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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瓮安县群体事件分析摘要：2008 年贵州瓮安县“6·28”事件是一起群体性事件，是当地民众与其政府管理部门互信度不高，民众对政府的各种不满情绪长期积聚的爆发。
该案例从事件聚集、围观、参与人数、事件的剧烈、破坏程度来看，可以称得上是我国较典型的群体性危机事件。
瓮安县的此次危机事件的后果严重，影响广泛并且社会关注度高。
本文对此次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政府部门处理程序及其处理工作中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并对政府部门提出相关建议以改善、提高我国公共部门管理公共危机事件的工作、能力。
关键词：“6·28”事件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管理一、瓮安县“6·28”事件发生的背景（一）经济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瓮安县坐落于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的贵州省腹地，是一个农业大县，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25%，第一产业比重占GDP的38.6%。
瓮安县水利资源丰富，正在建设的有国家重点工程构皮滩电站，同时瓮安也是矿产资源的富集县，全县煤炭总储量10.64亿吨，磷矿总储量6.5亿吨，铁矿藏量1500万吨，锌矿藏量60万吨以上。
农业县、水电站、矿产，在中国可以分别将它们理解为贫穷、移民、暴富阶层，因此瓮安是一个贫穷的县城，瓮安县群众长期以来对县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太低，生活艰难十分不满。
(二) 政府与民众矛盾突出瓮安县政府和瓮安县人民之间有深刻的矛盾。
该县治安长期不好，安全指数极低，群众的幸福感也低，少数公安人员涉黑严重。
因此，县公安局和政府有关部门在群众中丧失了公信力和权威性，在“6·28”事件发生之前，2007年9、10月，瓮安县城连续发生了四起爆炸案，至今未破案，此事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一些居民直言根本不信任警察。
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群体性事件处置案例研究——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2008年6月28日在贵州瓮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案情回顾：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6）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
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
6月25日，第二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溺水死亡，死者家属仍表示怀疑，之后关于该女学生死因的传言开始在小县城里广泛流传。
有传言说，女学生是被“奸杀后投入河中”；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另外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一时群情汹涌，全城哗然。
6月28日，部分群众和中小学生因对一名女中学生李树芬死因的鉴定结果从怀疑到对公安机关的不满，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政府请愿，围观群众骤然聚集达两万多人。
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事件造成瓮安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县公安局共151间办公室被烧，档案资料和户籍资料全部烧毁，46台车辆被烧毁、9台车辆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
县公安局办公楼里存放收缴的管制刀具的房间被砸开，刀具等危险品被抢走。
在这期间，闹事人群肆无忌惮地在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里打砸抢烧，使这些政权机关一度失控，后来在省、州两级武警和公安民警的支援下，才控制了局势。
到6月30日，县城才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瓮安县“6·28”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瓮安事件过去几年了，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扫描[日期：2010-06-09] 来源：河南省内乡县委组织部作者：袁浩[字体：大中小]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扫描袁浩近年来，由于干群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在一些地方发生了群体性事件。
贵州瓮安事件6月22日凌晨，一位14岁的女孩在贵州瓮安县西门河溺水身亡。
6月28日，这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不法分子对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一度冲击临近的县看守所，整个过程持续近7小时，共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
这起事件的导火线表面是一名初中女生的死亡导致谣言纷乱，而实质却是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的不作为。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现场办公时，大声问大家：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代表委员激动地齐声应答：应该！石宗源说：对！该下课的统统下课，决不姑息！大家热烈鼓掌。
云南孟连事件2008年7月19日上午，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马镇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事件，执行任务的民警遭到500多名胶农暴力围攻，41名执勤民警在冲突中受伤，9辆执勤警车被砸坏；危急情况下，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名胶农被击中不久后死亡，另有15名群众受伤。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指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望被一些坏人利用，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引起冲突。
群众利益诉求反映机制不健全，群众没有地方讲话，反映的情况得不到处理，是这起冲突事件带给广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教训。
湖北石首事件2009年6月17日，湖北石首发生了酒店厨师蹊跷坠楼亡事件。
6月19日，不明真相的群众在该市东岳路和东方大道设置路障，阻碍交通，围观起哄，现场秩序出现混乱。
6月20日凌晨，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在停放尸体的酒店内纵火滋事，并煽动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袭击前来灭火的消防战士和公安民警，造成多名警察受伤，消防车被掀翻砸坏。
初步分析“６·２８”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贵州日报 2008-7-3)初步分析“６·２８”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08-07-03 07:38 金黔在线－贵州日报王富玉与瓮安县领导干部座谈初步分析“6·28”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金黔在线讯 7月2日，省委副书记、省委处置瓮安“6·28”事件工作组组长王富玉，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处置瓮安“6·28”事件工作组副组长黄康生赴瓮安县就“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与瓮安县领导干部进行座谈。
大家认为，瓮安发生“6·28”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社会治安状况差。
对县城有组织的帮派虽有打击，但未从根本上铲除，“两抢一盗”、打架斗殴事件时常发生，年发刑事案件达600——800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时侦破，积案较多，群众缺乏安全感。
二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
