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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在公安研究领域的应用博弈论（Game Theory）是一种游戏的理论，又叫对策论，是以数学为基础，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一门学科。
博弈是指一些个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可能的行为或策略集合中进行选择并实施，各自从中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
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参与人、策略、行为、信息、次序、收益、结果和均衡。
博弈的分类可以从参与人行为的次序和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策略空间和支付的知识、信息是否了解两个角度进行。
从不同的角度，博弈有不同的分类。
1. 按照参与人的先后顺序、博弈持续的时间和重复的次数，博弈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
2. 按照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所掌握的信息完全与完备程度，博弈可以分为完全信息博弈与不完全信息博弈，完美信息博弈与不完美信息博弈等。
3. 按照参与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博弈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团体理性，是效率、公平、公正；非合作博弈则强调个人理性和个人最优决策。
现代博弈论研究的重点为非合作博弈。
4. 按照参与人支付的情况，博弈可以分为零和博弈（下棋、打兵乓球）和非零和博弈（囚徒困境）。
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博弈论正式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近年来，博弈论的理论与应用迅速发展，在生物学、管理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及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也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有人说，如果未来社会还有纯理论的话，那就是博弈论。
博弈论也为公安领域的许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并进一步拓宽了公安研究的领域。
一、博弈论与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模型是非合作博弈的经典模型，它精辟地诠释了一种广泛的决策是如何在相互独立的个体之间达成的。
仅从语义字面理解，囚徒困境是与侦查审讯关联最密切的博弈模型。
当前警察职务犯罪的特征、原因及防范-司法制度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据全国警务督察部门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警务督查部门已经对2576名民警采取禁闭措施，对4321名违纪民警停职处分，移送纪检监察、政工部门6262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违法民警1007名，全国公安共发现违法涉案金额123.36亿，警察职务犯罪数量持续上升居高不下，大案、要案频发，社会影响大，涉案金额大，涉黑案件多，刑讯逼供不止，作案的群体性特征显着。
特别在贪利型犯罪与侵犯私权型的犯罪上，手段上更具专业性、隐蔽性与群体性；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更加恶劣，成为阻碍社会进步与和谐的顽疾。
随着十二五的深入发展，国家进入了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的自由，上的，文化上的包容等需求不断增加。
但观念的转变与制度的建立相对于瞬息万变的社会转型的应然需求来说是滞后的，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结构性的供需矛盾。
部分价值、秩序、文明被打乱，社会需要完成一个更替、重构与再生的过程。
传统的权力社会向权利社会转型时，人民的观念落差和国家法律制度供求落差是需要时间与实践来弥补的。
社会转型时制度的滞后为社会越轨行为提供了一个繁衍的环境，犯罪率上升存在历史的必然性。
而警察作为维护社会法纪和正义的执行者，在对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与观念缺失的大前提下，这样既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致使单个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①自古以来，民众心目中的警察是一个代表国家行使公共管理职责、具有高尚的道德、自律且永远保持大公无私的精神的纪律性部门，然而，历史实践证明，人的逐利本性和自身权力的无限扩张加之法律约束的滞后，三者的结合往往促使警员在有较大利益可图时，宁愿抛弃人民、社会赋予其的职责，铤而走险的谋取私利，甚至于，仅剩下的道德约束也实质上成为一张失效的社会契约。
预防犯罪实际上是对刑事司法工作关口的“前移”。
从某种程度上讲，“犯罪预防”是指控制或管制犯罪的发生，而人们认为预防犯罪的成功与否的评估，主要参数是违法犯罪率的下降或是犯罪率坐标曲线呈下降减弱趋势。
目前关于预防犯罪的最广泛的定义是一切可以减少犯罪的行为。
可见，对于犯罪预防这一社会系统工程，世界各国还都处于一个不断探索的进程中，而职务犯罪则更具实践的探讨性。
因此预防犯罪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一大难题，这又从另一视角上充分反映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
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社会正进入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时代，社会的发展正以极快速度进行着，但“现代化的进程对一切国家的犯罪都有着重要的和持续的影响”，因为在这一进程中如德尔卡海姆所描述的“奢望受到不断的刺激但从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标志是从暴力犯罪占优势的社会转变为日益增多的财产犯罪为特征的社会。
”因此，在这一转型期中，职务犯罪的预防必须要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融合，不断创新与发展，建立切实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才能使腐败丧失其生存的环境，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1、转变理念，用现代法治的精神诠释预防理念当代犯罪学界一致认为，在研究犯罪治理总则中首先应当研究犯罪预防问题。
