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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地方志面临的几个问题新编地方志面临的几个问题新编地方志面临的几个问题按：在思索方志编纂问题时，回顾了个人写的一些文章。
其中这一篇是我参加地方志工作后不久写的，但现在看来，其中提出的问题，似乎至今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二论修志中，似乎还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现在上载在此，供大家参考。
近几年参与编写地方志，对方志的改革和创新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现趁浙江省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写出来向大家求教。
一、我以为，地方志的创新要考虑它所处的文化环境。
大家在谈到编写地方志的重大意义时，常引旧志利用的实例作证明。
正是这些议论引导着地方志的编纂方向和读书界对新方志的评价标准。
当新编地方志达不到这种要求时，就产生了“内行人不想看，外行人看不懂”的责难。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不重视新旧方志迥异的文化环境所致。
一年多来，笔者收集分析了100多条方志利用的实例，大致可分四大类：一是为各种专业史研究提供史料；二是利用方志资料开展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三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咨询，例如发掘地方传统产品、技艺，开拓了生产门径；四是平反错案，了结悬案，纠正错讹。
而在利用性质上，又有两种情况：对于旧志的利用，常常是志书本身发挥资料作用，属直接利用性质，天文、地震、人物事迹之类，多如此；而新志的利用，则往往是修志工作中发现的原始资料起了作用，属间接利用性质，志书仅起中介作用。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旧方志时期，许多学科尚未形成或分化出来，省、地、县都不可能有专业资料的管理机构和系统配套的专业著述。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地方志就备载万物、巨细无遗，成了全方位的综合资料书。
传之后代，就自然成为现代科学探寻本学科历史资料的宝库，如地震资料、天文资料(如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国际文化交流资料(如甘肃武威关于日本沙门志满的记载)、各种专业技术资料、灾异资料等等。
到了民国时期，近代科学在中华文化中迅猛崛起，分科也细了。
关于地方志工作的一些问题思考发表单位：方志办发表时间：2007-01-12佛山市高明区史志办公室陈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朝哲学家张载的这几句话，今天用来概括我们的地方志工作，最为合适不过。
作为一种特殊体例的历史资料性著述，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录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历史变迁和时代变革的过程，具有独特的文化学术价值。
编史修志，是绵延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需要，也是弘扬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通过编史修志，记述民俗淳风、灿烂文化、英杰人物，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抑恶扬善、去伪存真、弘扬美德，可以陶冶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然而，“地方志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工作”，各级政府对修志工作的态度、重视程度，很大程度影响修志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修志工作开展以来，我国的修志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空位”、“松位”、“移位”、“偏位”、“错位”等现象。
联系到国务院新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笔者觉得，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在开展的第二届修志工作，值得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前编史修志工作的经验启示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我国的地方志编修工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公元前8世纪周朝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中央及诸侯国都设立史官负责记言记事，史官将其编纂成书，便是诸侯国的历史。
周朝设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
东汉是方志的发展时期，时有叫兰台（中央档案馆性质）的机构，保存了不少郡国的志书、地志。
自西汉开始，地方志便一直是朝廷和地方官员了解掌握政情、民情、地情的重要渠道，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
魏晋南北朝，私修地方志蔚然成风，反映一些风土人物、各种形式的地记接踵而出。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方志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明令禁止私人编史，实行官修志书制度，大规模、有组织的纂修地方志从此开始。
石林地方志工作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石林县的地方志工作机构最早成立于1979年，起初是一个没有明确级别的工作机构，名称为路南彝族自治县县志编纂领导小组，下设编写县志编写小组，开始了新县志的筹备工作。
后由于国家民委组织编写民族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县志编辑小组放下县志工作开展《路南彝族自治县概况》的编写工作。
1987年4月，正式成立了路南彝族自治县志办公室，作为县政府常设的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1994年机构改革时更名为史志办公室，2008年实行参公管理。
三十多年来，石林的地方志事业不断发展，成绩不少，前景远大，但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现做一个简要的归纳总结，提出来和地方志同仁们共同研究探讨。
一、石林地方志工作30年的简要回顾石林县地方志工作机构自改革开放初期成立以来，尤其是1987年成立常设机构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近年来，以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为抓手，依法开展各项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体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参与、社会支持”的石林地方志工作格局，地方志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一是全县动员、群策群力，完成了第一二轮县志的编修工作。
