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汉简与秦汉史中的两个问题(陈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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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敦煌汉简一条简文两个问题的理解谢璞1张俊民2(1.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上海市201800;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兰州市730000)关键词:敦煌汉简三节泉都地名摘要:敦煌汉简少而散的特点,使资料本身缺少互堪、互参的机会,致一些问题难以理解,其中简143的“三节”、“泉都”两个地名就是如此。
或言而不当、或略而不言。
前者是属于宜禾都尉辖区的一个地名,后者则是王莽时更西汉“煎都”所致。
“节”的确认对于汉代敦煌史地的认识是一个重要补充。
KEY WORDS:Dunhuang wooden strips Sanjie Quandu Place namesABSTRACT: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wooden strips is distinctively sparse and scattered.Thus it is hard to compare textual evidence piece by piece,which further scales up the difficulties of some literature issues.The most notorious example is place name like sanjie and quandu in strip No.143.Previous studies either misinterpret this term or even just ignore it.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first one represent the name of a place belonging to Yihe duwei,and the second one was originally called jiandu in Western Han Dynasty but changed during the Wangmang era.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erms provide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geology of Dunhuang during the Han period.敦煌汉简原本是指汉代敦煌地区出土的简牍,只是由于数量和时间的原因,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我们仍称为“悬泉汉简”,并未归入敦煌汉简,而实际上它也属于敦煌汉简。
第34卷 第6期 2019 年 12月齐 鲁 师 范 学 院 学 报Vol. 34 No. 6Dec. 2019Journal of Q ilu Normal University 近十年来北大汉简研究回顾与评价许 东(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摘 要: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西汉竹简,这批竹简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近十年来学界针对北大汉简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这些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分析,对未来研究走向与前景进行展望,有助于我们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北大汉简;综述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4735(2019)06-0123-10收稿日期:2019-06-02作者简介:许东(1984—),男,山东邹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文献研究与整理。
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西汉竹简(下文均简称作“北大汉简”),这批竹简共有3300多枚。
北大汉简内容包括近二十种古代典籍,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
2012年12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二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5年9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一、三、五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四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前,尚有第六卷关于日书类文献三种(《日书》《日忌》《日约》)和第七卷医方类文献未正式出版。
北大汉简的问世对于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科技、医学、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引起了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广泛关注,兹就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概述、分析与评价,以供学界参考。
一、北大汉简研究概述(一)北大汉简真伪性争论针对北大汉简的真伪性问题,邢文、李开、姚小鸥以《光明日报》国学版为学术平台展开了论辩。
#考古新收获#云南祥云红土坡14号墓清理简报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1B4重庆奉节赵家湾东汉墓发掘简报武汉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公室1B15洛阳红山工业园区唐墓发掘简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1B29洛阳新区厚载门唐墓发掘简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1B38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8年发掘简报荆州博物馆2B4河南永城僖山二号汉墓清理简报永城市博物馆2B20甘肃玉门金鸡梁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B26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2B40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3B4山东济南华信路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济南市考古研究所3B32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大夏国田墓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文物管理所3B36宝鸡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