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外逃之路为何封堵不住

反腐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摘要：所谓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违反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危害社会的一种畸形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不及时铲除，将会产生癌变，其后果，轻则危害百姓重则亡亡党国。

因此，“反腐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反腐问题现已经成为了公众深切关注的事情了。

基于此，很有必要对腐败问题重新审视，以长期对症下药，彻底根治这一社会顽疾。

关键词：腐败表现腐败原因贪污有关整治一、腐败的具体体现：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突出变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和部门领导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贪污受贿，大肆挥霍国家巨额财富，其手段之猖獗，手法之多样，是前所未有的，触目惊心的。

大部分官员利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力来欺压下级，利用职权来为自己赚取钱财，最终受害者还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

（一）、利用职权，安插亲朋好友、买官、卖官几十年来，我国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经暴露出很多弊端，特别是目前体制转型期间，在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一些以权谋私者更是肆无忌惮的利用职权安插自己的亲朋好友去一些重要的岗位，或者是插在自己本部门的重要岗位，便于他们相互勾结，互相利用。

集体犯罪，贪污受贿。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买官卖官现象比较严重。

2005年爆出的“建国以来最大的买官卖官案”——马德案中，涉案官员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

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

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本身，已被视为腐败的重灾区。

进一步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选人用人上的腐败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严峻课题。

面对买官卖官顽疾，中央高层掷地有声：“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修补干部选拔用人制度，出台4项监督制度，健全防范打击手段，中央强力出招；试水公推直选，扩大票决范围，地方改革风生水起。

应对贪腐官员外逃模式分析作者：张晓辉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36期摘要贪腐官员外逃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般的职务犯罪。

这些官员不仅贪污财产，还妄想“贪了就跑，一跑就了”，妄想逃脱我国法律的掌控。

这对于党的执政，对于人民对国家和法律的信任都是极大的挑战，所以，必须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当前由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较少，以及法律上无法对接等原因，追捕外逃官员难度很大。

本文对目前较为代表性的几种处理模式作出分析，以期能找出当下替代引渡的方法。

关键词官员外逃引渡遣返劝返作者简介：张晓辉，中共商丘市委党校公法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犯罪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155-02一、腐败官员外逃情况（一）外逃规模2004年商务部梅新育副研究员《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贪腐官员携带500亿美元财产逃往国外。

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报告《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中提到，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官员因经济问题外逃现象，但是尚未有一组公认的数字，只能根据各方报道勾画出大概情况。

其中指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资料显示，从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 16000 至 18000 人，携带款项达 8000 亿元人民币。

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反贪报告》一书中指出：1988年002年间，外逃官员过万人，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

（二）外逃特点1.外逃人员。

上个世纪末期外逃人员多为金融机构和国企负责人，本世纪以来党政机关干部外逃人员增多。

同时出现外逃级别由高到低，外逃部门由热到冷的新情况。

这和我国市场经济以来职务犯罪的新情况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直到市场经济初期，一般的党政干部职权很难和大批金钱挂钩，有经济实力携带巨款逃亡国外的基本都是掌握大量财物的部门领导，这也是1997年修改刑法时，在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把贪污罪放在第一位的重要因素。

金融1101 2011030313 陈玉婷如何才能阻止贪官外逃之路？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在潜逃12年之后被成功遣返。

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对中国打击贪污行贿犯罪，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肯定其震慑作用的同时，我们还需深思和研究：为什么还有很多贪官“逍遥海外”？一、中国贪官外逃现状外逃富豪多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国有企业，“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最近几年，在势如雷霆的严厉打击下，国内以及某些外派机构官员腐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往往携卷巨款潜逃海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五十多亿元在逃，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社会危害极其严重。

据统计分析，我国富豪外逃的去向大体有4类：1.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2.案值大、身份高的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3.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过渡；4.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我国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与那些惊弓之鸟般的被迫外逃者相比，身份体面的高官和腰缠万贯的国企老总，携款外逃行为更多地带有主动性、从容性和计划性。

他们不是等到风声鹤唳案发后才去“临时抱佛脚”落荒而逃，而是作好了人财物以及心理上的充分准备，设计出合家“远走高飞”的分步骤计划。

这种分步骤大体总是循着如下轨迹：创造种种“合理”名目，先将妻子儿女弄出去做接应，同时“暗渡陈仓”，将巨额不法资产转移出境；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后，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静观时变；一有风吹草动，便能溜之大吉。

贪官外逃危害极大，就其政治危害而言，贪官外逃会助长贪污贿赂等犯罪的蔓延，损害党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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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狐”断掉贪官外逃后路
作者：詹华
来源：《四川党的建设》2014年第10期
近年来，一些拥有公职身份的贪官外逃事件频频触动公众神经。

今年7月，公安部启动“猎狐2014”境外追逃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有88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回国，其中10年以上逃犯11名。

