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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语调值的演变兼与普通话比较从广义来说，华语包括了东南亚华语与北美华语两大片。
本文主要讨论代表东南亚华语的马来西亚华语，因为马来西亚是华人最集中的国家之一。
[1]在马来西亚，华语顾名思义是华人的语言，被视为华人的通语，其地位正如普通话在中国的地位。
除了华语，华人还广泛地使用原自广东、福建的各种方言：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潮州话、福州话、海南话。
[2]我们对马来西亚华语范畴的界定与中国方言学界所指略有不同：福建话指的是以泉漳片为主的闽南方言，广东话是指以广府片为主的粤方言，客家话是粤台片为主的客家方言，潮州话指的是以潮汕片为主的粤东闽南方言（又称潮汕方言），福州话是指以侯官片为主的闽东方言，海南话是指以文昌片为主的海南闽南方言（或琼文区闽语）。
这些方言作为华人的地道母语，在语音系统上一直深深影响着以北方话为标准的华语。
随着全球一体化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密切交往，华语正全面接受普通话规范的影响，使华语的地位处于“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博弈。
这种影响的趋势发展有三种可能：1.华语与普通话完全趋同，普通话最终取代了华语成为华人的通语。
2.华语自觉地建立自己的标准规范，成为与普通话平行的华人通语。
3.处于第1与第2之间，无论是趋同的过程中或在建立自己的规范标准中，最终成为普通话的次方言。
本文主要从马来西亚华语语音系统中的调值演变来考察这三种趋势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语音是比较保守的，而从调值演变来看华语则更能看到其自身的特点。
自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普通话的定义①后，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基本上是封闭的。
马来西亚华语一直没设定自身的语音系统，基本上以中国的标准语的标准为标准，但其语音系统相对于普通话来说是比较开放的。
尽管在声调系统上接受普通话的四声系统（阴阳上去），但在调值上实际上与普通话保持距离：华语的阳声调内部虽然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33调与44调之间波动，与普通话高亢的55调有显著的差异，明显受到方言阴平调的影响：除了广东话的阴平调值是55调，其余方言的阴平调值都是33或44调，所以综合影响了华语的调值，导致在广东话盛行的吉隆坡地区，华语阴平调的实际调值也是44调。
浅谈马来西亚多语环境对当地华语传播的影响作者：徐丽丽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0期徐丽丽（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摘要：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各种族在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及语言习惯的同时，又互相融入，互相影响，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多语环境与多元化文化氛围。
这种独特的语言环境及氛围在教育政策上、语言本体的异变中、提供语言应用服务领域等方面对当地第二大族群语言——华语在当地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马来西亚；多语环境；华语传播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0-0209-03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据其2012年官方数据统计，在该国约2900万的人口中，马来族占55%，华族占24%，印度人5.3%，其他民族5.7%。
各种族在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及语言习惯的同时，又互相融入，互相影响，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多语环境与多元化文化氛围。
在马来西亚，华族是仅次于马来族的第二大族群，数量较大的族群基础加之特有的民族观念，为华语在当地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多元化的政治文化体系也使其发展同时面对着诸多干扰，这些内外因的相互角逐对华语在当地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多语环境下的教育政策对华语传播的影响马来西亚是目前除中国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及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
据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马现有华文小学1290所，华文独中60所，华文大专院校3所（南方学院、韩江学院、新纪元学院）。
除此之外，还有153所国民小学提供交际华文课程，78所国民改制型中学设有华文必修课程，24所寄宿中学向马来学生提供华文课程，16所师范学院开办中小学中文教师培训课程，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国民大学等国立大学也设有中文系，其中马来亚大学还设有中国问题研究所。
