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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评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一、美国翻译培训派1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2里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3庞德：细节翻译理论、4威尔：翻译的矛盾；二、翻译科学派1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2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3威尔斯：翻译的科学、4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三、早期翻译研究派1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2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3霍姆斯4勒非弗尔、布罗克与巴斯奈特；四、多元体系派1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瓦解、2通加诺夫：文学的演变、3佐哈尔：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4图里：目标系统；五、解构主义派：1福科：解构原文、2海德格尔：重新认识命名、3德里达：系统的解构主义理论4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5解构与创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家评述1奈达（三个发展阶段、对等概念、逆转换理论）、2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翻译的界定与分类、翻译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3威尔斯（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交际过程、翻译方法的定义与分类、文本类型与翻译原则）、4纽马克（语义结构、翻译原则、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5斯坦纳（翻译是理解的过程、语言的可译性、翻译的步骤）、6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理论的定位、语义与翻译、翻译的层次）、7费道罗夫、ｖ.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8穆南（语言与意义、“世界映象”理论与可译性、意义交流与翻译、可译性与限度）、9塞莱丝柯维奇和法国释意理论（释意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
另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典型地体现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及其它以“解构为方法论”，以及以对“权力话语”的关注为重点的各种翻译理论，代表性的译论家有西门、巴巴拉.哥达德、凯特.米勒特、艾德里安.里奇、玛丽.艾尔曼、桑德拉.吉尔伯特、苏桑.格巴与埃莱娜.西苏、罗宾逊、巴斯奈特、特里弗蒂、韦努蒂、尼南贾纳、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根茨乐、玛丽亚.提莫志克、本雅明、德里达、保尔.德曼、欧阳桢、L。
翻译理论研究之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翻译
科学派
中文翻译科学派是当代西方中文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主要关注翻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该流派强调翻译是一种科学的活动，需要通过系统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研究和实践。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吴立言、邱立本、孙振威、韦沛然等。
他们在研究中文翻译理论方面，采取了基于现代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方法，强调翻译必须建立在对原文和译文语言本质的准确理解基础上。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重点包括翻译的原则、策略、方法和技巧等方面。
他们认为翻译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忠实原文、准确传达信息、灵活运用语言等。
此外，他们还注重研究翻译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如句法结构分析、语义转换、文化背景的考虑等。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文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翻译教学和实践也具有指导作用。
同时，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还促进了中西方翻译理论交流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总之，中文翻译科学派是当代西方中文翻译理论的一支重要流派，以科学性和规范性为特点。
他们的研究对中文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章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翻译学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研究呈现出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既对立有互为补充的多元特征。
重点人物：奈达将当代翻译理论的流变表述为从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根茨勒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起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结构主义派五大流派曼迪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分为翻译的功能理论，话语与语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哲学研究贝克尔概括为交际与功能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与认知研究和符号学研究本章概括为：语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的哲学研究翻译的文化研究第一节翻译学传统与语文学翻译研究纽马克20世纪50年代以前统称“前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这段时间缺少对翻译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属于“前科学”的研究，纽马克以重大翻译活动为标志划分翻译理论发展阶段。
斯坦纳1，古典翻译理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纳，奈达，穆楠和卡特福德为代表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谭载喜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3）中世纪时期；4）文艺复兴时期；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本章节将西方翻译理论粗略的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奈达的语文学的翻译研究1，古代翻译理论公元前3世纪到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公元前285年，72学者对《圣经》的翻译，众多学者，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人物：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西塞罗认为：翻译必须符合听众和读者的语言习惯，并能打动读者听众，翻译要传达的事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三大突破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
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
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
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
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1）语言学派的转向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 A. Nida）卡特福特（J.C.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翻译学必读1语文和诠释学派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 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
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
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
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
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
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4目的学派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
后殖民主义入翻译策略探究文学翻译并不单纯地只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还会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是停留在语言内部，忽视了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话语。
在后殖民语境下，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强势文化（宗主国）与弱势文化（殖民地）之间的权利差异，翻译文本根本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转换。
因此21世纪的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从各个角度考虑翻译策论的选择与使用。
一、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主要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
后殖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是以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印度裔美国学者盖娅里特·斯皮瓦克和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三剑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
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延续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其独有的研究路径“权力关系的透视”介入到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研究。
