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发展_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_发展_解读_遭遇发展_王为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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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马梦琪一、什么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
二、解构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解构主义最先兴起于哲学领域。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哲学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Logos)问题的强行曲解。
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即真理的声音,上帝之音。
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
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
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
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
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
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
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
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
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
另外,他们也认为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0227、解构主义是什么?(1)解构主义是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兴起于60年代末盛行于70年代,80年代后半期解构主义逐渐退潮。
(2)该学派总体上表现出对结构主义的不满和失望乃至批判否定。
代表人物:德里达、德•曼、哈特曼、布鲁姆、米勒、福柯等。
(3)理论来源:①德里达受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影响也肯定文字的自由游戏。
②海德格尔语言第一的观点以及用文学和艺术来解构并拯救哲学的观点也对德里达发生了直接影响。
(4)评价:一是彻底否认了语言的表意和交际功能,二是走向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走向充满自相矛盾的谬误。
0228、转向解构的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和文本阅读理论:(1)文本理论:从来不存在“原初”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文本这种“复数”特点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游移、播撒、流转、扩散、转换和增殖,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
(2)文本阅读理论:a阅读“文本”需转喻式思维;b判断“文本”间的区别,要依据它们不同的能指意指的活动路线与意义播撒过程;c阅读“文本”是一种创造的双重“游戏”。
0229、巴尔特的代码理论(1)巴尔特在其《S/Z》中分析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时提出了关于代码的理论,用S 和Z分别代表书中的两位主要人物。
(2)他认为这篇小说具有自足结构和能指性质,小说中的人物、读者和作者都不过是各种代码,并不具有实体性。
(3)他主要探讨词汇组合所包含的意义,用五种代码分析文本的能指,释义代码、寓意代码、选择代码、象征代码和文化代码。
0230、解构主义的贡献有四点:一是推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动摇了西方全部哲学传统赖以安身立命的始源范畴的语言学基础,为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现代变革打开了全新思路。
二是发现并揭示了文本的无始源性、开放性和互文性,把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都看作无限开放和永恒变化的动态过程。
三是分解式阅读理论强调了阅读、批评的创造性,把阅读等同于写作,与接受美学遥相呼应,与当代主张文学平民化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中国民主发展历程引言概述: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民主发展历程充满曲折和变化。
从封建王朝到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民主发展经历了许多阶段和变革。
本文将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角度,探讨中国民主发展的历程。
一、封建社会时期1.1 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主要是以封建王朝为中心的专制统治。
统治者通过世袭制度维持自身权力,百姓缺乏政治参与的权利。
1.2 封建社会的民主实践尽管封建社会存在专制统治,但也有一些地方性的民主实践。
例如,一些地方设立了议事机构,民众可以参与讨论政治事务。
1.3 封建社会的民主意识觉醒在封建社会末期,一些文人开始提倡民主思想,呼吁封建社会的改革和民主化。
这为后来的民主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近代民主运动2.1 辛亥革命和共和国建立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开始,清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
民主制度开始在中国萌芽。
2.2 民主运动的挫折近代中国的民主运动遭遇了许多挫折,内战和外侵使民主制度无法稳定发展。
政治混乱成为中国近代的主要特征。
2.3 民主思想的传播近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呼吁中国实行民主制度。
这为后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建设3.1 新中国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中国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3.2 民主集中制的实践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
3.3 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加强了法治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法治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保障。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进程4.1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逐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多党合作制度得以建立。