”①这样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华语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嘛嘛档”一词探讨马来西亚华语的语言融合现象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马来西亚华人长期在多元语言环境下生活，其民族共同语——华语，也融入了英语、马来语与汉语方言等语言要素，形成了独特的汉语变体——马来西亚华语。
本文以马来西亚华语中的一个外来词——“嘛嘛档”为例来探讨马来西亚华语的语言融合现象。
标签：马来西亚华语“嘛嘛档” 借词语言融合一、什么是“嘛嘛档”？“嘛嘛档”源自马来语的“Gerai Mamak”。
“Gerai”是马来语里“小摊位”的意思；“Mamak”是马来西亚对淡米尔裔穆斯林的俗称。
“Gerai Mamak”指的是由马来西亚淡米尔裔穆斯林所经营的饮食档。
基于伊斯兰教教义以及印裔社群的社会习俗，“嘛嘛档”并不提供猪肉及牛肉类食物而是提供印度料理及融合了马来西亚特色的食物，比如印度煎饼、炒面、炒饭、拉茶等。
传统的“嘛嘛档”是在路边摆摊经营的，环境简陋、价格便宜。
因为“嘛嘛档”的食物物美价廉，风靡了整个马来西亚。
许多新生代的“嘛嘛档”一改路边摊的经营方式，改为餐馆或咖啡屋式的经营。
尽管如此，这些新生代“嘛嘛档”依然在走廊或街道上设制一个能够露天用餐的地方。
新生代的“嘛嘛档”以价格实惠、全年无休、二十四小时全天经营为特色，大部分还有大屏幕电视或投影机让顾客观看体育赛事。
“嘛嘛档”可以说是马来西亚餐饮业的特色，也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马来西亚著名歌手阿牛陈庆祥就有一首歌叫《MAMAK档》，歌曲唱出了“嘛嘛档”在马来西亚人日常生活里的重要地位。
二、“嘛嘛档”成为马来西亚华语词汇本文通过东南亚主要华文媒体语料库，搜集了“嘛嘛档”在马来西亚华语里的使用。
语料来自马来西亚的马新社中文网、《光华日报》电子新闻、独立新闻在线、韩视新闻中心、《亚洲时报》。
我们检索出到59个用例，以下为其中3个例句：（1）可可产品越来越受欢迎，从饮料到食品，它几乎和人们的生活分不开。
比如在我国，由可可提炼出来的“MILO”便是嘛嘛档的主要饮料。
马来西亚华语以“了”（liao）充“了”（le）现象研究黄立诗
【期刊名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7
【摘要】马来西亚高频使用的方言(福建话)里“了”( liao)具有普通话“了1”和“了2”的语法功能。
因此，马来西亚华人习惯把“了1”和“了2”读作“liao”，是因为和福建话长期接触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变异现象。
【总页数】2页(P99-100)
【作者】黄立诗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北京1008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749
【相关文献】
1.海外华语电视的中华文化表达策略——以马来西亚华语文化节目《籍宝乡》为例[J], 彭雨晴
2.马来西亚本土华语教材词汇编写研究\r——以《华语入门》为例 [J], 杨咪
3.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社区与华语传承 [J], 姚敏
4.论华语与普通话词汇的隐性差异
——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例 [J], 刁晏斌
5.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语社区与华语传承 [J], 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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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语言的“马赛克现象”作者：钱伟陈怡君来源：《现代语文》2021年第02期摘要：马来西亚是一个族群多样、文化多元的国家，其主要语言有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等。
马来西亚的具体国情和历史背景造成了该国开放、宽松、包容的多语环境，进而产生了日常交际中复杂的“语言马赛克”现象，主要表现在词语借用、语码混用、语言变异等。
这种现象既是多元文化属性的重要表现，也是多种语言接触的自然结果。
关键词：语言接触;词语借用;语码混用;英语变体;语言融合一、引言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族群、多语言的国家。
全国总人口3268万，人口最多的三个族群分别是马来人（69.1%）、华人（23%）和印度人（6.9%），其他族群仅占1.0%。
各族群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中，马来人的语言为马来语（Malay language），也是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华人的母语为华语及粤、闽、客（Cantonese dialect，Hokkien dialect，Hakka dialect）等方言，印度人大多使用泰米尔语（Tamil language）。
英语则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族际语。
英语在马来西亚的通行与该国的近代历史密切相关。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人来到东南亚，统治了马来西亚一个多世纪。
在殖民时期，英语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①，马来语通过立法被定为国语，但由于英语环境的存在及英联邦国家身份，国会规定十年内英语仍为官方语言，继续在政府系统、工商部门、教育行业等重要领域使用。
