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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美国一种文化批评理论，旨在破除旧有历史观的局限，探究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重点关注边缘化历史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
这一理论强调文本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文本不仅是社会历史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是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文本的研究需要结合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历史现象的背景，以全面了解历史的多重维度。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反抗主流正统历史观的文化批评理论，主张关注被历史学界忽视的边缘文化，尤其是在语言表达、想象力和权力关系上反映的文明表现。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较少关注文本的内在美学特征，而更注重文本如何反映出作家自己的时代，以及作品如何与社会和政治权力关系相互作用。
新历史主义对美国文学史的传统分类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要求重审历史文本，并深入挖掘隐含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意义。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1.强调历史背景：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阅读必须结合历史背景，了解文本在历史时期内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文本、历史事件、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的分析，新历史主义可以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揭示文本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和建构。
2.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强调对文本的分析和理解，并且关注文本中的话语和意义形成过程。
通过文本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深入挖掘隐含的社会和政治想象，并探究作家的文学风格和意识形态。
3.关注边缘文化：新历史主义主张关注边缘化的文化群体和他们的文化经验。
他们在历史和社会中的经历和表达方式，反映出历史象征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
4.阐释权力关系：新历史主义对文本和社会中不同的权力结构和关系进行反思和阐释。
通过对权力结构的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中隐含的权力罗曼史，从而推断文本所存在的社会制度和方式。
5.认为历史是主观建构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而是一种主观建构的过程。
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新历史主义小说：重新塑造过去的故事新历史主义小说是一种文学形式，它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塑造过去的故事。
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深度挖掘，以及对人物和情节的细致描绘，新历史主义小说为读者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在构思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情节时，作家通常会选择某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并围绕这个时期展开故事。
他们不仅历史事件本身，更重视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受到影响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
这些人物可以是历史名人，也可以是普通百姓。
通过他们的经历和遭遇，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
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通常非常鲜明。
他们不仅具有独特的性格和动机，还有自己的信念和目标。
这些人物在面对历史的洪流时，往往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
他们的命运也因此与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成为了塑造历史的重要力量。
在描绘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时，作家通常会运用大量的场景描写和对话。
场景描写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背景和社会风貌，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而对话则可以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变化，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性格和动机。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结构通常非常清晰，各部分之间具有连贯性。
作家会以一种流畅、自然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引导读者逐步进入历史情境。
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作家还会设置高潮部分，通过紧张的情节安排和激烈的冲突，使读者对故事产生更强烈的共鸣。
在撰写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过程中，作家需要使用规范、简洁、准确的语言表达。
他们通常会避免使用生僻字或方言，以确保读者能够轻松理解故事内容。
作家还会注意语言的质朴和流畅，以及韵律和节奏的把握，以实现最佳的阅读体验。
新历史主义小说通过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束缚。
它的是历史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而非单一的历史真相。
通过深度挖掘历史背景、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运用生动的描写手法以及保持清晰的结构和流畅的语言表达，新历史主义小说为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思考历史。
新历史主义解读《卢布林的魔术师》1. 导言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是美国当代著名犹太作家。
1978 年，辛格因为“他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不仅扎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反映和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辛格用一种濒临消失的语言———意第绪语生动地勾勒出一幅17 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波兰犹太世界。
