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分唐宋

宗唐宗宋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唐宋之争在中国诗学史上，唐宋诗之争是一个重大议题，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里，开篇第一章就是“诗分唐宋”。

唐诗多是风人之诗，宋诗多是文人之诗。

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

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

”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书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对诗人的天赋要求很高，亦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诗有别才”。

而文人之诗则内敛深沉，语句可以不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要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方可下笔。

从风人之诗的角度看，诗的确如鲁迅所说的，已经被唐人写尽了。

但从文人之诗的角度看，诗却永远不会有被写尽的时日。

宋诗有着丝毫不逊于唐诗的价值，也正因为实现了从风人之诗到文人之诗的转变，它是在唐诗的百尺竿头上，更进了一步。

明代公安派首领袁宏道曰““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

赵宋亦然。

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象这样打通初盛中晚乃至唐宋分界，来论述诗歌的流变，显然是对“诗必盛唐”观点的一大突破。

宗唐宗宋？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宗唐）1，清初诗人王士禛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

2，所谓“神韵”，指的是唐人诗作中那种自然超妙、含蓄隽永的情味，耐人咀嚼而又难以实指。

3，“神韵说”源于司空图的“诗味”和严羽的“兴趣”。

沈德潜及其“格调说”（宗唐）1，清乾隆时代诗人沈德潜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

2，沈德潜是格调论的集大成者，他企图把格调与“诗教”贯通起来，因此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

3，“格调说”将封建诗教与唐诗的艺术格调捏合在一起，实际上割裂了唐诗的艺术表现与诗人内在情感之间的联系。

所以沈德潜本人的诗歌大多平庸无奇。

袁枚、赵翼与“性灵派”1，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的文学主张，是晚明公安派思想的重振和延续。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作者：乔艺来源：《卷宗》2019年第31期摘要：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提出“诗分唐宋”深刻含义的新辩之论。

而《宋诗选注》又提出了“六不选”标准。

这些都代表了他对艺术理论以及作品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即文艺作品最必要的成分便是具有审美价值，否则它就失去了作为艺术的存在意义;这一审美价值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运作和谐的，进而能经受时代的检验、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

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钱锺书先生一以贯之地以文本的艺术分析为核心，将美学思想与哲理、感悟和思辨相统一，深刻揭示了治学之道与严谨的审美批判标准。

关键词：宋诗选注;谈艺录;标准1956年，钱锺书先生开始了宋诗的编选工作，在当时，编选宋诗要比唐诗更为繁杂，清代人已遴选有《全唐诗》，而宋诗在当时却没有普及型的全本。

此外，宋诗的数量之多与版本之冗杂也使编纂更为繁复。

钱锺书先生融汇古今，用两年心血编集成《宋诗选注》。

时隔几代，《宋诗选注》仍然对于普及与研究宋诗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诗选注》依据钱先生的“六不选”标准，以及当时社会上“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的风气，选出了80家共375首诗作。

在这些诗作中，绝大多数为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宋诗选注》的写实性，也表达出钱锺书先生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谈艺录》作为钱锺书先生早期的重要著作，并非专论宋诗，但其中却涉及到很多宋诗研究的重要命题。

仅在书中开篇，先生便提到诗分唐宋这一论断：“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1]自宋代以来，因诗歌创作明显区别于“唐音”，便有了关于唐宋诗的辩论。

清人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2]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

”而钱锺书先生在文章开篇便为宋诗划分了自己的界定：“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之诗分唐宋，不以时间的先后为界限，而以各自的特征作别，因而“唐宋”二字也并非唐朝与宋朝之简单的朝代区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书湖阴先生壁》作者：【宋】王安石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诗歌赏析诗分唐宋，钱钟书先生说“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

唐诗之美在于自然浑融的意境；宋诗之美则在于瘦硬坚苍的精思。

之前分享过的林逋就是处于唐诗与宋诗之间十分出色的诗人，所以他的诗往往能在人工的构思下达到浑融的意境。

今天分享的这首《书湖阴先生壁》也是一首宋诗，作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其实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位政治家而非诗人。

因为他曾官至宰相，并且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王安石变法”。

这场变法牵动了很多文人的命运，也令王安石陷入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是非褒贬之中。

历史上很多人都把北宋灭亡的责任推到王安石身上，指责他是赵宋的千古罪人。

而今天更多人则被其超越时代的眼光和境界所折服，纷纷感叹王安石是现代社会穿越过去的。

时至今日，对王安石的评价，仍然是国际汉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

但总的来说，这场变法的价值越来越被肯定。

这场变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来，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冗官、冗兵、冗费所导致的积贫积弱局面，为了能够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去解决外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既能减轻下层民众负担，又能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措施。

