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季羡林谈翻译

翻译有什么作用？8.1对“译何为”的理论思考8.1.1“译何为”与翻译目的论“译何为”即“翻译应该有何作为？”，而更多的是要落在“应该”一词上。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一些翻译理论流派，其中有尤其是“目的学派”的理论作为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弥补了传统翻译的不足，也为思考“译何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翻译目的论是由德国译论家弗美儿发展起来的翻译模式。

他认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动，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视为一种行动。

任何行动都必须有目的”狭义角度下的翻译“目的”：一是“谈翻译过程时，指过程的目标”二是“谈翻译结果时，指译文的功能”三是“谈翻译模式时，指模式的意图”目的论的核心概念：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

翻译的目的是目的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这个目的有三种因素：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目的（如谋生）；目标与环境中译文的目的(如启发读者)；使用特定翻译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体现某种语言结构的特点而采用的直译法）弗美尔目的论包括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性原则。

根据目的论，无论何种翻译，其最高规则都是“目的原则”。

根据目的原则，一种翻译行为由行为的目的决定，“即目的决定手段”。

若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不难看到，弗美尔所指的“目标”，“功能”与“意图”与“译何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目的，是翻译应该达到的要求，或者说是实现原文的原动力；制定目标，实际上为翻译应有何为确定一个坐标；而“译文的功能”更是翻译行为最终完成到底能起何种作用的具体体现；至于“模式的意图”的确立，直接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采取，涉及到“欲何为”的关键所在。

8.1.2“译何为”与译之“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果说“译何为”是对翻译作用的理想期待，那么译之“用”则是对翻译所实际发挥作用的揭示。

首先，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翻译观的确立为前提。

翻译观是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它决定着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以及翻译的实际操作中的价值取向。

多视域理论下的翻译批评研究——兼谈多维动态翻译批评的构建赵丹;刘荣【摘要】翻译活动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翻译批评也应当是多角度、多层次、多视域理论干预的活动。

正如翻译研究借用了多学科和理论视角及成果,翻译批评也可借鉴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甚至还涉及价值哲学、意识形态等理论,以及文化转向视域下的翻译批评研究。

探讨目前翻译批评关注的多视域理论,认为翻译批评应该是多元、开放和综合的批评概念,翻译批评的理论构建,翻译批评的方法、模式以及标准等也是多维动态的。

【期刊名称】《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25)010【总页数】4页(P127-130)【关键词】翻译批评;多视域理论;多维动态【作者】赵丹;刘荣【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辽宁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059《中国翻译词典》对翻译批评定义为：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

然而此定义很显然是偏重了文学翻译层面的翻译批评研究。

在当今社会里，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人们已经把翻译的视角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转向了涉及文化等多元视域的研究。

徐盛桓教授曾说，翻译的实质是对多质的翻译活动进行多层面和多向度的概括。

这种概括是以面对多质的翻译活动时要求以认识线索具有的多维化为前提，这样才能有效地把握翻译学研究的多向性、复杂性和整体性［1］。

因此，我们也应把翻译批评看作是一个多元开放的体系，看作是与语言、文化与社会不断交互发展的动态体系，在广阔多元的视域下，用不同的参照体系来进行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批评以多维化、多角度思维去认识和思考。

在此意义上来说，翻译批评也超出了文本的语言层面评价范畴，而转向了多元化、多视角的评价。

一、翻译批评的本质季羡林曾指出：要想使翻译事业得到发展，就要健康地反战，才能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良好作用，这就离不开翻译批评［2］。

季羡林先生谈外语学习季羡林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一位博学大师（生平简介见后）。

作为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东方语言学专家，他精通德文、英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也学过俄文。

他说的话有很大的权威性。

《汉语与外语》一文缘起于他为《新民晚报》“夜光杯”专栏写的三篇谈外语学习的短文以及有关翻译的一篇文章。

他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什么学外语？谁该学外语？外语应学到何种程度？怎样学好外语？为什么要学外语？为了“同外国人交流思想”，为了全方位地“与外国接轨”，因为“语言的作用就在于沟通思想”。

他指出，要成就大业，要做学问，“必须认真搜集资料，资料越多越好，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我们今天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搜集资料只限于中国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放眼世界。

这是时势使然，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而想做到这一步，必须学习外语。

”他还认为，为了出国而学外语，跟着“托福”和GRE的指挥棒转，效果令人担忧。

谁应该学外语？答案是：“我首先指的是教师，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师，而是所有的教师”，当然还有学者（包括“学的人”和“爱学的人”）。

