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去世，真正的大儒时代结束了【素材回放】2018年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享年101岁。
提到饶宗颐，最容易想到的便是“北钱南饶”、“北季南饶”。
这也是个有意思的对比，很显然，北边有两位，分别是钱钟书、季羡林，南边只有一位，便是饶宗颐，按照武侠里的说法，饶宗颐先生这是“以一敌二”。
他的离世，无疑标志着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
钱钟书说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能得到钱、季两位先生如此高的评价，说一句“饶宗颐是大师中的大师并不为过”。
关于饶宗颐，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不过这是个悬案，先说这句评价——“只要有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有报道说这句话出自金庸之口，也有记录说这是余秋雨说的。
不管是谁说的，这个评价没人质疑过，观点经得起推敲。
饶宗颐去世，人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再次说起“国学大师”这四个字。
当年有人纷纷争抢“国学大师”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的时候，饶宗颐既犀利又幽默地表了态，“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
（季羡林与饶宗颐）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羡林、任继愈两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师”的帽子纷纷送上，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
饶宗颐进一步解释道，“‘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
”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
【素材解读】饶宗颐先生真是全才啊，罗列他涉猎的文化领域：敦煌学、甲骨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诗词、书画，会发现多数都是冷门，都是少人继承的事业。
饶宗颐曾开玩笑说，在文化界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如今游子进入天堂，他留下的背影，显得愈加孤寂。
最近这两年，甚嚣尘上的“大师饥渴症”有所缓解，伪国学大师人人喊打。
但总是有人忍不住“造大师”的冲动，比如网友曾有这样的提问，某既能搞音乐、拍电影、又能录制脱口秀、担当综艺节目导师的人，算不算“大儒”？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把一名杂家称为“大儒”，表明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化的认知，已经浅薄到了令人齿冷的地步。
真正的大儒时代早就结束了。
如果饶宗颐先生还活着，勉强还能说大儒潜于世，现在这最后一位大儒也走了，我们也就只能在故纸堆里怀念大儒、想象大儒了。
【适用话题】淳厚博雅泽被后世回忆和怅惘向一代大师致敬大师已去，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在后世长久流传终其一生，从求学问道到处世为人，都没有背弃文人应有的风骨与修养在探讨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国学大师”时，正透露出我们自身的一种文化焦虑“大师”对于真正的大师而言，是否将这样的标签给予他们，或许并不重要。
在他们看来，2只要踏踏实实治学，勤勤恳恳探究，就足够了但凡大师，都是能耐得住寂寞的用心治学之人，积几十年之功，终有所成。
他们所具备的是独有的理念和品格，这也是当今时代的人们所稀缺之物【素材锐评1】饶宗颐：命里注定做学问，不敢当“大师”钱钟书称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将他视为“心目中的大师”，而他也曾与这两位大师先后并称为“北钱南饶”和“南饶北季”。
能被称为大师的学者相继远去，已过期颐之年的饶宗颐也没有度过这个寒冬，于2月6日凌晨逝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出版过60余部著作，3000万言。
在他身上有很多第一：第一位系统研究殷商贞卜的学者，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第一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诸于世……他曾把自己的著述归纳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
在中国音乐史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是一位资深的古琴家。
其研究成果《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
就像武侠小说里，高手总会有“双峰并峙”，大师与大师之间也常常惺惺相惜。
饶宗颐与钱钟书于1980年在北京相识。
钱钟书已届古稀，饶宗颐小他7岁。
初次见面，饶宗颐送给钱钟书一本诗词《晞周集》，是他上世纪70年代初客座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时所作；钱钟书回赠了一本亲笔批注的《管锥编》。
1998年，钱钟书逝世，北境大师空缺，不久即由季羡林“递补”。
2009年，季羡林也走了，留下的空缺至今无人能实至名归，饶宗颐大概是有些寂寞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说过：“中华文化什么样子？就饶公这样！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
我可以说：50年之内，不会再出第二个饶宗颐！”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要创造全新的文学面貌；蔡元培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俄国……出生于这样的年代，注定饶宗颐的学术之路必有波澜，而是否能壮阔就要看他的奋斗了。
3幸好，饶宗颐家学渊源，父亲饶锷是闻名岭南的学者，建立的“天啸楼”是潮州最大的藏书楼。
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饶宗颐“躲进书楼成一统”，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