多元文化和多语社会的国情催生出马来西亚一种独特而普遍的语言现象，即在日常口语交际时，不管哪一族群，不管说的是马来语、华语（方言）还是英语，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语言混杂现象，即“语言马赛克（language mosaic）”现象。
这是多语社会中各种语言长期并存与融合的反映，也是人们为方便交际而自然养成的语言习惯。
二、马来西亚的语言交融（一）词语借用（word borrowing）1.马来语的词语借用马来语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不断地从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语言中借用词汇。
华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华语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一、前言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其语言政策是以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为官方用语，其中英语使用的最为广泛。
在学校语言教育中，也配合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推行双语教育，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新加坡人基本上能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进行日常交际。
因此，在日常交际中，避免不了频繁出现的语码转换的现象。
在新加坡华人日常生活中，语码转换现象中出现最多的是华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就华语和英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1）形成新加坡华语语码转换的原因，（2）新加坡华语中语码转换的类型特征，并从语码转换在教学上的应用这个角度来探讨华语在新加坡的发展前景。
二、形成新加坡华语中语码转换的原因形成新加坡华语中语码转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语言环境的影响和交际需要。
1、社会语言环境语言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新加坡的官方用语有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但是英语在政治、经济、科技、法律、行政等公共领域的强势语言，在公共场合和行政机构等正式场合，英语都是主导语言。
有调查研究指出，在华人家庭用语中，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倾向于使用英语，讲华语的家庭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在学校教育中，英语是除了母语教学外的其他学科的教学媒介语，而华语只是华文这一学科的教学媒介语。
这造成了新加坡华人英语和华语的发展水平不一，即英语水平高于华语水平。
因此，许多年轻华人因为华语词汇有限和语文能力不足，但又为了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只好在交际活动中使用华语和英语互相掺杂的形式。
2、交际需要（1）一种语言中缺乏某一特定词汇或某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运用广泛（Grosjean:1982）。
例：今天我们去Kuishin-bo吃日本料理吧！Kuishin-bo是一间日本料理店的店名，它没有中文名称，所以说话者需要用原名。
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啦”的情感表达语气词是现代汉语中语气表达的重要手段，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啦”在马来西亚华人圈的日常交际中频繁出现，每个声调的“啦”会根据语境和情感表达不同的意思。
本文主要分析不同声调的语气词“啦”在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所表达的情感。
标签：马来西亚华语“啦” 情感用法“马来西亚华语”亦称“马式华语”，基本上是以中国大陆的汉语规范为基础。
在马来西亚，华人圈里的日常交际中会使用各种不同的语气词，如“啦、吗、呱、吧、啊、噢”等，其中使用最频繁的是“啦”。
在马式华语中，每个声调的语气词“啦”会根据语境和情感来表达不同的意思。
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根据“啦”来判断一个句子所要表达的情感。
一、语气词的定义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指出：“语气词常用在句尾表示种种语气，也可以用在句中表示停顿。
”依据所表示的语气的不同，语气词可以表达“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种语气。
齐沪扬在《语气词与语气系统》一书中指出：“语气词也有表达感情的功能。
”至于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则要依据具体的语境来进行判断。
语气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很灵活，可以用在句末，也可以穿插在句子当中。
马式华语口语中的语气词不仅数量多，而且还会因声调的不同而表达不同的语义。
本文将初步探讨在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不同声调的语气词“啦”的情感用法。
二、阴阳上去声“啦”的情感用法在马式华语口语中，阴、阳、上、去声的“啦”都有各自的情感用法。