第一轮县志编纂从1987年正式启动，通过部门志编纂部门志（专业志）和县志办公室县志总纂两个步骤，经过八年努力，于1996年出版了《路南彝族自治县志》，该部县志在云南省地方志成果评奖中获志书成果二等奖。
《路南彝族自治县志》上溯到公元前111年西汉在石林地区设置谈稿县，下限到1988年，卷首设图版、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卷尾设人物、附录等专篇，正文设专志31卷140章513节，文内附有各种表格221个，总字数达140万字。
2001年3月29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县志续修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二轮县志续修工作。
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至2003年完成了县志初稿，再经过志办两年三次修改审定，于2006年正式出版《石林彝族自治县志（1989~2000）》。
对地方志的意见和建议地方志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它记录了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多方面的信息。
作为一名内容创作者，我认为地方志需要更多的宣传和推广，以便更多人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首先，地方志的宣传需要更多的创新和多样化。
传统的宣传方式主要是通过出版物、电视节目等媒体来进行，这种方式虽然非常稳定，但是受到了现代人对快速信息获取的要求的挑战。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将地方志的内容与互联网等新媒体结合，使其更具有吸引力。
例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在线媒体来让更广泛的受众获取到地方志的信息。
还可以利用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形式，将地方志的内容以更加形象化、生动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力。
其次，地方志的内容需要更加全面和有深度。
地方志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籍，它涉及到地理、经济、文化、法律等多个方面，既要有详实的资料，又要有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够真正展现出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及现状。
因此，地方志的作者需要具备扎实的学术知识和广泛的实地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够写出内容丰富、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最后，地方志需要更多地精细化探究区域特色。
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理环境，需要更多的针对性探究。
因此，地方志的编写需要与当地的文化、信息、美景等密切结合，注重挖掘和展示该地区的传统文化特色，提升其文化和旅游的吸引力。
通过更加创新、多样化、深入和精细化的宣传和内容探究，我们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地方志，弘扬地方文化，促进地域经济发展。
这也是一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之努力的事业。
地方志工作的几点作法和体会---以创新为引领，以实干出成果,,促进全市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按照会议安排，由我向大会汇报、介绍保定市地方志工作的一些做法和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正。
保定市自1985年启动第一轮修志，经历了从一本书，到一项工作，再到一项事业的升华。
我们以完成修志编鉴“两全目标”为先导，带动志鉴馆网用、旧志整理、地情书编辑、地方志理论及地情研究全面推进，促进了全市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
一、以创新打开工作局面，引领地方志事业发展保定市2004年第二轮修志启动时下辖25个县（市、区），都要编纂第二轮志书和年鉴。
多年来，走出一条不断创新之路。
（一）创新领导体制一是在起步期建立顾问委员会。
二是在转型期成立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由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任主任。
三是领导亲自动手。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前提下，历任主管地方志工作的领导不仅谋地方志业的全局，还经常亲力亲为，为地方志工作的开展解决实际问题，谋划服务现实发展和工作大局的项目。
如被誉为“方志市长”的马誉峰同志，担任保定市常务副市长后，立即着手解决制约全市地方志工作发展的问题，并亲自定地情书选题，亲自披阅、修改文稿，把住文稿质量关。
担任市长后，又为保定市方志馆选址，把方志馆建在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光园内，成为一种成功的类型和范例。
（二）创新制度建设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建立了督查制度，完善督查事项。
由保定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地方志工作督查制度的通知》，建立第二轮地方志工作督查通报制度。
加大督查、考核力度。
按照依法治志方针，保定市人民政府先后印发《保定市地方志工作管理办法》和《保定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三）创新工作方式进度、质量全面抓，先后印发《县志参考篇目》《志书行文规范》，对志稿质量提出全方位要求。
创新表现形式，列入精品志书试点的《安国市志》将二维码植入志书中，从读志书到听志书。
二、以实干打牢事业基础一是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劲”，发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
地方志工作制度缺失问题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智慧。
然而，在地方志工作实践中，存在一些制度缺失问题，影响了地方志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本文从地方志工作制度缺失的现状、成因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地方志工作制度缺失的现状1. 缺乏统一的工作规范和标准地方志工作涉及面广，包括资料搜集、整理、编纂、出版等环节。
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的地方志工作规范和标准，导致地方志工作质量参差不齐。
2. 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长期、繁琐的任务，需要编纂人员的辛勤付出。
