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雍正朝的奏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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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其在清代政治中的作用奏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奏折是统治者用以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依据。
在清朝初年,是延续了明朝的做法,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奏本和题本,其中主要是以题本为主。
但是题本有着很多的不足,比如制度单一,虽然有时候也要求公题私奏,但经常是公私不分。
并且上呈的过程也是相当繁琐,首先地方官员的题本要送往通政使司,然后再从这地方送到内阁里,在内阁还需要先经汉本房,进行翻译、登记,然后再由满本房进行校对和膳正,再送往票签处,在这里经侍读校阅汉文,汉中书再拟定草签后,再交满票签中书翻译为满文,再送给大学士观阅审核,再回到满汉签处,写好正签后,给拟本处,转内奏处登记,这样才能送到皇帝手里进行批读。
这样繁琐的递送程序,其工具的意义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反而及其影响效率,并且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内容众人皆知,毫无保密性可言。
这样一来,皇帝收到全国的新信息就会被延迟。
在清朝初年,刚刚进入关内夺取天下的满族统治者,急需一个畅通无阻的渠道来获取各地的信息,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权威,保证皇帝与中央的集权,这样一来,奏折制度也就顺应而生。
而奏折制度在雍正一朝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密折”变成了“明折”,在雍正晚年的时候,为了宣扬自己的勤政,命内廷词臣,选捡历年的朱批奏折,付诸刊刻。
直到乾隆三年才具体成书,共有18函,112帙,360卷,名为《世宪宗皇帝朱批谕旨》,由此,奏折制度才为天下人所知。
奏折的扩大化使用和公开化,对奏折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此外乾隆帝对奏折制度化的工作还有:统一了奏折的呈递与书写的格式,并且规定,奏折上递,需要用夹板或凭匣加封,封面上必须要著名日期:奏折必须要书写工整,清晰,不符合规范者加以处分。
最主要是统一了奏折的递送渠道,把奏折的收发汇总到了奏事处,将奏事处分为内、外奏事处,外奏事处由内务府选人,内奏事处由奏事太监充当,并且加以限制,防止宦官与外臣进行勾结。
这样一来,清点的各级文书才逐渐完整,在由后世的皇帝加以修正,最终才成为一套全面、完整的奏折制度。
浅论雍正帝对奏折制度的实行作者:王悦来源:《神州》2012年第05期摘要:奏折制度在康熙朝不断发展,到雍正朝得到了广泛运用,其内容方面也越来越广泛。
臣工上奏内容变得丰富的同时,雍正帝的朱批谕旨也变得多样化。
关键词:雍正奏折制度实行奏折制度在建立初期,上奏内容还不是很广泛。
除请安折外,最初大都是关于粮食收成、晴雨、谢恩、题补等内容。
尤其是农作、天气等方面的奏折,数量颇多。
我国封建制度下的统治者,一般都认为农物丰收、一年风调雨顺,就会国泰民安;反之,便会造成异变而紊乱社会秩序。
所以,在奏折使用初期,康熙帝收到官员的晴雨折,都会做出审慎检讨,颇有心得。
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康熙帝认真的态度,及对民生的关心。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当时出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在“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中呈报:‘窃惟今夏天时亢旱,各处祈雨,仰赖皇上洪福,于六月十八日已得甘露,近复沾足。
……目下米价亦平,粗者七钱上下,细白者九钱、一两不等。
’”[1]从该折能够看出,上奏言事内容只是关于当地一些雨露情况和粮价的问题,折内并未提及其它事件。
雍正帝在继承大统后,为了加强自己皇权统治的目的,对于奏折制度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雍正帝的改革,对清前期的奏折制度来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整个清朝来说,则是为后世实行这一制度奠定了基础。
这使得雍正时期的奏折,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
由于雍正帝对奏折制度的大力实行,在其执政的十三年中,奏折内容涉及越来越广泛,朱批谕旨内容也变得丰富。
奏折制度的实行,雍正帝有时利用朱批称赞官员,如鄂尔泰奏折批:“朕嘉卿之心,笔实难谕,勉之,勉之”[2],“卿实奇男子也,朕之庆幸实难笔谕。
