吏问政、监察的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行政管理理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了更加系统和科学的理论体系。
1950年代至197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期,中国的行政管理理论更为刻板和思想教条化,只能按照党的指示和规定来进行管理,缺少灵活和创新。
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行政管理理论也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和现代化。
如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美国引入中国,提出了市场化和效率化的管理方法,强调公共服务的市场机制,提高行政效能。
二、行政管理实践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中国的制度变迁中,行政管理实践对变革的推动和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政府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行政管理实践的支持和推动。
例如,2003年国务院下发《中央管理干部制度的若干规定》,通过实施行政管理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透明化,推动了中国的机构改革和干部管理体制变革。
2013年《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构想,并通过简政放权、创新管理、优化服务等系列行动,推动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深入。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的启示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少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场化和效率化的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市场化的管理方法,强调公共服务的市场机制,促进政府职能的突破和效能的提高。
这一理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中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2. 创新和变革的精神现代行政管理理论强调创新和变革的精神,注重改革创新和思维变革。
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内容提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
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
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
)。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
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
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
)。
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
)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
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
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
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
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
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
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
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
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
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
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
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
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
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
“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
)。
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
“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
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
)。
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
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
)。
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
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
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
”(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
)。
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
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
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
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
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
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
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
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
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