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简介汉学名家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所著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①是深入了解清代学术、社会、经济和政治诸方面不可或缺的学术著作。
艾尔曼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曾撰写有关汉学和中国历史的著作。
艾尔曼在本科阶段学习西方哲学,因对汉语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又自学了汉语。
艾尔曼曾经在汉密尔顿学院、台湾辅仁大学、夏威夷大学等高校有过学习和研修经历,在专业方向选择上,尤其钟爱中国思想文化、科技史及文化交流史,并且有很高的造诣。
在《艾尔曼教授访谈录》②中,他谈到因为对康梁等人产生学术兴趣而产生著述的愿望,学术思想史与哲学密切相关。
以上各点正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他决定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
艾尔曼教授著有《经学、政治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90》及《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等著作,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刊行于世。
二、各章梗概与评价第一章为概论,勾勒出中华帝国晚期的学术话语革命的社会背景。
西方史学家原本对中国的认识是断裂式的,忽略宋元明清对儒家式微和现代化萌芽的关键作用。
十七八世纪小学家们倡导实证和考据,为了恢复古代理想社会,事实上造成了儒教的衰亡,造就了新时代的话语体系。
第二章为考据学派与公认认识论观点的形成。
作者认为考据学派跻身为主流学术话语不仅是汉族士大夫的主动选择,而且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
该章论述了起源、对学界专业化结构的影响、认识论特点及西方科学作为外部因素的促成作用。
第三章起重点讲述了江南学者的职业化。
从社会研究的角度,重点论述十八世纪的朴学家兼具商人和学者特点,并具备文献考证的学术素养。
当然这种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富庶的江南及学术发展之间的联系。
本章讨论了大概以下几个问题:发起阶层、学术共同体组织机制、学术成员的特点及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
作为对宋朝名著《十三经注疏》的清代延续,1829年刊行的《皇清经解》包罗宏富,是朴学的集大成制作,囊括75位学者的180种著作,共1400卷由阮元收辑而成。
光绪年间,王先谦又辑乾嘉以后经学著作兼乾嘉以前而被阮元《皇清经解》遗漏的经学著作为《皇清经解续编》,清代经学著作基本囊括于此。
该书以是否应用文献考证方法为收录文章的标准。
有趣的是90%的作者都是江南人氏,绝大多数拥有科举功名,不少人家境殷实,比如阎若璩来自盐商世家。
仍有1/3学者靠经学来改变自身地位。
商人后裔和学者构成的实证学派团体利用学术来谋生,是十八世纪职业化学者身份构建的典型特点。
作者采用了约翰·杰克逊对职业的定义,并认为江南经学家大概介乎理想型职业和行业性两者之间,他们的职业是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组成部分。
从康熙帝开始,力图缓和汉族知识分子和朝廷的对立情绪。
他兴办博学鸿词科,延揽汉族士人入仕,还采用资助方式招聘知名学者编纂图书。
十七八世纪由武英殿出版,内务府赞助的书籍就多达150多种。
此外,徐乾学、徐元文等通过编修《大清一统志》的机会招聘学者,优秀学者如阎若璩、顾祖禹和胡渭等都由此脱颖而出。
类似的资助者包括朱筠、毕沅、阮元等。
书院在宋明时期都为心性之学、道德培养和抒发政治上不满的地方。
清代书院如复社、望社和讲经会等则对考据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兴的龙城书院、江阴的紫阳书院和暨阳书院及南京的钟山书院都汇聚了名噪一时的汉学大家。
他们的生活包括讲学、私人研究、幕僚生活等。
第四章讲的是学术、图书馆和出版业。
该章论述了由书商、藏书家及出版家构成的交流网络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者谈到了江南的藏书楼,当时杭州的藏书家对四库馆所做的贡献、出版业的兴盛及图书贸易。
朝廷对出版业的重视及乾嘉时代图书目录分类辑录了佚失文献,确定了考据学派视角下的合理学术类别,并纠正了文献的乖舛之处。
这摘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是深入了解清代社会、文化和学术的海外汉学家的集大成之作。
艾尔曼教授此书中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利用政区和地方史透视朴学的兴衰。
此外,他还采用福柯的“话语”概念,追根溯源,与东汉经学、宋明心性之学进行比照,确立清代朴学的历史定位与承继关系。
种种有关学术话语的“丛聚”概念和“子概念”贯穿全书,勾勒出一幅朴学贯穿的清代的社会长卷,这两种研究范式无疑为研究清代朴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方法。
关键词: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话语新文化史(1上海建桥学院外国语学院;2复旦大学外文学院;3上海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00)汪薇1朱雷2,3———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管窥学术话语递嬗,解构清世朴学万象思想理论研究70--期)是当时清代学术的杰出贡献。
第五章讲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网络。
具体谈到当时通行的札记著作,以跟理学的“语录体”相区别。
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鸣盛的《蛾术编》和王念孙的《读书杂记》等。
在考据话语中,阎若璩采用严密的年代学方法,用近乎计量分析的方式处理前代遗留课题。
而梅文鼎则利用数学的演绎过程研究“理”的内涵,焦循则精通中西天文运算,认为运算逻辑是《周易》数理逻辑的核心内容。
在资料利用和引证方面,体现在有意转向西汉文献、注明出处、考证辨伪及制作图表等。
在考古学和金石学方面清代学者摒弃了明代学者的鉴赏趋好,只记录其流传和发现过程。
大量为古代学者编辑年表和年谱是实证考据的另一体现,如钱大昕编写《疑年录》,王懋竑编写朱子年谱等。
另外,在累积性研究方面,清代学者的“补证”和“辩证”反映出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学术进步。