朕今日实以卿为第一也”[3],“卿,朕之奇臣也,朕实实心幸之至”[4],这三道朱批都是对其称赞之词。
鄂尔泰为雍正帝亲信重臣,在朱批中雍正也不吝啬对他的赞赏。
有时折中朱批也有训斥臣工,如常赉奏折中批:“一切奏闻,只宜据实上达,似此粉饰阿谀,欺诈虚文,有何益处”[5],又一折批:“汝将此等事频奏之意,希朕信汝大小事无欺可隐,大错矣。
奏折制度的特点私密性是奏折制度最突出的特点这些奏折经由私人传递渠道,利用当事人的折差,直接将文件交付内廷,防止了外朝机构的检查或介入。
皇帝用朱笔谕批,“朱”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将红色的批示直接写在这些奏折上,这不同于明朝本章制度下皇帝对大学士的票拟做批示,奏折制度使得皇帝的控制得到进一步保证。
奏折直接发还,这样具奏人就可以很快看到君主的批示。
康熙时奏折制度的特点是:这是皇帝的私属渠道,数量有限的外省具奏人员,不经常上奏,缺少正规化,以及皇帝批示简洁。
它满足了那个时期的需求:快速、非正式以及秘密奏报,特别是对于外省可能发生骚动的奏报。
但它在随后的雍正职被极大地改变了。
雍正皇帝雍正皇帝继续使用奏折制度以避开外朝。
如同康熙皇帝一样,他强调这一新制度的保密性,经常称这些文书为"密书奏折"(简称为"密奏"或"密折"),强调它们的机密性,要求具奏人防止泄密并要他们亲自书写奏折,即便是各省大员的幕僚也不得援手。
然而在雍正朝,奏折制度变化很大,以加强内廷在中央政府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一制度下的文件数量增加很快,雍正朝的十三年与康熙朝最后十三年比较,奏折数量至少是后者的十倍,从约2500件上升到25000件,这一统计表明了数量上的根本变化,从奏折数量上看,雍正皇帝是一位十足的工作狂人。
雍正帝回应年羹尧的朱批这种增加部分是因为一些新的问题被纳入奏折中处理。
比如,本章制度要求,上报任何一个府州县收成情况,必先汇总一省的全部情况。
比较起来,使用奏折就很方便,能够迅速了解一个关键点的情况。
雍正朝的一些新问题因本章制度其他规定所造成的延误,同样可以在奏折制度中得到解决。
雍正皇帝也使用奏折解决不确定和实验性的事情,而这些在外朝处理过程中要么成为法规,要么遭拒绝,比如有关“火耗银子”的奏报就很典型。
正如雍正皇帝在上谕中承认的,“钱粮之加火耗原非应有之项”。
关于此的一道上谕认为,火耗银子的合法性含糊不清,意味着这一问题“只应具折奏闻,或咨部存案,不应见之本章”,意思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火耗银子问题走正常的外朝渠道,它的非法性最终会导致征收叫停。
雍正朝密折制度新探吕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摘要:密折制度在康熙晚年大体形成。
但是并不完备。
雍正继位后。
开始全面实行密折制度。
并逐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可行使密折的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密折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
发挥的功能和保密制度也更为完备。
与此相关的内容,学术界研究成果较多。
本文将以密折制度在雍正朝全面推行的原因璐及它在雍正打击朋党、加强君权过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为切入点.从新的角度对这一制度进行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雍正密折制度打击朋党加强君权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有人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三中顺治“十三年谕……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等语。
认为奏折出现在顺治朝,但是,此说并无确切的实物可以证明。
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
康熙朝,最.初只有少数亲信如曹寅、李煦等有密折陈事之权。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帝将可行密折陈事之权的官员范围扩大到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高品级的官员。
后来,部分在京部院大臣及科道官员也可使用密折奏事。
应该说。
密折制度在康熙晚年已经大体形成。
但是并不完备。
雍正继位后。
开始全面实行密折制度,并逐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可行使密折的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密折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密折发挥的功能和保密制度也更为完备等方面。
与此相关的内容,学术界研究成果较多,不宜赘述。
