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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敦煌汉简一条简文两个问题的理解谢璞1张俊民2（1．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上海市201800；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兰州市730000）关键词：敦煌汉简三节泉都地名摘要：敦煌汉简少而散的特点，使资料本身缺少互堪、互参的机会，致一些问题难以理解，其中简143的“三节”、“泉都”两个地名就是如此。
或言而不当、或略而不言。
前者是属于宜禾都尉辖区的一个地名，后者则是王莽时更西汉“煎都”所致。
“节”的确认对于汉代敦煌史地的认识是一个重要补充。
KEY WOＲDS：Dunhuang wooden strips Sanjie Quandu Place namesABSTＲACT：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wooden strips is distinctively sparse and scattered．Thus it is hard to compare textual evidence piece by piece，which further scales up the difficulties of some literature issues．The most notorious example is place name like sanjie and quandu in strip No．143．Previous studies either misinterpret this term or even just ignore it．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first one represent the name of a place belonging to Yihe duwei，and the second one was originally called jiandu in Western Han Dynasty but changed during the Wangmang era．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erms provide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geology of Dunhuang during the Han period．敦煌汉简原本是指汉代敦煌地区出土的简牍，只是由于数量和时间的原因，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我们仍称为“悬泉汉简”，并未归入敦煌汉简，而实际上它也属于敦煌汉简。
第34卷 第6期 2019 年 12月齐 鲁 师 范 学 院 学 报Vol. 34 No. 6Dec. 2019Journal of Q ilu Normal University 近十年来北大汉简研究回顾与评价许 东（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摘 要：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西汉竹简，这批竹简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近十年来学界针对北大汉简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这些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分析，对未来研究走向与前景进行展望，有助于我们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北大汉简；综述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4735（2019）06-0123-10收稿日期：2019-06-02作者简介：许东（1984—），男，山东邹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文献研究与整理。
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西汉竹简（下文均简称作“北大汉简”），这批竹简共有3300多枚。
北大汉简内容包括近二十种古代典籍，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
2012年12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二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5年9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一、三、五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四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前，尚有第六卷关于日书类文献三种（《日书》《日忌》《日约》）和第七卷医方类文献未正式出版。
北大汉简的问世对于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科技、医学、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引起了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广泛关注，兹就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概述、分析与评价，以供学界参考。
一、北大汉简研究概述（一）北大汉简真伪性争论针对北大汉简的真伪性问题，邢文、李开、姚小鸥以《光明日报》国学版为学术平台展开了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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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2B2622)7B封二11元代铜牦牛修复前21元代铜牦牛修复后7B封三洛阳洛龙区关林庙宋代墓葬出土童子攀枝砖雕8B封面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出土铜器11方壶(M8830B11)21(M8830B7)8B封三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出土铜铺首9B封面洛阳孟津朱仓M722、M707陵园遗址平面图9B封二11我自铸铜铍及铭文21铜矛9B封三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西汉彩绘铜镜9B封底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出土彩绘陶仓10B封面陕西靖边老坟梁汉墓出土彩绘陶器1.鼎(M6B12)2.扁壶(M5B13)3.A型壶(M5B1)4.B型壶(M5B11)10B封二安徽宣城水东镇11正街街景21十八踏10B封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铜觥11B封面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铜器11鱼伯彭尊(M27B14)21鱼伯彭卣(M27B12)11B封二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铜(M27B2)11B封三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墓室东壁壁画局部12B封面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11北侧棺床立面画像21甬道东壁壁画12B封二山西大同市大同县陈庄北魏墓11前室北壁壁画21后室顶部12B封三(责任编辑:梁秋卉)。