他使用全景式的描述手法表现了犹太人在处理犹太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时的迷惘与身份危机感：“一边是来世、信仰和神秘主义，另一边是现世、民主思想和虚无主义”。
本文试图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出发，把《卢布林的魔术师》的文本研究与历史语境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解读辛格作品中的“背弃—回归”模式提出一种崭新的视角。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 世纪80 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旨在恢复文学评论中的历史维度，准确地说，新历史主义不仅是对文学批评中历史主义的反驳，而且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拨正”。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通过揭示史文本在深层结构上具有虚构性和想象性这一事实，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这一概念，从颠覆了旧的历史观所认为的历史与文学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开启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复杂对话。
新历史主义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通过文本与社会语境，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关系，构成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
本文将以新历史主义为批评策略，从作者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和“抑制”、“小历史”式的书写方式以及文本与历史二者如何互相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洞察作者在文本中所蕴含的新历史主义的创作特征。
2. 反叛的悖论———辛格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和“抑制”虽然辛格小说的主题大多涉及“善与恶、理智与情欲、科学与宗教、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但其小说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主题模式：即从背弃到回归”。
莫言小说新历史主义叙事分析莫言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本文将对莫言小说的新历史主义叙事进行分析，旨在深入探究其小说作品的叙事特点和艺术价值。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种文化理论，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历史、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作品是历史与文化交织的产物。
莫言的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得到广泛关注。
莫言小说的新历史主义叙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背景的再现。
莫言小说中的历史背景往往是关乎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如文化大革命、抗日战争、土改等。
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详实描绘，生动再现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例如，他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就生动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农村家庭的命运变迁，让读者体验到当时战乱时期人民的痛苦和艰辛。
二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
莫言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背景设定，更是驱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
他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反思，揭示了文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刻影响。
例如，他的小说《檀香刑》中，通过对满族文化的研究，从中发掘出古代社会的秘密和恶果，对当代社会产生了启示和反思。
三是对历史事件的批判。
莫言小说中的历史事件往往是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这种批判不仅限于历史事件本身，更包括其历史背景和潜在的文化价值。
例如，他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对于封建传统的批判就贯穿于整个小说之中。
通过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再现了中国近代史的苦难与惨痛。
莫言小说的这种新历史主义叙事，有着多重的艺术价值。
首先，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历史感，能够使读者身临其境、情绪激荡。
其次，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化思考，能够带给读者历史和文化的启示，并对现实提出思考和建议。
最后，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反倒性，对于当前社会的问题和现实中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合法状况进行了探究和揭示。
综上所述，莫言小说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方式，通过对历史、文化、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刻思考和阐述，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一．新历史主义在历史批评方法论上也受到解构思维的深刻影响，也倾向于以历史的文本性的基点从而颠覆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叙事，但在文化层面却更加重视从文本的历史性角度出发重构历史叙事的文化动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
这里的文本历史主义，即文本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把他看作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的基点之一，另一个是历史文本性，这个等下会细讲。
（后一句）其实是对文本历史主义的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历史是主特征：1.“跨学科研究”性,即跨越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使其具有了多维视野的研究。