下面,仅就密折制度中与雍正打击朋党.加强君权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分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密折制度在雍正时期得以全面推行并日趋完善绝非偶然。
这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所决定的。
雍正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朋党林立、纲纪废驰、吏治腐败的严峻局面.特别是以胤禊、胤禧和胤橱为首的宗室朋党.他们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大肆攻击,并且消极怠工.在雍正用人施政上百般阻挠.对雍正的皇权构成严重威胁。
相比之下,雍正在朝廷内外则是相当孤立。
雍正大力推行的密折制度是如何运行的,目的何在?据《啸亭杂录》记载,说一位进京的官员买了顶新帽子,第二天拜见雍正时,雍正便调侃他,说别弄脏了帽子。
还有一件事,名臣王士俊离京赴任时,大学士张廷玉给他推荐了一名长随,后来王士俊要入京陛见,这名长随却说,他要先入京,因为他要赶在王士俊前面向皇帝报告他的情况,此时王士俊才知道,原来这名长随是雍正的卧底。
雍正也曾说过,“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雍正口中的“耳目”,不外乎四种人:一是科道言官;二是具有密奏权的诸官僚;三是由他亲自指派到各地的侍卫;四是临时派遣到各地的官员。
这些人都可以通过一种特殊方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直接上奏给皇帝,这种特殊方式就是清朝的“密折制度”。
清朝密折制度的发展史所谓“密折”,实际上就是密奏,即在给皇帝的奏折内附奏机密要事,主要就是揭发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以及民情动向等等,而且这些密事仅有皇帝一人知晓,从而在官员们当中形成一种相互监督、彼此牵制的情况,最终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
在雍正之前,密奏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
比如在康熙朝五十一年时,要求朝廷内外大臣在各自向皇帝的“请安”折内,附奏机密要事,内容大体一样。
但在康熙朝早期,上密奏者多为康熙家奴或亲信,密折内容也没有什么机密性可言,比如说气候、农作物生长情况等。
到了康熙中叶,一些内务府出身的人,像曹寅、李煦等亲信,康熙会让他们打听一些江南的事情,也算是体察民情。
到了康熙晚年,康熙才把密折逐渐发展成为监督官场、通报民情的工具,而且题奏人也从少数亲信扩大到地方官员,甚至到全体中央级的官吏。
康熙认为,密折政治具有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力,负面成本不大,有助于震慑不法官员。
于是,到了雍正朝,雍正把“密奏”的办法进一步具体化,作为一项制度加以推行。
他规定,在京的满汉大臣、外省的督抚提镇等中央与地方官员,均实行“密折”制度。
每本密折几乎都有皇帝的朱笔批语,称为“朱批谕旨”,被批过的密折则称为“朱批奏折”。
影视剧中常见清朝皇帝批阅奏折的片段,到底什么是奏折?
要说奏折不得不提到将奏折制度发扬光大的雍正。
雍正经历了激烈的竞争,才登基做了皇帝。
他老子康熙在位六十多年超长待机,他们兄弟更是长期明争暗斗,结党营私,培植亲信,都想做这天下大佬。
最后雍正虽然胜出,但兄弟几个及其党羽让雍正疑心很重,为了能更好掌握局面,打击异己。
雍正大力推行了奏折制度。
和记
影视剧里经常有皇帝批阅奏折的片段,实际上奏折是皇帝与大臣
们私人的通信,只是内容涉及国事。
日常行政使用的公文是题本或奏本,这些公文是由驿站传递,逐级上传或下达的,而清朝皇帝创立的奏折制度,是由大臣自己派遣人员,直接送达给皇帝,或皇帝指定的代理人。
清朝皇帝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开始使用奏折制度,更好的掌握局势。
康熙帝时只给予少数大臣上奏折的资格,而且批阅之后发回本人。
雍正为了排除异己,坐稳江山,大力推广奏折制度,扩大了可以上奏折的群体数量,雍正朝大约有一千多人有这样的资格。
而且,雍正要求这些人看过批阅后的奏折后,必须缴回,必须保密,泄露奏折内容是要丢官的。
奏折的种类有请安的、谢恩的、缴回奏折的、最多最主要的是陈事的。
陈事的种类繁多,比如粮食收成、河道治理、地方气候等等,大到军国大事,小到身边琐事无所不有,雍正更是把奏折制度发扬光大,耳目大臣遍天下,连一个女人捡了几两银子归还失主,他都能知道,并给这女人嘉奖。
首先,我们要清楚奏折是清朝的东西,明朝之前可能有类似性质的,但不叫奏折。
奏折是清朝皇帝与臣下的私人通信,它起到了官员之间相互牵制,了解掌握地方情况,拉进君臣关系等作用。
谈雍正朝奏折制度对督抚权力的影响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般认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用于君臣之间秘密沟通的文书——奏折开始使用,“它的确立不像某个衙门的设置,似乎是无形,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一般衙门的兴废,他涉及到君臣间权力的分配、皇帝政令的实行,是官僚政治的重大变化”。