《北大汉简老子译注》读书札记一、《北大汉简老子译注》存在的不足之处在阅读《北大汉简老子译注》我发现该书虽在汉简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译注工作中存在对古汉语理解的差异，可能导致对某些句子的翻译不够准确。
由于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异，一些词汇、句式在现今的理解中可能存在偏差，进而影响到对整个文本的正确解读。
该书在注释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对于某些文化背景的深入解析相对欠缺。
汉简文献的形成背景、历史语境以及当时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对于理解文献中的某些概念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对于这些方面的注释和解释相对较少，可能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困惑。
书中对于某些学术争议点的处理也显得较为简略，在汉简文献的研究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学术界的争议点，对于这些争议点，书中并未进行深入探讨，也未给出明确的观点，这可能会使读者在面对这些争议时感到迷茫。
该书的排版和印刷质量也存在问题，某些字迹的清晰度不够，容易出现阅读障碍，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二、未来研究的方向与展望其他学派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老子思想与其他学派如儒家、道家、墨家等的异同点，通过对比研究，揭示老子思想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也可以借鉴其他学派的研究成果，丰富对老子思想的理解。
老子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应用：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老子思想中的一些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逐渐显现。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老子思想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如企业管理、政策制定等，揭示老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老子思想的跨文化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跨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我们可以从跨文化的视角，研究老子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揭示老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北大汉简老子与其他古籍的互证研究：除了《老子》其他古籍如《庄子》、《周易》等也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开展北大汉简老子与其他古籍的互证研究，通过对比和分析，揭示老子思想的更深层次内涵。
三、对后续研究者的建议与启示深化文本研究：对于《老子》不应仅仅局限于译注的层面，而应深入探究文本的内涵。
陈侃理丨弃市新探——兼谈汉晋间死刑的变迁弃市是秦汉法定死刑中最常用的基准刑罚，其处刑方式旧有斩首、绞首二说，聚讼不决。
传世文献中的证据显示，秦汉弃市之法使用刀刃，但不导致身首分离，应是以锋刃割颈而致死。
新近公布的益阳兔子山秦牍将弃市的处死方式记作“刑杀”，其中的“刑”字从“幵”不从“井”。
此字在秦及汉初简帛中的用法与表示罪刑的“㓝”字泾渭分明，在《说文》中则与“刭”互训，是分化出来表示“割颈”的专字。
由此，可以确证秦汉弃市的处死方式，还可重新认识魏晋时期死刑趋于宽简的变化。
* 文章原刊《文史》2022年第1辑，感谢作者授权“三联学术通讯”刊布。
作者简介陈侃理，浙江海宁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汉魏晋史、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出土文献，著有《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弃市新探兼谈汉晋间死刑的变迁文丨陈侃理汉代的法定死刑有腰斩、枭首、弃市三种，在汉景帝中二年（前148）以前还要加上磔[1]。
腰斩、磔、枭首各自对应特定类型的极重罪[2]，弃市则适用于极重罪的从犯或犯罪情节较轻而入于死罪者。
尽管秦汉时期的死刑体系有小幅调整，弃市作为基础的常规死刑的地位始终未变，对于厘清秦汉刑罚体系至关重要。
但弃市刑罚的具体内涵如何，以何种方式处刑，至今仍存疑问。
古代的死刑不仅重视死的结果，也看重处死方式和死后尸体的状态[3]。
秦汉死刑的命名或有侧重，但其内涵都应包括这两个方面[4]。
“腰斩”顾名思义是以斧钺斩腰处死，不仅造成巨大的临终痛苦，而且已经包含尸体断绝的状态。
“磔”“枭首”“弃市”都偏重尸体状态：磔是张开尸体以示众[5]，枭首是割下死者的头颅悬挂示众，弃市的字面意思是弃尸于市集众人之中。
但在处死方式上，三者应该都有默认的常规，而这个常规很可能是基于弃市的[6]。
因此，要厘清秦汉死刑体系，进而认识汉魏间死刑的变迁，探明弃市的处死方式是关键。
第36卷第2期2020年2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JOUＲNAL OF SHANGQIU NOＲMAL UNIVEＲSITY Vol．36No．2February 2020收稿日期：2019－10－24作者简介：甘影杰（1994—），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
①见李开《关于北大简〈老子〉的辨伪》，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9月12日；邢文《“辩证之美”与“散点透视”———北大简〈老子〉再辨伪》，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9月12日；姚小鸥《拼接与书法看真伪》，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2日；邢文《技术书法学与简牍辨伪》，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9日。
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综述甘影杰（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6）摘要：北大汉简《老子》，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上下经文本所得资料的简称，学术界经过技术、文字、竹简形制等方面考证，认定不存在作伪问题。
北大汉简《老子》抄写年代多认为在汉武帝时期或汉武帝前期，也有认为在惠帝、文帝之前以及西汉后期，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所得出的确切抄写年代仍有分歧。
学者们对北大汉简《老子》中的字词章句相异之处、阙文之处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考证，成果丰富、翔实。
学者们对北大汉简《老子》上下篇的流变、上下篇章数、与传世本及出土本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北大汉简；《老子》；文本校勘；古书成书；综述中图分类号：B223．1；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600（2020）02－0017－06一、北大汉简《老子》介绍（一）北大汉简《老子》介绍及真伪辨北大汉简《老子》，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上下经文本所得资料的简称，它从2009年问世至今，将近十年，相关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将北大汉简《老子》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化。
