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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史方倩(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摘 要: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
刘易斯等人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启示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不仅存在着刘易斯所描述的那类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存在着市场经济与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计划经济并存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
因此,化解我国二元性经济结构中的矛盾必须走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二元经济;城市化;三农问题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Ο5587(2006)06Ο0038Ο05 所谓经济结构的二元性,是指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包括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在内的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组成。
传统部门的人均产量大都低于现代工业部门,但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保证了现代工业部门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劳动力。
由于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且农村的平均收入低,工资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从而使现代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
这些高利润再投资,又能使现代工业部门越来越扩大。
因此,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于落后的农业部门不断扩大,形成了发展中的二元结构。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
刘易斯等人的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不仅存在着刘易斯所描述的那类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存在着市场经济与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计划经济并存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
因此,如何化解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矛盾,塑造新型的经济运行机制,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水平。
一、中国二元性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1.历史原因:殖民化构成的二元化的畸形发展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9世纪40年代,产生并发展了一批近代城市。
lewis相关概念摘要：一、导言二、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三、刘易斯拐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四、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发展现状五、应对刘易斯拐点的策略与建议六、结论正文：一、导言刘易斯（Lewis）拐点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以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的名字命名。
他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了这个理论，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关键阶段。
本文将详细介绍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以及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并针对我国的发展现状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
二、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刘易斯拐点，又称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开始持续上涨的时刻。
在此之前，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充足，工资水平较低，非农业部门需要劳动力但无法支付较高的工资。
而在此之后，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非农业部门为了吸引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
这一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被称为“工资上涨的转折点”。
三、刘易斯拐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刘易斯拐点对于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速度较慢，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而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加速，非农业部门迅速发展，经济增长加速。
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达到刘易斯拐点，对于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四、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发展现状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已在21 世纪初越过刘易斯拐点。
在这一阶段，非农业部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工资水平开始上涨。
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调整政策，促进劳动力进一步转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五、应对刘易斯拐点的策略与建议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挑战，我国应采取以下策略：1.加快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2.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满足非农业部门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3.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创业创新，拓展非农业部门的就业空间；4.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1978年以来，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并充分“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的奇迹”。
然而，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某些因素正在或即将发生转变，例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整导致中国必须直面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刘易斯拐点”。
从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必须立足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前瞻性地为劳动力驱动型的增长找寻有效的替代方式。
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拐点”是由阿瑟.刘易斯在讨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提出的，其内涵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一个劳动力在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再配置的过程，而此过程的连续推进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过剩”，而劳动力工资也必然会从“相对稳定”变为“显著提升”，上述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的转变即为“刘易斯拐点”。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通常对劳动力优势有较高依赖，因此，“刘易斯拐点”对经济发展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它不仅表明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显著转变，而且暗示着要素相对价格、产品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形态进入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红利”特征极为显著，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的低工资也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的先决条件。