4.2 村民自治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推行了村民自治实践,充分发挥村民的自治权力。
解构主义建筑编辑解构主义建筑是在80年代晚期开始的后现代建筑的发展。
它的特别之处为破碎的想法,非线性设计的过程,有兴趣在结构的表面或和明显非欧几里得几何上花点功夫,形成在建筑学设计原则的变形与移位,譬如一些结构与大厦封套。
大厦的完成视觉外观利用不可预料和受控纷乱描绘的刺激出现了无数的解构主义的"样式"。
一些解构主义的建筑师受到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文字和他解构的想法的影响。
虽然这个影响的程度仍然对受到怀疑;而其他人则被重申的俄国人构成主义运动中的几何学不平衡想法所影响。
在解构主义,也有对其它二十世纪运动作另外的参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互相作用,表现主义,立体派,简约主义及当代艺术。
解构主义的全面尝试,就是让建筑学远离那些实习者所看见的现代主义的束紧规范,譬如“形式跟随功能”,“形式的纯度”,“材料的真我”和“结构的表达”。
在解构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包括了1982年拉维列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 的建筑设计竞争(特别德里达和彼得·艾森曼的作品并且柏纳德·楚米的得奖作品), 1988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在纽约的解构主义建筑展览,由菲利普·约翰逊和马克·威格利组织,还有1989年初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由彼得·艾森曼设计的卫克斯那艺术中心(Wexner Center for the Arts)。
1建筑思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哲学▪建构主义与俄罗斯未来主义▪当代艺术▪988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电脑辅助设计2业界批判3风格代表▪解构主义▪建筑师▪思想与建筑风格4备注▪杰出建筑的特征▪重要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1建筑思想编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与雷姆·库哈斯的西雅图中央图书馆是当代建筑学中的解构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刚好对立。
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断然并且是相反。
解构主义设计(Deconstruction)解构主义设计(Deconstruction)是一种重要的现代设计风格,是后现代时期的设计师在对设计形式及其理论进行探索时所创造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建筑设计界。
其理论以德里达在60年代创立的解构主义哲学为基础。
解构主义设计师对现代主义设计的单调形式和后现代主义历史风格的过分装饰化、商业化的形式皆不满意;他们对现代主义设计强调表现统一整体性和构成主义设计强调表现有序的结构感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设计应充分表现作品的局部特征,作品的真正完整性应寓于各部件的独立显现之中。
其建筑在整体外观、立面墙壁、室内设计等方面,都追求各局部部件和立体空间的明显分离的效果及其独立特征。
建筑与室内的整体形式,多表现73不规则几何形状的拼合,或者造成视觉上的复杂、丰富感,或者仅仅造成凌乱感。
实际上,经解构主义设计精心处理的相互分离的局部与局部之间,往往存在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和严密的整体关系,往往并非是无序的杂乱拼合。
最著名的解构主义设计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建筑设计师盖里、埃森曼、特斯楚米、本尼什、晗迪特、里伯斯坎、辛门布劳和日本的井广美藤。
其中以生于加拿大的美国设计师盖里的作品最负盛名。
20世纪80-90年代,盖里的设计引起世界户泛关注,其重要作品也遍布世界各地:巴黎的“美国中心”、瑞士巴塞尔的维斯塔公司总部、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中心、巴塞罗纳的奥林匹克村、明尼苏达大学艺术博物馆、俄亥俄州托列多大学艺术系大楼、德国维特拉家具展览中心等。
此外,还有埃森曼设计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威克斯奈视觉艺术中心、哥伦布市市政会议中心;本尼什设计的斯图加特大学太阳能学院大楼等。
美国现代车义大师查尔斯·莫尔1994年完成的加利福利亚的帕萨迪纳“双树旅馆”大楼,是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杰出代表作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现代主义设计正以多元化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给工业革命以前的设计以毁灭性的打击。
第七章解构主义批评第一节解构主义批评理论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分支,解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之一,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叶的《一篇论文的时间》一文中曾谈到,“解构”主要不是一个哲学、诗、神学或者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术语,而是牵涉到意义、惯例、法律、权威、价值等等最终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在1967年出版的《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和《语音与现象》三部著作中,德里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思想。
之后,在他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解构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展,波及哲学、神学、文学、艺术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对人类的思维模式、观念、文化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成为一波影响全球的思想文化潮流。
在文论界,它同后期罗兰•巴尔特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一起,在文学批评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构主义运动,成为当代西方又一重要批评模式。
其中美国以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等为代表的“耶鲁学派”解构批评将解构主义思想运用于欧美文学分析,把解构主义理论推向了鼎盛,他们四人也被戏称为“耶鲁四人帮”。
解构主义的反权威、反传统、反理性倾向迎合了进入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们对于模式化、规范化的普遍厌恶心理。
对于所谓恒定不变的结构、中心,以及终极意义的全盘否定,对于人的主体能动作用的突出强调,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新走向。