建筑构件宝鸡市考古研究所3B44江西南昌蛟桥东汉墓发掘简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4B4安徽当涂青山六朝墓发掘简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4B20燕下都遗址出土铁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文物保管所4B31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5B4洛阳体育场路春秋车坑、马坑发掘简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5B12南澳Ñ号明代沉船2007年调查与试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5B25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简报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6B4洛阳涧西区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6B12洛阳道北二路明墓发掘简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6B21四川遂宁金鱼村二号南宋窖藏四川宋瓷博物馆7B4四川崇州万家镇明代窖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崇州市文物管理所7B7成都下东大街遗址明代早期遗存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7B22洛阳北窑西周车马坑发掘简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8B4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M8830)发掘简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8B13洛阳河区利民南街西晋墓发掘简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8B22洛阳洛龙区关林庙宋代砖雕墓发掘简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8B31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9B4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9B32本刊2011年1~12期目录索引洛阳孟津大汉冢西晋围沟墓发掘简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9B48河南焦作山阳北路西晋墓发掘简报焦作市文物工作队9B58江西靖安老虎墩史前遗址发掘简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靖安县博物馆10B4江西靖安老虎墩东汉墓发掘简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靖安县博物馆10B22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代窑址发掘简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10B35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发掘简报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10B51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11B4湖北武汉磨元城周代遗址调查简报武汉市黄陂区文物管理所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11B61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大同市考古研究所12B4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大同市考古研究所12B13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大同市考古研究所12B26山西大同市大同县陈庄北魏墓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12B37#研究与探索#体质人类学与古代社会研究的新进展王建华1B43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韩国河1B51论红山文化玉兽面形饰的渊源朱乃诚2B47玉门金鸡梁出土的木牍和封检王策吴荭2B55新发现辽代丝绸装饰材料及工艺研究路智勇2B59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张弛3B46新乐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赵宾福杜战伟3B54清代公主园寝调查董坤玉3B62越国贵族墓随葬陶瓷礼乐器葬俗探论陈元甫4B33试谈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的时代韦正4B41前凉道符考释王元林4B49对石峡文化的若干再认识李岩5B48礼县出土秦国早期铜器及祭祀遗址论纲李峰5B55中国最早的/升官图0)))说孔家坡汉简5日书6的5居官图6及相关材料李零5B68伯唐父鼎铭通释补证袁俊杰6B38洛阳偃师水泉石窟摩崖碑记释地陈隆文6B44三星堆出土爬龙铜柱首考)))一根带有龙虎铜饰件权杖的复原孙华7B39德清窑略论郑建明7B50兴隆洼文化分期与年代索秀芬李少兵8B47蒙古高原石雕人像源流初探)))兼论羊群庙石雕人像的性质与归属魏坚8B55翼城大河口尚盂铭文试释李学勤9B67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严辉张鸿亮卢青峰9B69敦煌壁画中的经架)))兼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室顶南侧壁画题材郭俊叶10B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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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2B2622)7B封二11元代铜牦牛修复前21元代铜牦牛修复后7B封三洛阳洛龙区关林庙宋代墓葬出土童子攀枝砖雕8B封面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出土铜器11方壶(M8830B11)21(M8830B7)8B封三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出土铜铺首9B封面洛阳孟津朱仓M722、M707陵园遗址平面图9B封二11我自铸铜铍及铭文21铜矛9B封三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西汉彩绘铜镜9B封底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出土彩绘陶仓10B封面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出土彩绘陶器1.鼎(M6B12)2.扁壶(M5B13)3.A型壶(M5B1)4.B型壶(M5B11)10B封二安徽宣城水东镇11正街街景21十八踏10B封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铜觥11B封面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铜器11鱼伯彭尊(M27B14)21鱼伯彭卣(M27B12)11B封二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铜(M27B2)11B封三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墓室东壁壁画局部12B封面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11北侧棺床立面画像21甬道东壁壁画12B封二山西大同市大同县陈庄北魏墓11前室北壁壁画21后室顶部12B封三(责任编辑:梁秋卉)。