但由于变法确实威胁到一些中间阶层的利益，加上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恣意发挥，虽然确有成效，但仍难逃众多非议。

很多非议在变法开始之前就存在，但面对同僚的反对攻击，面对皇帝的迟疑不决，面对变法过程中的两度罢相，王安石大胆地坚持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那种甘忍一切非议甘受一切后果，坚定不移将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的气魄，千载之下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这场变法还牵涉到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旧派领袖司马光，就是我们儿时流传的“砸缸”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著名史书《资治通鉴》的主编者；另一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苏轼。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决的反对者，两人因政见不合，彼此命运基本是“此起彼伏”的状态，一个当政，另一个就下野。

钱钟书《谈艺录》经典语录优美句子摘抄1. “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就像春天的花朵和秋天的果实，唐诗似春花，娇艳动人，充满着浓郁的情感韵味；而宋诗像秋果，有着坚实的内在结构，充满哲理思考。

比如李白的诗，情感奔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满满都是丰神情韵；再看陆游的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就是筋骨思理的体现。

2.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学问啊，就不该是在热闹喧嚣处摆弄的东西，它应该像在那荒僻江边、破旧屋子里，几个真心热爱学问的人静静探讨的宝贝。

你想想，那些在集市上被热捧的所谓学问，往往就变得俗不可耐了。

就像现在有些网红知识，到处宣扬，看似热闹，实则缺乏深度，哪比得上那些在小角落里认真钻研的学者们探讨出来的真学问呢？3. “人于相习而安时，忽有别韵之警，自新鲜可喜。

”人总是习惯于平常的东西，这时候突然有不一样的韵味来警醒，那可真是新鲜又让人高兴啊。

就好比每天都吃家常菜，突然吃到一道特别的异国风味料理，哇，那种惊喜的感觉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在文学作品里也是这样，读多了一种风格，突然看到钱钟书先生这种独特的见解，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石子，泛起层层惊喜的涟漪。

4. “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自应乐观，以求振作。

”这话说得多实在啊。

你要是老想着长远的事儿，哎呀，什么生离死别、兴衰荣辱，那全是悲哀的事儿。

可要是就看着眼前呢，那就得乐观起来，努力振作。

就像爬山，要是老想着山那么高，还没爬就觉得累了，可要是只看着脚下这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心里就会充满希望。

我有个朋友，老担心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天天愁眉苦脸，我就跟他说这话，让他先把眼前的学习搞好，他慢慢就乐观起来了。

5. “东野圭吾的小说常常给人一种意外的结局，这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

’你看东野圭吾的故事，看似结尾突然，其实都是前面情节铺垫后的必然结果。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课程作业时间： 2016 -2017 学年第2学期任课教师：***班级： 2015级汉语言文学 2 班学生姓名：***学号： **********诗之唐宋【摘要】古往今来，中国之于文学造诣在几千年来都是独树一帜的。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不乏惊世之作。

说到唐宋就固有的认为唐代诗，宋代词。

其实宋代不仅词类众多，诗类篇章也是精品倍出。

这篇文章主要围绕“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来说一说唐宋之诗。

【关键词】诗分唐宋韵律诗风引言：唐诗和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

然而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同的社会环境因而文学必有其独特风格。

唐诗宋诗孰优孰劣，一直在南宋便开始争论不休，且褒贬不休。

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唐诗主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诗喜说理，崇尚议论。

唐诗多含蓄；宋诗多直露，言尽意亦尽。

唐诗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写和抒发；宋诗的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

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

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

唐诗靠灵感，宋诗靠才学；才学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灵感却不能勉强。

唐诗靠感性，宋诗靠理性。

正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样式，不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学样式亦有不同的特点。

一般而讲，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比较大的文学样式。

在宋代，虽然词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但在一个诗的国度里，宋诗的发展也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唐诗，它并非唐诗的遗留产物，更确切地说是唐诗高度发展。

但是，二者在很多方面也存在巨大的不同。

在唐诗的继承上，宋诗另辟蹊径，走出了自己的心路子。

正所谓诗分唐宋，钱钟书认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11选自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而缪越先生认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

什么是“诗分唐宋”（1）“诗分唐宋”钱钟书《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诗分唐宋”，有两层含义，一指朝代，一指风格。

