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再解读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再解读作者：王彬彬来源：《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02期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唐小兵教授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下称《再解读》）一书，1993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10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的论文。

2007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增订版。

本文谈论的，是增订版《再解读》中的几篇文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股以“再解读”的名义重新阐释所谓“经典”的热潮。

一些所谓的“海外中国学者”是始作俑者。

这些“海外中国学者”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这些人所“再解读”的，往往是所谓的“红色经典”。

而所谓“红色经典”，是以意义简单、明确为突出特征的。

但这些人，却能用西方现代理论把本来意义简单、明确的“红色经典”解释得十分复杂，一口口本来清浅的池塘，突然变得幽深莫测。

这种神奇的“再解读”，令一些“海内中国学者”兴奋异常、崇拜不已。

兴奋、崇拜之余，是急起仿效。

“海外中国学者”唐小兵主编的这本《再解读》，汇集的就是海内外中国学者“再解读”的成果。

对这些以“再解读”的名义出现的论文、专著，我腹诽已久。

此前，我已经写了一篇《〈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是以增订版《再解读》中的唐小兵三篇文章为例，将刊于《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杂志。

现在写的这一篇，是对《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这本书的再次解读。

这一次，谈谈收入书中的黄子平、贺桂梅、戴锦华、孟悦的文章。

一《再解读》中，收入了黄子平的《病的隐喻与文学再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一文。

先说说黄子平的这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中似乎颇有影响的文章。

黄子平的《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是对丁玲发表于1941年11月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的再解读。

黄子平把丁玲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其时延安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相对照，小说与现实有了一种“互文性”，这样的论述角度虽然堪称巧妙，但我以为既没有丰富和深化对《在医院中》的理解，也没有丰富和深化对其时延安现实的认识。

海内外中国学者对所谓“红色经典”进行“再解读”时，共同的趋向是挖掘作品中的“意识形态”。

而“红色经典”中的意识形态总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于是，直接或间接地引用《讲话》，就是“再解读”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事情。

但是，无论是海外还是海内的“再解读”者，都不知道《讲话》其实有两个版本，一是延安发表的版本，一是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下称《毛选》）第三卷的版本。

两个版本差异甚大。

海内外“再解读”者，在解读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时，也无一例外地引用《毛选》中的《讲话》，这往往是大有问题的。

黄子平也是这样做的。

黄子平文章，在正文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讲话》，在注释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引用的。

严格说来，这是一种伪引。

“讲话”口头发表于1942年5月，文字稿首次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是作为“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文件”发表的。

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讲话》编入其中。

然而，《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是做了许多修改的。

对此，胡乔木晚年有这样的说法：《讲话》在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

讲讲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倒是很有意义。

这并不是考据，而是可以说明毛主席详细考虑了哪些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发展。

删掉“特务文艺”之类的提法，可以讲，但并不重要。

还有很重要的改动如对待文化遗产，原来只讲“借鉴”，后来改为“继承和借鉴”，因为有的文学遗产，就是要继承，如毛主席写旧体诗词，诗体七律，词牌菩萨蛮，这根本谈不到什么借鉴，就是继承。

不仅这个，还有语言，就是继承，任何作家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都不可能写作。

语言尽管有创新，但基本是继承，不可能每一个人创造一套语言，那样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

像这样原则性的修改还有，如原来说国统区作家在脱离群众问题上跟国民党“有些不同”，后改为“不同”。

这表明毛主席并没有停留在原来那个地方，他对一些问题是很郑重、很认真的。

讲解放后的修改，不是列成一览表，把所有的修改都举出来，要挑选有意义的。

不讲，一般读者可能不注意，讲出来，是客观事实，是毛主席自己改的，说明他的思想的发展。

这篇讲话基本上是毛主席自己改的，很认真，也同我谈过，如借鉴和继承问题。

收入《毛选》的文章，几乎都修改过，这里挑出来讲讲，很有意义。

①我手头有延安版本的《讲话》，据我初略的计算，编入《毛选》时，不同程度的修改、增删，多达数百处。

有些修改，如胡乔木所说，是“很重要”的，是“原则性”的。

胡乔木特意谈到了“删”的问题。

《讲话》在编入《毛选》时，有数十处不同程度的删节。

有时删去几个词，有时删去一两行文字，连续数行、百字左右的删除，也有多处。

改一种说法，这很值得重视，从中可看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但把本来有的话删掉，同样值得重视，甚至更值得重视。

改也好，删也好，既然《毛选》中的《讲话》与延安版的《讲话》有很大的出入，那解读延安时期的文艺却引用《毛选》中的《讲话》，在逻辑上就是不能成立的。

黄子平从《毛选》第三卷中引用的那番话是这样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但延安版是这样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两个版本，还是有些不宜忽视的差别的。