康熙帝与具奏人进行一对一沟通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内外诸臣的密奏,收“明目达聪”之效;二是利用密奏这一形式,使“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各加警惧修省”。
康熙朝的奏折以大臣汇报各地情况为主,主要承担传递信息的功能,对强化皇权有益,对政务的直接作用有限。
雍正帝则不甘心作一个单纯的信息接收者,在充分利用奏折“上传”的功能的同时,开发它的“下达”功能,对内外政务全方位施加个人影响。
在他统治的时期内,奏折与传统的上疏形式——题本并行,但实际作用已大大超过题本。
奏折文书引导政务运行后,最失落的机构无疑是在题本处理流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通政使司、内阁与六科。
内外奏折皆由宫门封进,直递御前,通政使司被彻底排斥在奏折运作流程之外;内阁的票拟职权完全不能施之于奏折,对重大事务的知情权与建议权锐减;六科的封驳复核权更无从谈起,三机构原有的权力改由具奏人和皇帝分别承担。
因此,皇权的加强势所必然,而具奏人的权力也受到影响,改变了固有的政治权力格局。
特别是全权代理辖地内所有文武官员题、奏事宜的督抚,兼用奏折后,与其他层级官员群体之间产生了权力的博弈。
一督抚密奏渐侵六部之权清承明制,六部上承天子,“大凡督抚题奏本章,必敕部议复而后施行”,所以“内重外轻,事势之固然”,而奏折动摇了这样的传统。
一方面,拥有具奏权的督抚,遇到地方上用人行政、增革损益等大事,往往先通过密折与皇帝商议,承奉皇帝朱批后,或题本,或咨部。
皇帝对事情已有定见,部臣的反对意见难以奏效。
从《朱批谕旨》看雍正王朝的密折制度清雍正皇帝敕令编辑的《朱批谕旨》,收录了大量君臣之间的密折。
其撰折人数众多,内容包罗广泛,雍正勤作朱批,起到了通达下情,控制臣下,推行政治等作用。
本文试从分析《朱批谕旨》的角度,来获得对雍正朝密折制度的粗浅认识。
关键词:雍正;密折; 朱批谕旨清雍正帝勤于吏治,建立了一套大致完备的密折制度,并对臣下上奏的密折做了大量的朱笔批语,谓“朱批”。
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敕令庄亲王允禄等编辑的《朱批谕旨》成书,乾隆三年(1738)又出了新的刊本。
此书全名为《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共十八函九十六册,分三百六十卷,收录各级官员的密折约七千件,而“不过实际数目的十分二三”。
[1]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臣工们的奏折;另一部分就是雍正帝所作的“朱批”。
奏折只许一折言一事,可一日上多个折子。
雍正帝的朱批一般用小楷批注在奏折的行间或大段的写在奏折的末尾,字数少的只有一个“览”字,多的则达几十、几百甚至上千言。
《朱批谕旨》卷首的雍正上谕,说明了他批览奏折的情况和辑书的原因。
他说奏折原本是秘密的,朱批不为人所知,但其内容“可为人心风俗之一助”,故而加以公布;同时还可使臣民“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庶几将此不敢暇逸之心,仰报我皇考于万一耳”。
[2]从这段上谕可以看出雍正帝编辑此书的目的有三:其一,曾静投书案发生以后,雍正帝在百姓中的形象大受影响,为此雍正帝编撰了一部《大义觉迷录》给自己辩解,然而这还不足,他夙夜匪懈、勤于政事的形象,惟朱批奏折表现最为彻底,所以雍正帝希望此书能树立自己光明正大且勤政的形象。
其二,希望能对改善民间风俗有所帮助。
其三,希望文武官员能象雍正帝自己一样勤政,这一点虽未言明却是隐含在上谕中的。
康熙年间就已经产生密折,但是能够书写密折的官员不太多,至雍正时期,奏折人的范围明显扩大了。
《朱批谕旨》所收奏折的撰写人,达到二百二十三人之多,这其中可分为几类:一为各省督抚及地方大员。
清代奏折制度的变化清代奏折制度的变化是清朝中央集权加强的表现,也是清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将从历史背景、发展历程、特点和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历史背景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政治制度在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也具有独特的特点。
奏折制度是清朝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是在康熙年间出现的,是皇帝了解地方情况、掌握民情的重要手段。
奏折制度的发展与清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是清朝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体现。
二、发展历程康熙时期:奏折制度的起源康熙时期是奏折制度的起源阶段。
当时,奏折主要用于地方官员向皇帝报告地方情况,包括灾害、民情等。