跨学科特即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以及其他艺术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细读，文学打破了自治的领域，参与到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
2.“文化的政治学”属性,使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
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揭示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
3.“历史意识形态性”,即认为人的文学在文化中具有抗争性作用,而文化变革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
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
二．内涵：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它在70年代末已经初露端倪，即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而且这种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方法日益得到西方文论界的认可。
新历史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是哈佛教授格林布拉特和斯坦福教授怀特，这一术语最早见之于格林布莱特1982年为《文类》杂志文艺复兴研究专号写的一篇导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审美壁垒遭到解构主义批评的瓦解,文化诗学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80年代得以正式命名的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这个称谓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英国的路易斯艾德里安蒙特鲁斯等;由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复杂性、批评取向的多样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松散性和跨国性,造成了对其归类评析的特殊困难;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基本内涵还是形成了一些大致趋同的看法;这些大致趋同的看法体现了作为一个批评流派的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新历史主义批评要回归的“历史”不是所着力考察的以、制度为主的状况,而是一种“性的”历史;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进行了历史-文化“转型”,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打破那种文字游戏的结构策略,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一个实践实绩高于理论建树的文学批评流派,正如其创立者格林布拉特所言：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②因此,我们似乎只有从这一流派批评者的具体批评实践中去考察分析他们的批评方法和策略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理论倾向;一、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是美国着名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他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见长;1982年,他首先用“新历史主义”,这一名称并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① [美]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导论》，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②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用;其主要着作有：文艺复兴人物瓦尔特·罗利爵士及其作用197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再现英国的文艺复兴1987、莎士比亚的商讨1988、学会诅咒1990、不可思议的领地1991等;他在政治上对6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左派运动抱有好感,曾主讲“马克思主义美学”课,后改授“文化诗学”课;这位教授的“文化诗学”研究似乎取了“与政治和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毫不相干的文学视角”,殊不知到了80年代却日益成为一种热门的政治文化批评；他在解构主义成为“热门”的70年代,却一头扎进文艺复兴的“冷门”研究中,1980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鸣惊人,大有以新历史主义取代强弩之末的解构批评的趋势;他强调新历史主义应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力图以自己的批评实践为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寻找一种新的走向;1980年,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诗学”是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动,它所试图建立的或表述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语境批评,是从人所共知的解构主义语言游戏的迷宫中走出来,进入文化批评的“大语境”;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文化诗学”是吸收了多种理论元素的营养而创造出来的,其中不但有福柯的理论,而且还有形式主义批评的不少成分,最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中去仔细寻找灵感,譬如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亨利四世等剧作中去寻找,以支撑自己的论述观点;从他的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抽绎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倾向;1、互动：文学、文化与历史相互生成;文学、文化和历史的互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就认为文学具有相对独立自主性并对其他的社会构成要素产生作用;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各自成为一种对应关系;文艺是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它处于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下,而且对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反作用;”③问题是这里仍然存在着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割裂与对立,是一种将历史看作是阐释稳定基础的逻各斯中心模式;这种对立的观念从