然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需要追问：当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及工资水平是否发生了转变？中国是否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到“刘易斯拐点”阶段？对此，有学者指出近期东部地区的“民工荒”已经取代了此前的“民工潮”，而诸多地区和企业也试图通过增加工资来缓解用工困难，这些表明劳动力供求逆转、工资提升的“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来临。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仍存在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且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失业压力，而工资上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部分企业，因此劳动力资源充裕且廉价的特征没有发生逆转，短期内中国不大可能会遭遇“刘易斯拐点”的挑战。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一个经济理论模型，由拉尔夫·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
该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策略。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可以分为两部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
传统部门是指农业和手工业等非现代化产业，现代部门是指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等现代化产业。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供应是弹性的，即有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
现代部门则需要资本和技术，劳动力供应相对不足。
根据该模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部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现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供应充足，但劳动力生产率低，导致收入水平低下。
这导致了大量的城乡劳动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等传统部门产业，导致了城市过度拥挤和农村过度空心化。
同时，由于传统部门的生产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在第二个阶段，随着现代部门的发展，劳动力需求增加，但劳动力供应不足，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应失衡。
此时，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较高，吸引了大量传统部门劳动者进入现代部门。
但同时也加剧了传统部门的劳动力短缺，导致了传统部门的生产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矛盾。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应该加大现代部门的投资力度，提高现代部门的生产力，同时提高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以吸引更多劳动者进入现代部门。
其次，应该加强对传统部门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提高传统部门的生产率，减少传统部门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农村劳动者进入非农产业，以缓解城市过度拥挤和农村过度空心化的问题。
总的来说，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策略的理论模型。
通过对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刘易斯经济模型与两个拐点的顺序作者：熊金武来源：《开放导报》2017年第01期威廉 . 阿瑟 .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1991年）因对发展经济学作出首创性贡献，而于1979年与芝加哥大学的T. W. 舒尔茨共获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有限供给的假设，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也称两部门模型 Dual-sector Model），用农村过剩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的原因，提出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作为走出陷阱、迈入现代化的出路。
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城市部门构成（见下图）。
上图中，横轴表示的是由农村进入城市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竖轴表示的是劳动的边际产品或平均产品。
Wu为城市工资，由城市的劳动需求曲线（由递降的劳动边际产品曲线D1表示）和劳动的供给曲线（由WuBC曲线）的交点共同决定。
Wr为农村工资。
在刘易斯模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出于生存需要，农村工资演变为等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产品，即农业总产量除以农村全部劳动力。
Wu高于Wr的部分代表城市化的红利，可以用于支付农村劳动力进城所必须支付的迁移成本和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
WrAB段曲线可理解为农村劳动市场上的供应曲线，代表被城市更高的工资吸引而潜在愿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人数。
WuBC曲线为城市的劳动供给曲线。
基于以上理由，从图中可以看出，在B点的左边，劳动供应曲线在城乡之间是分叉的。
WuB段位于WrB之上，在B点之后汇合成一条统一的劳动供给曲线，表示由于城乡劳动边际产品的差异消失，城乡劳动市场完全统一。
D1，D2，D3分别代表劳动需求曲线随着城市部门的扩张而向右位移的情况。
有趣的是，刘易斯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经济学上的区别做出了自己的独特定义。
根据他的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通常以劳动的边际产品支付工资，但是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却十分不同于城市地区，平均产品被用来代替边际产品作为农村工资。
刘易斯拐点是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核心提示:就业市场的逆转,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7-8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
刘易斯拐点,乃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它将重新定义中国的增长模式,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消费潜力。
在中国做投资,必须洞察刘易斯拐点可能带来的危机与商机。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在二元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将走向枯竭，出现一个从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当然，所谓的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绝对短缺，而是相对短缺，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不涨工资就招不到合适的员工。
这个工资成本明显上升的时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近年来一些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民工荒”和“涨薪潮”等现象看，应该说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到来。
与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普通打工者的工资水平已经不再具有优势，甚至高于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
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制造”产品被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制造产品替代的原因。
中国农民工短缺在2010年变得十分突出。
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暴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
其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