国际社会对此也日趋重视，特别是二战后，联合国在预防犯罪领域中的活动十分活跃，1946年联合国社会问题委员会就强调应在国际范围内协调预防犯罪的活动。
从1955年起联合国每隔五年召开一次世界范围的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新的科学成果与理念不断被运用于预防犯罪之中。
同时，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公平和效益、自由和秩序为核心的法律价值体系被确立，法律权威在社会中被基本确认等等，这些都标志着现代法治的精神与权力的扩张、异化或腐败格格不入。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标准是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法治的形式和手段科学化，法制发展趋向国际标准化。
博弈论视野中的职务犯罪的开题报告
【导言】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职务犯罪就是一种既常见又致命的问题。
职务犯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其对人类社会的损害程度十分严重。
随着博弈论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职务犯罪不仅是一种道德问题，更是一种博弈问题。
在这种视角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究职务犯罪的原因、机制和防范措施等问题，更好地保护人类社
会的安宁和稳定。
【目的】
本文旨在借助博弈论的视野，深入探究职务犯罪的本质及其发生机制，同时提出更加
有效的预防和处理措施，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方法】
1. 首先，我们将回顾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包括博弈模型、纳什均衡、博弈策略
等内容，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2. 然后，我们将主要从两个角度来探究职务犯罪现象。
一方面，我们将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职务犯罪的心理、行为和社会背景等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职务犯罪的博弈模型及其纳什均衡点，探究职务犯罪的隐性成本和风险。
3. 最后，我们将通过实证研究，探究职务犯罪的防范和处理策略。
我们将结合博弈论
的理论，提出更加有效的预防和处理方案，包括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加强职业道德
教育、提高监督透明度等。
【意义】
研究职务犯罪并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对于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加强公共服务、维护
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基于博弈论的视角，也有助于提高决策者和监
管者的警惕性和决策水平，使社会治理工作更加科学和精准。
从博弈论⾓度看中国警⽅讯问中的话语互动2019-10-19摘要：作为刑事调查⽅式之⼀的警⽅讯问，其本质是基于话语互动，依据法律程序，发现事实真相。
尽管过去⼏年法律语⾔学专家和司法学者已对法庭审判和警⽅审讯中的话语互动做了⽆数研究，但从实证⾓度研究的学者凤⽑麟⾓，更不⽤说从博弈论⾓度进⾏分析。
本⽂在充分研究中国警⽅讯问中的录⾳笔录本基础上，从⽃鸡博弈、囚徒困境、路径依赖⽅⾯分析了博弈论在中国警⽅讯问话语互动中的应⽤。
关键词：警⽅审讯；话语互动；博弈论；应⽤⼀、引⾔法律语⾔学研究语⾔和法律的关系，研究法律语⾔的特点、规律及其运⽤。
由于它属于当今⼤⼒提倡和⽀持的学科交叉研究――语⾔学和法学交叉，这种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意义和应⽤价值。
[1]作为刑事调查⽅式之⼀的警⽅审讯在法律语⾔学研究中越来越受欢迎。
从国外看Wrightsman& Kassin[2]讽刺性地提到在警⽅侦查案件中术语“讯问”（Interrogation）⽐“询问”（Interview）更能产⽣积极作⽤。
Shuy[3]对警察讯问与询问做了严格区分，并提出质问的策略。
国内的法律语⾔学学者如孙懿华、周⼴然[4]第⼀个提出研究法律语⾔，认为法律讯问以犯罪的七要素为核⼼。
王洁[5]则详细解释讯问语的功能。
鲜有学者从博弈论⾓度介绍警⽅讯问中的话语互动。
因此有必要从另⼀个⾓度进⾏法律语⾔研究，满⾜市场及社会的需求。
⼆、博弈论⽤于警⽅讯问话语互动之动机Levinson认为机构话语是⼀种⽬标会话，它包括为实现⽬标⽽产⽣的种种限制，以及参与者解释话语的推理形式。
[6]顾⽈国指出：“机构话语是在特定的社会机构或组织机构的实际社会情境中，两个或更多的更多的参与⼈之间的⼀系列互动交流，尤其是谈话交流。
”[7]警察审问是民警与在公安机关与违法犯罪嫌疑⼈之间的⾔语互动，是典型的机构话语，因此应具有不同于⽇常⽣活的话语⽬的，⽽警⽅讯问的话语互动实际上是⼀系列的博弈的组合，其动机所在：1，双⽅在话语互动中存在利益冲突，话语互动中的“问-答”模式突出其竞争关系，2，信息不对称决定双⽅互动双⽅选择不同的语⾔策略。
职务犯罪情景预防问题思考建议1职务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伴着私有制的出现和国家公权力的建立而诞生。
在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或偏离公共职责的现象屡有发生，成为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
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存在使人成为追求物质利益享受的动物，各种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若经济的运行与权利的操作不能保持适当的距离，权钱交易的出现则在所难免，权力分配的正义与财富分配的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其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整个经济基础的瓦解。
所以，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控制职务犯罪行为不再发生或使之降到最低限度是创造良好经济建设环境的重要手段。
所以，各国学者都对此展开了研究。
早在18世纪，古典犯罪学派就曾从犯罪行为入手考察犯罪原因，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新古典学派，其核心观点是：犯罪是行为人权衡犯罪的风险和回报，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和决定的结果。
围绕这一思路，情景预防作为一种新的预防手段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所谓情景预防，及时通过情景设计，控制犯罪易于发生的环境，减少犯罪得以实施的机会。
