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的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浅析

摘要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要点之一。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5次提到”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折射出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思路的调整变化。

关键词 社会；社会自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内涵

（一）社会的概念界定

社会的概念，一个是过去社会学讲的社会组织、社会习俗、制度等社会内容；另一个是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的方式建立的社会福利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社会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社区或不同的社区，来自同一文化或不同文化、同一制度或不同制度、同一组织或不同组织的个体成员组成的群体，他们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基础，通过社会组织、政府机构来处理社会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共同价值、共同利益、社会事务、社会公共服务是社会的四个基本特征。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最终达到”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党的十八大报告”五位一体”总布局中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二）社会自治

社会自治比社会管理要产生得更早，它伴随着人类而生，甚至从未中断过，而且将会永远地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社会。社会自治注重自上而下、以权利为主导，其主要特征是社会个体在相对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依法或是社会认可的规则对自治体内的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等。社会自治往往通过社会自治组织来实现，社会自治组织既包括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及其他政治性社团，也包括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自治组织，如各种协会、中介性组织等。社会自治是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也是社会张力的减压阀。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

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

益最大化的过程。与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具有以下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虽然社会管理包括政府作为主体的管理行为和公民社会组织作为主体的管理行为

两个主要方面内容，但社会管理仍然侧重于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是社会管理合法权力

的主要来源；而社会治理则强调合法权力来源的多样性，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

等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垄断规范

和管理的实践过程。

第二，社会管理很容易表现为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习惯于包揽一切社会事务，习惯于

对社会进行命令和控制，习惯于扮演“全能型选手”；而社会治理更多的是在多元行为主体

之间形成密切的、平等的网络关系，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各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它表明

在现代社会，原先由国家和政府承担的责任正在越来越多地由各种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

民自愿团体来承担。

第三，社会管理更多地是表现为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管控社会，想当然地自上而下为民

做主；而社会治理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它更多地强调发挥多主体的作用，更多

地鼓励参与者自主表达、协商对话，并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符合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

第四，社会管理的实践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力，依靠发号施令；而社会治理则在运用权力

之外，形成了市场的、法律的、文化的、习俗的等多种管理方法和技术。社会治理行为者有

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例如，政府应更多地引

导和更少的管制，民间组织及公民社会更多地承担社会治理的责任，市场力量在社会治理创

新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成为改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等等。

在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郭星华 石任昊*

原文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摘 要：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进而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经历三十五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在此基础上，回归“规范—秩序”的命题，针对“回应型法”的时代要求，从“程序正义”、“实质正义”、“规范多元”三个角度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未来发展予以前瞻。

关键词：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法治建设

在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次法律革命，即1911年辛亥革命所引发的第一次法律革命，1949年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以及与1978年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1]这里所说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法治建设。2011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时，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13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方针昭示着我国的现代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2013年，走过三十五年的现代法治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本文运用国家治理的不同视角，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进行宏观上的梳理，以期寻找一些带有前瞻性的判断。

1 社会控制论

摘要：社会控制论是一门关于社会系统的学科，最终要服务于社会系统。依据这一思路，本文首先简要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理论的缺陷，并提出了将社会控制论应用于社会治理的观点。然后简要介绍了社会控制论的一些基本内容，并依据社会控制论的观点，分析了我国古代两种典型的社会控制理论，进而阐述了我国目前的社会治理目标，最后通过社会控制论的观点对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社会控制论；社会系统；社会治理

Social Cybernetics

TianHui SX1205085

Abstract: Social cybernetics is a subject of social system; its ultimate aim is to serve the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nking, the article first illustrates the drawback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briefly, and put forwards the standpoint that social cybernetics should be used

to govern social system. Second, i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tent of social cybernetics,

according to the points of social cybernetic it analyses two kind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cybernetics, and then it elaborates the aims of social governance. At last, it put forwards s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