外逃贪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案发后仓皇出逃，一类则是经过精心谋划后伺机出逃。

前一种因为准备相对不足，所以案发后追逃成功率较高；后一种相对而言更难追逃，但他们的谋划并不难被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打虎”与国外的“猎狐”，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打虎”力度越大，外逃的成功率自然越低；反过来，“猎狐”的力度越大，外逃的风险成本必然越高。

反腐败没有国界。

“猎狐”行动的成果表明，境外既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逃罪天堂。

要让反腐败真正形成威慑力，不仅要加大国内反腐力度，更要断掉“一逃了之”的后路。

显然，防范外逃不力，特别是追逃效果不好，是当前反腐败的短板之一。

某些地方将贪官外逃视为“家丑”，对官员“失联”选择“沉默是金”“为逃者讳”，这是非常错误的。

对此，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

展开海外追逃，还应该上升到制度层面长期坚持。

此外，也应该充分借助公众的力量，或成立专门的网站，详细公开外逃贪官信息，让大家一起追逃贪官，使“一逃了之”的贪腐美梦彻底破裂。

如何治理中国贪官外逃据商务部早些时候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三十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

如今，贪官外逃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实，贪官出逃的路径已不那么神秘，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海外安家——资产转移——择机出逃——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初始阶段的聚敛财产过程与一般贪官相比并无太大差异。

根据官方公开的信息分析，外逃贪官很多是有权的“一把手”，也有直接与钱打交道的银行职员，他们携款外逃的严峻现实不仅造成国家资产大量流失，也败坏了党风党纪，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破坏，其危害性非常巨大。

因此，对贪官外逃的现状、危害和原因进行认真分析，积极探寻堵塞贪官外逃出路的可行性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严厉打击外逃贪官。

作为打击跨国腐败的国际性公约，我国于2003年分别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两个公约中规定的打击跨国腐败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快与外逃贪官经常逃往国政府的谈判和协商，订立双边或多边国家间引渡条约，使外逃贪官无处可逃。

一是修改和完善相关国内法律。

建立的法律机制和法律框架，尽快实现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的协调统一。

二是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引渡协议和司法协助协议，重点加强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成员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签订引渡条约。

因为这些国家物质生活丰富，社会现代化程度高，成为外逃贪官的天堂和聚集地。

三是建立联合侦查机构，进行跨国联合侦查。

中国已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可以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下，与相关国家直接进行谈判、协商，针对具体的案例，与相关国家建立联合侦查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节约侦查追捕的成本。

（二）加强对出境资本的监督和管理。

遏制资本外逃，需要各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齐抓共管，特别是银行系统要建立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实施金融交易报告制度。

对此，我国应采取措施消除多头管理的现状，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全国管理外汇资金的责任部门，对进口付汇的报关单位严格查验其真实性，对金额超过10万美元或20万美元的报关单位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核验，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及利用单位账户外逃资金的腐败分子通知相关部门严肃查处。

200万从业者10月14日至10月1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举行了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培训包括舆情分析和研判方法、舆情危机处理与应对等8门课程。

考试合格者将获得网络舆情分析师身份证明和从业凭证。

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数据24年存单最近，湖北省丹江口市的盛忠奎夫妻很失望——他们24年前在银行办理的两张超长期保值储蓄存单被告知无效。

存单上写明存款1000元24年到期本息合计11万元，两张存单本应获得22万元，现在却只能拿到本息合计8400元。

新闻甫出，即遭质疑。

银行与储户的合同是否有效?储户能否按照合同取得应有的保值收益?银行又应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备受关注。

专家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的问题是，金融机构不诚信，也可能渗入到实体经济，导致诚信危机。

▲习近平：10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吉隆坡共同出席中马经济合作高峰论坛，就加强两国务实合作、中国经济发展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

我们也看到，亚洲国家依然肩负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

亚洲国家面临多重挑战。

本地区国家更应聚焦发展，发扬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共同维护亚洲长期稳定发展。

李克强：10月15日，李克强在河内表示，9月份CPI同比增长没有超过我们的可控范围，我们今年有条件把CPI增长控制在3.5%左右。

我们还会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论是险滩还是深水区，我们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因为这是人民给我们的重托，符合人民的利益。

高层声音（图/xinhua）。

贪官外逃形势依然严峻作者：任建明来源：《人民论坛》2011年第16期7月23日，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在潜逃12年之后被成功遣返。

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对中国打击贪污行贿犯罪，具有标志性意义。

它意味着那些外逃罪犯即使套上“政治犯”的外衣，即使逃到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也会被引渡回国，不可能逃过司法审判。

在肯定其震慑作用的同时，我们还需深思和研究：为什么还有很多贪官“逍遥海外”；境外追逃的难点究竟在哪；除了引渡，境外追逃还有哪些可行的方式……追逃12年成功遣返赖昌星的意义肯定不同寻常，但对其作用也不能夸大，更不能形成我国已经克服了有效惩处外逃贪官困境的错觉。

赖昌星的遣返仅是冰山一角与我国反腐败形势持续严峻情况相类似，我国贪官外逃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且危害极大。