日常交际中的句子几乎都会带着语气词，它往往会因为说话人的表情和语气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一）阴声“啦”阴声“啦”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认错或安抚，二是表示即将进行的活动。
当一个人因粗心而做错事时会说：（1）不要生气啦，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
这句话带有认错的情感，做错事者会以轻声和低姿态来表达这句话，并特意把“啦”字读长音，以求得原谅。
当妈妈哄小孩吃药时会说：（2）乖啦，吃了药就会好得更快。
这句话带有安抚和哄骗的情感，大人会以轻声来表达句子，这样才会让孩子听了觉得舒服，从而乖乖听话。
马来西亚华语名词语义韵变异现象考察作者：李玉红方清明来源：《华文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02期[关键词]名词;马来西亚华语;普通话;语义韵[摘要]与普通话相比，马来西亚华语名词一定程度上存在语义韵變异现象，如抽象名词“论调、气焰、野心”除了具有消极语义韵特征，还具有中性语义韵特征。
普通话中“事迹”只具有积极语义韵，而马来西亚华语里“事迹”则包含积极、中性、消极三种语义韵。
马来西亚华语指人名词“分子”的积极语义韵比例远远高于普通话。
“人士”的消极语义韵为普通话所无。
政治类名词“党魁、政客、领袖”也存在语义韵变异情况。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174（2019）02-0049-080.引言马来西亚华语作为重要的区域华语，当下已经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前人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都有探讨，但还留有空间，对差异和特色的描写依然是当前海外华语研究的重点。
相当一部分华语研究论著都很注重词语褒贬义的描写，例如郭熙（1989）注意到“爬升”在内地常用做贬义，而在港台为中性词。
苏金智（1994）认为“扩张”在大陆是贬义词，在港台是中性词。
周清海、萧国政（1999）指出普通话里“呱呱叫”用于“形容极好”，而新加坡华语里还有“意见很大”和“大吵大闹或声音过大，影响他人”两个意思。
“遣送、一小撮”在普通话里是贬义的，而在新加坡华语里却是中性的。
周烈婷（1999）指出普通话里“作用”在没有修饰语时常表示“积极作用”，而在新加坡华语里却可以表示“负面作用”。
陈雪银（2007）探讨了“鼓吹”和“窝心”在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中的词义和语义韵差异。
黄妙芸（2010）指出马来西亚华语里“设计”另有“陷害”义，“对付”另有“严厉惩罚或处分或追究”义;“聆听、亲临”在普通话里为褒义词，而在马来西亚华语里为中性词。
黄华迎（2014）指出马来西亚华语里“不劳而获”可以有褒义用法，“炮制、倾巢、一小撮”等有中性用法。
马来西亚华语与汉语同义异形词对比研究马来西亚华语是汉语的海外分支，语言架构与汉语大致相同但却有着自身特色。
作者以观察语用、搜集语料、面访驻广州马来西亚留学生等方式，对“厉害”“书记”“土豆”三组词语做出客观分析，希望把两国词语异同比较研究引向深入，为汉语国际教育提供帮助。
标签：马来西亚华语汉语同义异形词调查研究法一、引言“马中同形异义词”是指在马来西亚华语中，汉语发音与汉字字形完全相同（同音同形），但其语义却存在不同程度差異的词语。
该同形异义词主要由三种类型组成：词的义位增多（词义增多）；词的义位减少（词义减少）；词的使用方法改变，出现词义不同状况，与使用者与不存在任何关系，或者即使察觉到了，也会在用词时刻意作出区分，用其他词来代替（词义转移或不同）。
笔者在中国学习六年，期间发现，马来西亚学生在与自己同胞见面时均可用华语畅所欲言；但在与中国师生朋友交谈时，他们的汉语言表达能力，甚至心理状态却均产生了变化。
鉴于此，本文通过实地考察方式，访问了10位广州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读（2017）马来西亚留学生，发现受访者在学习（说）汉语时，个人表现与情况均大不相同。
其中5名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学习汉语时曾遇到或多或少的瓶颈，尤以马中异形同义词、马中同形异义词、华语特有（色）词三者情况较为突出。
此外，有3名受访者表示由于华汉语词汇用语的差异，会出现尽可能避免与中国人交流的情况，导致他们初到异域就加入了“马来西亚留学生圈”行列。
我们认为，同形异义词是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一个较为突出的原因，深入探讨、分析马中同形异义词，不但能使马来西亚留学生在学习、使用汉语时发现二者差异，更能让他们在汉语书写与交流时，增强汉语表达能力与自信。
二、基本状况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简称《现汉》）为例，本文研究的三组词语（“厉害”“书记”“土豆”）分别属于词义增多、词义减少、词义转移或不同的马中同形异义词。
我们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共112份，其中包括实地调查时使用网络平台作答的10份问卷，对象为10位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该（2017）马来西亚留学生。
国外语码转换研究的几个视角
何丽
【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29)1
【摘要】本文根据国外语码转换研究的成果,将语码转换研究归为四类:功能研究、结构研究、动因研究和研究方法,四个方面互有交又.回顾和梳理了相关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说和理论,最后指出了目前语码转换研究的不足.