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决定论问世以来就已经明显地渗透到文艺批评中来,这样就使得历史成为一种文学诞生的客观化“背景”和“土壤”,而文学则是历史土壤上开出的花朵,是对这种“背景”的反映或表现;新历史主义就是要打破这种“背景”和“前景”区分的幻象,认为并不存在固定、客观和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作为“背景”的历史,历史不是固定的,而是生成的,文学也是这种生成的一部分,一切都是“前景”;文学和历史都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新历史主义试图探索“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④它试图解释具体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这些具体文化实践产生了本文也由文学本文而产生;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不仅文学文本与文化和历史,而且“自我”与文化和历史之间,也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每个“自我”并没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本质,“自我”是多种历史合力的产物;人总是诞生于某种文化中,被文化所构造;同时也构造着文化,文③陆贵山、纪怀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着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④ 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和文化嵌合为一,相互塑造和生成;格林布拉特的名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探讨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个人完成“自我塑造”的机制问题;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作为作家的个人来说,一方面,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这样,文学绝不是个人的独白和梦呓,也不仅仅是一堆无关世事的“语言的构造物”,而是携带多种信息的文化“通货”,它不停地经受“流通”的考验与变化,同时也是在进行着“塑造”;2、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从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清理中站起来的“新历史主义”,其核心就是要恢复“历史”的维度,将文学重新置于“文化历史”的大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格林布拉特还原历史文化语境的理论和方法是独特的,他试图打通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将历史解释得过于狭隘,所以他要打破人为的界限,将各种边缘化因素一同考虑进来,诸如绘画、风俗、轶闻、轶事,甚至是巫术中的咒语、病历、出生和死亡的记录以及对精神异常的描述等等;这些看似边缘性的文化因素与文学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他们可能体现了相同的文化关注,通过对这些边缘文化因素的考察可能捕获时代精神中很难为人所知的一面,而这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很可能就成为成功解读某部文学作品的关键点;格林布拉特称自己的文艺复兴批评的办法就是“不断返回到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⑤这些共鸣性文本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互为彼此的回声,带有相同的精神印痕;这些“共鸣性文本”,多为一些边缘性的或被压抑的历史文化因素;“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在于要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拾掇这些文化断片,来重新缀补成某种文化精神的地图,以其作为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参照;有研究者曾对格林布拉特的批评模式的典型操作程序概括为：“批评家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某一被人忽略的轶事或看法,然后将这一轶事或看法与有待读解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提供了怎样的新意;”⑥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者有意识地摆脱有关历史的几成定见的社会、政治、经济结论的控制,而希望另辟蹊径,从前人所忽略的东西入手,读出文学文本的新意,寻求对历史叙述也是对文学文本的新解释;此外,“文化诗学”对自己的阐释者地位有着相当的自觉,格林布拉特说：“如果文化诗学意识到它作为阐释者的地位,这种意识应进一步扩展,直到承认他不可能完全建立并重新进入16世纪的文化；同时也承认,一个人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⑦这显然是对读者反映批评和解释学理论的吸收,也是新历史主义批评与传统历史主义不同的重要表现;格林布拉特明白自己的阐释只是可能阐释的一种;3、“含纳”理论或“陷入圈套模式”格林布拉特所主导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并非纯粹的一种文化批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涉及政治的分析,这一点以其“含纳理论”为代表;这种也被称为“陷入圈套模式”的理论是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协商1988中就戏剧本身的审美效果而谈的看法;他认为戏剧的结构本身“含纳”了戏剧所具有的颠覆效果;譬如在莎⑤ [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导论》，见《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⑥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⑦ [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导论》，见《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士比亚戏剧中反抗性的成分被整合进了对充满魅力的王权的赞许性肯定中;就是说,戏剧的形式结构和修辞策略是观众很难抑制对亨利王子胜利的肯定,譬如福斯塔夫对王权的抗拒被漫画化,亨利王子一开始将其当作朋友,后又将其处置,观众一方面感到观赏“别人被捉弄”的快乐,另一方面,那种对王权的怀疑和抗拒也在哭声中被带走;戏剧舞台上表现的一是对皇家的崇拜,一是对反抗这种崇拜者的最终惩罚,因此,王权激起颠覆并予以惩罚,这是巩固王权的一种策略,格氏认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观众产生的也是这样一种效果,即虽然表现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但背后却无意间勾勒出了人们内心对王权的臣服和崇拜;由此看来,有限的反抗,是被剧情结构吸纳、包含了;二、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他早年研究中世纪史和文化史,1960年后涉足历史哲学领域,是当代西方最着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海登·怀特是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