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收继婚制度评述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10年第3期（总第30期）No.32010（Serial No.30）一、元代以前收继婚简述“收继婚”是指妇女丧夫之后，改嫁给原夫的亲属的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又称为“转房”。

这种婚俗是古代氏族社会的产物，正如恩格斯在他的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集团，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

虽然她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婚姻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之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

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任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１］中国许多史籍中都有关于收继婚的记载，如《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父死，妻其后母。

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周书·异域传》：“（突厥）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父死则妻列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

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

”由此可见，收继婚在我国古代边疆各民族中都普遍存在。

秦汉时代，蒙古高原的匈奴、伊犁河谷的乌孙、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民族，都流行收继婚制。

秦汉以后，北方境域的少数民族羌、稽胡、突厥、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收继婚俗一直保存、延续下来。

二、元代收继婚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一样，蒙古族也保存和盛行收继婚制。

马可波罗说：（蒙古人）“婚姻之法如下……父死可娶其父之妻，唯不能娶生母耳。

娶者为长子，他子则否。

兄弟死，亦娶兄弟之妻。

”［２］加宾尼也说：“甚至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可以同父亲的妻子结婚；弟弟也可以在哥哥去世以后同他的妻子结婚，或者，另一个较年轻的亲戚也视为当然可以娶她。

”［３］在中原汉族，早在战国后期国家法律上就禁止了这种婚姻形态，民间社会也在伦理道德的指导下对这种婚姻持抵触态度。

但是在元代，由于大量蒙古、色目等民族进入中原汉人地区，收继婚又开始在汉人中重新出现，当然，汉人和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收继婚有所区别。

收继婚有两种形式：一是同辈收继婚，即弟收兄嫂或兄收弟妇；二是异辈收继婚，即子收庶母或叔伯母。

由于元代社会收继婚实行主体具有复杂性，不同主体的收继婚呈现不同特征，因此本文根据实行主体的民族种类将元代收继婚制度分为两类进行讨论，一类是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收继婚，另一类是元代汉人的收继婚。

（一）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收继婚元代收继婚制度评述◎李钰[摘要]本文在简述元代以前收继婚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了在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元代少数民族和元代汉人中收继婚的不同发展轨迹和特点，分析了收继婚制度在两大类别民族中存在的原因，阐明元代的收继婚制度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作为一种少数民族习惯法，它在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中的存在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在元代汉族中的一时流行也是合理的，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收继婚；元代；蒙古族；汉人[作者简介]李钰，女，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09级民族法学博士研究生。

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D6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562（2010）03-0060-05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收继婚制度是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式产生并发展而来。

考蒙古的源流，可知蒙古收继婚是前代一脉相传的风俗。

［４］无论是元初还是终至元末，蒙古人的收继婚制度一直存在，并且都处于元代法律的保护之下。

成吉思汗在《大礼撤》中曾明确规定：“父亲死后，儿子除了不能处置自己的生母之外，对父亲的其他妻子或可以与之结婚，或可以将他嫁与别人。

”这表明蒙古法承认收继婚的合法性，在法律上是给予保护的。

［５］蒙古族的收继婚具有平辈间收继和晚辈间收继两种形式。

《元史》中称之为“国俗”，即“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

［６］在《元朝秘史》中记载，当朵奔蔑儿干的妻子阿兰豁阿在丈夫死后还生了三个儿子，对此朵奔蔑儿干的两位儿子别勒古纳台、不古纳台兄弟私下议论说：“我辈此母，无兄弟旁亲等人，无夫而生此三子矣。

”［７］他们认为若有“旁亲兄弟”，他们的母亲生子就不奇怪，这说明在蒙古族中有弟收兄妻的习惯。

弟收兄妻是最主要的收继婚形式。

在元代，蒙古人中还有儿子收继其庶母的记载，如乃蛮部亦难赤死，其子太阳汗、不亦鲁黑汗兄弟也争继父妾［８］。

弘吉剌部的弘里兀惕曾娶其父秃速木———答兀忒之妻［９］。

元代色目人中也存在收继婚，但在民族具体应用中又有所不同。

根据《元典章》中“不收继·守志妇”和“夫亡·未过门夫死回与财钱一半”两处提到的回回人关于收继婚的情形都是弟收兄嫂，可以判断回回人中可能只存在平辈间收继。

依据《元史·顺帝本纪》中关于“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的记载以及元代立法中各依本俗的原则可知，色目人中只存在平辈收继。

收继婚并非在蒙古民族中一直盛行不衰，在元代后期，蒙古人内部出现了抵制收继婚的事例，如脱脱尼以死自誓，拒绝被收继，三十年以贞操闻，成为元史中的蒙古烈女。

这说明在那时蒙古人对“本俗”的传统发生了动摇。

但是，这种现象并未影响收继婚制度在蒙古少数民族中的广泛存在。

（二）元代汉人的收继婚在元代，随着以蒙古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汉人地区和蒙古政权在中原的奠定，收继婚制度开始传入汉地并迅速在汉人中扩大了影响。

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的蒙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表现，元代汉人的收继婚也体现了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根据史料记载，在元代汉人等没有收继婚姻形态的民族中，收继婚姻在法律上先后经历了由初期鼓励、盛行到中期的限制、最后变为严格禁止的过程。

