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 格式：doc
- 大小：56.00 KB
- 文档页数：6
目录
一、 导言....................................................................................................................................... 1
二、 当前我国的政策对司法领域的影响 ................................................................................... 1
三、 通过政策与法律关系的转变分析政策与司法的关系的转变 ........................................... 3
四、 处理政策与司法关系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 4
五、 结语....................................................................................................................................... 5
参考文献：....................................................................................................................................... 5
1 论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以中国司法现实看待法与政策关系
【内容摘要】法和政策是现代法律理论和实践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在当今依法治国，法制的时代下，对于二者的关系，其讨论意义日渐突出。法律和政策在国家治理生活中，人民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中，其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建设法治现代化国家，不能重回“政策至上”的老路，在坚持政策与法律并重的前提下，仍然需要理清二者的关系，法为根本，政策不可或缺。法制要完善，政策要有合法性。
【关键词】 政策 司法 相互关系 依法治国
一、导言
政策在现代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政策无处不在。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法律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社会使命日益突出。在法治理念的推动下，法律对于人们的生活而言已然不可或缺。
自人类产生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的行动，尤其是社会内部的行动就具有了社会性，从而决定一种有序性。否则无序的行为将使人们回归自然，回归原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政策和法律相伴人类社会至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大上提出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已经写入宪法，具有最高指导性和权威性。在当今依法治国，法制的时代下，随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司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步伐日益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二者的关系，其讨论意义日渐突出。本文以全国法院响应“深入贯彻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广泛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切入点，通过此次活动对法院的司法工作进行分析，并与中国涉及司法的政策相联系，讨论政策与司法的相互影响，并对二者的关系的处理结合当代中国实践阐述一些建议和看法。
二、当前我国的政策对司法领域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党兴起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热潮，胡锦涛总书记在对政法工作的讲话中提出“三个至上”重要思想。全国法院随之开展了“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法院工作科学发展，党的事业之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各类媒体也对该活动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报道。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北京市 2 丰台区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时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牢牢把握社情民意。法院的法官在此次“大学习，大讨论”中，以“司法为民”为理念，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基层前沿，送“法”上门服务，普法释法，开展巡回审理，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社情民意，取得丰硕成果。
在政策的号召和推动下，法官们走出审判大楼，注定出去办案，社会各界各有看法。先说学界。
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对于法院的诉讼工作，具体来讲，其改革的方向学者倾向于“强化当事人权利，弱化法院职权”，更有学者完全主张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传统理论和实践中，民事诉讼模式有“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类型。所谓当事人主义有以下两方面含义：其一，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推进依赖于当事人，法院和法官不主动以职权开启或推动民事诉讼程序；其二，法院和法官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法院和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去搜集证据。①职权主义其内容包括：（1）程序的进行依法院职权进行；（2）诉讼的对象确定、诉讼主张平等，法官不受当事人约束，可以再当事人主张之外认定案件事实；（3）法院在诉讼资料、证据收集方面拥有主动权。②新中国的民事诉讼模式最初属于职权主义模式随着改革的深入，现如今我国并未建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实际，难以发挥良效。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弱化了法院职权的干预，强化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在学术研究领域，民事诉讼法学者大多数倾向于“当事人主义”。在大学习，大讨论中，对于法院的司法工作方式也受到了持有这种倾向的学者的批评和诟病。
在刑事法学领域。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除过一些自诉案件外，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和资格将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具有相当浓厚的国家职权色彩。2004年12月22日罗干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处理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2006年“两高”报告明确规定我国现阶段实行“宽严相济”的相识政策效。这标志着中国刑事政策的一次转变。“从‘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到‘宽严相济，少杀慎杀’，这是中国刑事司法的重大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海年表示，这种调整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司法更加重视人权保障。 刘海年说，宽严相济政策的确立，说明中国在法治方面的认识加深了。宽严相济的政策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方面所作的政策调整，体现了司法过程中的人性化，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定有序作为一种人类制度文明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在学术的不断探索研究之下，有学者提出了“刑事和解”制度。③可见我国的刑事司法工作愈来愈趋向“温和”的一面。
在实务界，在民众看来，法官们走出法院，深入基层，确实方便了诉讼，一定程度上满足的对司法的需要，受到了很好的评价。法院主动地工作也确实将许多因为对法律的缺乏了解而致的不稳定隐患加以消除和遏制。再加上中国民众对于诉讼普遍缺乏热情，从这方面来讲，法院的主动的确起到很好的作用。对法官来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对此没有评论的必要。
法院在民诉工作上强化了职权色彩，刑事领域有出现“严宽相济”的政策，为什么会如此“反常”？笔者以为这是社会环境与政策导向所致。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导方针的提出。广义来讲，党的指导方针是属于党的政策范畴的。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各种不稳定的因素日益凸现，长此下去必然影响
①参见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2版，第27页。
②参见张卫平著：《诉讼构架与模式——民事诉讼的法律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0—11页。
③由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的制度，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与被害者直接接洽、协商，解决纠纷和冲突的一种性、刑事司法制度。 3 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法律作为调解社会主体行为的一种规范，除过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外，就是通过诉讼来解决不可调和的纠纷和矛盾。诉讼的增多则反映了社会的不和谐的增加，但是，我们又不能拒绝诉讼。但通过诉讼可以解决纠纷来达到一定示范教育作用。构建和谐社会，从司法角度来讲，要通过诉讼制度的设计来使诉讼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种手段，从而来消除一些不和谐因子。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诉讼就是利益的平衡与争斗，调解解决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由其从长远来看是要好于裁判判决的，有利于核算规范当事人的和谐。自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法院的调解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和使用力度。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犯罪量居高不下，形势日益严峻，“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将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是将对刑事犯罪的打击起到很好的作用。
其次，文化氛围。长久以来，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为民请命”等思想在中国人的心中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再加上法制的建设虽然突飞猛进，可是法的宣传就显得有些滞后了。一方面，人们对法的理解缺乏科学，法的教育还有待于进步，另一方面也造成人们法制意识的淡薄。
司法活动集中反映了法律在一个国家的地位，法治的建立需要确立法律的统治地位，更正确地说要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关于政策与法律在我们国家的地位这一点下面将予以观察。
三、通过政策与法律关系的转变分析政策与司法的关系的转变
国家生活中政策与法律有各自的地位，深刻地影响着政策与司法的关系。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政策至上，法律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国家宪法明确了要建立法治国家的方针。人治和法治是根本对立的，当然要转变头脑中残留的人治思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混屯的思想也逐渐返正，虽然政策依然是国家治理的灵魂，但完善的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已经国家交往的必然要求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八十年代至今立法机关起草颁布了大批法律，中国的法律体系匆匆初步建立。同时政策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问题，指出要“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改革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成变而改变”。这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的重要举措。当前我们可以说是推崇法律，并举政策。
随着政策与法律关系的转变，司法活动与政策的关系也渐渐有所改变。过去单纯的认为司法部门就是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其活动仅仅是对政府工作的配合，但现在，我们有了行政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可以说是司法活动和政府部门的活动有了一定的区别。但站在政治的角度来讲，法与政策是统一的，司法活动和政府部门的行政活动都具有统一的目的。尤其在中国“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相统一起来。从本质上来讲，上文所提到的“三个至上”指导思想与上述方针是统一的，三个至上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在政法工作中具体体现和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地方法律），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章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在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为了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中国的制度更加文明、民主以及科学，法律相对于政策的独立性将有所增强，司法的独立性的增强也将是必然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