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过渡,解构主义思潮的发展,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批评、接受美学等的兴起和演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一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文论也可以看作是西方文论由现代形式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雅克•德里达(1930-),法国哲学家、文论家,公认的解构理论的开创者。
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岁获学士学位后到法国,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
I960年起,先后在巴黎大学、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哲学和哲学史。
理论研究“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申 丹内容提要 “故事与话语”的区分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叙事学家们对这一前提广为运用、阐发和修正,但同时出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对这一区分的质疑和挑战。
本文将剖析四位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分的解构,旨在清理有关混乱,揭示叙事作品的一些本质性特征,更好地把握作者、叙述者、故事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叙事作品 故事与话语 解构 “故事”与“话语”的区分是著名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于1966年率先提出的。
叙事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
叙事学界普遍采纳了这一区分,使之成为叙事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①。
30多年来,叙事学家们对这一前提广为运用、阐发和修正,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解构思潮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出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解构这一区分的努力。
本文将剖析四位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分的解构,旨在清理有关混乱,揭示叙事作品的一些本质性特征,更好地把握作者、叙述者、故事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乔纳森·卡勒的解构之“解构”乔纳森·卡勒在1981年出版的《符号的追寻》一书中,以“叙事分析中的故事与话语”为题,辟专章对故事与话语的区分进行了解构。
卡勒不是通过抽象论证而是通过具体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他说:“叙事学假定事件先于报道或表达它们的话语而存在,由此建立起一种等级体系,但叙事作品在运作时经常颠覆这一体系。
这些作品不是将事件表达为已知的事实,而是表达为话语力量或要求的产物。
”②卡勒举的第一个实例是《俄狄浦斯王》。
通常认为这一古希腊悲剧叙述了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
但卡勒提出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看该剧,即并·42·不存在俄狄浦斯弑父的事实,而是话语层次上意义的交汇使我们假定俄狄浦斯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
卡勒提出的论据是:俄狄浦斯独自杀害了一位老人,但拉伊俄斯一位幸存的随从却说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
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马梦琪一、什么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
二、解构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解构主义最先兴起于哲学领域。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哲学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Logos)问题的强行曲解。
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即真理的声音,上帝之音。
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
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
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
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
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
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
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
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
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
另外,他们也认为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当文学遭遇解构:被改写的亲情符号
唐文军
【期刊名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9(000)003
【摘要】"解构"是一种颠覆等级、秩序、本质的方法,它强调反权威、反传统."解构"不仅是女性主义用于颠覆男权社会的一种手段,也成为当下文学的写作策略,作家们逐步地颠覆现实生活中的崇高感,暴露人性的真相.本文以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为例,对亲情中最基本的母爱与父子关系的变化稍作梳理,探究文学发展的现状.【总页数】4页(P36-39)
【作者】唐文军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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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演进及其影响
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演进及其影响
结构主义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其研究方法曾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运用该方法研究思想文化史时,发现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内部矛盾,促使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德里达在福柯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用解构主义的方法摧毁结构主义,进而颠覆传统哲学的基础.这一文化行为是直接导致西方后现代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揭示结构主义哲学流派的演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本质和意义.