最初阶段是对北大汉简《老子》保存状况进行介绍的文章。
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主编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为代表性认识成果，它“包括竹简的彩色原大照片与放大照片、红外照片、简背划痕示意图、简文的释文与注释以及附录，附录收入竹简一览表、与各卷竹书内容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及整理者的论文等”［1］3。
《西北简牍所见汉匈关系若干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自西汉时期起，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议题。
两者间的冲突与和解，相互的斗争与交融，均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西北简牍作为珍贵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汉匈关系的直接证据。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北简牍的研究，深入探讨汉匈关系中的若干问题。
二、西北简牍概述西北简牍，主要指在西北地区出土的古代简牍文献，包括汉简、北魏简等。
其中，汉简的发现数量最多，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研究汉匈关系方面，西北简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三、汉匈关系的背景与演变汉匈关系的发展历经了数个阶段。
西汉初年，匈奴强盛，与汉朝形成对立之势。
随着汉朝的强盛，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交流逐渐增多。
在西北简牍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互动。
这些互动反映了汉匈关系的演变，也揭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
四、西北简牍所见汉匈关系若干问题（一）边境争端与军事冲突西北简牍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汉匈边境争端与军事冲突的信息。
这些争端和冲突往往涉及领土、资源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研究这些简牍，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汉匈之间的军事部署、战术运用以及战争的后果。
（二）贸易与文化交流除了军事冲突外，汉匈之间还存在广泛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西北简牍中记载了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包括马匹、丝绸、粮食等物资的交换。
此外，还涉及到文化交流，如音乐、舞蹈、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交流反映了汉匈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三）政治外交与和亲政策在汉匈关系中，政治外交和和亲政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和亲政策，汉朝与匈奴之间建立了某种程度的联盟关系。
西北简牍中记载了和亲政策的实施过程及其影响，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外交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研究方法与结论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对西北简牍中关于汉匈关系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
通过对边疆争端、贸易与文化交流以及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汉匈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对立到交流、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
中国古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一、秦汉简牍学研究：新史料的出现是推动历史研究纵深发展的动力之一，尤其是秦汉史的研究，传世的文献资料比较少，制约了史学研究的发展。
本世纪初，在西北的新疆、甘肃等地，陆续出土了不少汉简，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这些资料对秦汉社会进行研究。
建国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考古成果似乎十分垂青秦汉历史，秦汉简牍大量的出土。
主要有1975年云梦秦简、1990-1992年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连云港尹湾汉简、2001年张家山汉简、2002年江西里耶秦简、2002年长沙东牌楼汉简等等，大量简牍的出土，为秦汉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研究者们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方法，在秦汉官僚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民族关系、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云梦出土了一千多支竹简，主要是秦代的法律制度，还有反应当时社会风俗的《日书》。
1996年里耶出土的秦简达三万多枚，主要是地方的官方档案文书，1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
这批简牍是秦时县一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
运用简牍这批简牍，学者们对秦朝的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张家山汉简主要有《二年律令》是汉初的法律条文。
学者们不仅对汉初的法律、行政制度有了深入的研究。
利用这些制度资料，研究汉初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整合情况，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尹湾汉简的出土，为研究汉代地方郡县机构中官吏组成，官吏的的升迁、职能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推动了汉代行政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另外，简牍的整理、文字的识读、简牍文书的特点规律等都成为研究热点。
借助于新史料，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还出版有《简帛研究》等专业期刊、以及简帛网站等。