【总页数】5页(P69-72,79)
【作者】何丽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8
【相关文献】
1.国外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以“社会公共安全”为视角 [J], 张扬;金品轩
2.国外语码转换研究的语法视角 [J], 刘娅莉
3.国外二语/外语课堂上教师语码转换研究述评 [J], 鲁修红
4.超语言视角下英语专业研究生课堂上教师语码转换研究 [J], 熊燕燕
5.家庭语言管理视角下的语码转换研究
——以电影《刮痧》为例 [J], 章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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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接触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研究的开题报告题目：多语接触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研究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全球化和移民潮的不断加剧，多语接触的状况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普遍。
在这种背景下，语言的转换和语码的变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其主要任务是探究多种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语言使用的变化规律。
而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拥有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和变异更加迅速和复杂。
据统计，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环境，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涉及着华语、马来语、英语，还有福建话、客家话等方言语言。
这也使得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使用和语码转换成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进行调查、分析，以揭示多语接触背景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情况，为马来西亚本地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借鉴。
研究内容：1. 马来西亚华人的多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 介绍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特征- 分析马来西亚华人的多语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2. 多语接触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情况分析- 探究马来西亚华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下语言使用方式的变化- 揭示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规律及其影响3. 影响马来西亚华人语码转换的因素探究- 从社会、心理、文化等维度探究影响语码转换的因素- 探究其所处社会环境对语言变异的影响4. 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和文化保护和传承建议- 从政策、教育、文化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和解决方案研究方法：本研究由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入手，主要采用以下方法：1. 调查问卷：选取马来西亚华人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收集数据，以保证数据的严谨性和可信度。
2. 访谈法：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取通过问卷无法获取的详实信息。
3. 实地观察法：调查人员将走进现场，观察并记录被调查者在不同场所和不同情境下的语言使用情况。
预期成果：本研究将从多维度分析多语接触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情况，形成深入系统的研究报告，为马来西亚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科学、有效的思路和立论依据。