在2005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
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
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
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引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于1954年提出的，它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一种模型。
该模型旨在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和影响，以及这种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模型假设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基于以下几个假设：1.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即农民可以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就业。
2.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是弹性的，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3.农村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是有限的，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4.城市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较高，而农村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较低。
模型分析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农村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不足。
在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过剩，导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有限，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而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相对较高，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因此，农村劳动力将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
首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闲置和浪费。
其次，城市经济部门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满足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可以带来城市的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可能导致城市就业压力增大和工资水平下降。
其次，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住房供应可能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导致城市的社会问题和不平等加剧。
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可能导致农村人口减少，农业生产的减少和农村经济的衰退。
实证研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验证。
[收稿时间] 2010-11-28[作者简介] 佟家栋(1959 ),男,天津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周 燕(1978 ),女,陕西紫阳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经济学博士。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佟家栋,周 燕(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提 要] 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非单向和线性的,而是由城乡相对实际收入导致的此消彼长过程。
民工荒 现象是在出口波动、农产品价格提高、城镇生活成本上升和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等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就业市场摩擦性现象,并不能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中国剩余劳动力即将消失。
理论测算表明,中国仍存在近1亿人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其二元经济转型仍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格局并未改变。
[关键词] 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剩余劳动力;二元经济;工资差距[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 (2011)01-0018-09一、引言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其增长态势和持续时间举世瞩目,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978 2008年,我国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率高达16 0%,货物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14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5613亿美元,30年来增长了173倍(图1左上图所示)。
而货物贸易之所以能够如此高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的贡献起了重要作用。
图1右上图和左下图分别给出了中国加工贸易情况和主要类别产品进出口差额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加工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起接近一般贸易额,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更在出口项下超过一般贸易30%以上。
从产品类别看,我国加入WTO 以后,轻纺橡胶大类产品和机械设备产品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而化工类制成品则是贸易逆差逐年累积。
因此,比较优势战略,或者说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对外经贸发展战略和开放战略,是解释中国30年来外经贸格局和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1]图1右下图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要素禀赋特征。
该图表示我国各细分工业行业资本/劳动力比对数值和行业外贸依存度之间的关系。
其中横轴表示中国2003 2007年27个细分工业18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整理测算而得。
行业各行业资本/劳动力比对数值,纵轴表示上述行业的行业外贸依存度。
散点图趋势表明,行业外贸依存度同资本/劳动力比值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而相应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
该图充分显示了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
然而自加入WTO以来,沿海制造业聚集地区的 民工荒 现象却不断出现,并在2009年底表现得更为严重。
如图2所示,进入2003年第4季度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趋向紧张。
在此之前,上述代表性城市的需求岗位和求职人数之比均低于0 9,此后一路上升至2007年的0 98。
金融危机使这一比例于2008年第3季度猛跌至0 85,但随着经济复苏,需求倍率 于2009年再次回升,并在2010年第一季度回到0 98水平。
需求倍率是指需求岗位数同求职人员数的比例,小于1则表示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
图2 近年来中国代表性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各季度 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综合整理得出。
根据用工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现状,部分学者早在2007年就对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和经济转型阶段进行判断,指出中国已经进入 未富先老 和 跨越刘易斯拐点 的阶段。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19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时代即将来临。
[2][3]如果上述判断属实,那么对未来阶段经济发展的政策启示将具有重大的变革性意义,即: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缺乏的阶段,应该进入资金 技术密集型的推动阶段;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消失,应该寻求新阶段竞争力的突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也要相应地进行转型。
