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介绍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健康长寿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美好愿望。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世界文明古国。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华夏民族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
它汇集了我国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柔和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学术精华，堪称一颗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之树。
一、“养生”的概念养生，又称摄生、道生、养性、卫生、保生、寿世等等。
养生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养生主》（“得养生焉”）内篇。
所谓生，就是生命、生存、生长之意，指人体生命；所谓养，指生育、哺乳、培养、饲养、调养、补养、积蓄的意思；养生，指调养人体生命，保养生命，已达长寿的意思，就是根据生命的发展规律，达到保养生命、健康精神、增进智慧、延长寿命的目的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因为身体是我们生活的根本，健康的身体是我们有一个健康人生的基础。
保健作为医学专用术语，是近代西医传入以后才有的，它是指集体和个人所采取的医疗预防和卫生防疫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养生与保健，就个体保健角度而言，两词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的灿烂文化，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医学领域里，中医传统的养生学，对于延缓人的衰老，提高人的寿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它是祖国伟大医药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奇珠。
二、养生的意义“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
《十问》（马王堆医学史料记载）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古代延续到今的“贵生”思想，即对生命的崇敬。
中华养生产生于上古先民为抗御严酷的自然环境，调整体力，抗御疾病，防治疾病的需要。
养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养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养生是我们的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真总结生命经验的结果。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健康长寿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美好愿望。
因为对生命的崇敬和对死亡的恐惧使得人类社会对健康长寿的追求成为一种本能性的一致追求。
对每个人而言，健康是人存在发展的基础。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对于社会而言，健康是一个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
国民的健康，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生命力的旺盛。
三、中国养生文化的特点中国养生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产物，其理论体系本身具有这种学科所具有的双重特征。
具体来说，中国养生文化的社会科学性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养生文化的自然科学性质则主要体现在它的传统医学发生一种血肉相联的关系。
作为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现象，传统养生学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也积累了一整套实用、同时又充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睿智的实践方法。
（一）形神兼顾，养神为先就养生学的范畴而言：1、形：指形体，包括人体的皮肉、筋骨、脉络、脏腑及充盈基间的精血。
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外壳。
2、神：指人本的精神思维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
3、形神之间的关系：形是基础，神是主导；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所生。
形体与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互为依存的密切关系，所以养生包括养形和养神，二者必须兼顾，形神共养，不可偏废。
只有形神统一，才是生命存在的首要保证；只有形神共养，才是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最佳手段。
形体与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互为依存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形的存灭决定了神的存灭，神只能即形成存，决不能离形而生，神的生机旺盛只能建立在形体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欲养神必先养形，用《黄帝内经》的话来说，就叫做“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素问·上古天真论》）；另一方面，神的健康与否，也直接影响形体的盛衰存亡，欲康健形体必须重视养神，否则“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素问·疏五过论》）可见养形与养神，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
4、养身需先养心主张形神共养，决不意味着把形、神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事实上就总体而言，中国养生学从来都视养神为首务，正所谓“太上养神，其次养形”（《艺文类聚·养生》）。
鉴于祖国中医学关于心神能统率五脏六腑、五官七窍、四肢百骸而为一身之主宰的生理观，所以古代养生家大多认为调养心神，不但能使心强脑健，有益于精神卫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养心调神还可以有助于调养整个形体。
《灵枢·天年》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也认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神”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得神”、“守神”，就能保持健康、却病延年；反之，神伤则病，无神则死。
由于可见，形神兼顾、养神为先确实是中国养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古代医学认为，心神能统率五脏六腑、五官七窍、四肢百骸，为一身之主宰。
即“神”是生命的主宰和生命存亡的根本。
因此，调养心神，不但能使心强脑健，有益于精神卫生。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养心调神还可以有助于调养整个形体。
所以养生首务是养神，调形必先调神，养身需先养心。
（二）虚静养神，凝神益智祖国养生学向来认为“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和生命存亡的根本。
因此，养生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养神”来保养和提升人的内在生命力。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虚静养神这样一种中国养生文化的特点，首先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
庄子就提出了“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才是“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生（神）之道也”（《庄子·刻意》）的结论。
顺着老庄哲学所开启的这条思路，后代的养生家无不提倡“养静为摄生首务”（清曹庭栋《养生随笔》）。
晋代著名养生家嵇康在《养生论》中集中探讨了虚静养神的要义：“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
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考察中国养生文化中的“虚静养神”学说，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味诉诸体力消耗的运动养生方法不同，“虚静养神”理论更注意于人的意念守情、恬淡虚无，在尽可能排除内外干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逼近生命活动的低耗高能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不协调状况，达到却病延年和发挥人体内在潜能的目的。
这种理论的作用机理，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认识，《管子》中就曾经提出过“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立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的观点。
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虚静”不但是古人追求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传统哲学，特别是道、释和宋明理学观照外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
佛家也是在“禅性”状态中观照世界的。
所谓“禅”，在梵语中正是沉思之意，而沉意与虚静则具有相近的内涵，其本质都是要求人们暂时切断感觉器官与外界的联系，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中止大脑中的其他意念，使意识集中到一点，从而进入一种单纯、空明的状态。
佛家认为只有如此，人们才可能理解整个人生、认识宇宙的终极真理。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古代哲人都不约而同地倾心于“虚静”学说呢？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形式上具有偏重直觉的趋同性，而虚静状态正是诱发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实，无论是哲学的彻语，或是艺术审美活动，它们都只不过是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外现方式之一，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养生理论有着共同的旨趣——把“虚静”作为人的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有效手段。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虚静”视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顺乎自然，物我合一“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
阐明了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变化，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观点。
顺应自然的养生理论大致包含以下两重含义：1、顺应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以护养调摄。
《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法于阴阳，调于四时”和“因时之序”，都表达了这种意思。
就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而言，对人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四季交替和昼夜晨昏的变更，因此养生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首先，针对春夏秋冬的气候特征，在精神修养、饮食调摄、生活起居等方面必须顺应四时的生、长、藏特点，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此基础上，还要力求“一年之内，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理虚元鉴·卷上·知防》）。
其次，养生者还应注意昼夜晨昏的调护。
《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一天之中，早晨阳气始生，日中而盛，日暮而收，夜半而藏，每天这种变化与四时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完全一致。
因此，为了资助阳气的发生，早晨应多开展室外活动，吐故纳新，流通气血，旺盛生机；傍晚日落，阳气开始潜藏，于是要相应减少活动，避免风寒和雾露之气的侵袭。
2、顺应自然而然的状态。
所谓顺应自然而然的状态养生，实际上是指人们只有认识人与自然二者本身所具的客观规律，并依循这种规律养生，才可能健康长寿。
早在《吕氏春秋·尽数》篇中，就有“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
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寿长焉”的论述，可见古代养生家早就认识到了自然界有其自然的规律，人们只有依循这种规律方可生长久视。
除了自然界之外，人体的生理状态也有自身的规律，人们只有象《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那样顺应人体的自然生理规律，才能保护生机。
以养生传统养生理论认为，人和自然都是“气”的产物，人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只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
因此，人与自然具有相通相应的关系，同受自然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
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阴阳变化，顺应自然而然的状态以养生。
这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人体生命与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状态。
（四）养生与养性、治国相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从来就不局限于研究机体本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而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吕氏春秋·先己》篇中提到：“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揉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论在内，因而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在儒家的养生理论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寿”（《论语·雍也》）的观点，后来又十分肯定地提出“大德必其得寿”（《礼记·中庸》），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长寿。
其后中国的养生家基本上依循这一思路，强调养生必须与道德修养相协调。
事实上，良好的道德情操，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去病延年的必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