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一些部门在化解过程中，力度不大、办法不多、灵活性不够，导致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一些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诉求，部分群众有怨气。
三是对法制和品德教育重视不够。
少数干部党性丧失，缺乏危机意识，难以树立正气，一些学校比较注重文化知识教育，但对思想品德教育重视不够，一些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对利益诉求的期望值太高。
四是部分干部作风不扎实。
一些部门和干部不敢面对群众，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的力度不够，对群众的冷暖关心不够，在工作中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
五是基层基础工作较薄弱，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不好。
王富玉要求，瓮安县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对“6·28”事件进行认真反思，举一反三，吸取教训。
要广泛听取全县各方面各层次的意见，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瓮安628事件心得体会【篇一：关于瓮安县群体事件分析】湖南商学院课程论文题目学生姓名学号学院专业班级指导教师职称关于瓮安县群体事件分析张文茜 131410003 公共管理学院行管1301班邬定国讲师2016 年 6 月公共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关于瓮安县群体事件分析（一）经济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瓮安县坐落于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的贵州省腹地，是一个农业大县，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25%，第一产业比重占gdp的38.6%。
瓮安县水利资源丰富，正在建设的有国家重点工程构皮滩电站，同时瓮安也是矿产资源的富集县，全县煤炭总储量10.64亿吨，磷矿总储量6.5亿吨，铁矿藏量1500万吨，锌矿藏量60万吨以上。
农业县、水电站、矿产，在中国可以分别将它们理解为贫穷、移民、暴富阶层，因此瓮安是一个贫穷的县城，瓮安县群众长期以来对县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太低，生活艰难十分不满。
（二）政府威信力低事件发生之前，2007年9、10月，瓮安县城连续发生了四起爆炸案，至今未破案，此事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一些居民直言根本不信任警察。
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三）少女之死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学生李树芬于2008年6月22日凌晨溺水死亡。
当日7时40分许，经雍阳镇责任区刑警队现场勘查、尸检、dna鉴定，认定李树芬系跳河自杀。
死者家属不能接受，认为有被奸杀嫌疑。
6月25日，黔南州派法医复检，结论仍为溺水死亡。
死者家属要求公安部门责令当时在场人员王某、刘某、陈某等人赔偿50万元。
6月26日，经县工作组多次做工作，死者家属表示同意县工作组的协调意见，答应在6月28日签订协议了结此事。
（一）危机前阶段6月21日晚，李树芬在刘某做俯卧撑的时候“被水淹了”。
十几名消防队员打捞半个多小时未果，撤走。
瓮安事件的成因分析作者：曾文峰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06期在过去的几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而经济的告诉发展，也使得许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
转型期的大背景之下，贫富差距一步步拉大，社会法制建设的落后，相关体制的陈旧，公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民生问题日益严峻，政府管理理念的落伍……这些问题使得中国这辆动车在经济这条快速路上，难以平稳的行驶。
而最为典型的群体性时间——瓮安事件在所有群体性事件具有鲜明的典型性。
瓮安事件的爆发之前，和所有其他的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一样，在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之间，经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一个根本原因的产生，在没有得到相关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重视之下，逐渐演变成一场群体性事件。
在瓮安事件中，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侵犯。
在瓮安事件爆发之前，瓮安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然后根据事后的调查，瓮安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对瓮安县内矿产资源的开采，而从矿产开采中受益最大的并不是当地的人民群众，反而在矿产的开采过程中，水资源受到严重的污染，地下采掘工作危及到当地居民的居住安全，村民向上级报告要求搬迁安置，却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任何答复，与矿产开采户的交涉也同样得不到答复。
当然也有部分群众得到了搬迁安置，然后在搬迁之后，政府的后续工作没有得到完善。
有搬迁后的居民事后向记者反映政府在补贴问题上的巨大漏洞，补贴款根本无法应付日常支出。
在瓮安事件的背后，其根本原因在于矿产资源的开采带来的一系列的利益问题。
群众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合理的利益，反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水资源遭到污染，得不到妥善的搬迁安置，公安机关和当地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视而不见，腐败无能。
这些行为导致群众的合法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的处理，政府的民意丢失、权利异化。
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迫在眉睫，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人民群众又因瓮安政府的无能腐败，民权亦得不到维护。
这些最终酿成了“瓮安事件”这一碗苦酒。
瓮安“6.28”事件流变2019-06-08⼀起⼥中学⽣死亡案件，缘何在⼀周内激化为群体性突发事件从贵州省会贵阳市驱车向东北⾏进174公⾥，即抵瓮安县城。
这个坐落于贵州腹地的⼭区县城，是黔南布依族苗族⾃治州下辖⼗县之⼀。
⼗天之前，瓮安这个地名对⼤多数中国⼈都还是陌⽣的。
但2008年6⽉28⽇之后，这⾥迅速集聚了全国乃⾄海外新闻舆论的⽬光。
6⽉28⽇下午，瓮安发⽣了震惊中外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约200⼈冲击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县财政局与县民政局⾏政⼤楼，上万群众围观，整个过程持续近七⼩时。
事件起源于此前的6⽉22⽇零时许，当地⼀个名叫李树芬的17岁⼥中学⽣，在县城西门河⼤堰桥⾮正常死亡，警⽅认定其为跳河⾃尽。
由于对这⼀死因认定结果不满，死者家属与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发⽣争议，并获得当地群众同情。
6⽉28⽇下午4时左右，当地群众拉着横幅，在街上游⾏⼀圈后到县政府上访。
当⽇正是周六，街上⼈较多，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越来越多。
最终演变成⼀起群体性突发事件。
7⽉3⽇下午2时半，在贵州省委关于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贵州省委书记⽯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表⾯的、直接的导⽕索是⼥中学⽣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在处置这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些⼲部作风粗暴、⼯作⽅法简单，甚⾄随意动⽤警⼒。
⽯宗源认为，⼀些⼲部⼯作不作为、不到位，⼀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线，群众意见很⼤，不但导致⼲群关系紧张，⽽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恶势⼒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刑事发案率⾼、破案率低，导致当地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分强烈。
“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的！”⽯宗源说。
鉴于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贵州省委在7⽉3⽇的会议上，建议免去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