然而，目前我国对地方志编纂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尚不完善，影响了编纂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3. 缺乏持续的经费保障地方志工作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
然而，目前我国对地方志工作的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地方志工作难以持续开展。
4. 缺乏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地方志质量是地方志工作的生命线。
目前，我国地方志质量控制体系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和评价机制，导致地方志质量难以保证。
二、地方志工作制度缺失的成因1. 认识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和编纂人员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地方志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2. 政策支持不够虽然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关于地方志工作的政策文件，但部分地方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政策支持仍显不足。
3. 人才流失地方志编纂工作对专业素质要求较高，然而，目前我国地方志编纂队伍存在人才流失、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影响了地方志工作的开展。
4. 经费投入不足地方志工作经费投入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三、地方志工作制度缺失的影响1. 影响地方志质量地方志工作制度缺失，导致地方志质量难以保证，甚至出现虚假、错误信息，损害了地方志的权威性和 credibility。
2. 影响地方文化建设地方志工作制度缺失，导致地方文化建设缺乏重要支撑，影响地方文化传承和发展。
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作为一名地方志工作者，我曾经有过一些宝贵的工作经验。
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志愿工作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此的一些感悟。
我最初参与地方志工作是在我大学期间。
当时，我加入了学校的社团组织，其中一个项目是协助当地政府编纂地方志。
在参与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我要谈到的是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
地方志工作通常需要一支团队的合作，因为其中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
在我们的团队中，不仅有历史专业的学生，还有文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的学生。
通过在这个团队中的工作，我学会了如何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和合作。
我记得我们一起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并通过定期的会议和讨论来确保每个成员都了解自己的任务和工作进度。
我们也经常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相互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和意见。
这种团队合作和沟通的能力对于地方志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所有人团结合作，才能最大程度地完成任务，并准确地呈现出地方的历史和文化。
其次，我觉得地方志工作对于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和研究能力有很大的挑战。
地方志是一项系统性的、深入的研究工作，要对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有全面的了解。
在编纂地方志的过程中，我常常需要自主学习和研究，以填补自己的知识和理解的不足。
有时候我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在查找历史文献和资料时。
然而，这些挑战和困难也是我成长和提升自己的机会。
通过不断的自学和研究，我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研究能力，学会了如何从大量的资料和信息中筛选和整理出有用的内容，以供地方志的编纂和撰写使用。
最后，地方志工作也让我深刻认识到地方文化的重要性和保护的必要性。
通过参与地方志工作，我对于自己所在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意识到了这些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和保护的紧迫性。
在编纂地方志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一些历史建筑和文物的现状，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威胁和困境。
这让我对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我决定在未来的工作中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地方志工作存在的不足
地方志工作是体现一个地方历史和文化底蕴的重要载体，然而目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地方志工作缺乏创新和精细化。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方志的创新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许多地方志工作停留在传统纸质编纂和出版的阶段。
同时，在编纂过程中对历史文化、民俗习惯等方面的深入挖掘不足，也导致地方志的质量和深度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其次，地方志编纂和传承的责任意识不足。
地方志编纂和传承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关注和投入，但是目前许多地方志编纂者和传承者只是为了应付任务或者追逐短暂的荣誉而参与其中，缺乏长期的责任意识和发展眼光，这导致了地方志缺乏持续性和深度。
最后，地方志的传播和利用也存在问题。
地方志的传播路径狭窄、信息量不足，许多人不了解、不重视、不关注地方志的价值。
同时，地方志的信息内容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应用，这也制约了地方志的传承和发展。
总之，地方志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责任和利用。
我们需要以开放的态度，加强地方志的数字化和精细化工作，深入挖掘和总结历史和文化，以丰富的信息内容和精湛的技术手段，全面推进地方志的应用和传承符合时代需求。
关于地方志工作的一些问题思考发表单位：方志办发表时间：2007-01-12佛山市高明区史志办公室陈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朝哲学家张载的这几句话，今天用来概括我们的地方志工作，最为合适不过。