因为“所有的学科都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闭、闭关锁国。

”季先生说的所有学科，也涵盖国学、汉学等，他还描述了一些教师和学者出席国际会议时，“眼前有轨接不得，只缘缺乏共同语”的窘境。

联想起前一阵在晋升职称的外语考核方面，曾引起一些文科教师的反对，他们真应该领会季老先生的真知灼见。

外语应该学到什么程度？季先生说：“根据我个人经验，学外语学到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七八十，也并不十分难。

但是，我们不学则已，要学就要学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越高越好。

不到这个水平的外语是没有用的，甚至会出娄子的。

”浅尝辄止只能用于“简单地沟通思想”，而用于治学、翻译等等，必须学得精通。

对此，我自己有过教训：进了大学数学系半年后，我的英语考试过关，马上转学俄语，实际上英语并未“四会”，还得在研究生阶段“回炉”，加上后来的“补课”，如今的英语水平仍是差强人意，至多60分，尚需抓紧用功，迎头赶上。

892009年9月第6卷 第5期 （总第31期）季羡林翻译思想“三论”王秉钦南开大学作者简介：王秉钦，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历任莫斯科大学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史和对比语言学研究。

E-mail:b i n g q i n w a n g @ 。

摘 要： 季羡林翻译思想是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的一部分。

他的“三论”是一个既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

其中（1）“文化中心转移论”是其主体，它指明了中国现代翻译思想研究发展的路径和方向；而（2）“模糊艺术论”和（3）“神韵论”新解为其两翼，从多学科领域和独特的视角揭示翻译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主题词： 季羡林；翻译思想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09) 05-0089-04名人逝世，追思者众。

2009年7月11日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归，举国抱痛。

季老是一位大师级学者，是人类文化的守护者，他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今天我们缅怀大师，研究他的学术思想，踏着他走过的学术足迹，仿佛大师依然在我们身边。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外国文学家、文学翻译家和东方学大师。

他通晓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法、英、俄、拉丁语、阿拉伯语等多种现代语言；他在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蔗糖史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出版的英文、德文、梵文的译著近四百万字。

其主要译著有：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1956）、印度古典名著《五卷书》（1959）、印度迦梨陀娑《优哩婆湿》（1962）、印度蚁蛭的长篇史诗《罗摩衍那》（1980—1984）、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印度黛维夫人的《家庭中的泰戈尔》等。

其中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其篇幅长达两万颂，被译成世界多种语言文字，它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曾获得印度政府的隆重嘉奖。

翻译的历史性从回顾中西方翻译高潮来认识翻译的历史价值【关键词】翻译历史价值尤金·奈达曾指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最自然的对等话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笔者认为，翻译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社会活动。

它是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活动。

季羡林先生在谈到翻译作用时，曾进行过如下阐述：“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史能永存的。

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

”（季羡林，许钧，1998：210）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并肯定翻译的价值，树立正确的翻译价值观。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对翻译的历史价值观进行探讨。

一、中国的四次翻译高潮在研究翻译的历史价值之前，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四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到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中国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赋税徭役加重，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

这时佛教所宣扬的“普渡众生”，“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即满足了当时统治阶级想利用佛教麻醉、迷惑老百姓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也满足了老百姓想借助宗教得到精神慰藉的心理需求。

“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然受到欢迎，佛经的翻译也因此受到广泛重视。

”（谭载喜，2000）因此佛经的翻译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掀起了中国翻译的首次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明末清初时期，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翻译科技著作成为当时一大热潮。

而翻译的科技作品使得一批文人志士意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开阔了视野，打破了思想上的禁锢，从而不断推进了科技在当时落后的中国的发展。

但当时的科技翻译高潮好景不长。

这是因为中国的闭关锁国，最终导致鸦片战争中的惨败。

这又促使中国人看到了，封闭自守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就为第三次翻译高潮做了铺垫。

1.我在任何文章中讲的都是真话，我不讲半句谎话，而且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一生并不是老走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也走过不少，因此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都尝了个够。

2.倘若读者——不管是老中青年——真正能从我在长达八十多年对生活的感悟中学到一点有益的东西，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3.我经历过车马盈门的快乐，成为一个颇可接触者；又经历过门可罗雀的冷落，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

如果永远不可接触下去，倒也罢了，我也是无怨无悔的。

然而造物主又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他（它？她？）又让我梅开二度，不但恢复了车马盈门的盛况，而且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我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

4.余出来的时间应当用到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5.根据我六七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特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

你能说贝多芬、莫扎特不是音乐天才吗？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相差十分悬殊的。

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上，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

