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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思想、传统文论思想和具体革命实践、文学艺术批评实践，从20世纪初至今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学批评体系。
它在美学上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的革命实践性，把文学批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来建构理论和进行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和实践观的“革命批判性”在文学批评上的具体体现；二是它的伦理意识形态性，把文学批评与政治和道德等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它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伦理型美学的必然结果；三是它的整合和谐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整合美学思想，运用到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之中，逐步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中西美学思想相融合的和谐体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最明显的美学特征就是它的革命实践性。
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不是独立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
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体系就是要进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
”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杂志成为一个主要阵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成为先驱。
李大钊不仅撰写了大量直接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还涉猎了文学和文学批评。
李大钊1918年前后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较早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19世纪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的俄国文学。
他于1919年底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则提出了新文学的指导思想与建设途径等问题。
瞿秋白1920年底撰写了一批关于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文章(《俄乡纪程》、《赤都心史》)，还写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等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俄国文学的发展，指出文学同社会和阶级的联系。
龙源期刊网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三种形态作者：王天保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2期摘要：在不同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会因此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态：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属于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沿袭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思维框架或者套用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思路都是不合适的。
关键词：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2-0112-07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理论流派，也催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每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通过宏观的历史视角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同形态，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总体性”，而不是迷失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个体差异性之中。
如何去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同形态？伊格尔顿在199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的前言中，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形态分为四种：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
人类学批评关注的是美学领域里的一些基本问题，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考德威尔。
政治批评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关注的是塑造与革命现实相适应的主体形式，主要代表人物有列宁和托洛茨基。
意识形态批评兴起于斯大林主义出现之后，关注文学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代表人物有卢卡奇、戈德曼、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经济批评关注“文化的生产方式”，包括文化生产和接受过程中的技术基础、制度保障等社会条件，代表人物有本雅明、威廉斯。
伊格尔顿在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四种形态时，虽然并不缺乏对历史语境的分析，但他的主要依据是批评家们关注的具体文艺理论问题。
而且在这种描述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缺席的。
或许是为了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忽视，或许是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中国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以区别于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发展，2011年11月12日至15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大召开。
研讨会由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华中师大文学院文艺学学科、湖北省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大、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等科研机构、院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与会代表就以下三方面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研究方法、内涵及范畴。
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指出，“中国形态”研究首先要注意把面的拓展和点的开拓结合起来。
他认为，目前有六大块文论学理和批评发生关系：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即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即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即人学批评的模式和理念；研究文学和美的关系，即美的批评；研究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即文化批评；研究文本自身，即文学内部批评。
第二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优长，同时绝不回避它的局限。
第三是不能孤立地谈论“中国形态”，要与时代化、大众化结合起来。
胡亚敏（华中师范大学）指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时代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者的吁求。
她从主体的建设性姿态、整体性框架、区别性的理论形态、多维的研究角度和前瞻性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形态”不同于“中国化”研究的特征。
孙文宪（华中师范大学）则强调“回到马克思”的重要性，它既是研讨“中国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也意味着对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明显处于滞后状况的反思。
他具体从研究范式、理论语境与知识系统、“问题域”、当代知识语境等方面予以分析。
马龙潜（山东大学）认为，“中国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结果，焦点是“中国化”，根本立足点在解决中国文艺的实际问题。
目前“中国化”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卢铁澎（中国人民大学）则从文学思潮的视角思考“中国形态”的建构，认为重点要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统一构成的历史特征。
关于“中国形态”的范畴及其构成，季水河（湘潭大学）认为，“中国形态”的范畴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发展，也是这一批评范畴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可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中国形态”的发展轨迹、话语方式、范畴构成以及批评家群体。
张玉能（华中师范大学）指出，“中国形态”的哲学基础应该是完整的实践唯物主义，包括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和实践价值论。
其理论形态包括艺术生产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艺术掌握论等方面。
其实践形态主要体现“两为”方向，“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操作程序。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代形态重建不是多元化的问题，而是主导形态的建构问题，涉及两方面：一是它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中获得什么，二是当代形态要回答什么问题。
关于“中国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时代感。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认为，文学理论直面本土现实，除了深研本土语言的特质之外，更重要的是直面本土当下社会
471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生活，如城市化问题。
近百年来外来理论的中国化是和启蒙、民族解放、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性很强的问题。
今天强调中国化也是有时代背景的，目的是为了建设高度文明民主，保障最大多数的公民利益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国家。
赵宪章（南京大学）认为，“文学的现实性”或文学理论批评的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他以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为例对此做了精辟的剖析。
李西建（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中国形态”的核心是中国的现状与问题，中国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是脱节与分裂的，需要进行反思。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形态不是关于文艺自身的探讨，而是结合社会历史实践对文艺进行阐释与观照的理论。
谭好哲（山东大学）指出，“历史观点”的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特色和优势所在，但近二十年来文艺批评中“历史观点”的缺失，致使文艺创作中摒弃历史、曲解历史、戏说历史乃至歪曲、篡改历史的状况比比皆是，因此有必要呼唤历史观的回归。
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针对目前存在的严重制约和影响“当代形态”构建的问题，提出四种对策：重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与理论创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切实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队伍建设。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问题时，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认为，建立现代的批评形态应该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也就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各种潜能的充分实现，作为衡量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主张的一个基本尺度，同时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来界定人的需求和发展。
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除了继续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外，还应该重视“民族的”标准。
今天“民族”问题与理论已成为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李志宏（吉林大学）则以图表方式指出传统的文学形式观与马克思“历史的”批评标准无法有效对接的局限性，进而提出一种科学合理的文学审美理论，即认为文学形式具有二重性。
陈飞龙（中国艺术研究院）认为，准确认识和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意义，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则、标准和方法。
魏天无（华中师范大学）提出可从话语形态角度切入对“中国形态”的批评实践、批评文本的研究，包括话语与语境、话语与交流、话语与知识生产这三重关系维度。
关于“中国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多维视野。
冯宪光（四川大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其他批评不同之处在于其“历史的”观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此为基准，融纳了多种文学理论。
恩格斯晚年谈到上层建筑因素相互影响的问题，在最终决定基础上，各种因素对文学都有影响，文学因此可以更广泛地涵容种族、性别、宗教等因素。
“中国形态”的建构也可以从当下各种理论中汲取有益因素。
姚文放（扬州大学）围绕“肉体话语与文化政治”两个概念，深入阐述了伊格尔顿对于美学的新解：美学不只是认识论；美学并不排斥感性生活；美学是一种文化政治。
曾军（上海大学）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中，审美交往已逐步形成一个相对成形的理论范畴并被广泛应用，但对此的理论辨析还不甚清晰。
他由此探讨了究竟该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文学批评资源、方法和立场之间的关系。
傅其林（四川大学）以阿格妮丝·赫勒的伦理美学为例，探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学者建构“中国形态”的启示价值。
周启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阿多诺、里夫希茨、马歇雷与伊格尔顿四位文论家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影响至深，亟待深入研究。
此外，陈奇佳（中国人民大学）、陶国山（华东师范大学）也做了大会发言。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魏天无）（责任编辑：何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