他说自己的5个基础都来自家学：一是写诗填词，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饶宗颐曾说：“我家以前开有4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
”1935年，18岁的饶宗颐被破格招聘进入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
这份工作让他几乎看遍了馆中收藏的地方志，构成了他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体系。
此后，饶宗颐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院校教授。
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并先后在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等任职教授。
他周游世界，只为讲学，被学术界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2011年，社长位置空缺了6年的“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饶宗颐当选为第七任社长，他的前辈有吴昌硕、赵朴初、启功……长年在外讲学，使得饶宗颐“名声在外”，荣誉等身，1962年就获得了有汉学界诺奖之称的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
但似乎国内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当然他也从来不在乎。
有人当面称颂他是“大师”，饶宗颐笑言：“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记者注）。
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
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季羡林倡导“天人合一”，饶宗颐进一步提出一个新概念“天人互益”——一切事业，要以益人而不是损人的原则出发和归宿。
“我们要从古人文化里学习智慧，不要‘天人互害’，而要制造‘天人互益’的环境，朝‘天人互惠’的方向努力才是人间正道。
”活得久，有时候会让人忘了他传奇般的学术成就，而把时光当成关键词。
曾经有记者采访饶宗颐，跟他握手时觉得手温暖有力，就问他是如何养生的。
不过，真正的大师就是大师，饶宗颐的回答也和养生节目的那些“大师”不一样。
饶宗颐笑着说：“我是坐在葫芦里。
”这源于元代诗人的一句话，“一壶天地小于瓜”，清静达观、身心愉悦，自然长寿。
2017年11月，“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百岁4高龄的饶宗颐仍精神矍铄，亲到现场参加开幕式。
饶宗颐说，父亲为其取名“宗颐”，就是让他宗法宋代理学家周敦颐。
周敦颐的《爱莲说》有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个名字，饶宗颐不负。
早在2011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
今日巨星陨落，但先生的为学为人，依然如星辰璀璨。
【素材锐评2】饶宗颐去世：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一生治学所及，博泛无匹，可视为20世纪人文学术之显学与新学的全息缩影。
饶选堂宗颐先生昨日凌晨（2月6日）仙逝，哲人其萎，学林艺林同声哀悼。
在近三十多年间，内地知识界和文化界对其评价有过一些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学术逐渐复兴，随着眼光转向外界，人们发现竟有这样一位久居香港的学者和艺术家博通至此，举凡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其人几乎无不涉及。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中，饶宗颐与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者成为偶像级人物，“南饶北钱”“南饶北季”的称誉由此出现。
然而，“博通”符合传统文化的审美与想象，但却不是现代学术的常态。
随着后来学术精细化、科学化之风盛炽，“通人”钱钟书的偶像地位被“专人”陈寅恪取代，饶宗颐也不再成为学术界顶礼膜拜的对象，晚年更以文人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饶宗颐先生一生治学所及，博泛无匹，可视为20世纪人文学术之显学与新学的全息缩影。
他对学术史的发展有非常明确的认知，对自己在潮流和大势中所处的位置和起到的作用5也相当自觉。
2003年，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大陆版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共14卷20册，分别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及文录和诗词等。
这套学术文集的分类和编排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大体呈现了饶宗颐学术世界的面貌，据之足以了解先生治学的路径与转捩。
在这套丛书中，饶宗颐看到了近百年学术史旧学发潜、新知递生的趋向，令他感到幸运和欣慰的是，他出生的1917年，正是王国维考证先公先王之年，而甲骨面世迄于世纪之交，恰当期颐，他不无自豪地说：“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与其事。
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
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
李泽厚从《登幽州台歌》中看出陈子昂内心那种“得风气之先的伟大孤独感”，饶宗颐预20世纪学术之流，身处其间，自然而然有“得风气之先”的感受。
而时移势易，前辈同辈渐次凋零，那种“开先”的孤独感则未免转为“独守”的孤独感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饶宗颐多次受邀访问内地，参与学术研讨、考古发掘和文化考察，此一时段则陆续出版《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及《甲骨文通检》等，增进了两地学术与文化交流。
千禧之初，先生即已感慨，晚近以来地不爱宝，新写本不断出土，学术界当另有新境界、新事业展开，“古典重温，新义滋起，或可能导致未来之文艺复兴，谨拭目以俟之”。
先生今归道山，语犹谆谆，希冀在焉，来者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