《北大汉简老子译注》读书札记一、《北大汉简老子译注》存在的不足之处在阅读《北大汉简老子译注》我发现该书虽在汉简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译注工作中存在对古汉语理解的差异,可能导致对某些句子的翻译不够准确。
由于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异,一些词汇、句式在现今的理解中可能存在偏差,进而影响到对整个文本的正确解读。
该书在注释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对于某些文化背景的深入解析相对欠缺。
汉简文献的形成背景、历史语境以及当时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对于理解文献中的某些概念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对于这些方面的注释和解释相对较少,可能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困惑。
书中对于某些学术争议点的处理也显得较为简略,在汉简文献的研究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学术界的争议点,对于这些争议点,书中并未进行深入探讨,也未给出明确的观点,这可能会使读者在面对这些争议时感到迷茫。
该书的排版和印刷质量也存在问题,某些字迹的清晰度不够,容易出现阅读障碍,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二、未来研究的方向与展望其他学派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老子思想与其他学派如儒家、道家、墨家等的异同点,通过对比研究,揭示老子思想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也可以借鉴其他学派的研究成果,丰富对老子思想的理解。
老子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应用: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老子思想中的一些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逐渐显现。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老子思想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如企业管理、政策制定等,揭示老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老子思想的跨文化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跨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我们可以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老子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揭示老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北大汉简老子与其他古籍的互证研究:除了《老子》其他古籍如《庄子》、《周易》等也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开展北大汉简老子与其他古籍的互证研究,通过对比和分析,揭示老子思想的更深层次内涵。
三、对后续研究者的建议与启示深化文本研究:对于《老子》不应仅仅局限于译注的层面,而应深入探究文本的内涵。
陈侃理丨弃市新探——兼谈汉晋间死刑的变迁弃市是秦汉法定死刑中最常用的基准刑罚,其处刑方式旧有斩首、绞首二说,聚讼不决。
传世文献中的证据显示,秦汉弃市之法使用刀刃,但不导致身首分离,应是以锋刃割颈而致死。
新近公布的益阳兔子山秦牍将弃市的处死方式记作“刑杀”,其中的“刑”字从“幵”不从“井”。
此字在秦及汉初简帛中的用法与表示罪刑的“㓝”字泾渭分明,在《说文》中则与“刭”互训,是分化出来表示“割颈”的专字。
由此,可以确证秦汉弃市的处死方式,还可重新认识魏晋时期死刑趋于宽简的变化。
* 文章原刊《文史》2022年第1辑,感谢作者授权“三联学术通讯”刊布。
作者简介陈侃理,浙江海宁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汉魏晋史、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出土文献,著有《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弃市新探兼谈汉晋间死刑的变迁文丨陈侃理汉代的法定死刑有腰斩、枭首、弃市三种,在汉景帝中二年(前148)以前还要加上磔[1]。
腰斩、磔、枭首各自对应特定类型的极重罪[2],弃市则适用于极重罪的从犯或犯罪情节较轻而入于死罪者。
尽管秦汉时期的死刑体系有小幅调整,弃市作为基础的常规死刑的地位始终未变,对于厘清秦汉刑罚体系至关重要。
但弃市刑罚的具体内涵如何,以何种方式处刑,至今仍存疑问。
古代的死刑不仅重视死的结果,也看重处死方式和死后尸体的状态[3]。
秦汉死刑的命名或有侧重,但其内涵都应包括这两个方面[4]。
“腰斩”顾名思义是以斧钺斩腰处死,不仅造成巨大的临终痛苦,而且已经包含尸体断绝的状态。
“磔”“枭首”“弃市”都偏重尸体状态:磔是张开尸体以示众[5],枭首是割下死者的头颅悬挂示众,弃市的字面意思是弃尸于市集众人之中。
但在处死方式上,三者应该都有默认的常规,而这个常规很可能是基于弃市的[6]。
因此,要厘清秦汉死刑体系,进而认识汉魏间死刑的变迁,探明弃市的处死方式是关键。
第36卷第2期2020年2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Vol.36No.2February 2020收稿日期:2019-10-24作者简介:甘影杰(1994—),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
①见李开《关于北大简〈老子〉的辨伪》,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9月12日;邢文《“辩证之美”与“散点透视”———北大简〈老子〉再辨伪》,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9月12日;姚小鸥《拼接与书法看真伪》,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2日;邢文《技术书法学与简牍辨伪》,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9日。
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综述甘影杰(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6)摘要:北大汉简《老子》,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上下经文本所得资料的简称,学术界经过技术、文字、竹简形制等方面考证,认定不存在作伪问题。