它是着眼于犯罪行为而非犯罪人的一种新的预防理念，将其引入职务犯罪预防领域将是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巨大推进。
情景预防是着眼于犯罪行为、犯罪被害人及犯罪机会的预防，对于职务犯罪的情景预防应结合职务犯罪的特征建构适合的情景模式。
首先，从职务犯罪行为来讲，犯罪行为包括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
从犯罪动机的角度，职务犯罪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攀比心理作祟，导致心态失衡；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或纯粹出于贪图享乐的肮脏心理。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其共有的特征是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只不过有的表现的明目张胆，有的则心虚理亏。
在这一方面，职务犯罪与一般犯罪无太大差异，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实现某种愿望。
关于职务犯罪预防和惩治对策研究;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中，职务性的违法犯罪问题越来越引起我党、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因为这种特殊主体的违法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
它不仅干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践踏了国家法律法规，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败坏了社会风气，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重视和加强对职务犯罪的研究，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一、职务犯罪是指从事具有公务性质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犯国家规范公务人员行为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行为。
这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规范国家公务人员行为的一切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它包括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关系，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等等，其犯罪行为的外在表现十分复杂。
; 尽管在不同的社会中，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职务犯罪现象，但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权力性质，产生职务犯罪的原因不一样，因此在不同的社会中，职务犯罪的类型及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要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就必须认清职务犯罪的类型及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采取整治措施，对症下药。
那么，应该如何划分我国目前职务犯罪的类型和表现形式是相互联系的，不同表现形式的职务犯罪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而职务犯罪类型的划分又往往是以不同形式的腐败现象的共同特征为依据的。
据此，我们可以把我国目前职务犯罪的类型分为以下两类：; （一）权钱交易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通过私人生活积累财富的机会增多，少数在国家机关任职的工作人员经不住经济上的“好处”，物质利益的吸引，“捞一把”的思想大大复活了，以权力换取金钱和物质利益便成了当今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之一。
这种形式和职务犯罪行为，轻重有异，涉及面大，往往治而复出，花样翻新，在一些地区、部门势头有增无减。
- -对我国警察自由裁量权的群众监督体制的完善——以博弈论为视角摘要：警察作为和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行政机关，它的自由裁量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想要警察自觉地规制其裁量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人们将希望一部分寄托在群众监督上。
可是，群众的监督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
针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确立警察和群众的“理性人”的身份，分析两者在警察自由裁量过程中的博弈，展现警察和群众选择相应战略的过程。
并从中归纳出完善警察自由裁量行为的群众监督体制的措施。
关键词：警察自由裁量群众监督博弈论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upervision system of police discre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in china一、行政自由裁量及博弈论基本概述（一）行政自由裁量在现代行政法中，行政自由裁量（也称行政裁量）处于一个很核心、很惹人注意的位置，之所以如此，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可以认为是立法能力的有限性无法预测，规变换不拘、姿态万千的社会发展，有时也难以用清晰、准确的语言描述规则，需要用裁量来弥补。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是因为行政自由裁量有着适应社会发展和行政规制的需要，是为了实现个案的正义，而个案的正义通常被认为比由精确地规则推导出的结果更好。
但是，另一方面，当行政机关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地为个案带去正义的同时，自由裁量的滥用，侵害权力的问题也随之发生。
由于行政自由裁量的存在本身有其合理性，所以，想要彻底禁止一切的自由裁量的方法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们只能找出影响自由裁量的某些因素，从而，通过采取措施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降到最低，来制约行政中的自由裁量。