但与此同时,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虽然正在或即将越过刘易斯拐点,但目前剩余劳动力数量相对依然庞大。
[4]也有学者认为,近年出现的 民工荒 有种种结构性原因,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跨越了刘易斯拐点而进入了新阶段。
[5]另外,夏怡然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因此出现 高工资 用工荒 的短期陷阱,并不代表中国剩余劳动力消失。
[6]钟笑寒也通过国际经验对比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劳动力仍有释放空间。
[7]由此可见,迄今为止对 民工荒 现象的经济解释和政策启示,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
那么,中国究竟是否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从而进入比较优势的转型期,进而需要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呢?二、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和比较优势变迁:理论机制和测算方法二元经济和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与比较优势和对外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
刘易斯(Lewis)模型最先指出,在二元经济不断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第一产业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往往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正如该模型所预示的那样,具有无限剩余劳动力的传统产业(维持生计部门)源源不断地以最低工资(甚至是维持生计)水平向城镇现代化制造业(现代部门)输送劳动力,使其不断得到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但是,当剩余劳动力的资源被利用殆尽,那么在制造业吸收不到新增劳动力的局面下,工资会大幅上升,经济发展将从依托剩余劳动力转型到依托资本技术积聚发展的新阶段。
[8]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经济转型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
在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的弹性。
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的上涨现象。
同时,资本进入农业部门,农业开始进行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发展带入第三阶段,即经济一体化阶段。
三个阶段中间的分水岭就是两个关键性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是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转换,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标志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转换,也就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
如图3所示,C1D1为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 L表示所有劳动力;O M和O R分别表示制造业劳动力使用和农业劳动力使用;w表示制造业工资水平;m表示农业维持生计工资水平。
假设w>m 并且存在向下刚性。
在B1B2阶段,制造业按照边际产出A1B1等于工资水平w雇用O M L1单位城市劳动力,还有O R L1单位劳动力留在农村获得生存工资水平m。
随着时间变化,制造业获得利润,转化为投资,随着资本存量上升,城市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从A1B1逐步上升到A2B2。
此时城市劳动力不足将从农村吸收L1L2单位劳动力达到新的均衡点B2。
在B1B2这个过程中,工资水平依然保持为w,同时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只是剩余劳动力,农村仍维持在生存工资水平m,所以B1B2阶段被称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
在第二阶段(B2B3阶段),伴随着城市部门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制造业均衡点不断从B2向B3移动。
在这些均衡点下,制造业不断从农村吸收劳动力,使城市工资水平继续保持在w的水平,但此时农村劳动力处于 有限剩20余 ,其工资水平开始逐步上升,直到均衡点到达B 3,即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时,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等于城市工资水平。
B 1B 3统称为 刘易斯区间。
图3 刘易斯(Lewis)模型刘易斯模型在其后期发展中得到了两点关键性改进。
首先,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发展,指出了出口对二元经济体系和剩余劳动力发展的作用。
在该体系中,经济的发展必须经过从传统农业到二元经济,再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的两个转变。
在第一个转变过程中,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必要条件,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创造大量的剩余产品提供给转移出的劳动力消费。
在第二个转变过程中,非农产业成为决定因素,但由于现代部门十分弱小,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应该扶植初级的进口替代工业,再转向更高级的进口替代或者出口替代。
期间,出口部门可以为非熟练劳动力和农产品剩余找到出路,同时可以进行资本积累,对于二元经济的转化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9]其次,哈里斯―托达罗(H arris T odaro )对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模式进行了改进,提出了城乡两地都面临着剩余劳动力的模型。
根据该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他们会同时考虑城乡实际工资的差别和找到工作的概率。
[10]经过完善的刘易斯模型指明,二元经济转型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不仅是现代部门逐渐吸收劳动力并得以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乡均衡发展和工农业同时发展的进程,并且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开放经济背景不断发挥其比较优势的过程。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处于二元经济转型和人口增长转变的有利时期,新增和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会在低工资成本背景下源源不断地补充进现代制造业部门,成为该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并引领经济发展。
但是,一旦进入到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经济进入均衡发展阶段, 人口红利 消失殆尽,经济中的资本 劳动禀赋会相应变化,甚至可能导致原有比较优势转型。
对剩余劳动力和刘易斯拐点进行判断或预测,也相应成为判断经济转型具体阶段和进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
那么,如何对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刘易斯拐点进行鉴别和测算呢?对此学者们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南亮进(M inami)认为,通过考察传统部门工资变动、传统部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工资差别、现代部门劳动供给弹性等可以识别转折点。
[11]白暮凯(Bai)认为,韩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大约在1970年前后。
他采用价格而非数量标准作为识别方法。
[12]李月验证了台湾的刘易斯转折点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
[13]简而言之,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可以归结为两种标准:第一,工资标准,即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即可看做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来临,而现代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趋同则可以看做是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来临。
第二,数量标准,即通过测算非农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来判定经济转型进入何种时期。
而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 达到3000美元~4000美元后会普遍进入刘易斯转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