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评论·书、剑与酒及侠之大者———解读《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形象的文化内涵唐 红(塔里木大学文理学院,新疆阿拉尔 843300)摘 要 历史人物荆轲,携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无疑是个勇士,得到尚武之人的赞赏尚不足为怪,获得千古文人的推崇与青睐则值得探究。
在《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中,“书”、“剑”、“酒”及“侠之大者”四个文化要素与荆轲形象有着紧密联系,后世文人正是在荆轲身上寻找到了与此四要素相关的文化认同,从而引发共鸣,咏歌不止。
关键词 荆轲;侠形象;文化内涵作者简介 唐 红(1977———),女,四川资阳人,塔里木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荆轲原本是一个小人物,其本身所具备的性格特点、蕴含的精神气质和历史机遇的共同作用使他成为秦庭行刺的主角,遂震惊天下,为世人口耳相传,继而被载入《战国策》、《史记》、《史通》、《十六国春秋》等史册。
在所有的史籍中,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荆轲形象最为鲜明生动,极具感染力,是荆轲历史形象集大成者。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用了五千六百余字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荆轲等五位刺客立传,而荆轲独占三千一百余言,由此可见太史公对荆轲的推崇。
自司马迁开始,汉魏以降,荆轲形象不断受到文人关注、探索和再创作,频频出现在《燕丹子》、《烈士传》、《金缕子》、《东周列国志》等小说故事以及诗文曲赋、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尤其在侠义小说和咏侠诗中占有重要位置。
从汉魏至明,与荆轲形象有关的文人诗词有八十余首,其中,陶渊明、柳宗元、苏轼等直接以荆轲为题的诗词作品有二十余首。
此外还有元代刘因的《吊荆轲文》,明代文洪的《易水吊荆轲赋》等长文。
在清代,荆轲形象则多在戏剧中出现,这一时期以荆轲为原型的戏剧主要有茅维的《秦廷筑》、徐沁的《易水歌》、程琦的《荆轲记》以及作者不详的《督亢图》等。
直到今天,荆轲形象仍高频率地活跃在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中,如被电影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电视剧导演李惠民,电视制作人韩三平等作为原型,以现代人的视觉重塑,在电影《荆轲刺秦王》、《英雄》,电视剧《荆轲传奇》等影视作品中生动地表现出来。
正如陶渊明在《咏荆轲》中感叹的那样:“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那么,一个原本从民间闾巷走来的小人物荆轲,为何能在千载之下被众多文人墨客吟咏歌颂频频点击呢?这自然与荆轲事迹具有的特殊历史背景和重大社会意义有关,也少不了太史公的精彩史笔,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从文化视角来考察荆轲形象时不难发现,荆轲形象已与“文人侠客梦”、“侠之大者”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词语紧密相连,恰恰是荆轲身上所包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得到了世人的充分认同,引发了千古文人的广泛共鸣。
从荆轲事迹最早最翔实的记录《史记·刺客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荆轲形象所负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与“书”、“剑”、“酒”及“侠之大者”四个要素紧密相关。
一、荆轲的“书”、“剑”与“酒”《史记·刺客列传》在介绍荆轲时有两段文字值得注意: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
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野王。
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
①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曹沫等五位刺客立传,·70·第25卷第1期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8年2月V o l .25.N o .1 J o u r n a l o f P a n z h i h u a U n i v e r s i t y F e b .2008唯独在介绍荆轲时两次提到“书”这个细节———“荆轲好读书”、“为人沈深好书”,这说明荆轲并非单纯的闾巷之人、一介武夫,而是有勇有谋(“术”),具有非同一般的理想抱负的读书人。
因此,荆轲自我定位较高,尽管遭遇了“以术说卫元君”而不用等诸多不得志的事情,有点失意落魄,常饮酒作乐以消愁,然而“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这在《刺客列传》中的五刺客中是最为特殊的。
虽然我们今天无法具体考究荆轲究竟以何“术”说卫元君,以及他“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书”,但根据荆轲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可以推想一个大致的范围:从“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可以想见荆轲以术说卫元君时,魏国已是岌岌可危,由此可以反推出他提供的“术”必定与在强秦的威胁下如何安邦定国有关,并且他的“术”应当受其所读之书影响。
荆轲所处的时代已是战国末期,是经历了百家争鸣之后,形成以儒学为主,各派文化思想融合统一的时期,再结合他与鲁句践、盖聂之事中所表现出的“隐忍”的性格,可推测荆轲读的书应该与这种文化趋势有关联。
从他刺秦王的行动来看,他已具备了为后世文人所称道的心怀天下之义,由此可见,荆轲并非一个单纯的带剑飘零的尚武之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习圣贤之道的文化人。
书,是承载思想之物,是文人修身成长的营养来源,也是家国天下理想抱负的思想发源之地,同样也是实现理想抱负的重要途径;剑,本是力量的象征,是行侠仗义之物,文人身上所配之剑的实用功能却大大削弱,成为一种侠义精神和功名寻求的象征。
书与剑的意象是古代文人“内圣外王”理想的具化。