警察作为和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行政机关，它的自由裁量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1、国外关于行政裁量的学说- 总结在英、美等国家的法律文献中，比较有影响的关于裁量的定义主要有哈特和赛克斯的裁量概念，德沃金的强、弱意义的裁量之划分，伽利根的更加广泛意义上的裁量分析模型，戴维斯作出的“在可作为、也可不作为之间作出的权力”的概念，还有，韦德和福赛的关于裁量的更加完整、精炼的定义。
博弈论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运用探讨[摘要]人们在制定一项计划时，往往会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任务，制定出一系列的策略去分解实施，从控制论的角度是：目标制定→信息反馈→目标分解→实施→反馈→矫正→实施。
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静态分析的控制观点，它忽略了这样一种情况：当你在作出一项策略时，其他人也会同样作出类似或相左的策略，所以你作出某种计划策略时，必须考虑对方的策略，同样对方也会有这种想法。
这就涉及到一个经济学问题：博弈。
[关键词]静态分析；计划策略；博弈一、博弈论及其运用所谓的博弈，简单说就是当你作出一项决策时，必须考虑对方的反应，同样对方作决策时也会考虑你的策略，这样你的决策与对方的策略组成了函数关系，你的每项计划都建立在对方的反应基础上或反应之反应的基础上，以此类推，直至达到一种平衡。
这好比下棋，要赢对方，光想着自己怎么走还不行，还要考虑对方将会怎么走，同样对方也是这样考虑的，大家彼此间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直接互相作用时的决策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所以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但这种对策不是单线静态的对策，而是动态的对策，一个决策主体的决策选择要受到其他方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
人们之间决策行为互相影响的例子很多，在经济领域，一个企业要赢得市场，就必须将对手的市场策略纳入自己决策参数里。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经济领域，外交、军事、司法等领域都存在博弈的现象，在司法领域犯罪控制方面，就有“囚徒困境”的经典博弈。
案例为：在一次纵火案的现场，警察抓到两名犯罪嫌疑人，事实上正是他们两人为报复而放的火。
但警察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于是将他们分别隔离关押起来，要求他们坦白交代问题。
如果他们不坦白（由于证据不足），他们每人将会被判刑1年，如果他们都承认放火，每人将会被判刑3年，如果其中一个抵赖，另一个坦白，抵赖的将会被判刑10年，而坦白的将会被宽大释放。
这样每个囚徒将会面临对自己处罚的选择，如果囚徒都是理性的人，他们都会避害趋利，我们把他们间的利害关系列表如下：对甲来说，如果自己坦白，那么将会获刑3年，如果乙抵赖，自己则可以被释放；如果甲抵赖，乙坦白，甲将会获刑10年，如果乙也抵赖，甲将会被判刑1年；反之也是如此。
公安机关的自利性与公共性冲突与博弈{1} [摘要]政府代表公众委托公安机关来行使管理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职能,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严重损失和公安机关公共性的丧失。
本文通过博弈论的方法论证分析了政府(公众)作为委托人与公安机关之间博弈冲突,得出新的纳什均衡为(信任,廉洁)。
最后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安机关的自利性与公共性冲突得以消解。
[关键词]公安机关;自利性;公共性;博弈一、公安机关的自利性与公共性界定(一)公安机关的公共性公安机关的“公共性”我们从《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得知:“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人民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
”这就要求我们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行使权力时,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牢记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从社会发展的长期和根本的利益出发,在公众普遍、共同的利益基础上来开展活动。
(二)公安机关自利性的界定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指出: “自私心是人的不可缺少和不能根除的本性,也是人们一切思想、情感和作为的出发点。
如果没有个人利益,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
”[1]笔者认为,所谓公安机关的自利性是指公安机关在服务于公共福利目标的同时从扩大自身(包括公安机关中的个体) 利益的目的出发,对财富、权力和机会等利益追求的属性。
公安机关的自利性既有为维护自身发展而获取的合理自利,又包括公安机关团体或个体谋取的不正当的利益。
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就是他们为追求个人特殊利益而造成公安机关公共性丧失的明证。
公安干警作为个体的人,必然有着多样化的需求,若基本的物质需求未能满足,则纯粹的精神需求对于个体没有意义;若基本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后,个体更多追求的是高层次的满足。
公安干警对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更多地表现为个体自利性,而公安干警对高层次精神满足的需求则有可能表现为社会公共性。
因此,笔者认为公安机关作为公共部门的公共性在于如何引导公安干警的个体需求和实现这些需求,只有站在公安干警的角度去考量公共性的实现,这才是有效的。
16关注·本刊策划职务犯罪“同步预防”的探索与实践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办案为分析样本文/长剑长宁区检察院的反贪查案工作在上海处于领先地位，近三年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71件79人，其中，贪污贿赂案件68件76人、渎职侵权案件3件3人，所涉处级干部要案6人。
职务犯罪案件特点一，国资、国企领域依然系腐败重灾区，所涉环节多、数额大3年来，区院在国资国企领域查办职务犯罪案件26件33人，分别占立案数和总人数的37%和42%。
案件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采购供销、业务管理和发包、国资国企改革、房地产开发销售、土地、房屋的租赁转让、资金管理、人员培训管理和房产税收申报等环节。
