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基会与民国高校图书馆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第一节概况创办经过 1927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为发展中国生物科学教学和研究，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主任，著名昆虫学家尼丹（J. G. Needham）来华访问，当时，在中国的许多生物学者都出自其门下，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学术联系。

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胡先骕、邹秉文等认为，他们的研究尚无力延伸至中国的北方，想借尼丹访华之机，请其帮助在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故联名致函中基会干事长范源廉（字静生），力陈在北京设立生物调查所之必要及兴办之具体办法，提请中基会嘱尼丹规划筹建。

尼丹在华期间，并未组建调查所，秉志等人在北京设立调查所的提议，却得到中基会赞同。

筹办中，范源廉虽然不幸于是年12月逝世，但其继任者任鸿隽（字叔永）赓续前志，几经协商，终于1928年达成由尚志学会与中基会合作创办生物调查所的协议。

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5月，由中美两国民间人士共同组成，管理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事务。

选举颜惠庆任董事长，孟禄、张伯龄任副董事长，范源廉任干事长，秘书丁文江，会计贝诺德、周诒春。

尚志学会于1919年由范源廉发起组成，主要成员为早年留日学者梁启超、江庸、王家驹、王文豹、马麟翼等，力谋中国学术及社会事业的改进。

范源廉曾为此捐资30万元，兴办事业，然都不理想。

于是将所剩15万元作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基金，常年经费则由中基会拨付。

为纪念范源廉先生，以其字命名生物调查所。

其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已获胜利，国民政府易都南京，北京遂为旧都，改称北平。

故调查所之全称名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简称静生所），英文名为“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1928年10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

基金静生所属于民办机构，为了维持其永久发展，尚志学会出资15万元作为基金，以应付社会动荡带来的不测。

民国时期中基会与英庚款董事会的比较研究在民国时期，中基会和英庚款董事会分别代表了中华民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贷款事务。

本文将对这两个机构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它们在贷款管理和影响力方面的异同。

一、中基会中基会，全称中央国库基金会，是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一个非营利机构，负责中华民国政府的贷款事务。

中基会通过发行债券和贷款，为中华民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并促进国家的发展。

中基会在贷款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

首先，中基会设立了专门的贷款部门，负责贷款的审批和管理。

其次，中基会对贷款项目进行审查，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和收益性。

此外，中基会还制定了贷款政策和贷款利率，并根据贷款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优贷款效果。

中基会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力较大。

由于其与中华民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中基会成为外部投资者的首选合作伙伴。

中基会通过贷款支持了许多重要的国家建设项目，如铁路建设、农田治理和教育事业等，对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英庚款董事会英庚款董事会是英国政府设立的机构，旨在为中华民国政府提供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持。

英庚款董事会负责处理两国之间的贷款事务，并协调两国政府的合作。

英庚款董事会在贷款管理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首先，董事会设有专门的贷款部门，负责审批和管理贷款项目。

其次，董事会与中华民国政府合作，制定贷款政策和贷款条件，并对贷款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

此外，董事会还与中华民国政府就贷款项目的实施进行沟通和协商，确保贷款的顺利推进。

英庚款董事会在民国时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机构，董事会通过贷款支持了中华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

同时，英庚款董事会还在政策制定和经济规划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基会与英庚款董事会的比较中基会和英庚款董事会在贷款管理和影响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在贷款管理方面，中基会更加注重项目的审查和可行性评估，以确保贷款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以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图书馆，图书馆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职能。

接下来就由小编来为大家介绍中国最大的图书馆。

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与海淀区白石桥高粱河、紫竹院公园相邻。

中国国家图书馆总馆占地7.24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主楼为双塔形高楼，采用双重檐形式，孔雀蓝琉璃瓦大屋顶，淡乳灰色的瓷砖外墙，花岗岩基座的石阶，再配以汉白玉栏杆，通体以蓝色为基调，取其用水慎火之意。

中国国家图书馆分为总馆南馆、总馆北馆和古籍馆，馆藏书籍3119万册，其中古籍善本有200余万册。

200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三位。

历史沿革晚清时期1909年9月9日(清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批准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的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调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书，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劫余遗书作为基本馆藏。

京师图书馆成立后，缪荃荪首任监督。

江翰、夏曾佑、梁启超等先后任馆长。

鲁迅等知名学者为它的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

尽管清政府及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国库空虚，无力维持图书馆的经费，但京师图书馆古籍馆藏丰富，同时因接受全国缴送而具有国家馆地位，它的成立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大进步。

1916年，教育部饬京师图书馆，凡在内务部立案的出版图书均交京师图书馆庋藏，国家图书馆职能开始体现。

民国时期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同年7月，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隶属大学院。

为解决经费问题，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谈判并签定协议，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基会属下的北海图书馆于1929年8月合并。