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

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到过。

6.“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

”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

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

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

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

我只是感到，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的极限是有限度的。

7.对荣誉的另一种追求，是我们对自己的长处评价过高。

这是我们对自己怀有的本能的爱，这种爱使我们把自己看得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

8.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

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

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的语言。

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

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

60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0年第10期总第803期No.10,2020Total of 8031 文化形态史观文化形态史观是在20世纪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历史理论。

这是由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A．G．Spengler，1880—1936)最先提出，随后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深入发展的一套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分析理论。

其中汤比因在批判继承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形态史理论，影响更为深远。

他认为应该对人类进行全方面的研究，并在其著作《历史研究》提出了文明兴衰的四阶段论，即每一种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

西方的形态史观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以林同济、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派”。

雷海宗认为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两大周，在他看来，外来文化的融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再生，并进一步做出了比喻：“我们可说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开放，即告凋死；中国似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地延长生命”。

[1]可以看出，雷海宗强调了文明的可延续性，结合其对中华文明的解读，文明延续性的关键是要接受外来因子，不断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文化形态史观与翻译２．１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是一种符号或者象征系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翻译则是语言间的转换过程，是促进文化间交流的过程。

文化想要广泛传播，翻译是重要的传播介质。

而翻译理论家一直将翻译的研究重点放在语言层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理论家开始关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而随着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发展，出现了一门新的翻译研究学派——翻译文化派。

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Bassnett & Lefevere）提出要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角度研究翻译问题，1990年，二人合著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概念。

季羡林语录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

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

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八十述怀》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

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人活一世，就像作一首诗，你的成功与失败都是那片片诗情，点点诗意。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长寿之道》1985年，李肇星当上外交部发言人，他向季羡林先生请教发言人该怎么说话。

季先生说：说话要注意两点，第一假话不说，第二真话不全说。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1 / 8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

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

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

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

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

水当然是不缺的。

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画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逝方生，方生方逝。

《听雨》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

关于翻译风格的一些认识作者：刘曼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27期摘要：怎样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翻译作品再现原作品的语言魅力？传统意义上的文艺风格论中印象性术语较多，对于翻译实际的指导作用不大。

只有对原作品语言的形式结构做出充分合理的分析和鉴别，并与翻译语言进行对应与选择，找出最适合、最接近原作意义的表达进行转换，将风格转换的可行性才比较大。

尽管如此，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自身素质和文化积淀会影响到原作品的认知乃至翻译作品本身。

而翻译人员的外语水平和翻译语言的语言水平和积累，直接影响翻译作品的质量。

翻译人员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历史与原作者的差距导致信息接收不平等。

对于大多数作品来说可以通过模仿来传译原文的风格，用风格形式标记体系的分析和转换来完成对应式的换码。

以此为基础，可以完成风格转换的高层次即重建式换码或者淡化式换码。

关键词：翻译风格；可译性；等值；再创作作者简介：刘曼，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女，籍贯：安徽合肥人，职称：助教，学位：高校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工作单位名称：滁州学院。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7--02一、关于翻译风格的可译性的讨论一位教授过我的老师曾经说过：翻译作品如同嚼过的饭菜。

这句话虽然倒人胃口，但也不失道理。

怎样在实际翻译中保持原作品的含义与风韵，是翻译工作者必须面对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怎样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翻译作品再现原作品的语言魅力，如何实际操作”是我常常疑惑的地方。

究竟有没有一种理论或方法能在翻译实践中系统指导翻译人员更好的翻译作品？翻译作品是不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作品？这个时候，翻译风格是否可译就成为翻译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在讨论翻译风格是否可译之前，第一步需要讨论翻译风格是否可以被认知，即风格的可知性。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文艺风格论主要研究作家或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家语言特点及文采与时代特征的结合，以及表现手法和艺术感染力。

季羡林：我和外国语我学外国语⾔是从英⽂开始的。

当时只有⼗岁，是⾼⼩⼀年级的学⽣。

现在回忆起来，英⽂⼤概还不是正式课程，是在夜校中学习的。

时间好象并不长，只记得晚上下课后，⾛过⼀⽚芍药栏，当然是在春天⾥，其他情节都记不清楚了。

当时最使我苦恼的是所谓“动词”， to be和to have⼀点也没有动的意思呀，为什么竟然叫做动词呢？我问过⽼师，⽼师说不清楚，问其他的⼈，当然更没有⼈说得清楚了。

⼀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verb（拉丁⽂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西⽅语⾔的⼩学⽣造成误会。