由于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项目激增，加之单位管理制度虚置、监管制约流于形式，可以说一个工程项目从立项审批开始到最后的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几乎每个环节都出现过“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腐败现象。
具体表现为一些国企领导往往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或“暗箱操作”、或“抱团腐败”、或大搞“权力寻租”。
二，年龄结构呈椭圆形现象，黄金年龄成职务犯罪高发时段，同时伴随低龄化现象、女性人员增多现象，凸显监管和防控机制的针对性亟待加强从查处的71件79人职务犯罪案件看，56至60岁之间的12人、35岁以下的14人（最小的25岁），处在25至50岁这一人生的黄金年龄段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有48人，分别占立案总人数的17%、17%和57%。
这部分人普遍高学历、高智商，思想活跃、敢想敢干，很多已成为单位的中层干部或业务骨干，特别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往往因工作时间不长、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又笃信所谓的“潜规则”和“江湖义气”，故极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腐败。
此外，79人中女性职务犯罪嫌疑人19人，占总人数的24%。
从查办情况看，女性职务犯罪人员多因虚荣、从众或补偿心理导致贪腐，赃款主要用于满足其对奢侈品、房屋装修等方面的物质贪欲。
三，从众式腐败现象频发，凸显行业“潜规则”亟待破除71件贪污贿赂案件中，窝案、串案32件41人，案件数和人数分别占立案数和总人数的45%和58%，暴露出“潜规则”在一些单位和领域大行其道，出现了上行下效或行业性的从众式集体腐败现象。
寻找均衡在行受贿犯罪中的博弈分析及预防战略行受贿犯罪是指公职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私利的行为。
在博弈论中，这种犯罪行为可以被视为一个非合作博弈模型，其中参与者包括行贿人和受贿人。
对于寻找该博弈的均衡以及制定预防战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将行受贿犯罪看作是一个两人的博弈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行贿人和受贿人分别是参与者1和参与者2、他们的决策是通过权衡可能的利益和风险来作出的。
行贿人的决策取决于给予贿赂所能获得的私利以及被抓到的风险。
受贿人的决策则取决于是否接受贿赂以及被揭露的风险。
对于行贿人来说，最佳策略是给予足够大的贿赂来确保自己获得私利，并且尽量减少被抓到的风险。
对于受贿人来说，最佳策略是接受贿赂并尽量减少被揭露的风险。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均衡可以是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是指当参与者选择了最佳策略后，没有参与者有动机改变自己的策略。
在引入惩罚机制的情况下，可能的纳什均衡是双方都选择不合作的策略（即行贿人不给予贿赂，受贿人不接受贿赂），以避免被揭露和受到法律制裁。
但这种均衡并不代表博弈的最优解，因为它无法消除受贿犯罪行为。
针对这个博弈模型，需要制定一系列预防战略来减少行受贿犯罪。
首先，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和法律框架是关键。
这包括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并建立有效的监管机构来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
其次，需要提高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诚信意识。
这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公职人员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来实现。
此外，建立激励机制和奖惩制度，对于廉洁的公职人员给予奖励和提升机会，对于受贿的公职人员进行制裁和移除，以促进行贿行为的自我约束。
另外，要增加行贿和受贿行为的风险。
这可以通过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对受贿行为的检测和揭露率来实现。
同时，建立举报机制和保护机制，鼓励公众积极揭发受贿行为，并提供相关保护措施，以减少举报者的恐惧感和报复风险。
最后，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
行受贿犯罪常常涉及国际范围内的资金流动和合作。
浅谈公安系统职务犯罪预防的对策作者：高怀康来源：《商情》2013年第43期【摘要】近年来，我市检察系统立案查处了一系列公安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结合案件，笔者按照预防职务犯罪的要求组织专门力量，对我市公安系统在执法办案、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我市公安系统在办理案件、行政执法、户籍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工作环节存在一定问题，存在发生职务犯罪的严重隐患。
【关键词】公安系统；职称犯罪一、公安系统干警职务犯罪特点和存在的隐患2006-2013年我市检察系统共立案查办公安系统人员职务犯罪案件10件15人，其中贪污受贿案件5件6人，渎职案件5件9人。
其案件的特点比较明显：干警职务犯罪涉嫌的罪名比较集中，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为主；案件多发在基层单位，多名犯罪嫌疑人均是来自我市基层派出所的干警，并且担任派出所所长职务；犯罪嫌疑人年纪轻，熟悉法律知识，反侦察能力较强，犯罪心理主要是特权思想严重，以情代法和以案谋私，不能处理好“情”、“法”、“利”“权”的关系。
个别干警的犯罪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政法干警公正廉洁执法的社会形象，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正义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结合公安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上述特点，笔者通过调查研究查找出本市公安系统存在的职务犯罪隐患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行政执法随意性大，不按照法定程序处理行政执法案件。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公安系统的县局部门和乡镇派出所干警在行政执法过程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列》的问题，一是在治安案件中处罚随意性较大，并且不及时告知被处罚人处罚依据和救济手段等法定告知事项，这是比较普遍的问题；二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然存在违规暴力执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事件，例如：个别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主观臆断殴打执法对象，某乡有村民就曾反映此现象；三是存在降格处理案件的问题，例如：个别刑事案件被降格为治安案件处理，一些查办的涉嫌徇私枉法案中就存在此问题。