奏折的内容比较简单,形式也比较随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奏折的内容和形式逐渐规范,成为清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雍正时期:奏折制度的完善雍正时期是奏折制度的完善阶段。
雍正皇帝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要求地方官员通过奏折报告更多的信息,包括财政状况、官员表现等。
同时,雍正皇帝还规定了奏折的格式和内容,使奏折制度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
这一时期,奏折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乾隆时期:奏折制度的扩展乾隆时期是奏折制度的扩展阶段。
乾隆皇帝要求地方官员不仅要用奏折报告情况,还要用奏折进行请示和汇报。
这一时期,奏折制度的应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不仅用于地方官员的报告,还用于中央官员的请示和汇报。
嘉庆道光时期:奏折制度的衰落嘉庆道光时期是奏折制度的衰落阶段。
随着清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官僚体制的僵化,奏折制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同时,由于信息传递方式的落后和交通不便等原因,奏折的传递速度缓慢,也影响了奏折制度的应用效果。
这一时期,奏折制度逐渐衰落,逐渐被其他信息传递方式所取代。
三、特点保密性:奏折的内容往往涉及机密事项,因此具有较高的保密性。
皇帝对奏折的批示和处理意见往往也只有皇帝本人知道,其他人很难得知。
直接性:奏折是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报告情况的手段,不需要经过其他环节的审核和批准。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圣祖康熙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
雍正在位仅一十三年,但却在君臣之间建立起一套完整而成功的密折上奏制度,并留下所谓“天下第一痛快之书”——《朱批谕旨》。
虽身居大内,却能通过密折了解下情,于地方官场民情了如指掌。
不能不说,密折制度的功能在雍正时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是雍正推行新政,加强君主专制的有力措施。
一、密折的产生与内容1.产生时间需要辨明的是,奏折与奏本、题本并非同一概念。
题本与奏本是清初沿袭前明旧制而来,官员弹劾、禀报钱粮、兵马等用题本,须附“贴黄”(即摘要),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然后上呈皇帝;官员到任、升转及本身私事等用奏本,也须经通政司上呈。
与题本奏本相比,奏折快捷便利、保密性强。
唐武则天时期已有告密制度,明朝也已出现与密折相类似的“密奏”,不过正式使用“密折”这一称呼却是始于清代。
密折是清代一种特有的上行官文书,是各级官吏上呈给皇帝的秘密奏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
这种文书皆由臣僚缄封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阅,旁人不得与闻。
密折中之“密”字,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密折由臣下直接上呈给皇帝个人,不经通政司等衙门;二是由于某些原因,上疏内容具有机密性,不可外泄。
关于密折产生的时间,至今未有定论。
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中推测,清代密折“肇端于顺治,推行于康熙,至雍正而大盛”。
还有学者认为奏折始用于康熙,因为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朝的。
学者黄培则认为“密奏雏形”产生于关外。
至于密折出现的具体年代,则众说纷纭。
但密折制度在康熙晚年已大体形成,在雍正时期完备盛行,这一点毋庸置疑。
2.密折内容早期密折内容无甚机密性,多为雨泽、米麦、请赐、题补之类。
康熙中期以后江南多事,奏报江南事务的内容增加。
至雍正时期,密折内容已十分广泛,形式和种类也多种多样。
有向皇帝请安折问候的“请安折”,有上奏庆贺的“贺折”,也有官员上奏谢恩的“谢恩折”。
雍正朝奏折制度浅论[摘要]清朝初期,奏折制度作为一种新兴产物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旧有的题奏制度,成为备受统治者亲睐的官文书。
它是封建统治者的得力助手,让他们得以时时刻刻地将整个帝国置于自己的耳目之内,使他们对帝国的掌控力达到空前的强度。
[关键词]:雍正、奏折制度、密折、清朝雍正朝处于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中间时期。