历史系荣誉教授,当代美国最着名的学者之一,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他的主要着作有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1978年、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1987年、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1999年;1、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传统的历史主义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它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他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和工具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是“被写下来的”、“供人阅读的”的历史话语,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则不管,它认为历史主要是由一套文本及释读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的;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完成了从一种“过去发生的事件”向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一种“话语”、“文本”的过渡;对此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⑧所以说历史是一个文本,是因为历史是对过去实践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海登·怀特极力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从语言层面分析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同质性,强调了“历史叙述”的“叙述”是如何左右历史的呈现的;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杂乱的、中性的、没有意义色彩的,过去的事实也并不都是历史事件,像某个小人物死了,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之类根本没有历史意义;所有的“事实”在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事件进行编码后,历史才有了生命作为话语和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强调指出,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⑧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Baltimore&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pp253还存在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而且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具有语言的特性”,它是一个先于批评的、用以说明“历史”阐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范式;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即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动因；说历史具有语言的特性,即是说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进行类比,正是新历史主义的一大理论特征;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历史话语是通过“形式论证”、“情节设置”以及“意识形态的暗示”这三种策略来进行自我解释的;历史话语所采用的不外乎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这样一些叙述程式,⑨而这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这种叙述不仅提供给人们以事件,而且同时决定了人们理解这些事件的角度和方式;通过文学叙述,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受到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叙述方式的影响,看到的是叙述者希望让人们看到的一面;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话语、文本或叙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历史话语没有自己的固定术语,只能用隐喻、象征性的语言建立文本,正是这一点使历史话语远离了科学叙述而倾向于文学叙述;2、“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6—167页“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the histories这一命题最早是由蒙特洛斯Montrose提出;按照他的解释,“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的文本,既包括作为批评家研究对象的文本,也包括批评家研究之后撰写的文本文本又可能成为其它批评家再进行研究的对象,都含有历史的具体性、社会性、物质性的内容,由此,他将文本的内涵扩展为一切包含历史具体性、社会性内容的形式；“历史的文本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要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历史—一个物质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以所要研究的社会文本为媒介,这个文本并非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应该被看成是一定程度上经过有意选择和修饰过的；其次,文本兼有了二重性,一方面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物质与意识形态斗争中被人文学家经过描述、解释性加工而转化为文本;另一方面,这种文本又具有了“档案”功能,因为它自身同时又充当了被后人再阐释的媒介;蒙特洛斯这一经典性命题,非常准确地概括出历史与文本之间的鱼水关系,这也正是海登;怀特历史书写理论的要旨所在,为我们准确把握其理论精髓与价值提供了钥匙;“文学的历史性”指文学活动总包含历史的维度,不论是作家、文本、批评家及其批评性文本,还是作家与世界、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世界、批评家与文本、批评家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中,都离不开历史;按照后经典叙事学观念,文本与语境构成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大文本,历史不再是文学发生、存在的“背景”,而是走入文学的“前景”,直接成为文学构成不可或缺的维度;同时,文学作为历史性存在“事件”,直接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熔铸于一个彼此紧密关联的网络结构中,通过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揭示文学是如何通过这个复杂的互相关联的文本化世界的审视,