学好普通话，走遍东南亚都不怕去了一趟东南亚，才发现东南亚华语真的是太太太太太太有趣了！跟着导游逛果园，导游全程用七拐八拐的语调拖着长音介绍：来看一下，左sou(三声）边第一棵似（是）三竹（山竹）树，立色（绿色）的似（是）芒果，外面的龙远（龙眼）就似（是）你们叫的贵远（桂圆）。
你们次不次（吃不吃）木奶果？次了木奶果两天以后胸部就会变小。
同行的男女老少被逗得哈哈大笑，导游的“怪味泰普”实在太魔性了，不出两天，全团的口音都像是被安上了弹簧。
在出发之前，泰语只会“萨瓦迪卡”、英语也不太灵光的上流君还在担心语言障碍，可到了那边才发现，用普通话和当地人交流，竟然也能游刃有余？除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语使用也非常广泛，其中“新马华语”还拥有自己的百度和维基词条。
据维基百科，使用“新马华语”的人数在800万左右，这比新加坡2017年561.2万的总人口数还要多。
part.1东南亚华语，味道是怪了点还记得在《非正式会谈》中，来自泰国和印度的混血“天乐”介绍自己时，称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鹅科医生”。
管杨迪叫“养地”，管大左叫“大jio”，凭借魔性口音和开朗性格，天乐稳坐节目的“搞笑担当”一角。
接下来让我们来欣赏视频《马来西亚青年茬架》：▲明明两个人的表情动作都很像是真的要打架，但我竟在屏幕前笑出了声是怎么肥四？？虽然东南亚人操着一口带有喜感的怪味华语，但细细琢磨还是能总结出一些他们的发音规律。
从语调上来看，东南亚华语最常混淆是四声和一声，“学校”在他们口中成了“学销”，“老师”被念成“老室”，平声仄声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于上青天。
在语言习惯上，东南亚华语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闽粤两地的语气助词以及方言用词的习惯。
具体说来，东南亚华语会引用闽南语（含潮汕话）中的个别用词，也会借用广东话中的助词和倒装句式。
视频中的“做莫”便是一个闽南语用词，是“干嘛”的意思。
除此之外，还有“趁采”（发音：qin cai），是“随便”的意思。
拼音转码对汉语二语听力理解水平的影响——来自路径效应分析的证据袁立婷;徐彩华【期刊名称】《华文教学与研究》【年(卷),期】2024()1【摘要】汉字不直接表音,汉语拼音转码水平对汉语二语听力理解的认知作用是汉语国际教育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本研究采用路径分析方法考察138名初、中、高汉语水平在华留学生拼音转码、汉字产出及汉语听力理解水平之间的关系,其中拼音转码测查包含了听觉、视觉两个通道的任务。
结果发现:(1)听觉通道的语音-拼音转码(听写拼音)比视觉通道的汉字-拼音转码(看汉字写拼音)容易些,两种转码成绩间有着深层关联;(2)两种拼音转码成绩均对汉语听力理解水平有显著影响,影响力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母语背景的调节,其中听觉转码在初、中级阶段均有显著影响,视觉转码的影响在中级阶段开始显著,两种转码影响在高级阶段开始收敛但仍对汉字产出成绩有显著影响。
在母语背景差异方面,汉字圈学生拼音转码对听力理解的影响更多受到汉字水平的调节,非汉字圈学生则主要是直接的听觉转码路径;(3)影响源分析发现,拼音转码对听力理解的影响主要来源于难点声韵母和声调成绩。
结果表明,拼音转码对汉语二语听力理解具有多路径的重要影响,作为二语的汉语拼音教学要保证一定的质量及持续性。
【总页数】11页(P34-44)【作者】袁立婷;徐彩华【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95;H125.5【相关文献】1.二语语篇理解预期推理在线研究——来自命名实验和矛盾句阅读实验的综合证据2.第二语言水平对双语者语言抑制能力的影响——来自英语–汉语单通道双语者和英语–美国手语双通道双语者的证据3.英语为母语者和英语为二语者在英语词目激活上的差异——来自语义和语音激发效应对于二语生成影响的证据4.双语者一语加工中的二语语义自动激活研究——来自同译效应的证据5.“边听边读”输入对汉语二语学习者阅读的影响——来自眼动的证据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语码转换的单码视角”看马来西亚的罗惹华语本文以Meeuwis & Blomaaert（1998）所提出的“语码转换的单码视角”（monolectal view），通过一项实证调查来考察马来西亚的罗惹华语。
在这一视角下，说话者使用的语码混用变体不是两种规范语码的混合，而是一種独立的语码。
同时，使用这种语码的说话人不一定是双语或多语者（bi/multilingual）。
通过针对马来西亚吉隆坡华裔青年日常华语口语（罗惹华语）所做的问卷调查，本文发现当地华人不一定掌握罗惹华语里所混用的所有语言;同时，罗惹华语是当地华语母语者日常生活中默认及无标记的语码选择，也是最自然的语言状态。
标签：马来西亚华语罗惹华语语码混用单码视角一、引言在多语环境下，人们依赖于不止一种语言;日常口语中使用某一语言时，往往会或多或少地掺杂其他语言的词语，由此产生语码混用（code-mixing）及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现象。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语环境的国家，主要有马来语、英语、华语、华语方言、泰米尔语等。
人们在说话时，会根据交际对象选择某种语言为主体语码，同时夹杂一些客体语码成分。