合并后，馆名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直接接受南京政府教育部和中基会合组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领导。

京师图书馆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朝廷批准筹建的国家图书馆，属学部管辖，又称学部图书馆。

由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担任监督，调集翰林院、国子监、内阁大库残本为基藏，并征得各省官府藏书及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姚觐元咫进斋、扬州徐乃昌积学斋等私家藏书，整理编目，馆址暂设于什刹海旁的广化寺内。

辛亥革命（1911年）后，由民国政府教育部接管，于民国元年8月正式开馆。

民国十五年（1926年）更名国立京师图书馆，馆舍移方家胡同南学原址。

民国十七年（1928年）移址中南海居仁堂，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由蔡元培、袁同礼任正、副馆长，馆址迁文津街。

民国二十年（1931年），文津街新馆落成启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图书馆奉教育部密令，择库藏之精华南运上海暂存。

旋又将其中古籍善本二千七百余种运往美国，寄存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至1966年才归还，由台湾中央图书馆保存。

抗日时期，艰难维持。

抗战胜利，重拾河山，藏书规模有所扩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后，改名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创办江南图书馆，聘任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为图书馆总办，馆址选在城西龙蟠里，宣统元年（1909年）新楼落成，正式开馆。

江南图书馆是清末、民初地方官办图书馆的典型。

其创办伊始，即由缪荃孙斡旋，以78,000两银之价，购得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全部60万卷珍藏，就此奠定馆藏雄厚基础。

此后又收得武昌范月槎木犀香馆等私家图书，接收江苏通志局藏外文书籍五百余种，获朝廷颁赐《大清会典》、《古今图书集成》石印本，征调赣、浙、粤等省官书局印书，充实库藏。

及宣统三年（1911年），已贮书80万卷之多，编有《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江南图书馆书目》等。

民国元年（1911年），改名江南图书局，后又数度易名为江苏省立图书馆等。

民国十六年（1927年），著名学者柳诒征徵出任馆长之职。

民国时期高校图书馆学研究述评李然【摘要】民国时期,随着高校图书馆事业的较快发展,对理论指导的需求成为必然之势,相关学术研究应运而生.关注这一时期高校图书馆学术研究动态,并对其研究热点及其表征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完善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研究、促进当前高校图书馆学术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27.【期刊名称】《高校图书馆工作》【年(卷),期】2013(033)004【总页数】4页(P84-87)【关键词】民国;高校图书馆;学术研究【作者】李然【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0.9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图书馆是在近代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在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影响下，伴随着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无论是其发展史，还是学术史，都在我国图书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总结、分析近代高校图书馆领域的学术成果，对于完善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促进当前高校图书馆学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研究主题的相关概念界定本文选择以“民国”(1912～1949年)作为论述主题的时间界定，主要原因在于，本文的关注点是早期高校图书馆学术史，是以当时发表的图书馆学领域的相关著作、论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我国高校图书馆尽管在19世纪最后十余年间就已有萌发，甚至最早的大学图书馆雏形可以上溯到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书阁。

但就笔者目前所见史料，专门论述早期高校图书馆的文章，基本是在民国建立之后才出现的。

例如，较早的有1917年《太平洋》杂志刊发的介绍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文章［1］;又如，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分册)连续七期刊发了《本校图书馆改良刍议》［2］一文。

因此，本文选用了“民国时期”，而不是“近代”(1840～1949年)，或“20世纪上半期”(1900～1949年)这样更大范围的时间表述。

本文所指“高校”的范围，则是按照《(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的划分方法［3］，包括了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及大学研究所等从事高等教育的各类学校院所。

任鸿隽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徐吉【摘要】任鸿隽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渊源颇深,他对该会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的科学发展理念也通过该会得以实现.他用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规划着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方向,为其他学科科学家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进而促进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期刊名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7)002【总页数】4页(P84-87)【关键词】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作者】徐吉【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苏徐州22100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6作为学者，任鸿隽在学科科学研究领域少有建树。

但是，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管理者，他立志“要使科学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同时也求中国于科学上有所贡献”［1］(P.1108)，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矢志不渝地提倡和参与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创建，为中国的科学事业打开了另一片天地。

而加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对他实现科学抱负极有意义，也是其一生最出彩的重要阶段。

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仅有赵慧芝、杨翠华等，成果并不多。

因此，本文主要评述任鸿隽与中基会的历史渊源，探究其参与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开展与运行，培养科技人才并把握科学发展之方向的科学实践，进而评价其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之贡献。

任鸿隽(1886－1961)，祖籍浙江，生于重庆垫江。

其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1918年学成归国后，他积极与同仁苦心经营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历任中国科学社社长、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基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动乱年代，单靠个人和社会人士的赞助是远远不够的。

1924年中基会的成立，对于科学事业正处于蹒跚学步的中国来讲，是一个绝佳的发展喜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