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的过程,甚至参与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梳理与建构;“历史的文学性”指我们无法直接面对一个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各种文本作为解读的文本,而各种文本的书写都具有文学性的维度,无论是在历史事实的选取方面,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都融入作者的主观性,而且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中,其话语的建构在深层次上讲是文学性的,文本的存在本身就是人们有意识选择、建构的结果,而对文本的阐释更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存在众多不确定“空白点”有待重新阐释;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二者的互动建构关系结构中把握文学与历史;以历史维度审视文学,就会发现文学是如何由封闭的、静止的、稳定的系统变成开放的、动态的、活跃的体系,并通过不断解读、积淀而成为一个意义增殖的文本;在这个增殖的过程中,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构成某种平衡与制约关系;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穿越而解读文本的历史情境,把文本直接植入历史文化关系之中,文学活动的参与者成为文学的共谋,通过对社会权力话语的展示,揭示其对立面的权力一方,从而较准确地复现、再生产当时的历史语境,文学意识形态的介入是对社会权力话语的颠覆性建构,这种文化“颠覆”的性质构成历史解释的本质;文学在与历史的互动性建构中赋予历史意识以新的意义,文学的历史就是聚集复杂的文化符码,并构成了文学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历史;⑩这种将历史诗意化的研究使怀特受到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但怀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历史阐释论”和“语言行为论”,并且,进一步⑩Lonis A. Montrose, "Shaping Fantasies”:Figura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lizabethan CultureRepresantations 2, Spring 1983, ，又参见王岳川:《后殖民土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185页。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新历史主义作为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本土文学批评界出产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和流派,具有强烈的美国特色。
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它以美国为中心思考问题,处处体现出民族优越感,是一种偏狭的理论。
103但是,毫无疑问,新历史主义具备关照历史与文化、文本与现实的独特视角和基本立场,刷新了传统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念,适应了当代历史和文化观念的发展潮流,拥有自己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可实际操作的方法论特色。
一、文化作为符号络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是由符号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络。
3这种文化观念主要受到克利福德· 格尔茨人类文化学研究的影响。
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地方性知识》等作品中强调”:’文化’这个词语指出了一种以符号表示的通过历史传播的意义方式,是一个以符号形式表达的继承性的观念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们得以交流、维持和发展他们的知识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8可见,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符号媒介,具有管理和控制文化系统内人们的行为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作用;文化也是意义的交织络,人们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这些文化络中形成和指导自己的行为。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化通常有两个相反的特征,一是约束性(constraint),一是流动性(mobility)。
11组成文化的一整套规则和实践成为了无处不在的控制系统和限制机制,人们的行为必须接受其监督和制约。
同时,也充当着文化流动的调节者和保证者,实际上,没有流动,没有即兴发挥、试验和交流就没有文化边界的建立。
14可见,新历史主义者心目中的文化充满了流动性、可塑性,具备足够的弹性和张力。
不仅如此,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不是简单被动地反映文化的限制性和流动性,文学还通过自身的优势帮助塑造、表达和重建这些特征。
对于文学与文化的这种互动的双重阐释和双重建构的关系后文还将提及,实际上,这也涉及到文本与世界、想象与现实、社会与审美、物质与话语等的相互指涉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可以说这种对话或称”振摆”式的理论视角正是新历史主义始终坚持的一条原则,就如格林布拉特所说”:当代理论必须有自身的定位:不在阐释之外,而在谈判与交流的隐匿处。
”28格尔茨对文化的阐释性内涵是这样理解的”:我把文化看作是络,文化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科学实验,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行为。
我追求的是阐释,以及阐释表面上神秘的社会表达方式。
”10强调文化是一个象征性符号络系统,主体的建构与塑造既是文化络制约的结果,同时,主体也具备对文化的阐释权力。
格尔茨提倡一种文化阐释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
”厚描”是相对于”薄描”(thin description)而言的阐释概念,源自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 赖尔(GilbertRyle)。
”薄描”只是对无声的行为的描述,而”厚描”是要把这行为放入一个充满话语意图和文化意味的络中进行分析。
赖尔说”:’厚描’需要对赋予行为以意义的意图、期待、环境、背景和目的进行解释。
”也就是说,”厚描”不是关注产生某种行为的一系列机械的物理动作,而是围绕参与这一活动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展开。
“厚度也不是指事物和行为本身,而是指叙述的厚度,是附加在行为上的,如一个嵌套式框架的叙述结构的厚度。
”32”厚描”被格尔茨广泛应用于他的人类文化学田野调查中,即抓住一个事件、某个行为或者别的实践,通过询问最细微的繁枝末节,来发现和揭示某种文化的精神气质。
格尔茨聚焦于地方性土着文化的意义,而不是普遍的社会原则;聚焦于文化的连贯性而不是社会斗争;聚焦于个体体验式事件而不是人造加工的信息。
他会记录下偶然得来的原始材料或证据,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是内嵌在文化中的,它们从文化中来并表达着某种文化意图。