这些语言表达形式都广泛地、自然地被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使用。
旁观者若不熟悉这种语言习惯，很难看出任何规律，以致无法辨别他们在说的是哪种语言（Coulmas，2005）。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与融合，马来西亚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码混用现象目前已进入了一个稳定且持续发展的阶段，形成了“罗惹式”（Rojak，即马来西亚特色沙拉）语言变体。
如吉隆坡华人在说话时便常以华语为主，并且在同一个句子中掺杂英语、马来语或广东话成分，而且不需要因语码转换而停顿思索（洪丽芬，2007）。
这种较为稳定的语言变体就是“罗惹华语”（又称“马式华语”）。
以下例句便是典型的罗惹华语：（1）I mean，我对那种surprise完全无（bo）rasa 啰。
（英语）（英语）（闽南话）（马来语）（广东话）（“我的意思是说，我对那种惊喜完全没感觉呢。
”）此外，“马式英语”（Manglish）和“罗惹马来语”（Bahasa Rojak）也分别是以英语和马来语为主体，以其他语码为客体的“罗惹式”语言变体。
根据Myers-Scotton（1993）所提出的“标记性模型”（markedness model）理论，语码选择被区分为“无标记的”（unmarked）及“有标记的”（marked）;无标记选择指的是在规约化语境中做出符合社会规范及期望的语码选择，反之便是有标记的语码选择。
无标记选择是社会上基本的、常见的现象。
语码混用常被看作交际策略之一，可以用来显示身份、表现语言优越感等社会功能（游汝杰、邹嘉彦，2012），属于有标记选择。
然而，语码混用在马来西亚人的日常交流中已司空见惯，其标记性已经大为减弱而趋于消失，可以看作是一种无标记选择。
另一方面，人们在讨论语码混用时，一般是以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多语者为前提的。
例如：在第二语言英语水平较高的中国汉英双语者中，常出现汉语中掺杂英语成分的现象。
同样，马来西亚人在日常交际中如此熟练地混用各种语码，也常给人留下他们都是多语者的印象。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Meeuwis & Blommaert（1998）曾研究了比利时的扎伊尔裔社团的“多层次语码转换”（layered code-switching）现象，发现他们经常在“林加拉语—法语”和“斯瓦希里语—法语”之间来回转换，却未必同时掌握林加拉语、斯瓦希里语以及法语这三种语言。
他们主张以下观点：1.使用这种语码的人并不一定是双语者或多语者，即说话人不一定掌握该语码中掺杂的所有语言;2.语码转换是该语言社团中默认的说话方式，并不构成任何社会功能（即标记性）;3.所谓无杂质的、单纯的标准语码并不一定存在于这种语言社团。
由此，他们提出了“语码转换的单码视角”（monolectal view of code-switching）理论（其“语码转换”的概念包含“语码混用”）。
在这种“单码视角”下，语码转换所形成的变体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码（one code in its own right），一个独立运作的语码系统。
我们认为，从这一视角出发，某些多语环境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解释。
因此，本文将针对马来西亚吉隆坡青年华裔，从说话者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试图从新的视角解释马来西亚华人语码混用的现象。
马来西亚华语分为两种变体，即规范华语和“罗惹华语”。
规范华语是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标准华语，由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进行规范，多用于教育、新闻及正式场合;罗惹华语则是因语码混用而形成的华语变体，用于大众的日常口语。
罗惹华语在马来西亚各地存在地区性差异，其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于客体语码的强势程度。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也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大型城市，较为强势的语码包括华语、英语、马来语、广东话、福建话等。
本文以吉隆坡罗惹华语为罗惹华语的典型代表，调查对象是从小在吉隆坡居住的20～30岁的华裔青年，均以华语为母语，且受过良好的华文教育，至少大专学历，基本掌握规范华语、英语及马来语。
本次调查问卷共20题，调查内容包括以下几点：1.被试的语言使用情况、频率及语言掌握程度;2.被试从罗惹华语转码到规范华语的情况;3.被试对语码混用的看法及对罗惹华语的认同感。
问卷里所涉及的语码混用句均由笔者从马来西亚华裔青年自然交谈中收集而得。
二、调查结果分析本次问卷调查通过在线调查平台进行，回收问卷46份，有效问卷45份。
问卷的第一部分（题1至题6）为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频率及掌握情况。
结果显示，当地华人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语言是华语，其余依次是英语、广东话和马来语。