作为一种特殊体例的历史资料性著述，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录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历史变迁和时代变革的过程，具有独特的文化学术价值。
编史修志，是绵延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需要，也是弘扬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通过编史修志，记述民俗淳风、灿烂文化、英杰人物，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抑恶扬善、去伪存真、弘扬美德，可以陶冶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然而，“地方志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工作”，各级政府对修志工作的态度、重视程度，很大程度影响修志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修志工作开展以来，我国的修志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空位”、“松位”、“移位”、“偏位”、“错位”等现象。
联系到国务院新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笔者觉得，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在开展的第二届修志工作，值得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前编史修志工作的经验启示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我国的地方志编修工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公元前8世纪周朝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中央及诸侯国都设立史官负责记言记事，史官将其编纂成书，便是诸侯国的历史。
周朝设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
东汉是方志的发展时期，时有叫兰台（中央档案馆性质）的机构，保存了不少郡国的志书、地志。
自西汉开始，地方志便一直是朝廷和地方官员了解掌握政情、民情、地情的重要渠道，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
魏晋南北朝，私修地方志蔚然成风，反映一些风土人物、各种形式的地记接踵而出。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方志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明令禁止私人编史，实行官修志书制度，大规模、有组织的纂修地方志从此开始。
唐朝由朝廷编纂全国性志书，地方志剧增。
自宋代以后，方志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宋徽宗大观年间，朝廷设置“九域图志局”，命令全国各地编修图经，报送志局，地方设局或馆修志，成为制度。
到了元代，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就，特别修“一统志”，开了历代之先例。
明代方志编纂更为兴盛，从朝庭到地方官吏，都极为重视，明开国之初即着手修志，整个明代全国修志2890宗（广东有224种）。
清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编修规模、成书数量以及辑出旧志和方志规模、研究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其中康熙、雍正、乾隆等对修志更是重视，三修“一统志”，并多次下令，要各地修志，在官府中一般都设有志局（馆），由地方官府行政长官自任主修或聘请文人学士或地方乡绅进行编纂工作。
民国时期（包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编志，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曾通知各地纂修地方志，有些省也由此成立了通志馆（局）。
但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修志工作实际停了下来，只有少数地方修成志书。
1929年，国民政府内务部通知修志，规定各省设立通志馆。
1934年，要求省志30年一修，市志和县志15年一修，各省市县都要设立修志馆。
民国时期的方志，共有1705种。
综观志书编修的历史，在春秋战国起源后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至两宋乃趋于成熟，体例比较完备定型，到了明清两代得到迅速发展。
民国时期，沿袭历代修志传统，在方志学研究方面有较大的进展。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修志工作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政府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古人对地方志“资治、存史、教化”的认识和“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治国安邦经验之谈使得地方志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这些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朝政重视、设立专门机构、官修方志，才能使修志工作很好的传承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志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一、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修志传统的继承、发扬。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把搜集和研究地方志作为了解中国国情和地情的重要途径提出来。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郭沫若、马寅初等著名学者提出“早日动手修地方志的建议”；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中提出过编纂地方志；1957年3月、7月，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代表又先后在有关大会上提议做好修志工作；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倡议，全国各地要重修地方志；1958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后转入中国科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领导，1959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档案局联合成立中国地方志小组。
之后，虽有少数几个省（湖南、湖北、海南、广西、四川等）陆续成立省志编纂委员会和通志馆，并编出一批简志、初稿，但由于大跃进的原因，初稿质量不高。
从全国总体来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1983年，全国修志工作中断。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次年7月，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肇始，迎来了新方志工作的曙光。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在一封群众来信上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