不过，唐诗有下开宋调者，如韩愈、孟郊诗派以及杜甫夔州以后的诗；宋诗也有嗣响唐音者，如宋初的白体与西昆体。

而且唐诗有初、盛、中、晚之分，宋诗也有江西、永嘉之别。

从大体上说，唐、宋诗的风格颇有不同。

从总体美学风貌上看，唐诗主情，以韵胜；宋诗主理，以意胜。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这种差别一直延续到近代。

唐以后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没有超出唐、宋两大派别以外的。

（2）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诗之争浅谈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其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瑰宝，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呕心沥血所创造出的文学珍宝。

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诗之争，其实是就唐诗与宋诗二者间的差别而言的，但不能忽视的是，唐诗与宋诗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要表现在：①唐诗和宋诗是一脉相承的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收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

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

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

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

②宋诗对唐诗又有创新a．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只能向深处挖掘。

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口常生活倾斜。

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

且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世俗化，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多是普通人。

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b．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宋诗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其整体性的风格追求是以平淡为美。

绪论严羽、钱钟书、缪钺对宋诗的评价严羽：“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着眼于表现手段，推崇唐诗。

钱钟书：“诗分唐宋。

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着眼于美学风格。

缪钺：“唐宋诗人之异点，先粗略论之。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第一章宋初三体及代表诗人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指出了宋初三体。

王禹偁与白体诗人。

A很多人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诗。

如徐铉、李昉、王奇等，为应酬而作，内容主要是留连光景，风格平易清雅。

B王禹偁。

英华早露。

五岁能诗，九岁能文。

邵博《邵氏闻见录》：鹦鹉能言难似凤（毕士安），蜘蛛虽巧不如蚕（王禹偁，被称为小友。

）立朝端正，刚直敢言，三贬以死：为徐铉辩解，被贬商州团练副使；因“谤讪”出知滁州；修《太祖实录》，“议论轻重其间”，被贬黄州。

1．白居易从讽喻到闲适，王禹偁从闲适到讽喻。

早期写过一些诗酒酬唱的作品。

后期转向学习白居易的讽喻诗，以诗歌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弊端，他在诗歌中还常常谴责自己，《对雪》：“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此。

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感流亡》：“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

在官无俸禄，奉亲乏甘鲜。

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

峨官蠹黔首，旅进长素餐。

”表现了一个正直士大夫的良知。

2．不仅如此，王禹偁还从白居易进一步，以杜甫为典范，向杜甫学习，《送丁谓序》：“诗效杜子美”，《日长简仲咸》：“子美集开诗世界。

”《蔡宽夫诗话》：王禹偁《春居杂兴》：“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与杜诗暗合，王禹偁：“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3．一些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歌很有特点。

如《村行》(详见书本P21)晚唐体。

学习姚合、贾岛的诗风。

和尚：九僧。

偏重苦吟。

《湘山野录》：惠崇与寇准唱和，写《池上鹭》“（惠）崇驰心与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

唐宋诗之异同唐宋诗之异同诗分唐宋，其义有二，一指朝代，一指风格。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曰：“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

《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

’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此旨。

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诗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这畛域。

”其所谓“丰神情韵”、“筋骨思理”，即诗之体态之殊，所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即人之性分之异。

钱先生虽然强调唐诗有开宋调者，宋诗亦有嗣响唐音者，然唐宋风格之殊，则不容否定。

此诚如缪钺先生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诗词散论·论宋诗》）试以实例证之。

李白《游洞庭》诗云：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全诗写景自然，想落天外，信手拈来，略不费力。

既无诗眼可寻，亦无秀句可摘，但读来却倍觉酝藉空灵，诚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就是缪先生所谓“以韵胜”。

再看黄山谷的《题郑防画夹》：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

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前三句极写湖中景色的动人，待到诗人情不自已，欲买舟一游，方始明白：此非真景，原来是画。

前三句是烘托，是蓄势，其目的是逼出最后一句，可见此诗煞费匠心，深折透辟。

此谓缪先生所谓“以意胜”。

唐诗所重者，在韵致高远，即使是送别诗，亦大都是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如王维《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宋代诗歌的艺术特色宋诗多散文化，好发议论，点出道理，上者富于理趣，下者生涩枯淡，情韵不足。

题材方面，宋诗取材广泛，但相对唐诗而言，宋诗缺乏边塞豪雄之作。

相对宋词而言，宋诗则缺少哀艳缠绵之作。

宋诗以意胜，贵深析透辟，美在气骨。

但过于炫耀才学，字字讲究来历，喜欢搬弄典故，失却雍容浑厚之美，有损意境。

宋诗往往求新求奇、求细求透，但缺少天真兴致。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

“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

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

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

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

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

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

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宋诗议论化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