还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汉代官文书研究》、《简牍文书学》等等。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陈侃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式与早期发展研究”（201311）阶段性成果。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字”政策[1]。
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政策的内容、实质和效果做了不少探讨。
陈昭容总结前人研究，归纳出“正字形”和“正用字”两种主要意见，作为认识“书同文字”政策的两个层面。
她认为，“书同文字”政策在“正字形”，即废除与秦系文字不合的字形写法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而在“正用字”，即改用与秦文用字习惯相同的通假字方面，则效果不彰[2]。
以往的研究已经大致说明“书同文字”的情况，但限于资料，仍存在缺憾。
近年，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等简牍相继公布，使资料情况大为改观。
里耶秦简中的8-461号木方记载了“书同文字”的具体规范，使我们能更直接地了解这项政策。
里耶8-461号木方长12.5、宽27.4、厚0.6厘米[3]。
木方正面分为两栏，以篆书抄写，内容是对两个方面的变更和规范：一是“皇帝”名号和其他称谓、用语，二是文字的字形和使用[4]。
关于这一木方的性质，学者有不同看法，胡平生认为属于“扁书”，游逸飞主张是官吏个人的笔记或备忘录，不过他们都同意木方的内容来自秦代的官方规定[5]。
正如整理者张春龙、龙金沙所指出的，木方书写使用篆书，而非日常文书通行的隶书。
在秦代，篆书比隶书更为正式，是诏策所用的书体。
由此推测，无论木方抄写制作的目的是什么，内容都很可能移录自秦代的诏令。
其中关于文字规范的部分，应是目前了解秦代“书同文字”政策最直接的史料。
木方记载的文字字形和用法规范，集中在上栏的前半部分（图一）。
陈伟主编的《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以下简称《校释》）给该木方的每句都加了序号，提供了修订释文，对笔画残缺、字形不能完全认定的字，少数根据残笔和文例加补字符号释出，多数则阙疑[6]。
西北汉简与两汉档案——从两份简册实例看汉代的档案管理张德芳（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西北汉简中保存有大量汉代边塞文书档案。
当时的基层组织如悬泉置、甲渠候官都设有文档室，并有相关收藏保存制度。
令史、书佐等专门缮写和管理公文的基层吏员兼有档案管理的职责。
西北汉简文书作为边塞档案具有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
这些简牍实物，反映了汉代档案管理的细节，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档案卷宗形成、收藏、编目、分类管理以及日后利用的情况。
《康居王使者册》《寇恩册》等西北文书简牍对汉代边塞档案的形成、管理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西北汉简；两汉档案；边塞档案；《康居王使者册》；《寇恩册》［中图分类号］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005-07西北汉简，除武威的《仪礼简》、医药简和王杖简出自汉墓外，其余几乎全部出自边塞的军政和邮驿机关，是各级官府遗留的源文件，是政治、军事等各种活动的实时记录。
内容之丰富、品类之众多，已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并有专门的著述①。
我们在整理简牍的过程中观察发现，对一些典型册书进行仔细研究，包括对当时文件的形成和签署、上下级之间的公文运行、简册的编联、册书中不同简牍的规格尺寸等，对汉代边塞档案的形成、管理及其功能作用的研究，多有启发。
下面举悬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和居延汉简中的《寇恩册》，作一些观察分析。
虽属细微末节，但仍可看到我们今天档案工作中诸如卷宗形成、分类管理、追责查询等一系列活动有历史踪影。
先看《康居王使者册》（图1）：康居王使者杨佰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官大守与杨佰刀等杂平直肥瘦。
今杨佰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佰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
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
北大漢簡《六博》與尹灣漢墓《博局占》卜法獻疑（首發）王寧棗莊廣播電視臺《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伍）》中有《六博》一篇，[1]是講用六博棋局占卜的一本卜筮書，與尹灣漢墓出土的《博局占》是同類的東西。
這兩本書不是棋書而是占書，都繪有六博棋梮圖形，文字內容是占斷爻辭。
關於六博這種棋局遊戲，從戰國到秦漢一直都很盛行，後來失傳了，它的遊戲規則我們已經不能知道，現在雖然也出土了它的棋盤、棋子、箸等實物，仍然無法弄清它該如何對局，《顏氏家訓·雜藝》記載：“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煢，今無曉者。
比世所行，一煢十二棋，數術淺短，不足可玩。
”也就是說，到了南北朝顏之推的時候已經不知道古代六博的玩法了，當時流行的玩法已非古法。
晉·張湛注《列子·說符》引《古博經》的記載：“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
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
二人互擲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
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三筹，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
”這是“擲采以瓊”，恐怕也不是很古老的玩法，因為最古的六博主要是用六箸（也或用骰子，見下），即《說文》所謂：“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
”《楚辭·招魂》：“菎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
”故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六博除了梮（局）之外，還有兩種必備棋具：箸和棋，古法（大博）用六箸，棋十二枚，雙方各用六枚（一梟五散），對局時按規則擺放好棋子，要先投擲箸，根據六根箸正、反面確定數字，然後據所得數字在棋梮的博道上按規定路線行棋多少步，到達不同方位。
箸也或用煢（即瓊，骰子）代替，用途相同，戰國時已然，[2]不過先秦可能不常見，普遍用煢是漢代以後了。
因為投箸、擲煢時所得數字具有不確定性，行棋所到的方位也具有不確定性，此游戏大概投箸、掷煢的手法技巧起關鍵作用，同時還要靠運氣。
北大汉简《老子》释文（最新出土文献）说明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简称“汉简《老子》”）现存完整竹简一百七十六枚，残断竹简一百零五枚；经拼缀后，共有完整及接近完整的竹简二百十一枚，残简十枚，另有两枚完整竹简遗失，推测汉简《老子》原书应有完整有字竹简二百二十三枚。
其完整简长31.9-32.2厘米（以长32.1厘米者最多），宽0.8-0. 9厘米，三道编绳，有契口。
写满字的竹简一般每简二十八字，文字分布极为均匀整齐，极少数简写到二十九字。
该抄本避汉高帝刘邦的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的讳，故此抄本应当抄写于汉高帝时期，是西汉初期的抄本。
文字书体清秀飘逸，体势略向左下方倾斜，与成熟的汉隶接近，但独具特色，堪称西汉初期隶书艺术的瑰宝。
据统计，汉简《老子》全书正文现存五千二百字，另重文一百一十字，此外还有计字尾题十三字，简背篇题八字。
推测原书正文应有五千二百六十五字（较其自注字数多二十字），另重文一百十四字。