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即元代建立以前，北方蒙古国统治下的汉人中有收继婚姻的存在。

按《元典章》上最早关于汉人收继婚的诉讼案件发生在至元六年（1269年）。

当时有位叫许迎仙的女子，其夫刘瘦汉是上门女婿，年限为十七年，但上门仅三年就死亡，许家想另招婿，但刘家想让刘瘦汉的两个弟弟中一人收继，于是之间产生诉讼纠纷。

后此案由枢密院承中书省，判决由刘之弟收继其嫂许迎仙。

虽然当时并没有规定汉族收继的相关法律，但是官方以司法实践的形式认可了该行为的合法性，从法律上看，就是国家承认了汉族人的收继婚姻。

在至元八年（1271年），中书省承圣旨颁行“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着，么道圣旨了也。

钦此。

”［１０］由此可见元代统治者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收继婚的合法性，之后在实践中也遵守此规则。

至元九年（1272年），民户郑窝窝兄郑奴奴去世，其嫂王银银年小守寡，“将王银银分付郑窝窝收继为妻。

”之后被收继对象又扩大到订婚未娶者。

至元十年（1273年），滑州民户赵用之子赵脸儿与民户张铸换亲，赵脸儿未婚而死，赵用令次男赵自当收继，张铸不肯，告到省部，最后判决为“亦合依圣旨小叔收阿嫂事理续施行。

”［１１］到了元中期，至元十年（1273年）以后，元统治者对汉人收继婚的控制逐渐严格起来。

元代初年颁行的法令不受重视，主要表现在对守志寡妇的收继上。

如至元十三年，韩进收继兄嫂一例，由于其嫂“自愿守志不嫁他人，亦不与小叔韩进续亲”，最后断定“本妇人即愿守志者，拟合听从守志”，并对这对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立法，即“今后似此守志妇人，应继人不得骚扰，听从守志，如却行招嫁，将各人断罪，更合应继人收继。

”［１２］由此可见，此时在收继婚姻法律上开始向汉人法律传统回归。

当然，在对寡嫂婚姻上，小叔具有法定的收继权。

至元十六年及以后收继婚受到了统治者的严格限制。

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睿州民户郭全员的十三年限女婿李丑，于四年身死，李丑弟李五驴“欲行收继，贴住年限”，由于李五驴已在“牛三家婿”，礼部判李五驴“似难收继”。

［１３］大德四年（1300年），河南民户李百家为弟李五儿与刘乖乖下聘为妻，但未及成婚，李五儿身死，其弟“李四十系父母所生小叔”，省部认为李四十“虽有妻室，即系应继之人。

”但被礼部批驳，“刘乖乖虽是定婚，未曾过门，其李四已有妻室，二者俱难收继。

”［１４］该案中，李四十收继其嫂与至元十年赵自当收继“伊嫂”基本属同一类案情，但是判决结果却不同，这说明至元八年的诏令已不再受重视，汉法在与蒙汉法律的冲突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下诏“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１５］。

即，对汉族来说，政府从至元八年在法律上允许收继的两类婚姻形态，由于非其本俗，因此汉人收继婚在法律不再被承认和保护。

元代汉人中异辈收继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如大德八年（1304年），中书省、枢密院对案中汉人侄儿收继婶母的案件做如下判决：“王火你赤妻张秀儿服制已满，其侄王保儿欲行收继，虽系蒙古军驱，终是有姓汉人，侄收婶母，浊乱大伦，拟合禁止。

省准。

”［１６］三、元代收继婚制度评议作为人类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相碰撞、交织的产物，婚俗总是直接反映了其所归属时代的特征。

正是在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收继婚俗与中原汉文化的碰撞、交融、渗透中，形成了不同于前朝的元代收继婚制度。

这种婚俗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一）收继婚制度的性质收继婚制度产生于古代少数民族地区，游牧经济是其产生的经济基础。

当收继婚这种婚姻形式建立时，就意味着一种由两个当事人构成的性和经济共同体的出现。

这个新组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的共同体作为部落的一员，在部落这个大的共同体中进行生产劳作，从事军事活动，以维系家庭的正常生活。

而且一旦这个以家庭为基本结构的共同体出现，社会就会为他们确定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血系的传承、子女的抚养、老人的赡养，家庭财产的继承和分配，家庭劳作等。

因此可以说收继婚制度作为一种古老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体现了继承法、婚姻法及抚养法三种法律关系，收继婚姻一旦确立，就在双亲和子女之间确立了多种权利和义务。

（二）收继婚在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少数民族中长期盛行的原因首先，收继婚制度能够满足传宗接代、维护家族血脉的需要。

在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出嫁之后，就成为夫家一族传宗接代的工具。

如果其丈夫死了并且还没有生后嗣，则该出嫁女就需要和丈夫的弟弟结合，来完成自己作为“工具”的义务，对于夫弟来说，也有义务与寡嫂结合为亡兄生子。

这在史籍中都有记载，在《旧约全书·申命记》第二十五章“弟宜为兄立嗣”中讲到了古代以色列人收继婚的实质：“弟兄同居，若死的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应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