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象中的人生哲理。

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

钱锺书的《谈艺录》第一条即是“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

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

浅析钱钟书“诗分唐宋”论作者：晏资芬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3年第06期摘要：钱钟书继承和发展了严羽的“断代言诗”说，并在《谈艺录》中提出“诗分唐宋”的观点：诗歌分期的标准不应是“朝代”，而应为“体格性分”之分；同一位诗人的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种风格，近“唐音”则“才气发扬”，染“宋调”则“思虑深沉”，唐诗、宋诗各领风骚，难分伯仲。

钱钟书的“断代言诗”说提高了宋诗地位，扩充了古典诗学的研究领域，对当代唐宋诗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钱钟书；“诗分唐宋”；《谈艺录》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

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

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

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

而力持异议，颇不乏人。

《苏平仲文集》卷四《古诗选唐序》论杨士弘《唐音》体例不善，早曰：“盛时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

衰世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

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

异乎十三国风、大小雅之所以为正变者”云云。

已开钱牧斋《有学集·唐诗英华序》之说. 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脗合。

士弘手眼，未可厚非。

「补」杨士弘说实为北宋以来常论。

参观《管锥编》四册581 页。

俞文豹《吹剑录》曰：“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

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无此力量。

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也。

”称“中唐全盛”，正谓作者处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则唐诗之“盛”。

区别井然。

叶横山《汪文纠缪·唐诗正序》曰：“就初而论，在贞观则时之正，而诗不能反陈隋之变”亦此旨也。

左仁、周贻朴同辑黄周星《九烟先生遗集》卷一《唐诗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

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有今年而无明年。

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

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

犹之手春、夏、秋、冬之序也。

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

不得谓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

况冬后又复为春，安得谓明春遂劣於今冬耶。

”则另明一义，而笔舌恣肆可喜。

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

故姜西溟《湛园未定稿》卷四《唐贤三昧集序》，即诘驳牧斋，谓：“四唐不可以作诗者之年月论。

如毛诗作诵之家父，见於桓公八年来聘、十五年来求车，为周东迁后人，而其诗不害为小雅。

黍离行役之大夫，及见西京丧乱，为周东迁前人，而其诗不害为王降而风”云云。

斯言也，并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风格之分。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一詩分唐宋，唐詩復分初盛中晚，乃談藝者之常言。

而力持異議，頗不乏人。

《蘇平仲文集》卷四《古詩選唐序》論楊士弘《唐音》體例不善，早曰：“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

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

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

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為正變者”云云。

已開錢牧齋《有學集·唐詩英華序》之説。

余竊謂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脗合。

士弘手眼，無可厚非。

【補訂】楊士弘説實為北宋以來常論。

參觀《管錐編》四冊581頁。

俞文豹《吹劍錄》曰：“近世詩人好為晚唐體。

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無此力量。

今不為中唐全盛之體，而為晚唐哀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也。

”稱“中唐全盛”，正謂作者處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則唐詩之“盛”。

區别井然。

葉橫山《汪文糾繆·唐詩正序》曰：“就初而論，在貞觀則時之正，而詩不能反陳隋之變”亦此旨也。

左仁、周貽樸同輯黄周星《九煙先生遺集》卷一《唐詩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

不能有今日而無明日，有今年而無明年。

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後可耳。

豈可以此定詩人之高下哉。

猶之手春、夏、秋、冬之序也。

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風雨炎凝。

不得謂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

況冬後又復為春，安得謂明春遂劣於今冬耶。

”則另明一義，而筆舌恣肆可喜。

詩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

故薑西溟《湛園未定稿》卷四《唐賢三昧集序》，即詰駁牧齋，謂：“四唐不可以作詩者之年月論。

如毛詩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為周東遷後人，而其詩不害為小雅。

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喪亂，為周東遷前人，而其詩不害為王降而風”云云。

斯言也，並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風格之分。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别，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

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诗分唐宋,词亦分唐宋阅读理解请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后面的问题题。

诗分唐宋,词亦分唐宋从词的创作史来看，唐五代、北宋总体上属于“唐词”的时代。

晚唐五代的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等人是“唐词范式”的奠基者。

他们的基本创作方法是“以唐诗为词”，即采用与唐人绝句、律诗相近的小令体式，将唐诗的艺术手法、创作经验运用到词中，营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含蓄委婉的韵味。

