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履职动力不足,根源何在？

委员履职动力不足，根源何在？
作者：邵鸿
来源：《同舟共进》2013年第08期
邵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同舟共进》：您参加“两会”这么多年，是否对某些代表、委员搞形式主义，一到会议现场就打哈哈、唱赞歌、提案不痛不痒等现象深有体会？有网友建议每年“两会”后“晒晒代表委员们的议案、提案”，这样能否督促委员、代表更尽职尽责？
邵鸿：以我的观察，绝大多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是“搞形式主义，一到两会现场就打哈哈、唱赞歌”的。

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怀有行使民主权利，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愿望，期盼“两会”和个人为此发挥实质性作用。

我当了十多年的省和全国政协委员，每一次会议上都能听到政协委员们不少正直敢言、忧国忧民的谠论。

无关痛痒乃至于“雷人”的提案无疑存在，但只是少数，大部分提案还是严肃认真、希望解决问题的（包括有些被舆论目为“雷人”的提案其实亦如此）。

让人产生你刚才说的那些印象，可能与媒体选择性放大有关。

真正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第一，现行人大、政协制度不够完善，即使代表、委员的意愿得到了充分表达，但实质效能仍然有限，即所谓“说了也白说”，这对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影响很大；第二，不少议案、提案尽管提出者的确是认真的，但只能说是表达了某种期望和呼吁，拿不出科学可行的办法，无助于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

比如，很多提案解决问题的对策不外是领导重视、加大投入、政策倾斜、加强宣传教育或加大打击力度等，这与没提建议差不多。

之所以如此，又和代表、委员的产生方式、履职条件等有关联。

因此，我赞成“晒”议案、提案——“阳光”对于督促代表、委员更勤勉尽职当然是有效的，但这显然还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

《同舟共进》：也有一些优秀的政协委员，如您提到过的任玉岭、蒋洪等，他们能提出好的建议、提案，而且广受民众称赞。

为什么他们敢于破除形式主义，“敢把呼声变政声”？但您也提到这样的好委员还是不够多，是我们缺乏这样的人才还是这样的人才无法进入委员、代表的行列？
邵鴻：任玉岭、蒋洪等人是政协委员的杰出代表。

在人大代表中，也有类似的人士。

他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忧国忧民，有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使他们得以言人所不敢言；二是特别下力气调查研究，这使他们能言人所不能言。

说有胆有识，他们是够格的。

多数代表、委员不及他们，有个人因素，也有制度因素。

显而易见，这里首先有一个动力问题。

较普遍的动力不足根源何在？这就不能不归结到制度缺陷了。

就政协委员而言，一方面，效能预期有限影响了履职积极性；另一方面，他们是由有关部门协商安排产生的，与公众之间不存在制度化的授权关系，公众和社会也无法对其进行监督，加之全为兼职，又缺少调研和信息获取的制度保证，以致不少人交不出高质量的履职“功课”，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舟共进》：类似影视明星委员、荣誉代表等现象，目前仍较普遍。

有人指出：代表、委员不作为，就是最大的参政议政形式主义，就是浪费公帑。

但有些明星也很委屈：委员、代表的头衔似乎变成了一种奖励，非让人家勉为其难。

有没有可能启动其他的奖励机制，让明星、冠军们免受形式主义之苦，尽其所长帮助社会、帮助更多人？
邵鸿：人民政协是统战组织，这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

大团结、大联合是政协主题，从这个角度看，文体明星等担任政协委员无可非议。

即使就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来说，明星们的素质、专长并非注定不能与其他界别人士相提并论。

比如有些著名艺术家建言文艺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就很到位；反之，一些成就卓著的科学家，论政治参与恐未见得比他们更积极有效。

但我们似乎不太听到对科学家当委员的非议，这一点很耐人寻味。

如此看来，一味贬低文体明星的委员资格，可能是一种偏见。

我以为，首先还是要看具体对象和具体条件。

有的明星正处在事业巅峰期，很少能参加会议和活动，就不安排为好。

但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制度约束，保证委员在职期间必须认真履职，比如信息公开、公众旁听和评议，以及相应的处理等。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协在这方面有不少探索，若干年前广东省政协曾免去两位多次缺席会议的奥运冠军的委员资格，值得肯定。

至于说代表、委员不作为，就是最大的参政议政形式主义，我不这样认为。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大、政协制度的完善和民主政治功能的实质性发挥。

（另：参政议政是对政协委员说的，人大代表履行的是法定的立法、监督、决定和任免权，不能用参政议政来概括。

）如果说“代表、委员不作为，民主政治参与就还只是一种形式”，这样表述会更准确。

《同舟共进》：您曾说过，“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人大、政协的制度框架内推进”。

人大、政协的改革该从何着手，政协、人大的监督潜力怎样才能被充分挖掘？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需要怎样的改革，才能充分展现多党合作的民主魅力？
邵鸿：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大、政协的制度框架内推进，唯其如此才能以较低的变革成本，可控、有序、渐进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贪虚名、招实祸的事情我们不能干。

我们说人大、政协是好的制度框架，不等于说它们已经很完善，事实表明两项制度仍有待不断改革和发展，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

以我之见，政协改革最重要的几件事是：明确政协的法律地位，增强政协制度效力；规范政治协商的内容、程序和方式，提升政协的履职实效；改进委员产生和约束机制，增强委员履职动力和能力。

人大方面则是：以预算监督和重大事项审批监督为中心，强化人大的权力行使和监督；扩大人民代表民主选举，改进代表产生方式；回收部分让渡的立法权，转变立法理念，提高立法质量；增加人大常委会编制、职数，优化结构。

如能依此推进，人大、政协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更大释放，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就能落到实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会大有希望。

无疑，代表、委员产生机制的改革在人大、政协制度发展完善进程中具有重要位置，而有效的权力监督和民主监督以及良好的多党合作政治，也只能在此进程中才能得到确立和保障。

《同舟共进》：根据工作中的体会，您觉得目前最该破除的形式主义是什么？
邵鸿：目前最大的形式主义，莫过于把象征当成实质，把仪式当成工作。

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比如，讲话、写文章，一堆套话空话，而且还发表了；开了会、发了文件就算做了工作，至于能否贯彻落实、取得实效，反而不去深究；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依然固守“运动思维”，一哄而起，看似热闹，然而虎头蛇尾，问题依然如故……如此等等，尚其小者。

某些重要制度的不完善，使之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导致民主、法治方面存在缺失和不足，这才是最大的形式主义，也是最大危险，需要高度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

如果仅仅把形式主义视为一种不良工作作风，那就把它表面化了，也难以真正根除。

因此，推进人大、政协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

（本文由本刊记者郭芙秀采访、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