书与剑的交融,集中在荆轲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上独特的“书剑飘零”的意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对剑的崇拜,这种崇拜最初也许是因为剑是贵重难得的器物,是力量资源。
可后来剑在中国文化中逐渐失去了其实用的功能,向审美与精神的方向发展。
《列子·汤问》中孔周所说的三剑:一曰含光,二曰承影,三曰宵练,[1]要么无影无形,要么若隐若现,都不是实体的剑,而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神物,受到世人崇拜。
随着剑崇拜的发展,剑慢慢又被视为一种实现理想必不可少的神秘工具。
这个理想,就是世人心中对剑客侠士之行侠仗义、诛奸除恶、公平正义的瞩盼。
而这恰恰又和文人治国平天下这种“外王”的理想抱负相吻合,因而剑也就贯穿“文”、“武”,成为“外王”精神的表现,乃至成为一种人格力量和文化精神的象征。
作为一个读书人,荆轲身上的剑就是一种象征之物,虽然司马迁一开始就提到荆轲好击剑,但其后又记载:“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
荆轲出。
……荆轲游於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
”由此可见,荆轲并不把他的剑当作具有实用功能的武器,尽管他最终以剑刺秦王,但那或许是出于对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这是一个与本文无关的复杂话题,此处不便阐发。
总之,荆轲作为中国文化中“书剑飘零”的早期形象,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剑对于胸怀天下的读书人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即便从审美角度来看,一个文人,要飘零天下去实现其“内圣外王”的理想,扛一把大刀或斧头会显得不伦不类,背负一把外表俊秀的长剑则是最为理想的形象,具有一种文武皆备,沉郁儒雅中不失豪放的气度,这种气度很受文人欣赏。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人,尤其是长期在书斋里面生活的读书人,是特别向往这样一种风度气质和生活方式的,我们从屈原《九章·涉江》中的“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2],陶渊明《拟古》中的“抚剑独行游”[3],以及李白、杜甫、辛弃疾等众多文人诗词中可见一斑。
而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的的确确过着这样一种生活的。
所以,荆轲所展现出的“书剑飘零”形象不仅对中国文人具有审美意义,更重要的是一种身游四方、心怀天下的精神的体现。
在荆轲的“书”和“剑”上,后世文人无疑能够找到一种无间的文化认同。
与荆轲形象的文化内涵紧密相关的,除了“书”和“剑”,还有酒。
“荆轲嗜酒”,但并非酒徒,不过是不得意时借酒浇愁而已。
这恰恰引起了后世文人的共鸣,在与荆轲有关的诗歌中提到酒的不少,如左思《咏史》中有“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4]”;李白《少年行》中有“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5]”等。
这是个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酒”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
酒的意象,反映了人生在醒与醉之间的徘徊状态。
醉,是情感的放纵,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使人领略到一种解除束缚,复归本真的神秘体验;醒,是主观上对人生理想、价值的追求。
文人饮酒,得以释·71·第25卷 唐 红:书、剑与酒及侠之大者 第1期放激情,忘却尘俗、尽情抒发心中的豪气,进入虚无飘渺的自我陶醉境界,所以,中国文人的诗文中总是充溢着酒香。
荆轲的崇拜者陶渊明就生性嗜酒,并写下一组共20首的《饮酒》诗。
梁朝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6]”戎马一生的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写尽了半醉半醒之间一个忠义灵魂壮志未酬的悲凉。
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众多“书剑飘零”的文人也总是和酒有不解之缘。
如果说“书”和“剑”形成“书剑飘零”的意象是文人“内圣外王”理想的具化,那么,再加上酒,不但更增了几分豪气,而且可以在得意时助兴,在失意时浇却心中的块垒。
荆轲在“书剑飘零”时,与高渐离饮于燕市“和而歌”、“已而相泣”,正是这种形象的真实写照。
“书”、“剑”与“酒”融合在荆轲身上,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独特的文化形象,让后世文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知己,因而感喟不已。
二、荆轲形象与侠之大者在以《史记》为主的历史典籍中,荆轲并没有被具体明确地冠以“侠”的称谓,但历史文本中的荆轲形象却在客观上具备了“侠”的基本特点。
而在《燕丹子》中,田光称荆轲为“神勇之人”,“不拘小节,欲立大功”,这使荆轲形象侠的特点逐渐显露。
在后世的诗文中有称荆轲为“壮士”、“义士”的,如“壮士西游遂不还”[7],“义士有荆轲,捐躯思报恩”[8],“壮”和“义”使荆轲形象侠的特点更为明显。
在与荆轲相关的一些诗文中也有按捺不住直接以“侠”相称的,如“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9]“匕首寒霜照客颜,相逢侠气满燕关”[10]。
严格地说,被司马迁列入《刺客列传》的荆轲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侠”,“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只是到《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
[11]较之于游侠,荆轲并没有把“行侠仗义”作为一种完全主动的行为,也没有把“行侠仗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但身上已有的一些精神气质为后世侠提供了基本的蓝图。
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总结了关于中国侠的八条信念和特征:一是助人为乐,二是公正,三是自由,四是忠于知己,五是勇敢,六是诚实、足以信赖,七是爱惜名誉,八是慷慨轻财。
[12]而荆轲身上就已经具有了“自由,忠于知己,勇敢,诚实、足以信赖,爱惜名誉”等这些侠的因素,成为后世侠文化的先导,被后世各阶层不同程度的吸收,融入到中国文化精神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