残缺的文字有不少可据上下文补出，对理解文义有影响的阙文总计不超过全书的百分之一，在目前所见出土简帛《老子》古本中保存最为完整。
汉简《老子》分为上、下两篇。
二号简背面上端有“老子上经”四字，一二四号简背面上端有“老子下经”四字，书体与正文一致，应为抄写者所题，即汉简《老子》上、下两篇的篇题。
其《上经》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传世本《道经》。
全书共分七十七章，其中《上经》四十四章，《下经》三十三章。
每章均另起一简抄写，章首（第一道编绳之上）有圆形墨点“·”作为分章提示符号，章尾未写满的简形成“留白”。
通过简背划痕的验证，确认《上经》、《下经》之内的章序应与传世八十一章本一致。
凡例1.[]中为原简文残缺根据他本补出的文字。
2.()前为通假字，中为正字。
3.<>前为讹字，中为正字。
4.【】中的数字为简号。
5.文中所称“王本”即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的简称。
老子上经（此四字书写于第二简背）第一章（王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北大汉简――填补历史空白的佚本“这批西汉竹书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古书类竹简中数量最大、保存质量最好的一批，简直可以用‘稀世’两个字来形容。
”2009年11月5日刚开完北大西汉竹简整理报告座谈会，主持整理的历史系教授、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对记者谈起这批文献，依然十分激动。
尽管这次会议与年初的捐赠事件在国内媒体中并没有引发太多热情，但对于严重依赖简牍文献的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不啻于一次雪中送炭式的重大发现。
堪称完璧的捐赠“今年(2009年)初入藏时，这批竹简的原始状态已经被破坏得相当严重，本来的排列顺序已经完全打乱，按照长度放置于大小不同的9个塑料容器中，经过防腐剂溶液浸泡，其中还夹杂着少数红、黑色漆器残片和竹制算筹。
”朱凤瀚对记者说，“幸亏保存质量非常好，无需经过脱色处理即可直接拍照，然后我们用玻璃片捆绑加固，编号，共计编号3346个，其中完整简牍1600多枚，估计经过进一步拼缀复原，完整简应当在2300枚以上，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典籍类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
”虽然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以捐赠方要求为名义，拒绝透露2009年初入藏的这批竹简的任何细节，但朱凤瀚表示，在对残留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进行取样分析后，初步定为西汉初年，其来源可能是南方的汉代墓葬。
发现一出境一回流，似乎成为近年来国内简牍命运的普遍缩影。
1994年，上海博物馆经由香港大学教授张光裕牵线搭桥，从香港古玩市场购回1200余枚楚简古书，据有关专家推测，可能来自著名的荆门郭家岗墓地。
2007年年初，湖南大学在张光裕的协助下，又从香港文物商手里购买下2098枚秦简，内容包括律令和法律文书、案例、占梦书、算术书4大方面。
“我们在一枚属数术类古书的竹简上发现了孝景元年年号，可见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不会早于汉武帝。
”朱凤瀚说，“而全部竹简中未见其他西汉时期帝王年号。
从书体看，字体已经接近成熟的汉代隶书，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中近于秦隶的西汉早期隶书有明显差距，但与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比，笔法仍显古朴，所以能大体判断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在武帝时期。
访谈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15：陈侃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
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陈侃理，1982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出土文献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秦汉魏晋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著有《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参与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的整理工作，发表的论文有《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序数纪日的产生与通行》、《〈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汉代二千石秩级的分化——从尹湾汉简中的“秩大郡太守”谈起》、《秦汉的岁星与岁阴》等。
01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没有系统学过文献学，古文字更是不入门。
这个访谈大概是需要有人来“掺沙子”，调节调节气氛。
那就谈些在门外徘徊的感受好了。
念研究生时，兴趣主要在思想文化史，特别关心它跟政治的关系，研究的时段最初是魏晋南北朝，后来慢慢前移到秦汉时期。
对我来说，出土文献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古文字是解读史料需要克服的障碍，有时也隐伏着解决问题的线索。
当时，主要是“引用”一些出土文献，很少看图版，对古文字学（按照传统的看法，秦汉文字也算不上古文字）可以说毫无了解。
对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倒是很早就有兴趣。
北大的中古史传统强调文献基础扎实。
研一上《通鉴》读书课，导师陈苏镇先生说，读书不能坐着不动，要经常站起来查书，查相关史料，也查字典，不会念、不会解释的字一个也不要放过。
那年又适逢乔秀岩老师来北大，开课讲读《说文》段注。
这样的课在历史学系可以说是“异类”，真是给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出土戰國秦漢簡牘典籍的史料特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㊀楊博内容提要㊀對出土戰國秦漢簡牘典籍史料特點的認識ꎬ是開展史學研究的必要前提ꎮ雖然出土典籍的發現具有不完善㊁偶然性等局限ꎬ但出土戰國秦漢簡牘不僅爲古史研究提供了由傳説時代至戰國中期的歷史發展脈絡ꎬ亦提供了戰國至西漢前期歷史大事的準確年表ꎮ在古史傳説㊁重要歷史人物㊁事件與評價等多方面ꎬ簡牘典籍也提供了新的關照視角ꎬ啓發研究者對古史叙述多元性的再思考ꎮ而解釋叙述多元所引發之抵牾的前提ꎬ是關注簡册文物本身所體現出的其在長期使用過程中所形成的諸項制度與習俗ꎮ出土簡册的研究是由文物至文獻的整體研究ꎬ是對簡册形制㊁分卷的出土區位關係與文獻内容的綜合考察ꎬ可作爲出土戰國秦漢簡帛文獻性質判定的重要手段ꎮ關鍵詞㊀簡牘典籍㊀史料特點㊀文物性㊀系統性隨着戰國秦漢簡牘的井噴式發現ꎬ簡帛學已成爲國際性的 顯學 ꎮ簡帛學學科體系與相關理論的構建ꎬ亦日益引起學界重視ꎮ擇其要者ꎬ如對 國際簡帛學體係的構建 ① 簡帛336①∗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出土簡帛文獻與古書形成問題研究 (１９ＺＤＡ２５０)和貴州省２０１９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 出土戰國秦漢簡牘典籍的史學研究 (１９ＧＺＧＸ２７)的階段性成果之一ꎮ發表在«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一組筆談即以此爲主題ꎬ涉及 中國簡帛學體系構建 