从延安版到《毛选》版，“与”变成了“和”，这是小事。

“工农兵”变成了“工人农民”，这就有点意思了。

毛泽东本来是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兵”这三类人比较的，编入《毛选》时把“兵”删掉了。

延安版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和“身体”做了区分，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和“身体”都不干净。

编入《毛选》时，把这种区分删掉了，只笼统地说“知识分子不干净”。

这种改动，也是耐人寻味的。

读《毛选》版，我们都会把毛泽东的意思理解为：工人农民虽然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身体不干净，但精神是比知识分子干净的，灵魂是比知识分子圣洁的。

但毛泽东的意思本来不是这样。

毛泽东本来是强调即便是“身体”，工人农民也最干净。

延安版的“大小资产阶级”，编入《毛选》时变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也是认真考虑后的改动。

延安版的“大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小”，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是比较大和比较小的意思。

但“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又是两个有特定含义的称谓，有确定的所指，为避免混乱，改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样就更准确了。

还值得一说的是，延安版先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比较，后在确定谁更干净时，又只说工人农民，没有提“兵”，这是因为，“兵”有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抗战时期，中国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日本兵和汉奸兵，笼统地说“兵”比知识分子干净，显然不合适，所以只说工人农民比知识分子干净。

但前面既然拿“兵”与知识分子比较，后面又避“兵”而不谈，让人怀疑“兵”不比知识分子干净，于是编入《毛选》时，干脆把前面的“兵”也删掉，只留下工农。

可见，毛泽东在修改《讲话》时，心思是非常缜密的，是一字一句地拈量、斟酌的。

黄子平依据《毛选》版谈论延安的现实，虽然观点仍然成立，但如果依据延安版，立论无疑更切实、更确凿。

在文章临近结尾处，黄子平做了一个注释，注释中引用了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讲话》中的几段话。

当然是从《毛选》引用的。

这几段话与延安版都有出入，这里姑且不论。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报告②，4月27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以《整理学风党风文风》为题发表了这个报告，1949年以前的文件汇编和毛泽东选集中，这篇文章题目都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53年编入《毛选》第三卷时，题目才改作《整理党的作风》。

在延安时期，并没有一篇以《整理党的作风》为题的毛泽东文章，似乎可以说，黄子平做了一个伪注。

二黄子平扣住延安时期“医患关系”做文章，强调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本来意义的医患关系，“隐喻”着延安精神意义上的医患关系。

小说中的医生陆萍，作为“医院里新来的年青人”，对延安医院的现状有着不满，她认为延安是患了病的。

陆萍不但在医院中扮演着医学意义上的医生的角色，还想扮演医治延安现实之病的角色。

陆萍把“延安”当作病人，在当政者看来，正是陆萍作为知识分子自身精神上有病的表现，也正是“不干净”的表现。

“延安”这个被陆萍这类知识分子当作“病人”的巨人，必须担负起医治陆萍这类真正的“病人”的职责。

当延安的知识分子改造取得成功之日，正是陆萍这类“病人”病愈之时。

文章对《在医院中》的解读和对延安现实的阐释，孤立地看，都没有多少新意和深意，然而，以“隐喻”的名义让两种论述交织着，仿佛就让人耳目一新。

一加一大于二的道理，在这里也成立。

不过，文章总体上还是给人以空疏之感，在具体的论述中，牵强附会和不够准确之处，也不少。

在文章中，黄子平引述了严家炎先生关于《在医院中》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类作品的“先驱”的看法，认为这种“洞见”可能忽略了问题更复杂的一面：为什么是“医院”，而不是可能更为褊狭保守的乡村（如鲁迅“未庄”）？（同样，十几年后，为什么是“组织部”，而不是别的什么部？）当然，描写一个本来即以治疗病患为己任的单位的“病态”，可以讽刺性地使上述“尖锐对立”显得更为鲜明触目。

（同样，以“组织社会生活”为职责的组织部却失去了对自身的组织能力，问题的严重性不就更突出了么？）（第25页）③黄子平这里的意思，是说丁玲写医院，是特意选择了一个“以治疗病患为己任的单位”，这可能就牵强了。

我想，丁玲仅仅是写了自己的一种耳闻目睹，实在没有黄子平想象的那般复杂。

1940年初，丁玲在延安的拐茆医院住院，有所感触，翌年便写了《在医院中》，小说中的陆萍是以医院助产士余武一为原型的。

1982年4月，丁玲在回答“《在医院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的提问时，说：“就是小说中最后的那一句话：…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并说：“小说里面陆萍那样一个女孩子，什么经验也没有，跑到革命队伍里，从她眼里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就有了意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里，就必然产生矛盾。

”④当然没有必要以丁玲的自我解释作为小说理解的定论，但也不能完全无视作家本人的自述。

在写《在医院中》前，丁玲的确在延安住过院，所以写了医院，实在没有要特意选择一个使那种“尖锐对立”更为鲜明触目的题材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