需要说明的是，“外逃貪官”中的“官”绝不仅限于党政机关干部，还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犯有腐败罪行的其他中国公民，例如赖昌星。

远华大案调查表明，赖昌星既犯有走私、偷逃税等严重经济犯罪问题，又犯有大肆贿赂各级、多部门、众多党政机关干部的严重行贿腐败罪行。

鉴于公众已习惯使用“外逃贪官”这样的提法，本文也将沿用这个用法。

贪官外逃只是跨国腐败犯罪中的一种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不断对外开放以及国内外腐败的蔓延，跨国腐败也成为我国一类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

比较典型的跨国腐败包括跨国商业贿赂和贪官外逃，其中跨国商业贿赂既包括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贿赂，也包括我国企业在海外的贿赂。

事实上，这几种跨国腐败都十分严重。

这里主要讨论贪官外逃问题。

虽然没有官方公开的较为系统的统计数据，但仅从一些不完全数据以及个案来看，我国的外逃贪官问题十分严重。

据公安部2006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已陆续缉获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32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人民币。

从一些个案数据来看，远华案主犯赖昌星潜逃自不必说。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一案就卷走4.83亿美元，合人民币30多亿元之巨。

贪官外逃为何已成中国反腐重灾区？近日，反腐败研究专家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陈磊表示，贪官外逃已成中国反腐领域“重灾区”。

贪官一旦逃出国门，我国对其本人和财产就再无执法权，人难抓，赃款难以追回，不但使执法和司法成本骤增，更易误导其他贪官，觉得只要逃出去，人和财产就都安全了。

（《法制晚报》）贪官外逃为何屡屡得逞？“三十六计走为上”的道理贪官们都懂，问题是，贪官怎么都能在关键时刻成功外逃？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

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甚至都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

再加上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出。

而在此之前，他们早就通过子女留学、亲属移民、开办海外公司等方式，把贪腐得来的巨额资金转移到了国外。

一旦到了国外，贪官们都懂得如何“隐身”，他们一方面基本上都非常低调，非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往往与在国内判若两人。

另一方面许多贪官到了国外就改名，甚至离开中国时就用了假姓名，所以按照一般的方式很难查找到，并不是许多中国人想象的“去当地警察局就可以查到”。

而且一些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腐败分子出逃到他们那里，并积极为中国贪官提供各种便利。

在他们看来，中国贪官拥有大量的财富，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逃入国的消费。

更令人惊讶的是，官员一旦失踪，当地政府一般因为是“家丑”，而不深究不调查，有关方面甚至“沉默是金”，对有关信息守口如瓶，要知道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

甚至有时明明知道有人要外逃，也不会向相关部门通报消息，对其外逃的准备视而不见，甚至还暗中相助。

更有甚者，腐败分子都已落马了，还有人说其是“好干部”。

即使万一不不心被抓住了，也很难引渡回来。

贪官涉及的金额越大就越难引渡他们，除了他自己能够请律师周旋，另外司法引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成本太高了。

目前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只有泰国、蒙古等十几个，很多被出逃者视为理想避难所的国家都不在其列，比如美国的“死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原则等，它们都可能让贪官继续逍遥法外。

多管齐下让外逃贪官无处可逃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会议，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根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检察机关将坚持追逃追赃与没收违法所得相结合、国际追逃追赃与国内追逃追赃相结合，重点针对潜逃境外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开展引渡、遣返和劝返工作，集中力量加强重点个案突破，形成有力震慑。

十八大以来，我国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局面明显改善。

今年1月，中央领导强调指出，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最高检随后下发通知，要求建立和完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无论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无论逃了多长时间，检察机关都要坚持不懈将其缉捕归案。

这次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是继今年7月公安部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2014”行动后，我国集中开展缉捕外逃贪官的一记重拳，对许多外逃贪官而言，企图远走高飞逍遥法外的美梦料将就此终结。

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和外逃贪官首先是一种国际合作，主要工作需要在国际合作层面上展开。

我国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目前与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0多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织就了一张追缉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和外逃贪官的大网。

随着参与国际事务程度的加深和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我国就追逃追赃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将不断增加，追逃追赃的网络还将不断加大，合作机制也将更加有效和完善。

追逃着眼于外逃人员，追赃着眼于外逃人员的赃款，有时如果追逃难度很大，通过追赃切断外逃人员的资金链，对外逃人员釜底抽薪，最终有助于将其缉拿归案。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根据这一程序，境外在逃犯罪嫌疑人在国内外的赃款赃物，都可向法院提起没收、查封、冻结或扣押，并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相关国家承认并执行我国裁决。

上个月，江西上饶市中院对江西鄱阳县财政局原官员李华波进行“缺席审判”，潜逃新加坡并获永久居住权的李华波，其大部分违法所得资产被新加坡方面查获，以待中国通过司法协助手段追回，李华波因此成为中国首个被没收违法所得的外逃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