北大汉简《老子》抄写年代多认为在汉武帝时期或汉武帝前期,也有认为在惠帝、文帝之前以及西汉后期,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所得出的确切抄写年代仍有分歧。
学者们对北大汉简《老子》中的字词章句相异之处、阙文之处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考证,成果丰富、翔实。
学者们对北大汉简《老子》上下篇的流变、上下篇章数、与传世本及出土本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北大汉简;《老子》;文本校勘;古书成书;综述中图分类号:B223.1;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600(2020)02-0017-06一、北大汉简《老子》介绍(一)北大汉简《老子》介绍及真伪辨北大汉简《老子》,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上下经文本所得资料的简称,它从2009年问世至今,将近十年,相关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将北大汉简《老子》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化。
最初阶段是对北大汉简《老子》保存状况进行介绍的文章。
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主编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为代表性认识成果,它“包括竹简的彩色原大照片与放大照片、红外照片、简背划痕示意图、简文的释文与注释以及附录,附录收入竹简一览表、与各卷竹书内容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及整理者的论文等”[1]3。
《西北简牍所见汉匈关系若干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自西汉时期起,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议题。
两者间的冲突与和解,相互的斗争与交融,均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西北简牍作为珍贵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汉匈关系的直接证据。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北简牍的研究,深入探讨汉匈关系中的若干问题。
二、西北简牍概述西北简牍,主要指在西北地区出土的古代简牍文献,包括汉简、北魏简等。
其中,汉简的发现数量最多,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研究汉匈关系方面,西北简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三、汉匈关系的背景与演变汉匈关系的发展历经了数个阶段。
西汉初年,匈奴强盛,与汉朝形成对立之势。
随着汉朝的强盛,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交流逐渐增多。
在西北简牍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互动。
这些互动反映了汉匈关系的演变,也揭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
四、西北简牍所见汉匈关系若干问题(一)边境争端与军事冲突西北简牍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汉匈边境争端与军事冲突的信息。
这些争端和冲突往往涉及领土、资源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研究这些简牍,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汉匈之间的军事部署、战术运用以及战争的后果。
(二)贸易与文化交流除了军事冲突外,汉匈之间还存在广泛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西北简牍中记载了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包括马匹、丝绸、粮食等物资的交换。
此外,还涉及到文化交流,如音乐、舞蹈、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交流反映了汉匈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三)政治外交与和亲政策在汉匈关系中,政治外交和和亲政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和亲政策,汉朝与匈奴之间建立了某种程度的联盟关系。
西北简牍中记载了和亲政策的实施过程及其影响,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外交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研究方法与结论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对西北简牍中关于汉匈关系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
通过对边疆争端、贸易与文化交流以及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汉匈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对立到交流、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
中国古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一、秦汉简牍学研究:新史料的出现是推动历史研究纵深发展的动力之一,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传世的文献资料比较少,制约了史学研究的发展。
本世纪初,在西北的新疆、甘肃等地,陆续出土了不少汉简,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这些资料对秦汉社会进行研究。
建国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考古成果似乎十分垂青秦汉历史,秦汉简牍大量的出土。
主要有1975年云梦秦简、1990-1992年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连云港尹湾汉简、2001年张家山汉简、2002年江西里耶秦简、2002年长沙东牌楼汉简等等,大量简牍的出土,为秦汉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研究者们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方法,在秦汉官僚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民族关系、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云梦出土了一千多支竹简,主要是秦代的法律制度,还有反应当时社会风俗的《日书》。
1996年里耶出土的秦简达三万多枚,主要是地方的官方档案文书,1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
这批简牍是秦时县一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
运用简牍这批简牍,学者们对秦朝的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张家山汉简主要有《二年律令》是汉初的法律条文。