运用合作博弈理论提升武警部队军事经济监督实效的必要性思考合作博弈理论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博弈参与者之间通过合作协商取得最优结果的方法和方式。
在武警部队的军事经济监督中，运用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帮助提升监督实效，加强资源管理和监督，促进武警部队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从合作博弈理论的角度对武警部队军事经济监督进行思考，探讨其必要性和可能的效果。
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帮助武警部队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督机制。
在军事经济领域，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各级部队和相关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作关系。
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帮助各部门之间进行合作博弈，明确各自的利益和责任，协商共同的监督标准和机制，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这样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滥用，提高武警部队的经济效益。
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帮助武警部队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在军事经济监督中，存在着一些监督者可能存在监督不力的情况，因为他们可能受到一些利益和激励因素的影响。
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帮助武警部队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让监督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努力和贡献得到相应的回报，从而提高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激发监督者的积极性，提高监督的效率和实效。
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帮助武警部队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
在军事经济监督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矛盾问题，需要各部门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共同推进监督工作。
合作博弈理论可以通过建模分析各方的利益和风险，找到双方合作的最优解，并建立共同的信任基础。
通过合作博弈理论的引导，可以使各部门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共同为军事经济监督的实效努力。
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帮助武警部队建立起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监督制度。
军事经济监督需要保证监督制度的公平和公正，避免出现以权谋私、搞特权的情况。
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帮助各部门之间建立起公平的博弈机制，让各方都能在博弈中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机会。
通过合作博弈理论的指导，可以建立起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监督制度，保证监督工作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警察职务犯罪及其预防作者：田震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06期摘要：警察职务犯罪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和公安队伍的战斗力，而且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国家执法机关的权威。
因此必须分析成因，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
预防和遏制警察职务犯罪应加强警察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强化管理措施，完善监督机制，健全法制，加大打击力度，强化处罚机制，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综合素质。
关键词：警察；职务犯罪；公安工作作者简介：田震，东华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78-02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职责，是打击和惩治违法犯罪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警察职务犯罪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和公安队伍的战斗力，而且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国家执法机关的权威。
加强警察队伍建设，防治警察职务犯罪，对于全面加强司法队伍建设，确保公正执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警察职务犯罪的涵义警察职务犯罪特指人民警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妨害了国家对警察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警察职务犯罪的本质就是警察权力运作的不正常现象。
这种不正常现象主要表现为某些人民警察利用维护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权力进行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活动；利用预防、制止和惩治犯罪份子违法行为的职权活动进行危害社会的活动；或者表现为消极的不履行职责，导致公民利益遭受危害的不作为犯罪。