由于康熙晚年主张宽和仁政,对待官场的各种弊病也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雷厉风行,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雷声大雨点小、重拿轻放,使得贪官污吏们更是肆无忌惮,贪腐之风在帝国各处机构盛行,甚至有许多胆打包天的高官将手伸入国库,拿国家的银子养肥自己的钱包,致使国库空虚。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国库存银数高达五千万两,而到了康熙六十一年,国库存银数仅余八百万两,而到了雍正登基三年,国库存银数就提高到了六千万两,为国家的稳定和乾隆初年的安定繁华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康熙间,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亨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日不暇给。
宪皇即位后,综核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如河防海塘等巨费,皆罢不修,体恤民力……特置封桩库于内阁之东,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
每令直省将天下正供籴米随漕以入,故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真善为政理也。
”①雍正皇帝极大程度地清扫了康熙朝晚期毒瘤,给后继的乾隆皇帝留下了一个民安物阜的帝国,甚至可以说,没有雍正一朝的改革就没有后来的乾隆盛世。
雍正帝的创举极多,整顿吏治、摊丁入亩、耗羡归公、设立军机处、改革和确立奏折制度、改土归流等等。
其中,奏折这一文书制度在其他政策施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文拟从奏折的起源和雍正朝奏折制度改革的背景、改革内容及其改革影响等方面,略作探考。
第一、奏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奏折制度是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一种重要的官文书,也称折子、奏帖或折奏。
”②开国初期,清朝统治者沿用了前朝的文书制度——“公题私奏”制。
雍正朝奏折研究述要雍正朝奏折研究动态从奏折文书与奏折文献刊物两方面考察。
奏折文书中综合性研究的应是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这部著作;专题性研究上奏折制度是雍正朝奏折研究的焦点。
奏折文献刊物中《朱批谕旨》研究论著数量最多。
标签:雍正朝;奏折;朱批谕旨2014 — 10 — 13讲师,博士,从事清史研究。
奏折是研究清史的珍贵档案史料,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比较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关于清代奏折研究综述目前仅见王剑《近50年来清代奏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7期)一文。
该文总结近50年清代奏折制度研究成果,向读者传递有关清代奏折制度研究信息,也为以后此方面研究指引方向。
其文既然以宏观视野述论清代奏折制度研究状况,也就不能集中专注于某断时期或某帝王朝的奏折制度,又因受“奏折制度”对象词所限制未予展开全方位、多层面更为详尽的论述,而留下一些空缺之处。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有力地巩固王朝和推动社会发展,这与奏折使用是分不开的。
为此,笔者着手考察自20世纪初以来雍正朝奏折研究成果,以便于细化、深入、广泛研究。
现择其要者予以介绍,目力所及,难免遗漏佳作,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奏折文书雍正朝奏折综合性研究的应是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这部著作。
如此书“第八章密折政治缘起及内涵”的“(二)雍正时期的朱批密折”中谈及“缴批规定”、“推广密奏”、“密折限度”、“保密义务”、“密折内容”、“面传训谕”、“密查官箴”等内容。
〔1〕(PP.162——175)对雍正朝奏折各方面的认识,作者所写各节虽是简短,却很面面俱到。
这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劳。
臧廷秋《雍正朝奏折研究》(南开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根据《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朱批谕旨》三套书,从雍正朝奏折文书、进折人员、史实补充、《朱批谕旨》研究、满文奏折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雍正朝奏折专题性研究成果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