”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地方志，指出：“我国有修地方志的历史传统，今天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
会议期间，联系17省、市与会代表，组成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筹备组。
1981年7月25日至8月1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的中国地方史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学研究大会上，原则通过了《关于新省志、新市志、新县志编纂方案的建议（草案）》、《关于方志学研究的建议（草案）》和《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建议书》。
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第26条哲学社会科学部分，把地方史志列为社会科学发展重点之一。
1983年4月8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这是政府把方志工作纳入政务和方志工作领导机构到位的重要标志。
1985年3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同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并明确要求各地切实采取实际措施，做好修志工作。
从此，正式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届修志工作（1984～2000年）。
方志工作在政府工作中有位了，因而有了作为：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区、市先后建立了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形成了一支拥有2万专职、8万兼职的修志人员队伍。
据最新的资料统计，截至2005年11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台湾暂未统计）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6000余部，已出版5000余部。
其中，省级志书规划2615部，已出2176部，完成83．2％；市级志书规划288部，已出261部，完成90．6％；县级志书规划2506部，已出2371部，完成94．6％。
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总共完成了规划任务的88．8％。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编辑出版了4万多种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
二、政务空位对修志工作的不良影响。
综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修志工作，成绩是令人满意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我们解决和完善的地方：首先是政务空位对修志工作的不良影响。
第一届修志，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一些地方或某些方面，也出现政府不重视或不到位致使地方志工作的不顺利、不协调现象：一种是只注重全力抓经济发展，无暇以顾方志工作；另一种是认为地方志工作无关紧要，无关大局，不作为，上行下效；再就是方志工作囿于修好一部志书就误认为完成了历史使命，缺乏服务当代、服务现实的创新思想和做法。
修志工作是长效的，但往往一部志书出来时，其间主政领导已经变换，对修志工作的重视缺乏连续性，逐步出现了“松位”、“移位”，以至“空档”的情况，致使方志工作难以作为，甚至出现方志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甚至不要，被人忽略的尴尬局面。
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其次是认识的偏差、错位。
由于自抗日战争以来的近50年中，我国基本上中断了编修地方志传统，中断时间太长了。
当第一届修志时，人们对地方志也陌生了。
第一届修志时就或多或少忽视了政府修志工作政务的行政性，偏重学术性，配备领导忽略行政型、偏重专家型，忽视通才型，且人员偏老。
误以为第一届志书已经编辑出版了，大功告成，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二十年修一次地方志，可等过二十年再临时动议，组织写作班子再搞突击行动。
这种政府对方志工作认识的松位、移位，使方志工作难以作为，由原来的“领导重视”，变成了方志工作者争取“领导重视”。
前者是主动、到位的，后者是被动、松位的，以致出现一些所谓介绍争取领导重视的经验材料。
这些材料“讲起来生动，听起来感动，做起来难动”，如遇上开明的领导还好办，但遇到领导本身就松位、移位就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了。
第三是修志工作被淡化。
一些地方未把方志工作列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并未把方志真正列入政府工作的要务之一，大多数地方连政府工作报告也只字不提史志文化工作。
当然政府工作报告“写了不等于重视，没写不等于不重视”，但至少反映了政府对这项工作有“松位”现象。
在松位、移位的情况下，只能提出“有位才有为”，并想方设法通过“有为才有位”来取得重视，但权弱言微，“有为才有位”的倒过来哲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有位有为，有为显位，在其位谋其政。
第四是机构不统一。
一些地方把原本就定位不准确的方志部门机构随意合并、降格，并减编，弱化了方志部门的行政职能和学术科研能力。
仅以我们广东为例，目前，在县（区）以上100多个方志机构中，就有1/3多的方志机构被松位、移位，这里还不包括定级、归属不当问题。
甚至出现编制部门对方志部门的设置可有可无、可降可并、归属随意、随意移位。
既使是保留原级别、原归属综合领导机关的，也存在削弱的问题，配备领导，考虑照顾性的多，不愿把素质高的人员调入方志工作部门。
准确定位，保证方志工作顺利开展地方志工作既然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官修志书”又是自古以来形成的并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修志体制，理应受到各级领导和全社会的广泛重视。
而且，编修地方志是一项代代相继、需要长期规划的地方文化建设事业，因而需要有稳定健全的组织机构、学有专长的工作人员，必要的物质投入。
同时，修志是一项涉及面广、程序复杂的文化建设工程，每轮修志，省市县三级、社会各行各业都要参与，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因而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
再者，修志是一项严谨的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志书作为“一方之全史”，内容必须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编纂必须严格规范记事断限、体例编排、内容详略、记述方法等；资料收录必须全面、系统、准确，具有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