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理念与大学校徽设计大学校徽作为高校形象识别系统（UniversityIdentitySystem，简称UIS）中视觉识别系统（VisualIdentity，简称VI）的重要元素，本质上是一种独具匠心的艺术创作，这种创作不仅可以视为大学自我形象的外在展示，而且可以视为大学自我身份的内在认同，同时可以体现大学的办学理念，突显大学的办学特色，承载大学的文化精神并透射大学的文化内涵。
一
从发生学上看，大学校徽是大学建制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西方中世纪，法国的巴黎大学与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是最早出现的大学，均形成于12世纪，此后，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科隆、海德堡等大学也相继形成。最初的大学与宗教关联紧密，大学的宗旨主要是培养僧侣和牧师，不过也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
作为一种标志，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西方高校的校徽轮廓多为盾形。如形成于12世纪的牛津大学，其校徽即为盾形（还有剑桥大学等等高校，其校徽皆为盾形），校徽主体部分由三颗王冠组成（上二下一），中间为一本展开的书，上写“DOMINUSILLUMINATIOMEA”（“主照亮我”），这表明了中世纪宗教对大学的影响，强调“启示”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校徽上的王冠则昭示着大学教育的高贵与荣耀，这与英国大学培养绅士的大学理念是息息相关的，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在其《大学的理念》一书中认为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我国教育家郑晓
沧也总结说：“英国的大学理想，在养成Gentlemen，可以牛津大学为其代表”。[1]
美国的大学承袭英国大学传统，在校徽设计上也是以盾形居多，如诞生于1643年的哈佛大学校徽即为盾形，它于1884年采用的新校徽，主体部分为三本书(上二下一)，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印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印刻着“TAS”一组字母，三组字母合起来的单词“VERITAS”即为拉丁语“真理”之义。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W.Eliot）将其教育观点概括为：“普通教育就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执著探究、寻求真理的精神或性格。”[2]这也意味着西方大学理念的变化，从中世纪的传播知识培养牧师演变为追求真理与培养研究型人才。
西方高校校徽之所以多取盾形，是因为盾徽乃西方贵族的家徽，象征着庄重、荣耀、高贵与典雅等多重喻意，这与英国大学养成绅士的教育理想是相契合的。绅士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具有高贵典雅的精神蕴涵，以盾徽显现其风貌，诚为恰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盾徽在西方应用甚广，不惟高校，许多国家的国徽，以及众多标志的设计上亦使用盾徽。
二
回望历史，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相当发达，汉代设立的太学，宋代以来的书院，这些官办民办的学校，对中华知识的传承与文明的推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中国古代也有着丰富的教育理念，孔子的“有教无类”，《大学》的“修齐治平”，都蕴含着深厚的哲理与智慧。
究其大要，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是以贯彻自《大学》以来的儒家伦理，传承和体验儒学的内涵与精神，而最终目的是满足朝廷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猛烈催逼下无可奈何地融入现代性的滚滚洪流之中的产物。在晚清备受列强蚕食鲸吞的现实语境中，一批“睁眼看天下”有着先进思想而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的旧式官员拉开了创办大学的序幕。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仿效美国高校模式，创办了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堂（即天津大学前身）；次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898年，光绪皇帝下昭正式设立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可以看到，民国前后，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都获得了蓬勃发展，近代大学教育初具规模。
中国早期高校，由于直接以欧美高校为蓝图，在校徽的设计上也明显带有因循之迹，如以美国大学为模式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南开大学（由著名教育家严修、张柏苓创办于1919年）等高校，其校徽皆为盾形，北洋大学堂的校徽以金色的盾形为轮廓，该盾上部有两个凹槽，左右两边又各有一个凹槽，整体装饰意味很强。盾徽上方以楷书书写“国立北洋大学”字样，中下方涂抹成另一黑色盾形，在黑色盾形上下有白色建筑三座（上二下一，应是校门正视图），黑盾中央为一本展开的书，书的两边分别以隶书书写“实事”“求是”四字，“实事求是”即为追求真理之意，我们可以从中很清楚地见出对牛津大学与哈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