学者们不仅对汉初的法律、行政制度有了深入的研究。
利用这些制度资料,研究汉初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整合情况,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尹湾汉简的出土,为研究汉代地方郡县机构中官吏组成,官吏的的升迁、职能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推动了汉代行政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另外,简牍的整理、文字的识读、简牍文书的特点规律等都成为研究热点。
借助于新史料,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还出版有《简帛研究》等专业期刊、以及简帛网站等。
还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汉代官文书研究》、《简牍文书学》等等。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陈侃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式与早期发展研究”(201311)阶段性成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字”政策[1]。
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政策的内容、实质和效果做了不少探讨。
陈昭容总结前人研究,归纳出“正字形”和“正用字”两种主要意见,作为认识“书同文字”政策的两个层面。
她认为,“书同文字”政策在“正字形”,即废除与秦系文字不合的字形写法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而在“正用字”,即改用与秦文用字习惯相同的通假字方面,则效果不彰[2]。
以往的研究已经大致说明“书同文字”的情况,但限于资料,仍存在缺憾。
近年,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等简牍相继公布,使资料情况大为改观。
里耶秦简中的8-461号木方记载了“书同文字”的具体规范,使我们能更直接地了解这项政策。
里耶8-461号木方长12.5、宽27.4、厚0.6厘米[3]。
木方正面分为两栏,以篆书抄写,内容是对两个方面的变更和规范:一是“皇帝”名号和其他称谓、用语,二是文字的字形和使用[4]。
关于这一木方的性质,学者有不同看法,胡平生认为属于“扁书”,游逸飞主张是官吏个人的笔记或备忘录,不过他们都同意木方的内容来自秦代的官方规定[5]。
正如整理者张春龙、龙金沙所指出的,木方书写使用篆书,而非日常文书通行的隶书。
在秦代,篆书比隶书更为正式,是诏策所用的书体。
由此推测,无论木方抄写制作的目的是什么,内容都很可能移录自秦代的诏令。
其中关于文字规范的部分,应是目前了解秦代“书同文字”政策最直接的史料。
木方记载的文字字形和用法规范,集中在上栏的前半部分(图一)。
陈伟主编的《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以下简称《校释》)给该木方的每句都加了序号,提供了修订释文,对笔画残缺、字形不能完全认定的字,少数根据残笔和文例加补字符号释出,多数则阙疑[6]。
西北汉简与两汉档案——从两份简册实例看汉代的档案管理张德芳(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西北汉简中保存有大量汉代边塞文书档案。
当时的基层组织如悬泉置、甲渠候官都设有文档室,并有相关收藏保存制度。
令史、书佐等专门缮写和管理公文的基层吏员兼有档案管理的职责。
西北汉简文书作为边塞档案具有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
这些简牍实物,反映了汉代档案管理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档案卷宗形成、收藏、编目、分类管理以及日后利用的情况。
《康居王使者册》《寇恩册》等西北文书简牍对汉代边塞档案的形成、管理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西北汉简;两汉档案;边塞档案;《康居王使者册》;《寇恩册》[中图分类号]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005-07西北汉简,除武威的《仪礼简》、医药简和王杖简出自汉墓外,其余几乎全部出自边塞的军政和邮驿机关,是各级官府遗留的源文件,是政治、军事等各种活动的实时记录。
内容之丰富、品类之众多,已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并有专门的著述①。
我们在整理简牍的过程中观察发现,对一些典型册书进行仔细研究,包括对当时文件的形成和签署、上下级之间的公文运行、简册的编联、册书中不同简牍的规格尺寸等,对汉代边塞档案的形成、管理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多有启发。
下面举悬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和居延汉简中的《寇恩册》,作一些观察分析。
虽属细微末节,但仍可看到我们今天档案工作中诸如卷宗形成、分类管理、追责查询等一系列活动有历史踪影。
先看《康居王使者册》(图1):康居王使者杨佰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官大守与杨佰刀等杂平直肥瘦。
今杨佰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佰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
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
北大漢簡《六博》與尹灣漢墓《博局占》卜法獻疑(首發)王寧棗莊廣播電視臺《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伍)》中有《六博》一篇,[1]是講用六博棋局占卜的一本卜筮書,與尹灣漢墓出土的《博局占》是同類的東西。
這兩本書不是棋書而是占書,都繪有六博棋梮圖形,文字內容是占斷爻辭。
關於六博這種棋局遊戲,從戰國到秦漢一直都很盛行,後來失傳了,它的遊戲規則我們已經不能知道,現在雖然也出土了它的棋盤、棋子、箸等實物,仍然無法弄清它該如何對局,《顏氏家訓·雜藝》記載:“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煢,今無曉者。
比世所行,一煢十二棋,數術淺短,不足可玩。
”也就是說,到了南北朝顏之推的時候已經不知道古代六博的玩法了,當時流行的玩法已非古法。
晉·張湛注《列子·說符》引《古博經》的記載:“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
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
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
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三筹,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
”這是“擲采以瓊”,恐怕也不是很古老的玩法,因為最古的六博主要是用六箸(也或用骰子,見下),即《說文》所謂:“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
”《楚辭·招魂》:“菎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
”故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六博除了梮(局)之外,還有兩種必備棋具:箸和棋,古法(大博)用六箸,棋十二枚,雙方各用六枚(一梟五散),對局時按規則擺放好棋子,要先投擲箸,根據六根箸正、反面確定數字,然後據所得數字在棋梮的博道上按規定路線行棋多少步,到達不同方位。