簡帛學的知識系統與交叉學科屬性 東亚簡牘文化圈 日本古代木簡 和 邊境出土簡牘研究 等諸多論題ꎬ參見楊振紅«簡帛學的知識系統與交叉學科屬性»㊁尹在碩«東亚簡牘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㊁蔡萬進«中國簡帛學體系構建新論»㊁王元林«國際簡帛學視野下的日本古代木簡»及金秉駿«秦漢帝國的邊境:來自周邊的帝國觀 國際簡帛學視野下的邊境出土簡牘研究»ꎬ以上均載«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ꎮ學理論的總結與創新 ① 出土簡帛整理的理論與實踐 ②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ꎬ均取得了顯著進展ꎮ單就材質和内容本身來説ꎬ卜憲群先生即明確主張將簡牘學 包括在簡帛學的學科範圍之内 ꎮ③李學勤先生曾在«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９)»一書的 序 中指出 歷年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ꎬ依其本身性質ꎬ可劃分爲典籍和文書兩大類ꎮ ④自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發現以來ꎬ在戰國楚國故地ꎬ出土了大量的戰國秦漢時期的簡牘典籍ꎬ這其中既有關於思想文化和數術的珍貴典籍ꎬ又有對先秦史研究大有裨益的 書 類典籍ꎬ甚至還有專門的史著ꎬ由於它們没有經過後人輾轉傳抄ꎬ而較多地保留了古代典籍的原貌ꎬ使塵封多年的古代文明得以重現ꎬ成爲通往古代世界的時空鎖鑰ꎬ簡牘典籍的史學研究價值得以凸顯ꎮ綜言之ꎬ簡牘典籍的發現有助於還原古史記述内容ꎬ有助於厘清各種記述資料發生的真實情况ꎬ有助於理解記述資料形成傳世文獻和其他文本的過程ꎮ⑤筆者近年來也一直對簡牘典籍的史料價值有所關心ꎬ⑥故不揣淺陋ꎬ敢附諸位前輩時賢驥尾ꎬ專就簡牘典籍的史料特點做些初步討論ꎬ以供師友同好批評ꎮ一出土簡牘典籍的史料特點ꎬ主要考慮的原是其上所附着的文字内容ꎮ史料價值是 簡帛文獻學 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ꎬ目前所見戰國秦漢簡牘典籍ꎬ在 系統性 之時代接續與記述多元兩個層面表現出顯著特點ꎮ其一ꎬ縱向:時代的連續性ꎮ李學勤㊁裘錫圭等先生曾引陳寅恪先生的説法ꎬ大意是如果得到一幅古畫的很多殘片ꎬ要想復原它ꎬ想把每個殘片放到應有的位置上去ꎬ那就需要這幅古畫傳下來的摹本作依據ꎮ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關係ꎬ跟古畫殘片和古畫摹本的關係有337①②③④⑤⑥討論内容涉及 簡帛學理論構建 簡帛學的學科分支 以及 簡帛學的史料辨析 等諸多重要理論問題ꎬ參見胡平生«中國簡帛學理論的構建»㊁劉國忠«對於簡帛學建設的幾點思考»㊁蔡萬進«簡帛學的學科分支新論»及孫聞博«簡帛學的史料辨析與理論探求»等ꎬ以上均載«中國史研究動態»２０１６年第２期ꎮ«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亦曾發表一組筆談ꎬ主題即爲 出土簡帛整理的理論與實踐 ꎬ參見蔡萬進«出土簡帛整理的若干理論問題»㊁劉國忠«流散簡帛資料的整理及其學術價值»㊁劉國勝㊁王谷«楚地出土戰國秦漢簡牘再整理的學術反思»㊁張德芳«西北漢簡整理的歷史回顧及啓示»及宋少華«關於長沙走馬樓吴簡前期整理方法的觀察與思考»ꎬ以上均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ꎮ卜憲群:«簡帛學芻議»ꎬ«中國社會科學報»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日第３版ꎮ李學勤:«‹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序»ꎬ李均明㊁劉國忠㊁劉光勝㊁鄔文玲等«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９)»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ꎬ２０１１ꎬ２頁ꎮ參見拙作«楚簡帛史學價值淺議»ꎬ«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ꎻ«戰國楚竹書史學價值探研»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９ꎬ１－２頁ꎮ另可參見拙作«由篇及卷:區位關係㊁簡册形制與出土簡帛的史料認知»ꎬ 歷史研究的理論自覺 第四届青年史學家論壇 論文ꎬ上海ꎬ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５日ꎮ點相似ꎮ傳世文獻是經過兩三千年的傳承㊁淘汰ꎬ大浪淘沙後而存留下來的ꎮ雖然某些不爲後人所重視的文獻ꎬ如房中術㊁日書和某些數術㊁方技等大部分都佚失了ꎬ但是比較根本的㊁作爲我們民族思想基礎的東西ꎬ保留得還是比較多的ꎮ出土文獻在完整性與豐富性上與傳世文獻是無法相比的ꎮ在此意義上就出土文獻研究而言ꎬ傳世典籍以及歷代學者對傳世典籍的注釋㊁研究仍是基礎ꎮ①我們也應該承認出土典籍的發現存在不完善㊁偶然性等局限ꎮ郭店簡㊁上博簡㊁清華簡等文本有些可能是流傳有年ꎬ相對定型的作品ꎬ有些則是文章的草稿㊁講習材料等ꎬ可能是墓主爲了某一目的收集起來的ꎮ這就使得我們在利用過程中ꎬ難以把握文本整體ꎮ出土的偶然性使得這些文本能否反映當時的時代思想主流ꎬ是否可以代表當時中國的普遍認知ꎬ都是不得不認真考慮的問題ꎮ反之ꎬ將其作爲具有楚地特徵或者反映楚地之人有關歷史認知的資料是否合適呢?同樣是值得考慮的問題ꎮ②同時更值得注意的是ꎬ隨着新發現日增ꎬ目前所見的戰國秦漢簡牘典籍ꎬ在其所記述内容的時間上ꎬ其脈絡已逐漸清晰ꎮ出土戰國簡牘典籍在先秦史事研究上的史料特點ꎬ最明顯的一個表現就是其年代上的可接續性ꎮ上博簡«容成氏»的叙述時代跨度從容成氏等上古帝王開始ꎬ依序叙及堯㊁舜㊁禹㊁夏桀與商湯㊁商紂及周文王㊁武王ꎬ直至武王克商後ꎮ清華簡«繫年»則從武王克商等史事繼續講起ꎬ直到戰國前期的 楚聲桓王立四年 ꎮ這樣從«容成氏»到«繫年»ꎬ便確立了戰國楚簡牘典籍中有關先秦史事的時代脈絡ꎮ雖然上述二書於某些年代的史事記事未免疏闊ꎬ如以 湯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受作 等對編纂者不太關注的夏商史事予以略述ꎬ但是 書 類文獻如清華簡«厚父»«尹至»«尹誥»«傅説之命»等對這段歷史又有不少補益ꎬ衆多 語 類文獻更豐富了歷史細節ꎮ③史事梗概與細節的集合亦見於安大簡楚史類文獻ꎮ根據竹簡形制與字體風格ꎬ整理者將楚史類竹簡暫時分爲兩組ꎬ第一組３００多枚ꎬ似是一部較爲完整的楚國官修史書ꎬ簡文從 顓頊生老童 起到楚(獻)惠王 白公起禍 止ꎬ記載了楚先祖及熊麗以下至惠王時期各王的終立更替和重大歷史事件ꎮ第二組１４０餘枚ꎬ則是對細節的增益ꎬ簡文内容爲輯録楚國之重要史事ꎬ如 陳子魚内(入)陳ꎬ驛告枼ꎬ枼公見ꎮ春秋啇(適)三百歲 ꎬ涉及楚國與相關國家許多重大事件ꎮ④王震中先生曾指出ꎬ將«繫年»戰國初年的年代資料與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合觀ꎬ加以338①②③④裘錫圭㊁曹峰:« 古史辨 派㊁ 二重證據法 及其相關問題 裘錫圭先生訪談録»ꎬ«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４期ꎮ曹峰:«價值與局限: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ꎬ劉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６輯 簡帛文獻與新啓示 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ꎬ２００９ꎬ６９－１００頁ꎮ參見拙作«戰國楚竹書史學價值探研»ꎬ１８８頁ꎮ黄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ꎬ«文物»２０１７年第９期ꎮ傳世文獻的參證ꎬ亦可基本構成一個銜接戰國早㊁中㊁晚的史料年代序列ꎬ由此可在已有認識基礎上ꎬ就戰國年代問題展開新的探索ꎮ①近據 考古中國 重大研究項目組的報道ꎬ荆州龍會河北岸墓地Ｍ３２４出土的３２４枚戰國楚簡中ꎬ據該項目彙報人彭軍先生介紹ꎬ兩類簡書中有一類簡中出現文王㊁成王㊁穆王㊁莊王㊁共王㊁康王㊁靈王㊁平王㊁昭王㊁惠王㊁簡王㊁聲王等１２位楚王諡號ꎬ不僅與«史記 楚世家»所載楚王世系相符ꎬ②而且是繼清華簡«楚居»㊁安大簡楚史之外ꎬ又一份可靠的春秋戰國時期楚王世系與年代譜系ꎮ同屬 