”从这件简单的小事情”格尔茨曾经谈到一件偷羊的奇闻轶事,”我们能够拓宽视界,体验到社会经验的极其复杂性。
”19新历史主义者几乎是自觉运用了格尔茨的”厚描”模式,并进一步发展了与”厚描”并行不悖的”轶闻主义”(anecdotes)方法。
二、历史以轶闻方式出场轶闻概念在历史学中一直有一席之地,不过它往往作为道听途说的野史、秘史、稗史,充当着正史的补充或反叛的配角。
克罗齐认为”轶闻和历史同样发展,即使最哲学化、最严肃的历史学的巨大进步,也未去除回忆录、生平传记和所有其他轶闻占据的位置。
”93同样,波普尔认为历史的”兴趣应该在于具体的个别的事件和个别的人,而不在于抽象的普遍规律。
……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方面的历史。
”64福柯提出建立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历史概念,其实质也是对线性、权威历史的解构,提倡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揭示局部话语的权力结构和关系络,将某些事情带入真理和谬误的嬉戏过程,强调历史的断裂性、偶然性和话语性。
福柯虽然不是典型的轶闻主义者,但是他的断裂历史观和对历史文化问题的症候式阅读方式无疑和新历史主义有理论契合处。
叙述历史学家海登· 怀特提倡对历史进行诗学的研究,他在评价新历史主义时,指出”:新历史主义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或是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许多方面的特别的兴趣。
历史的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
”106海登· 怀特无疑对这些逸闻趣事是抱有相当诚意的,甚至认为其可构成历史诗学的一部分,也十分中肯而客观地评价了新历史主义的这一特点。
一个典型的新历史主义研究文本往往以一则令人震惊的事件(event)或奇闻轶事(anecdote)开篇,其效果足够引起对宏大历史叙述的怀疑,同时也力求对某个历史时期,如文艺复兴,进行一针见血、精炼而准确的描述。
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这能让我们”触摸真实”.(thetouch of the real)[11]3对奇闻轶事的关注,从理论的高度来审视,就是对遗落的历史片段的关注,对边缘历史和边缘人物的关注,对鲜活的生命个体的关注。
它的功能就在于推翻某种纲领性的分析模式和约定俗成的系统化方法论,也有助于人们对某种单一的、绝对的历史和文化叙述产生质疑。
这类逸闻趣事不是被随意捏造出来证明一个抽象观点,而是一种原始素材,就如格尔茨所言的”漂流瓶中的一张纸条”(a note in a bottle)。
它不仅是被人们偶然间发现的,而且是完全”原生态的”( raw), 因而其真实性和说服力不容怀疑。
格林布拉特认为”:轶闻主义运用到文学研究就是要找寻不被人所熟悉的文化文本,这些通常是边缘的、奇异的、零碎的、意外之中且原汁原味的文本,让它们和人们感觉熟悉而亲切的文学经典文本形成有趣的互动。
”36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用词是”互动”(interact),而不是所谓有益的补充或给文学正典添加些边角余料。
格林布拉特继续说:”我们要利用这些奇闻轶事,以一种精炼压缩的形式,来展示活生生的经验元素如何进入文学,平凡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如何被记录。
”“我们想要发现过去真实存在的身体和声音,如果这些身体早已腐朽,声音早已沉寂,从而无从发现,那么我们至少要抓住那些与真实经验息息相关的蛛丝马迹。
”37实质上,新历史主义的轶闻主义想要恢复的就是文学批评中对于真实存在的确信无疑,而不是利用文学的力量来回避和逃离日常生活,或者放弃最基本的理解,即任何文本的成立都是建立在它所代表的身体和声音的消逝之上的。
因而,对”真实的触摸”变得如此重要,它几乎成为文学和文学批评不可不承担的一个责任。
三、重新划定文学边界传统文学观认为奇闻轶事是非文学的,属于非文学文本。
但新历史主义对奇闻轶事的重视,其实质是要强调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模糊性和互动性,强调文学和非文学彼此进行”厚描”.对文化文本的厚描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带领着我们不断靠近文学的种种因素往往潜藏在非文学中,这说明所谓文学性是不稳定的、不同叙述类型的差异,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必定要得到重新界定和修缮。
这涉及到新历史主义对文学的基本看法。
格林布拉特曾说”:文学不是一劳永逸东西,它是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它是概念上的权利和对权利的约束不断较量的产物。
不仅任何类型的经典文学作品都是在对文类边界的守护又同时受到侵犯下形成的,就连文学概念本身也是不断商讨的结果。
”[12]5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文学观念与前文所说的整体文化观一脉相承,”如果将整个文化看做一个文本,那么,所有事情就在叙述层面和事件层面至少潜在地相互关联牵制,那就很难在叙述与事件之间划出明确界线。
至少,这种划分本身就是一个事件。
”[13]15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是文化的,它的文化属性不仅指向文本外的文化世界,其自身更是浸透在文本之外的社会语境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
“这个世界充满了文本”,格林布拉特感叹到,”其中绝大多数文本如果离开了它们所处的语境将变得不可理解。
为了恢复这些文本的价值,让它们至少变得有些意义,我们需要重建生产它们的文化语境。
相比之下,艺术作品(文学文本)直接包含或暗示了这些语境,就是凭借这些持续不断地对文化语境的吸收,使得许多文学作品能够在其生产语境和社会条件崩溃后仍能存活下来。
”可见,格林布拉特所说的文化分析不是一种外部分析,也不是文学内部的形式主义分析。
其实,他反对的就是这种文本的内外两分的观点,”文本内外根本不存在明显的本质上的差异,新历史主义要重构的就是这种打通文本内外的文化的’复杂整体’(plexwhole)。
”13这里涉及到的几个基本观点是,首先,文本不限于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有时比文学文本更能让我们触摸到生活的真实,两者之间可以不间断地流通往来。
其次,文学的概念和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学概念自身是一个建构和不断重构的过程,这就自然地把文学放入一个历史视域来观察,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时段文学才具备具体意义。
最后,文化也可以看做是一个文本,既然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相互交织和流动的络系统,那么在文本与世界之间、想象与现实之间,或者说艺术与社会之间也是一个不断协商和流通的过程。
格林布拉特在他的代表性文章《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谈到,詹姆逊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文化文本和与之相反的文化文本之间,独立的审美领域和政治社会领域之间的功能性区别并不存在,并没有这些话语区域的分离,它们是完整的统一体,而资本主义打破了这种和谐统一的模式;利奥塔则认为资本主义力图消灭不同话语领域的区别,使之分崩离析,或抹杀,或断裂,从而建立统一的独白性话语霸权。
格林布拉特则持不同意见:”资本主义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和谐共处,也不会产生一切话语都彻底孤立或断裂的社会制度,而只会产生趋于差异、分化和趋于单一、独白的推动力同时发生作用的社会制度,或至少两者急速振摆(oscillation),让人以为是同时发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