其中，温、韦所代表的花间词风与冯、李所代表的南唐词风又各为“唐词范式”之一体。

“花间体”纯为应歌而作，产生并传播于贵族宴饮娱乐的场合，多写类型化的艳情闺思。

“南唐体”虽也有应歌的目的和作用，却常常融入忧生忧世之思。

李煜亡国之后的词作更是像诗歌一样真率直接地言志述怀，抒写国破身降的深悲巨痛。

北宋词坛在神宗朝以前，基本处于“唐词范式”的影响下。

柳永虽以慢词创作打破了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以赋为词”的手法也开启了宋词新风，但因“俗”名而未获主流认同。

在北宋后期，随着宋型文化的发展、成熟，“宋词范式”也初步生成。

所谓“宋词范式”，指体现了宋型文化特色的词体审美范式。

这种宋型文化特色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科举制激发了士人参政议政、关心社会的入仕情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哲学思潮造就了敏于思辨的理性精神；知识普及化带来的对前代文化集大成式的学习、整合与运用。

以此来看北宋后期词坛，则“宋词范式”的构建主要有如下两条道路。

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革新派。

他将“以唐诗为词”变为“以宋诗为词”，把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风引入词中，不刻意追求含蓄深远的意境。

作词是为了尽情抒写士大夫的思想情感、人生际遇、哲理体悟。

二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改良派。

他的词在内容上保留了“唐词”特点，形式上讲究合律可歌，但在艺术表达上发展了柳永的“以赋为词”，注重铺叙、典故运用，体现出宋代士人深厚的知识素养与以理节情的美学追求。

“宋词范式”尽管在北宋后期已初步形成，但无论是革新派还是改良派，都未能取代“唐词范式”的主流地位。

--钱钟书先生不太赞同“诗分唐宋”这种以时代划分诗歌的论文方法,他认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当然也是承认中国诗歌是有唐诗、宋诗之分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但是，他认为这种分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具体地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钱钟书先生总结了宋诗的特点：1、首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这里所谓的“文”,其实就是指散文，而我们都知道，散文和议论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最本质的特点——形象性富有思辩性的散文,当它被移植到诗歌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散文化的议论本身有助于突出作者自己的形象(宋人许多的政治诗、咏史诗）。

二是多议论，当它们用比喻来表达时,也就成了充满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并非枯燥的说理。

同时又因为时代政治的争辩，和疑经惑古的风气,宋人好议论则更为普遍。

2、其次,以才学为诗。

宋诗好用典，这突出表现在以江西诗派为首的诗派群中。

宋代诗人多博学之才，他们高层次的文化素养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这也正反映了宋诗的特色。

用典其实可以让读者更准确的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而用典这一风气的形成与学术、文化的昌盛也是有关系的。

3、再者，讲求理趣。

苏轼曾言:“物固是理”，又曰:“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

”。

宋代诗人越来越自觉深入到细腻的哲理思索和人生体验，特别擅长使用日常生活场景抒发哲理，他们将平凡的世俗事件升华为某种人生哲理,从而描写出具有哲理意味的画面。

他们认为追求平淡自然,抹去文字表面的色彩，就自然会追寻字面深处包涵的深蕴。

４、最后，上述三个特点并不是自宋朝才开始的,而是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至少都可以追溯到杜甫。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曾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唐宋诗之别一、感性认识〔一〕情与景李白《洞庭湖》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

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黄庭坚《题郑防画夹》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

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二〕大与小王昌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杨万里《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三〕写景与说理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上下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唐诗〞泛指创作于唐代的诗，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风格创作的诗。

“宋诗〞，就其风格而言，是指由欧阳修倡导的，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代表，注重议论，具有散文化倾向的诗歌体式。

宋诗是在唐诗的根底上开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

唐诗与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和诗歌，两种风格相异的典范。

宋诗是在唐诗的根底上变革、创新形成的，与唐诗相比具有鲜明的区别。

本文探讨的两者间的区别，主要针对其风格而非时代而言。

当然，唐诗与宋诗都博大精深，风格种类非常丰富，在此是从整体风貌上说的。

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二、从总体风格和各自擅长上看，唐诗注重“情〞，宋诗侧重“理〞。

唐诗重情韵，宋诗重思理；唐诗以感性为主，宋诗以理性为主；唐诗讲究情趣，宋诗讲究理趣；唐诗重形象，宋诗重思维；唐诗主要写景抒情，宋诗一般叙事说理。

“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锺书《谈艺录》唐诗以写景抒情为主，即便是要叙事说理，也是将其寓情于景之中，因此唐诗读起来给人一种一唱三叹的感觉。

而宋诗以叙事说理为主，即便要写景抒情，也是寓理于景，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