考古中國 重大研究項目ꎬ荆州胡家草場墓地Ｍ１２出土的西漢簡牘主要内容包括曆譜和編年記ꎮ據該項目彙報人李志芳先生介紹ꎬ曆譜簡有兩種ꎬ分别在其首簡的簡背上書寫有篇題«曆»和«日至»ꎮ«曆»簡１００餘枚ꎬ記載了從漢文帝後元四年(前１６０)起ꎬ下推至公元前６４年之間的每月朔日干支ꎮ«日至»簡１０２枚ꎬ記載了從漢武帝建元元年(前１４０)起ꎬ下推至公元前４１年之間的冬至㊁立春㊁春分㊁立夏㊁夏至㊁立秋㊁秋分㊁立冬之日的干支ꎮ編年記簡７０枚ꎬ記載秦昭王至漢文帝時期的國家大事ꎬ每年一簡ꎮ所記内容與傳世文獻記載基本相符ꎬ僅有少量歧异ꎬ如１９號簡 卅二年ꎬ行在楬石 ꎬ«史記 秦始皇本紀»作 三十二年ꎬ始皇之碣石 ꎻ簡文 楬 ꎬ«史記»作 碣 等ꎮ③睡虎地秦簡整理者曾提到ꎬ睡虎地秦簡«編年記»ꎬ與«史記 秦本紀»«六國年表»多有重合ꎬ而後者依據的是秦國史«秦記»ꎮ④學者從«秦記» 一年一事 的面貌推想ꎬ楚國可能也有一份類似的 楚記 ꎬ每年選擇一件最具代表性的大事記録下來ꎬ格式或如 王七年ꎬ大司馬昭陽敗晋師於襄陵 ꎮ⑤這樣看來ꎬ簡册所記的 一年一事 似應爲戰國秦漢時期的較普遍的政府行爲ꎬ亦提供了戰國秦漢時期歷史大事的準確年表ꎮ其二ꎬ横向:内容的多元性ꎮ出土戰國秦漢簡牘典籍構建了較完備的從古史傳説時期至西漢年間的年代譜系ꎬ體現出史料 系統性 的縱向即時代的連續性特點ꎮ在這漫長的時間跨度中ꎬ所記述史事内容的多元性ꎬ亦不容忽視ꎮ由新出簡牘典籍所見ꎬ 語 類文獻在春秋戰國時期非常流行ꎮ關於同一人物㊁同一事件記述不同的版本可能很多ꎮ前述上博竹簡«容成氏»叙述古史傳説時期的内容可以大致分爲三部分:一是講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ꎬ二是講堯之前的一位古帝王ꎬ三是講堯㊁舜㊁禹的事迹ꎮ339①②③④⑤王震中:«‹戰國王年問題研究›序»ꎬ熊賢品«戰國王年問題研究»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ꎬ２０１７ꎬ３頁ꎮ翟群:« 考古中國 發布四項重要成果 荆州龍會河北岸墓地出土３２４枚戰國楚簡 爲西周初年重大史實提供佐證»ꎬ«中國文化報»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第８版ꎮ翟群:« 考古中國 發布四項重要成果 荆州胡家草場墓地出土４５４６枚西漢簡牘 我國單座墓葬出土簡牘數量之最»ꎬ«中國文化報»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第８版ꎮ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ꎬ北京:文物出版社ꎬ１９９０ꎬ３頁ꎮ薛夢瀟:«早期中國的紀時法與時間大一統»ꎬ«社會科學戰綫»２０１８年第２期ꎮ其重要意義首先在於體現了戰國時期古史傳説中古帝王系統的多樣性ꎮ傳世文獻中常見的可與夏商周三代相比較的 古代社會 大致有兩種模式:一種認爲夏商周三代是直接由 大道爲公 的 至德之世 發展而來的ꎻ另一種則認爲夏商周三代是由堯舜時代發展而來的ꎮ«容成氏»簡文中的模式則是綜合二者而來的ꎬ容成氏 ң堯舜ң夏商周三代與«淮南子 本經訓»中敘述上古時期的模式類似ꎮ可見ꎬ一方面這是有别于炎黄古史傳説體系的另一類體系ꎮ另一方面ꎬ«莊子»與«淮南子»雖然成書年代不同ꎬ但從地域上來看ꎬ都屬於楚地ꎬ而«容成氏»也是楚地出土的文獻ꎬ這些恐怕不能説是巧合ꎬ似乎暗示着古史傳説系統的地域性ꎮ①«容成氏»簡文再次證明大一統的五帝系統實非史實ꎮ裘錫圭先生即曾指出ꎬ«容成氏»的部分簡文ꎬ雖然竹簡殘損較嚴重ꎬ但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五帝德»所説的那種五帝系統ꎬ這對顧先生的説法是有利的ꎮ顧先生當年提出的這一説法是根據對傳世文獻的分析得出的ꎬ現在得到了出土戰國文獻的印證ꎻ②而且也爲我們瞭解更早的古帝王系統(或是同五帝系統并存的另一套系統)的傳説ꎬ以及推知五帝系統的形成年代和淵源都提供了新資料ꎮ③北大漢簡«趙正書»的部分記載與«史記 李斯列傳»«蒙恬列傳»同源ꎬ但另一些記載却與«史記»迥异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趙正書»以胡亥繼位爲秦始皇臨終欽定ꎬ而非趙高㊁李斯密謀後矯詔詐立ꎮ④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９號古井發現的簡牘ꎬ記録的秦二世胡亥即位後的文告ꎬ其意亦在强調繼位的合法性ꎮ⑤兩種叙述的异同ꎬ不僅反映出漢初對秦代歷史存在不同的認識ꎬ⑥而且反映出歷史記述的多元特點ꎮ這種記述的多元特點ꎬ日益引起學界對出土文獻可信性的鑒定與思考ꎮ⑦不惟胡亥即位的合法性ꎬ李斯是秦代興亡的親歷者和見證者ꎬ«趙正書»通過李斯的三次奏言塑造了李斯的忠臣形象ꎬ而司馬遷却以李斯的五歎六説爲綫索ꎬ記述了李斯一生際遇ꎬ在肯定李斯輔佐秦始皇成就帝業的同時ꎬ也對李斯提出了嚴苛的批評ꎬ否定了李斯的忠臣340①②③④⑤⑥⑦此外如 禪讓 九州 三楚先 楚王形象 等ꎬ出土典籍均啓發了其各自存在不同系統的新思考ꎮ如«容成氏»中所見 九州 亦有助於瞭解 九州 記述的系統多元性ꎬ反映了當時不同地域對 天下 格局的具體認知ꎮ參見拙作«戰國楚竹書史學價值探研»ꎬ１８８－２０１頁ꎮ參見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説»ꎬ收入其著«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ꎬ２００４ꎬ３０頁ꎮ朱鳳瀚:«新發現古文字資料對先秦史研究的推進»ꎬ«中國社會科學報»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第５版ꎮ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三)»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５ꎬ１９０頁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㊁益陽市文物處:«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掘簡報»ꎬ«文物»２０１６年第５期ꎮ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 歷史記憶的戰争»ꎬ日本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２６卷ꎬ京都:朋友書店ꎬ２０１６ꎬ２５－３８頁ꎮ陳偉:«試説簡牘文獻的年代梯次»ꎬ李宗焜主編«第四届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出土材料與新視野»ꎬ臺北: 中研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ꎬ２０１３ꎬ４９３－５００頁ꎻ孫家洲:«兔子山遺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書›與‹史記›紀事抵牾釋解»ꎬ«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ꎮ形象ꎮ①在孔門弟子數量問題上ꎬ 七十子之徒 最爲常見ꎮ由於 七十 只是一個概數ꎬ又有七十二㊁七十七兩種不同的説法ꎬ它們并存於«史記»之中ꎮ在«孔子世家»中作 七十二 ꎬ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則爲 七十七 ꎮ海昏侯墓所出孔子衣鏡文ꎬ亦爲 七十七 之數ꎬ論者或指出ꎬ七十七人的數字是靠«弟子籍»統計出來的ꎬ七十二則只是一種官方認可的流行數字ꎮ②以上種種似均可反映出新出簡牘典籍所引發對古史叙述多元性之再思考ꎮ二對古史記述多元性的再思考ꎬ近年來已成爲學界熱點話題ꎮ其犖犖大端ꎬ可觀者有二ꎮ其一ꎬ關注戰國秦漢時期文獻的流傳方式ꎮ其二則是關注文本的書寫ꎮ前者可以«詩經»爲例ꎮ阜陽漢簡«詩經»多通假字㊁假借字的特點ꎬ既不與今本«毛詩»相類ꎬ亦與魯㊁齊㊁韓三家有别ꎬ似乎是流傳在楚地的另一詩學流派ꎮ安大簡«詩經»是目前所能見到的«詩經»最早版本ꎮ與«毛詩»相比ꎬ簡本«詩經»出現了 侯六 ꎬ所屬六篇詩«毛詩»中則歸«魏風»ꎮ學者或推測 侯六 爲晋詩ꎬ原本可能是晋國的一個抄本或摘編本ꎬ流傳到楚國後ꎬ由楚人將其重新抄寫ꎮ③後者則啓發學界有關史事記述之文本生成的研究ꎮ如前述古史系統ꎬ學者曾提出周人的古史系統有三次建構ꎮ在歷次建構過程中周人逐步將祖先的時代提前ꎬ終以黄帝爲祖ꎬ形成了一個以炎黄爲中心的複雜的古史系統ꎮ此後戰國時期的諸侯國與諸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ꎬ從而使黄帝一元的古史系統影響最大ꎮ④而新見 