约90%的被试认为自己华语的口语能力最好;英语则是使用率最高的工作语言及学习语言，并有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口语中的迹象。
大部分被试也都认为自己可以用马来语作简单的日常交流，只有3名被试认为自己精通马来语。
45名被试的祖籍分别为福建、广东及海南，其中福建籍（17人）和广东籍（12人）较多。
在方言掌握方面，对广东话“精通”（46.67%）和“一般交流”（33.33%）的被试共达到80%，对福建话“精通”（13.33%）和“一般交流”（28.89%）的被试则达到42.22%。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被试对广东话和福建话的掌握程度各异，但是88.88%的被试都认同在口语中常用“ang mo”（外国人）、“xia mi”（什么）、“cin cai”（随便）、“pai se”（不好意思）、“sien”（累或闷）等福建话词语，以及“劲”（厉害）、“倾计”（聊天）、“饮茶”（喝茶）、“啱”（对）等广东话词语。
另一方面，尽管被试都能够将上述词语自如地运用到他们的口语中，却又不等于他们懂得该种方言。
这也印证了“单码视角”所说的，语码混用的产生并不一定需要双语或多语能力，说话人不一定需要掌握语码混用中所包含的所有语码的标准体。
问卷的第二部分（题7至题11）是语码转换题，要求被试将常用的罗惹华语句转换成规范华语，从而考察被试的转换能力。
结果显示，被试基本上能够使用规范华语表述出来。
如：题7：“Tum（广东话“氹”）女朋友开心简直是sap sap sui（广东话“湿湿碎”，“简单”的意思）啦！”被试采用了规范华语的各种说法来表达，如：“讨女朋友开心简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哄女朋友开心简直是易如反掌！”“哄女朋友开心是最简单不过了”“哄女朋友开心这件事，只是小菜一碟。
”“逗女朋友开心简直是小儿科！”等。
然而，有些詞确实也难倒了被试。
例如：题9：“刚刚clubbing回来肚子sibeh（福建话，“非常”的意思）饿，就去McDonald drive-thru打包了burger和ice-cream，你要一起share吗？”其中的“drive-thru”（“得来速”，即免下车通道）一词，在马来西亚基本上只采用英语原形，因此只有极少的被试能以华语写出这一概念，大多数被试选择忽略或保留题目中的英语形式。
又如：题10中出现的“bek cek”（潮汕方言“愊恻”）一词，“愊”有“郁结、烦闷”义、“恻”则有“悲痛”义，“愊恻”所涵盖的这种情感是难以用华语精确表达出来的，被试使用的“烦”“抓狂”“不耐烦”“乏闷”“头痛”“吃不消”等词都无法替代“愊恻”。
在这种“词汇空缺”（lexical gap）情况出现时，有的被试也会使用回避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罗惹华语是一种可以与规范华语对译的独立语码;第二，规范华语的词汇并不能满足罗惹华语所有概念的表达，从而形成词汇空缺现象，表现出不同语码之间的“不可译性”。
题12和题13调查了被试的语码转换舒适度。
结果显示，在转换速度方面，当被试将罗惹华语改为规范华语时，约13%的被试表示完全不需要停顿思考，而其余被试都需要或多或少的思考。
（详见图1）。
图1：被试语码转换的速度（%）另外，约90%的被试表示题7至11的语码混用句更符合自己平时说话的方式。
因此，对大部分调查对象来说，规范华语变体在口语中需要经过思考而得，而罗惹华语的使用是被试感到最舒适的表达方式。
问卷的最后一部分（题14至题20）用于考察被试对语码混用的看法及语言认同感问题。
题14（“自懂事以来，我便同时吸收各种语言和方言，说话时也会把这些话混杂在一起，身边的人亦是如此。
”上述说法您是否同意？）以及题15（在日常的交流中，您认为哪个更符合您自然的语言状态？）都得到了100%相同的答案，即全部选择“非常同意”（题14）以及“各种语言混杂的句子”（题15）。
这足以表明，当地华人已意识到语码混用是他们语言的特征之一，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被试所默认的母语便是这种语码混用的罗惹华语，而且这并不是由于语言缺陷或者对各种语言的掌握程度高而后形成的语码混用。
虽然我们不否认华人的语库会随着人生经验的丰富而有所改变，但罗惹华语一开始就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语码，而并非多语者掌握各种语言后所形成的产物。
Kuang （2011）对吉隆坡双语儿童语言习得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英语和华语是他们家庭中的主导语言，但13至19个月大的儿童却能够在英语、华语、方言以及少量的马来语成分之间来回转换，这是因为所谓的“英语”和“华语”中实际上已混杂了其他语言成分。
同时，在他们简单的话语中也已经出现了语码混用的现象。
据此，我们就更能确定他们从小接触的华语和英语两个语言系统本身都带有语码混用的性质，即他们并不是在习得华语和英语的同时也习得了相关方言和马来语，而是因为家人口语中所使用的罗惹华语和马式英语本身就带有这些语码的成分。
关于语言能力认同感的问题，约77%的被试认为能说一口流利的规范华语或方言的人比起说华语或方言时掺杂其他语言成分的人的语言能力来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