他们围绕“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和“归化与异化”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
后殖民主义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工具。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专注于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的价值取向和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探讨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约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策略选择。
用它的相关理论对归化、异化、杂合化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后殖民主义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在翻译研究上实现各种理论方法共融、互补的有效整合，从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三大突破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
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
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
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
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1）语言学派的转向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 A. Nida）卡特福特（J.C.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1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2 --1982）俄国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Tr anslation”），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
1．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
2.他对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也给予高度重视，认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是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创造性移位”（creative transposition）。
2 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1914 --）尤金·奈达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
1他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认为语言除了传递信息外，还有许多交际方面的功能，如表达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关系功能、祈使功能、司事功能、表感功能等，翻译就应该不仅传递信息，还传达以上所说的语言的各种功能，这也就是奈达所追求的翻译的“等效”。
2由于奈达把翻译视作一种交际活动，所以他在判断翻译的效果时也是从翻译所传递的信息量出发，认为翻译的效果取决于花最小的功夫接受最大的信息量。
3卡特福特（J.C. Catford） (1917--）卡特福特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并把寻求另一语言中的等值成分视作翻译的中心问题，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
4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16--）彼得·纽马克认为完全照搬奈达的“等效”理论（重内容而轻形式）并不可取。
他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两种方法，交际翻译致力于重新组织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语句明白流畅，符合译文规范，突出信息产生的效果；语义则强调译文要接近原文的形式。
语言学派的研究由于应用了语言学理论，使得翻译研究的结果显得比较“直观”，也比较“科学”。
但是，当语言学派的研究应用于文学翻译时，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因为此时它面临的对象不单单是一门科学——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这个对象的性质更多的是艺术。
因此，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学者不光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翻译问题了。
例如，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奠基人之一维莱姆·马西修斯（Vilem Mathesius）早在1913年就从等效翻译的角度指出：“……哪怕运用不同于原作中的艺术手段，也要让诗歌翻译对读者产生原作同样的作用……相似的，或接近相似的手段其效果往往未必相似。
因此，追求相同的艺术效果比追求相同的艺术手段更为重要，在翻译诗时尤其如此。
”这一小组的另一奠基人，也是西方译学界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雅可布逊1930年在《论译诗》一文中也指出：“我认为，只有当我们为译诗找到了能产生像原诗同样功能的，而不是仅仅外表上相似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达到了从艺术上接近原作。
”至于到了尤金·奈达提出的交际理论，强调原文与译文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在译文的接受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后，语言学派的某些领域实际上已经与文艺学派的研究领域接壤，包括交际理论、符号理论等在内的一些语言学派理论中的许多观点也广泛被文艺学派所利用。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或是文学文本的风格、翻译的标准等问题上，研究者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电脑软件开发，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
其实，即使是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不可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
文艺派理论翻译的文化研究，和语言学派一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同样其始于20世纪的后半叶。
5 1957年西奥多·萨沃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的《翻译的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一书出版，书中提出了12条（实际上是六组相互矛盾的）原则。
这本书后来在西方一版再版，影响很大。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书可以视作当代西方译学研究者重视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的先兆。
雅式文章《论翻语问》对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即叛逆)”的分析启发了从文学和文化层面研究翻译的后来者。
1961年，西方译学界有两篇论文值得注目。
1.美国学者让·帕里斯撰写的《翻译与创造》（Translation and Creation）2.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发表在《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年鉴》上的论文“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 as a Key to Literature"）。
6让·帕里斯的观点：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价值译者用他自己的语言做诗人同样的工作，要花同样的努力去塑造同样的形象，构建同样的韵律。
努力的结果有时候并不尽人意，但我们毕竟从中可以看到，翻译不是一件雕虫小技，它确实是一种创造。
7罗贝尔·埃斯卡皮的观点：论证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的价值。
罗贝尔·埃斯卡皮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
他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带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所以它不能保证每一个创作者都能正确无误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生动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就更是不可避免了。
埃斯卡皮把文学翻译中的这种“叛逆”称为“创造性叛逆”，因为这种“叛逆”给原作注入了新的生命。
尽管埃斯卡皮这篇文章没有专门论述翻译，但是他的“创造性叛逆”的观点给我们深入思考、理解文学翻译的性质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其实作者本人也已经从这个角度出发，另外在其著名的专著《文学社会学》中对文学翻译展开了讨论，并提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
”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8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这一时期的著作可首推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专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这本书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
乔治·斯坦纳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
文学作品具有多方面的联系，文学翻译要做到“透彻的理解”，“从理论上说是没有止境的”。
但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斯坦纳对文学翻译持悲观论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反对可译性的观点所依据的往往不过是一种片面的、只看一时而缺乏远见的见解。
”斯坦纳高度评价了翻译的功绩，他说：“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
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
”与语言学派的观点相比，斯坦纳显然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
20世纪70年代，在当代西方译学界还活跃着另一批学者，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的共同主张、观点和方法论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独特的翻译研究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