語 類文獻同一人物㊁事件的版本有好多種ꎬ又可推廣爲與新出 語 類有關涉的史事記載存在同一主題㊁同一事件㊁同一人物的重複情况ꎬ且這些重複情况之間还存在不小的差异ꎮ這就需要考慮 語 類史書單篇與整體的撰述背景㊁寫作意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ꎮ如上博簡楚 語 ꎬ«鄭子家喪»爲楚莊王没有在鄭子家弑君當年就發兵討鄭尋找理由㊁«昭王毀室»贊揚昭王德政㊁«申公臣靈王»表彰楚靈王的政治風度等ꎬ都會作爲彰顯 先王之明德 的材料爲貴族子弟所學習ꎬ正合乎申叔時所論 教之語ꎬ使明其德ꎬ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 ꎮ⑤341①②③④⑤曾磊:«試談‹史記 李斯列傳›與‹趙正書›對李斯形象的塑造»ꎬ«古代文明»２０１８年第１期ꎮ王剛:«海昏侯墓 孔子衣鏡 所見孔門弟子問題初探»ꎬ«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ꎮ夏大兆:«安大簡‹詩經› 侯六 續考»ꎬ«北方論叢»２０２０年第１期ꎮ李鋭:«上古史新研 試論兩周古史系統的四階段變化»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６年第４期ꎮ參見拙作«試論新出 語 類文獻的史學價值 借鑒史料批判研究模式的討論»ꎬ«圖書館理論與實踐»２０１６年第２期ꎮ當然ꎬ在實際研究中ꎬ對於不同記述與不同問題的認識ꎬ往往見仁見智ꎮ楊華先生即曾認爲墓葬中之所以出土大量的典籍ꎬ原因實在於 書 的性質ꎬ其大多是舉喪時臨時抄寫的文本ꎬ喪家可能并不在意入葬文本的性質和完整性ꎬ這也是出現重複文本㊁摘抄選編㊁補綴書寫㊁空白簡等現象的原因ꎮ①所論并非毫無根據ꎬ但是换一種視角來看ꎬ簡册文物本身體現出的簡帛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形成的各項制度與習俗ꎬ即體現出簡牘典籍 文物性 的史料特點ꎮ據上引蔡萬進先生有關簡帛學學科分支的論斷ꎬ有簡帛文化學㊁簡帛文獻學和簡帛文物學ꎮ因爲出土簡帛本身既是一種古代文化遺物ꎬ同時又是一種寶貴的歷史文獻和考古發掘出土的珍貴文物ꎬ這種劃分 更符合當下出土簡帛研究實際和出土簡帛自身屬性内在邏輯ꎮ ②這種由簡册文物本身所體現出的考古學特性ꎬ似應是史學研究的前提ꎮ第一ꎬ簡册的形制ꎮ郭店楚墓竹簡所出«老子»三種ꎬ其中«老子»(甲本)ꎬ其抄寫用簡的形制ꎬ從簡長㊁編繩數量與間距看ꎬ更與«緇衣»«五行»相近ꎬ照後世理解ꎬ此兩篇文獻似應爲儒家基本典籍ꎬ較之同墓所出其他儒㊁道家典籍更爲重要ꎮ故周鳳五先生指出«老子»(甲本)是一部經過戰國儒家學者改編過的ꎬ淡化了宇宙論與形而上色彩ꎬ是一個儒家化甚至子思學派化了的道家經典ꎮ③清華簡«保訓»中有 惟王五十年 ꎬ該篇中稱武王 發 ꎬ可知此處的王是指文王ꎬ或以爲此即是文王稱王的堅實依據ꎬ印證了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就已經稱王ꎻ④或認爲文王受命是文王接受商王室的册命ꎬ 册周方伯 惟王五十年 是後人的追記ꎮ⑤其實ꎬ解决雙方争訟的關鍵ꎬ清華簡簡册本身的形制ꎬ已經給出了可能的答案ꎮ«保訓»２８.５厘米的簡長與«金縢»«皇門»等典型 書 類文獻４５厘米上下本身即存在顯著差异ꎬ暗示出其并非 書 類ꎬ故對其所記内容需要辨證考慮ꎮ肖芸曉先生亦曾根據背劃綫㊁竹節等形制信息ꎬ指出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與«尹至»«尹誥»應原本編連爲一册ꎬ從而進一步解釋«赤鵠之集湯之屋»簡１２ 棼棼恂恂 ㊁«尹至»簡１ 越今昀昀 與«吕氏春秋 慎大»篇 紛紛分分 等應互爲异文ꎬ均爲恐懼之意ꎮ⑥故劉光勝先生據之討論«赤鵠之集湯之屋»爲«書»類文獻的可能ꎬ并由此對清華簡 書 類文獻342①②③④⑤⑥楊華:«中國古墓爲何隨葬書籍»ꎬ徐剛主編«出土文獻:語言㊁古史與思想»(«嶺南學報»復刊第１０輯)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８ꎬ１８７－２０９頁ꎮ蔡萬進:«簡帛學的學科分支新論»ꎬ«中國史研究動態»２０１６年第２期ꎮ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ꎬ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ꎬ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０ꎬ５４頁ꎮ劉國忠:«周文王稱王史事辨»ꎬ«中國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ꎻ劉國忠:«清華簡‹保訓›與周文王事商»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ꎮ劉光勝:«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整理研究»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６ꎬ１２２－１２５㊁１５９－１７０頁ꎮ肖芸曉:«清華簡簡册制度考察»ꎬ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ꎬ２０１５ꎬ５８－６４頁ꎮ與儒家«尚書»分屬不同傳流系統展開論證ꎮ①北大秦簡«祠祝之道»的内容是祭祀的操作方法與祝禱之辭ꎬ牘一言明此爲 祠祝之道 ꎮ該篇簡㊁牘合編的情况ꎬ尚未見於其他秦簡ꎬ且祠祝書單獨分出一類ꎬ在秦簡中也是比較特别的現象ꎮ这一信息不僅增進了我們對不同類型簡㊁牘之間關係和用途分工的瞭解ꎻ而且由不同形制簡牘編連在一起的情况ꎬ提出不同形制和材質簡牘與其所書内容的性質是否有特定的組合關係等新問題ꎮ②對上述問題的清醒認識ꎬ似應是研究簡册所記載文獻内容的前提ꎮ第二ꎬ簡册的區位與疊壓關係ꎮ陳侃理先生認爲出土簡册復原的目的ꎬ是恢復隨葬時的編連順序ꎮ復原時除考慮竹簡本身的形制外ꎬ編绳和出土位置關係等客觀因素亦不容忽視ꎮ形制相同㊁編痕契口對應㊁出土位置相鄰的兩組簡册ꎬ即使未發現内容上的關聯性ꎬ也應復原爲同一卷册ꎻ如果兩組簡册形制迥异ꎬ編痕契口不能對應ꎬ出土位置相隔甚遠ꎬ即便内容密切相關ꎬ仍不可能屬於同一卷簡册ꎮ過去對睡虎地秦簡«語書»的復原ꎬ主要是基於其與«南郡守騰文書»在内容上相似相關ꎬ而忽視了客觀因素上的諸多反證ꎬ誤將本不相連的兩者合爲一篇ꎮ同時 爲吏之道 分欄抄寫的特殊形式也産生誤導ꎬ使整理者將這部分獨立爲一篇ꎮ故«語書»與«南郡守騰文書»原來并非同篇ꎬ而應編連在所謂 爲吏之道 後ꎮ簡背的 語書 二字ꎬ應涵蓋 爲吏之道 在内ꎬ是全篇的自題ꎮ由此來看ꎬ過去所謂的«爲吏之道»實際上應該是«語書»的一部分ꎮ由此對«語書»(原 爲吏之道 )及王家臺«政事之常»㊁嶽麓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㊁北大秦簡«從政之經»等篇的討論ꎬ方能奠定科學的史料基礎ꎮ③北大秦簡㊁海昏漢簡等保存良好的簡牘典籍ꎬ存在丰富的分卷共存與疊壓關係ꎮ由此似可發現簡册的分卷疊壓關係與其所書寫之内容存在密切聯繫ꎮ海昏漢墓簡牘中ꎬ如醫書㊁數術 易占 六博 等在同一竹笥内相鄰放置ꎬ«論語»«大戴禮記»«禮記»等與孔子有關的典籍也存在疊壓關係ꎮ由於簡牘正處在修復保護進程之中ꎬ④下面簡要以北大秦簡爲例具體闡明ꎮ根據實驗室考古發掘簡報ꎬ北大秦簡在入藏時基本保持了出土時的原始狀態ꎬ在室内揭剥清理時簡册還保存着成卷的狀態ꎬ共清理出十卷竹簡ꎮ其中卷七㊁卷八兩卷 田書 簡册ꎬ與卷ʻ㊁卷二㊁卷三㊁卷四㊁卷五等卷存在疊壓關係ꎮ上述文獻内容ꎬ卷ʻ爲«三十一年質日»ꎬ343①②③④劉光勝:«同源异途:清華簡‹書›類文獻與儒家‹尚書›系統的學術分野»ꎬ«中國高校社會科學»２０１７年第２期ꎮ此於２０１９年７月蒙田天先生見告ꎬ筆者謹致謝忱!陳侃理:«睡虎地秦簡 爲吏之道 應更名 語書 兼談 語書 名義及秦簡中類似文獻的性質»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㊁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６輯ꎬ上海:中西書局ꎬ２０１５ꎬ２４６－２５７頁ꎮ參見拙作«給海昏簡牘 治病 »ꎬ«人民日報»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第５版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