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兵瑞恩》与美国必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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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国〕阿尔伯特・奥斯特
译/吉晓倩
战争如今已经消逝在过去的岁月,你可以言书本所未言了
。———威廉・T.谢尔曼将军(1880年)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突出的文化主题,即对经历过大萧条并且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做出了英勇牺牲的一代的颂扬。对他们的这种崇奉体现在畅销书中。比如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写了《最伟大的一
代》(The Greatest G eneration )和《最伟大的一代在发言》
(The Greatest G eneration Speaks );詹姆斯・布雷德利在《我们父辈的旗帜》
(Flag of Our Fathers )中讲述了他父亲约翰・布雷德利的故事,约翰・布雷德利是把美国海军旗帜插上硫磺岛的几个著名士兵之一,还有史学家斯蒂文・埃姆布罗斯关于二战历史的系列著作
《D 日①》(D 2Day )、《公民士兵》(Citizen Soldiers )、《兄弟帮》
(Band of Brothers )和《胜利者》
(The Victors )。这种崇奉还体现在一项有争议的决定上,即花费一亿美元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草地广场上建一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以此向40万死于这场战争中的男人和女人以及1600万服役者表达敬意。
这种颂扬是对历史修正派观点的全面反拨。自20世纪80年代起,直至90年代末,没有一场战争,甚至是二战,能够逃脱历史修正派成员的批评。他们,比
如由文学批评家转为战争回忆录作者的保罗・福赛尔(《战时岁月》[Wartime ]的
作者)和塞缪尔・海恩斯(《一个士兵的故事》[A Soldier πs Tale ]的作者),强调了战
争的荒谬与残暴。这些二战修正论者无疑受到了美国介入越战并失败的影响,并且认为有必要击败二战是“好的战争”的正统观念。
对于大萧条和二战一代的迷醉恰好与90年代一系列划时代的事件———美Ξ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北部发起进攻的日子(即1944年6月6日)。———译者
译自美国《大众电影与电视》杂志,2002年夏季号。作者系福德姆大学传播学与媒体研究系副教授,近作有《1945年以来的美国电影与社会》。———编者
国以冷战反对苏联的胜利,海湾战争中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胜利,以及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同时发生。值得讽刺的是,尽管这些胜利巩固了美国作为现存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却没有一个如其他战争或外交成功那样获得过标志性的胜利结局,比如对于欧洲胜利日或抗日战争胜利日那样的庆祝。实际上,在苏联这个昔日的帝国解体的过程中,西方政界高层有意识地尽力避免去揭俄罗斯人的伤疤。海湾战争和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也同样以反高潮的方式结束,因为那里的问题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解决,在伊拉克还是萨达姆・侯赛因执政,巴尔干人也还在为持久的和平而努力。
由于这些胜利,美国军方洗掉了越南战争的羞耻,电影中也可以出现对于美国军人的较为正面的展示了。但是在影片中决不允许有任何美国必胜的感觉出现。例如,在寥寥几部描述海湾战争的影片中,有一部是大卫・拉塞尔的《三个国王》(Three K ings,1999),在片中,开小差的美国兵去偷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偷来的金条。不过在抛掉自己的贪欲之后,美国兵帮助一群陷入重围的什叶派教徒从伊拉克逃到了伊朗,这使得美国军队数十年来第一次在电影中披上了“好人”的外衣。但是,即使给了军方道德上的胜利,《三个国王》也没有真正提供在海湾战争中必胜的感觉。确实,战胜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肯塔基州的伊拉克,或者像塞尔维亚那样在反对美国轰炸的抗议集会中穿着耐克跑鞋,炫耀自己的“感恩死者”①圆领衫的民族似乎没有多少荣耀可言。最终,好莱坞,如在越战中用《陆军野战医院》(1970)和《放荡的一伙》(又译《一帮无法无天的人》,The Wild Bunch,1968)来进行影射一样,要为美国在冷战中及随后的一系列胜利寻找一个替身。可能对这一需求最明确的体现就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1998)的发行以及在票房和奥斯卡奖上的双重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斯皮尔伯格是执导一部二战史诗片和世纪末美国必胜信念的标志性影片的完美人选。在《拯救大兵瑞恩》之前他没有制作过描述二战战斗场面的影片,事实上,这或多或少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战争在他的许多影片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甚至早在《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πs List,1993)之前,纳粹就在《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和《圣战奇兵》(又译《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十字军》,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1989)中作为坏蛋出现了,在《圣战奇兵》中甚至还让希特勒露了一面。《永远》(Always,1989)是斯皮尔伯格对1943年的战争情节剧《名叫乔的人》(A Guy Named Joe)的翻拍,片中有很多个人色彩。《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1987)讲述了二战期间的日本
①The Grateful Dead:美国迷幻摇滚乐队。———译者
集中营。斯皮尔伯格在滑稽胡闹剧领域唯一而且徒劳的尝试———《1941年》(1979)———讲的是偷袭珍珠港的后果。而少年斯皮尔伯格的第一部影片是二战片《走投无路》(Escape to Nowhere,1960)的8毫米胶片版。
更重要的是如下的事实:斯皮尔伯格曾执导过历史上最卖座的影片中的6部,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娱乐人士,但他为自己这一浮华的名誉加上了庄严的光环,光环来自他那深受好评并且获得多项大奖的描写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尽管斯皮尔伯格依旧制作观众喜闻乐见的卖座片,比如《侏罗纪公园》,但他的作品却越来越多地试图见证重大的事件以及永恒的主题,比如《友谊号》(又译《阿米斯塔德号》,Amistad,1997)中的美国种族主义和《拯救大兵瑞恩》中的二战。
《拯救大兵瑞恩》
在《拯救大兵瑞恩》开始的画格中,斯皮尔伯格显出了娱乐片大师和严肃艺术家的双重特质。他用充满整个银幕的美国国旗的形象,约翰・威廉姆斯的哀伤的音乐,一位美国老人及其家人走过令人肃然起敬的诺曼底阵亡者公墓的场景,奠定了严峻的基调。粗粗几笔,斯皮尔伯格就触及了集体记忆,激起了哀悼感和爱国情。斯皮尔伯格在影片前25分钟对于战争恐怖的具有戈雅①风格的展示,
①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作品有铜版组画《狂想曲》,版画集《战争的灾难》等。———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