最明显的是对《尚书》古文经真伪的争辩考证,他们的争论还设计了学术发明优先权。
有趣的是出现了国际化趋势,如戴震学说与日本学者伊藤仁斋有巧合之处。
第六章讲考据运动的终结。
普遍认为内部和外部因素是造成考据运动终结的关键因素。
考据运动的凋敝始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该运动的逐步没落。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
”是自然规则,十八世纪末考据运动达到巅峰。
戴震认为学界重视考据忽视义理或哲理。
常州公羊学学派也强调重视《春秋》包含的哲学义理。
阮元称赞清代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不专为汉宋签注之学,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③。
今文学家对阮元重视宋儒“性与天道”的激赏都是有利证据。
1830年后,士大夫面对内外交困,转向公羊学和理学,更加重视现实诉求。
常州学派的今文学家力图扭转汉学的琐碎考辨,有利于推动十七世纪经世学说的复兴。
魏源致力于经世之学,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在此基础上讨论小学问题。
他的传世名著《海国图志》即体现了考据性实证地理研究,也是出于经世目的的地缘政治学著作。
方东树对考证学派的朴学特质进行了批判,崇尚实学。
这一点两个学派的争论集中体现在禁烟的存废问题上。
同时,宋明理学的复兴趋势同样是造成考据衰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使江南考据学派共同体衰落的直接原因,比如科举考试废弛、藏书散轶、学校解散。
尽管经过同济中兴,汉宋之争嗣后为中西学之争所取代。
西方的入侵同样导致学术共同体凋敝,如:《皇清经解》、《永乐大典》仅存抄本遭到破坏。
三尧作者对晚清学术话语体系解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话语,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
清代的“乾嘉学派”的朴学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先代学术的继承与批判。
束书不观,乃至游谈无根的确是理学学者的通病。
顾炎武曾说:“舍经学无理学”,这是晚清学者反求古经、潜心考证之学的重要原因。
有清之时朴学繁荣一时,风头一时无两。
艾尔曼的著作在这点处理得很好,作者的切入点在清代的经济社会状况,采用考镜源流的方式,剖析了东汉经学,主要是宋明心性之学与清代朴学的承继关系。
在章节安排上,如第一章第三节(理学的解体),第二章第一、二节(考据学的出现和明亡的冲击),第四章概论部分(p113页)印刷术对宋代经学复兴作用的论述和第五章第五节(学术发明权的讨论),优先权这一话题就是对新的学术发展方向,对于此后的学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根本否认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不承认在历史研究中存在所谓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史学考据的研究泛化为文学表述的行为。
艾尔曼针对为了保存历史叙事的连贯而牺牲史实浓墨重彩专于诠释的做法。
“要确定以史实为基础的重新理解的框架,应该分别考察“动机”和“后果“,处理好事实叙述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④(张旭曙袁20027)。
这番话为艾尔曼所做的努力做出了很好的注解。
显然,作者重视哲学框架(framework in philosophy)的作用,提出朴学是一种古典背景的形而上学向“知识主义”的转变,从心性和道德修养向实证学风的变化。
艾尔曼采取了融合学术史和社会史,采用了所谓“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看待考据学。
虽然经济社会背景是他花费笔墨颇多的地方,但他的关注焦点并不是仅仅囿于思想史,在晚清社会经济背景下,考察长江下游学术共同体的演进过程及关联的社会经济等内外因素。
彰显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经济学研究方式的发展。
贯穿全书的是理学到朴学的发展的思路,包括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模式、学术话语和学术职业化等“丛聚”概念,继而牵涉出具有“下义”意义的一系列“子概念”:出版、藏书、学术发明权、书院等。
“话语”的概念很容易看出借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艾尔曼将其无缝嫁接到晚清学术体系的研究中是极为合适的。
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话语背后的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共生关系,通过文本解构背后的话语准则,以及社会和政治是如何通过话语编码的。
晚清朴学自有其兴起、繁盛、衰败的历史周期,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遗留下的文本,自然成了解构背后权力关系的最好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史料搜集上翔实而多样,有不少甚至是稀见文献,搜辑之功极强。
除了学术著作的序跋之外,艾尔曼还搜集了一些信札⑤。
诸如:段玉裁给同行的可称作“论学尺牍”,归庄给同乡顾炎武的属于“友朋书札”,极具文献学意义。
不仅如此,通过书后目录看出作者参考了世界各国的汉学史料来探讨中国十七八世纪末期的学术话语,这都是作者严谨学风的体现。
朴学始于清初,最早创始者当属顾炎武、阎若璩和胡渭等人。
盛极一时的朴学人物代表有段玉裁、王念孙、戴震等学者。
及至晚清没落时期,遭受西学的极大冲击,最终走向衰亡,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等。
梁启超⑥分别将三个时期命名为启蒙期运动、全盛期运动和蜕分期运动,精确地概括出朴学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然而,就朴学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地位而言,学界有一些不同声音。
如曹鑫⑦认为:以考据为特色的朴学固然是十七八世纪的学术宠儿,清廷还是尊崇理学,并奉之为正轨的。
毫无疑问,朴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对理学形成很大冲击。
他还认为清廷纂修《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是保存文献,可能还有主导整个社会的文化,并非只是为了发展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