我万万没有想到，学了⼀点英语，⼩学毕业后报考中学时竟然派上了⽤场。

考试的其他课程和情况，现在完全记不清楚了。

英⽂出的是汉译英，只有三句话：“我新得到了⼀本书，已经读了⼏页，但是有⼏个字我不认识。

”我⼤概是译出来了，只是“已经”这个字我还没有学过，当时颇伤脑筋，耿耿于怀者若⼲时⽇。

我报考⼩学时，曾经因为认识⼀个“骡”字，被破格编⼈⾼⼩⼀年级。

⽐我年纪⼤的⼀个亲戚，因为不认识这个字，被编⼊初⼩三年级。

⼀个字给我争取了⼀年。

现在⼜因为译出了这⼏句话，被编⼊春季始业的⼀个班，占了半年的便宜，如果我也不认识那个“骡”字，或者我在⼩学没有学英⽂，则我从那以后的学历都将推迟⼀年半，不知道会产⽣什么样的后果。

⼈⽣中偶然出现的⼩事往往起很⼤的作⽤，难道不是⾮常清楚吗？不相信这⼀点是不⾏的。

在中学时，英⽂列⼊正式课程。

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英⽂课是怎样进⾏的，我已经忘记了。

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轶事》、《天⽅夜谈》、《莎⽒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Washington Irving的《挝掌录））（Sketch Book），好象还念过Macaulay 的⽂章。

⽼师的姓名都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初中毕业后，因为是春季始业，⼜在原中学念了半年⾼中。

在这半年中，英⽂教员是郑⼜桥先⽣。

他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浅谈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翻译摘要：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通过对翻译的目的，归化和异化的概念和二者关系分析，从异化翻译对译入语文化的丰富和异化翻译对源语文化的传播两方面的阐述，探讨了异化翻译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

关键词：翻译目的；归化翻译；异化翻译在人类文明史上，知识传递的工具主要依赖语言，而外来知识则明显地涉及到外语，因此翻译从来就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

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

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

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

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随着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这种全球化的穿透力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

翻译作为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与归化翻译相比，异化翻译除了能正确表达原语作者的思想及写作风格外，更能给译语带来新的活力，丰富译语的语言与文化内涵。

各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工作者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对跨文化交流问题进行探讨，就需要对翻译的异化给予重新审视和广泛关注。

一、翻译的目的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尊重的，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既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又要承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再现原作，传递原作者的声音，满足目的语社会文化规范以及译文读者的要求，从而充分体现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履行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誓言。

《周瑜传》中的“知之必顾”译文商榷《三国志·周瑜传》（中华书局，2007年4月北京第1版）中有一段文言文是：“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此书中将这一段文言文译为：“周瑜年轻时曾用心研究过音乐，即使酒过三巡，演奏的音乐曲调如有错误，周瑜也一定能够听出来，听出来后一定要回头看一看演奏乐曲的人，所以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说：“‘曲有误，周郎顾。

’”笔者认为“顾”的译文是错误的。

现在讨论一下“顾”的翻译问题。

《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8年7月第1版）上解释“顾”，作为实词有“（一）回首，回视；（二）眷念；（三）问，拜访；（四）照顾，关心”四个义项；在词条中还有“顾曲”的解释: “三国志吴周瑜传‘瑜少精意于音乐……’后因谓欣赏音乐戏曲为顾曲。

”这里的释例正好是上文的一段文言文。

显然，上文译“顾”为“回头看一看”，对应的是“回首,回视”的义项；而根据“后因谓欣赏音乐戏曲为顾曲”看来，对应的是“问，拜访”的义项。

要进一步明确“顾”的解释，我们还应该找到一些旁证来说一说。

准确理解文言文有难的一面。

《古代文选讲》（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六>，商务印书馆，1980年12月第一版）中，王力先生在《怎样学习古代汉语》的文章中说：“因为字典本身有缺点，如《辞源》、《辞海》、《说文解字》等，都是以文言文解释文言文，看了以后仍不懂，等于白看了。

”如此说来，就有问题了，“问，拜访”和“欣赏”怎么才能联系起来呢？刘备“拜访”诸葛亮时请教治理天下的大计，诸葛亮纵论天下大势，对刘备一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都能一一指陈。

因此当我们说到“欣赏”时，实则诚心诚意地要说出“音乐”或“戏曲”的优缺点，也就是“顾曲”之中不乏批判的或者说批评的意思，这才是高水平的客观真实的“欣赏”之中除肯定优点之外，必谈缺点的要义所在。

为了进一步核实对“顾”的解释，还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曲有误，周郎顾”之中说的周瑜是何时被赠给“周郎”美称的？“周郎”美称和解释“顾”有什么联系呢？《三国志·周瑜传》中载有“是岁，建安三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