二、警察职务犯罪的成因任何犯罪行为的产生都是犯罪主体的个体内在因素和客观外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警察职务犯罪亦不例外，具体分析如下：（一）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导致警察心理发生失衡，从而引发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我国经济体制从开国初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相关的社会问题，即社会分配不公。
基层民警执法中的博弈与策略思考执法工作是基层民警的重要职责之一，他们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况和挑战。
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基层民警必须掌握博弈与策略思考，以应对不同的执法场景。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基层民警在执法中的博弈与策略思考。
一、法律的普遍适用与特殊情况的处理基层民警在执法中，首先要明确法律的普遍适用原则。
也就是说，执法人员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对案件进行处理，确保执法过程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然而，在实践中，基层民警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策略。
例如，处理突发事件时，民警需要快速判断形势，权衡利弊，采取最合适的措施。
这就要求他们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操作，以达到最佳效果。
二、与当事人的沟通与博弈基层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与当事人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与当事人交涉中，民警需要灵活运用沟通技巧，促使当事人合作，并最终达成共识。
这就需要基层民警具备一定的博弈思维和策略。
他们需要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方式与当事人进行沟通，解开纠纷，避免冲突。
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博弈，基层民警可以更好地履行职责，保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情绪管理与专业素养的提升在执法工作中，基层民警常常面临各种压力和挑战。
他们需要具备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并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只有保持冷静和理性，在面对复杂情况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在博弈和策略思考中，情绪管理和专业素养是基层民警必不可少的能力。
四、团队合作与信息共享基层民警的执法工作通常需要与其他执法部门和相关部门进行合作。
在博弈与策略思考中，团队合作和信息共享是需要重视的。
通过与相关人员的合作与沟通，基层民警可以获取更全面的信息资源，从而更好地制定和实施执法策略。
此外，团队合作也能够减轻单个民警的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基层民警执法中的博弈与策略思考是一门复杂而重要的能力。
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基层民警才能在执法工作中游刃有余、处变不惊。
论新形势下警察职务犯罪的预防朱珍华【期刊名称】《上海政法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29)003【摘要】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对该制度重视不够,少数案件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全程性、与讯问笔录同步性存在瑕疵.需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规程,增强侦查人员的规范意识,保证录音录像与讯问过程、讯问笔录的同步性,加大制度执行的内部监督力度.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用量刑建议权强化对审判的监督、落实上下两级院对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及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警察本身职业化程度以及制度性腐败等问题使得警察职务犯罪日益严峻,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呈现出内容上多贪利与侵犯私权,手段上更隐蔽、专业性更强且颇具群体性,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等特征.针对新形势下警察职务犯罪的新特征,有必要加强预防机制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建立“观念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创新型机制.借鉴国外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建议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数额加其他犯罪情节”的模式;将非特定公物纳入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和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适当前置贿赂犯罪的构成条件,只要实施要求、期约、收受贿赂的任一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或行贿罪且为既遂;增设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对贪利型职务犯罪增设相应财产刑,对行贿罪增设资格刑.【总页数】5页(P97-101)【作者】朱珍华【作者单位】湖南警察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636【相关文献】1.博弈论视角下的警察职务犯罪预防2.监狱警察职务犯罪针对性预防机制探究3.公安机关警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及预防4.新形势下税务职务犯罪预防的思考5.检察机关司法警察的职能转变研究——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及预防职能转隶监察委员会为视角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