箸也或用煢(即瓊,骰子)代替,用途相同,戰國時已然,[2]不過先秦可能不常見,普遍用煢是漢代以後了。
因為投箸、擲煢時所得數字具有不確定性,行棋所到的方位也具有不確定性,此游戏大概投箸、掷煢的手法技巧起關鍵作用,同時還要靠運氣。
北大汉简《老子》释文(最新出土文献)说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简称“汉简《老子》”)现存完整竹简一百七十六枚,残断竹简一百零五枚;经拼缀后,共有完整及接近完整的竹简二百十一枚,残简十枚,另有两枚完整竹简遗失,推测汉简《老子》原书应有完整有字竹简二百二十三枚。
其完整简长31.9-32.2厘米(以长32.1厘米者最多),宽0.8-0. 9厘米,三道编绳,有契口。
写满字的竹简一般每简二十八字,文字分布极为均匀整齐,极少数简写到二十九字。
该抄本避汉高帝刘邦的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的讳,故此抄本应当抄写于汉高帝时期,是西汉初期的抄本。
文字书体清秀飘逸,体势略向左下方倾斜,与成熟的汉隶接近,但独具特色,堪称西汉初期隶书艺术的瑰宝。
据统计,汉简《老子》全书正文现存五千二百字,另重文一百一十字,此外还有计字尾题十三字,简背篇题八字。
推测原书正文应有五千二百六十五字(较其自注字数多二十字),另重文一百十四字。
残缺的文字有不少可据上下文补出,对理解文义有影响的阙文总计不超过全书的百分之一,在目前所见出土简帛《老子》古本中保存最为完整。
汉简《老子》分为上、下两篇。
二号简背面上端有“老子上经”四字,一二四号简背面上端有“老子下经”四字,书体与正文一致,应为抄写者所题,即汉简《老子》上、下两篇的篇题。
其《上经》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传世本《道经》。
全书共分七十七章,其中《上经》四十四章,《下经》三十三章。
每章均另起一简抄写,章首(第一道编绳之上)有圆形墨点“·”作为分章提示符号,章尾未写满的简形成“留白”。
通过简背划痕的验证,确认《上经》、《下经》之内的章序应与传世八十一章本一致。
凡例1.[]中为原简文残缺根据他本补出的文字。
2.()前为通假字,中为正字。
3.<>前为讹字,中为正字。
4.【】中的数字为简号。
5.文中所称“王本”即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的简称。
老子上经(此四字书写于第二简背)第一章(王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北大汉简――填补历史空白的佚本“这批西汉竹书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古书类竹简中数量最大、保存质量最好的一批,简直可以用‘稀世’两个字来形容。
”2009年11月5日刚开完北大西汉竹简整理报告座谈会,主持整理的历史系教授、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对记者谈起这批文献,依然十分激动。
尽管这次会议与年初的捐赠事件在国内媒体中并没有引发太多热情,但对于严重依赖简牍文献的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不啻于一次雪中送炭式的重大发现。
堪称完璧的捐赠“今年(2009年)初入藏时,这批竹简的原始状态已经被破坏得相当严重,本来的排列顺序已经完全打乱,按照长度放置于大小不同的9个塑料容器中,经过防腐剂溶液浸泡,其中还夹杂着少数红、黑色漆器残片和竹制算筹。
”朱凤瀚对记者说,“幸亏保存质量非常好,无需经过脱色处理即可直接拍照,然后我们用玻璃片捆绑加固,编号,共计编号3346个,其中完整简牍1600多枚,估计经过进一步拼缀复原,完整简应当在2300枚以上,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典籍类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
”虽然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以捐赠方要求为名义,拒绝透露2009年初入藏的这批竹简的任何细节,但朱凤瀚表示,在对残留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进行取样分析后,初步定为西汉初年,其来源可能是南方的汉代墓葬。
发现一出境一回流,似乎成为近年来国内简牍命运的普遍缩影。
1994年,上海博物馆经由香港大学教授张光裕牵线搭桥,从香港古玩市场购回1200余枚楚简古书,据有关专家推测,可能来自著名的荆门郭家岗墓地。
2007年年初,湖南大学在张光裕的协助下,又从香港文物商手里购买下2098枚秦简,内容包括律令和法律文书、案例、占梦书、算术书4大方面。
“我们在一枚属数术类古书的竹简上发现了孝景元年年号,可见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不会早于汉武帝。
”朱凤瀚说,“而全部竹简中未见其他西汉时期帝王年号。
从书体看,字体已经接近成熟的汉代隶书,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中近于秦隶的西汉早期隶书有明显差距,但与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比,笔法仍显古朴,所以能大体判断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在武帝时期。
访谈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15:陈侃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
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陈侃理,1982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出土文献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秦汉魏晋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著有《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参与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的整理工作,发表的论文有《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序数纪日的产生与通行》、《〈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汉代二千石秩级的分化——从尹湾汉简中的“秩大郡太守”谈起》、《秦汉的岁星与岁阴》等。
01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没有系统学过文献学,古文字更是不入门。
这个访谈大概是需要有人来“掺沙子”,调节调节气氛。
那就谈些在门外徘徊的感受好了。
念研究生时,兴趣主要在思想文化史,特别关心它跟政治的关系,研究的时段最初是魏晋南北朝,后来慢慢前移到秦汉时期。
对我来说,出土文献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古文字是解读史料需要克服的障碍,有时也隐伏着解决问题的线索。
当时,主要是“引用”一些出土文献,很少看图版,对古文字学(按照传统的看法,秦汉文字也算不上古文字)可以说毫无了解。
对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倒是很早就有兴趣。
北大的中古史传统强调文献基础扎实。
研一上《通鉴》读书课,导师陈苏镇先生说,读书不能坐着不动,要经常站起来查书,查相关史料,也查字典,不会念、不会解释的字一个也不要放过。
那年又适逢乔秀岩老师来北大,开课讲读《说文》段注。
这样的课在历史学系可以说是“异类”,真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