作者:田建尔作者单位:晋中学院,山西,晋中,030600 刊名: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ZHO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4 21(4) 分类号:B089 关键词: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演变影响。
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引言解构主义是20世纪后期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一种重要理论流派,其兴起始于法国。
解构主义将传统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进行了颠覆和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对于当代社会和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文将对解构主义的起源、概念和主要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文学和哲学两个角度分析其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解构主义的起源与概念解构主义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是由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提出的一种哲学观点。
德里达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关系之上的,而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往往存在隐含的偏见和权力关系。
他认为,通过对文本和语言的解构,可以揭示出这些偏见和权力关系,并批判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
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间断性”和“漂移性”。
它认为,任何语言和思维都是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关系构建起来的,而解构主义则试图打破这种对立关系的稳定性,揭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
解构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二元对立关系进行剖析和批判,重新定义思维和文化的边界,并推动社会变革。
二、解构主义的观点与思考方式1. 关于意义的批判解构主义对传统意义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语境的变化而不断漂移的。
它强调语言的多义性和开放性,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
解构主义主张去中心化和不断重新解释意义,将文本和语言从固定的定义中解放出来,从而推动了对传统概念和价值观的重新思考。
2. 对权力关系的挑战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和思维中存在着权力关系的问题,这种权力关系往往体现在二元对立关系中。
它通过对这种权力关系的揭示和批判,拆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展示了这些观念中的偏见和隐含的权力结构。
解构主义试图从权力关系的角度重新定义思维和文化的边界,推动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3. 文本和语言的超越解构主义认为,文本和语言不仅仅是传递意义和信息的工具,它们本身有着超越意义和信息的特点。
解构主义试图揭示文本和语言的边界性和不稳定性,并超越传统的主题和结构,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风格。
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马梦琪一、什么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
二、解构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解构主义最先兴起于哲学领域。
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的哲学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Logos)问题的强行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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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
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
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
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
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
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
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
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
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
另外,他们也认为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第29卷第2期2012年6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29No.2Jun.,2012“发展”的解构主义与被解构的“发展”———解读《遭遇发展》[1]王为径陈世栋现代性的诞生,意味着浪漫主义的逐渐消逝。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巴西利亚的建造标榜了人类对社区地理规划的开始;包豪斯风格的发展呈现了人类关于功能与技术要求的回应;科学林业的普及,唤起了人类对整齐与一致性的追求;医院、学校、监狱和工厂的制式化管理,加剧了人类对时空规则的依赖。
的确,现代化象征着一种标准化的、透明的、普世的宏大叙事的建立。
正因如此,后现代解构主义才应运而生。
作为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主要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露了现代社会的治理术:通过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记录、区分和比较[2]234病人、犯人或者工人等,从而建立一个类似全景敞视的模型,提供给诸如监视者等少数鸟瞰众人的便利和控制全局的权力。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的《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中对于第三世界发展形成的话语分析方法,恰恰深受福柯的影响。
一、解构主义的目标: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在《遭遇发展》一书中,埃斯科瓦尔将福柯关于文件、数据库与分类系统中暗藏权力的剖析,运用于阐释一些国际援助项目的去政治化机制,解构发展话语中隐蔽的权力和知识的统治内涵,揭示第三世界与发展之梦的形成[1]3,及其宣扬者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野心和政治实质。
本书的开始,埃氏追溯至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就职演说。
在福柯的启示下,埃氏洞悉了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的由来———当杜鲁门描绘出第三世界的发展蓝图之时,一系列为了完成发展主义合法化的核心概念就此产生:贫困、平等、生活水平、需求、生产力以及人口等等,这些概念后来被建构为20世纪下半叶乃至21世纪全球人类共同关注的命题。
在此基础上,以“贫困”为典型的具有分化内涵的词语,作为西方国家干预第三世界形成的理所当然甚至冠冕堂皇的原因,被广泛使用于大量援助项目。
埃氏总结出这些核心概念的终极指向———经济增长与资本富足,并质询了第三世界的构建缘何成为了西方国家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性的复制。
他发现,以干预为工具的“发展”将对社会进路的设想,简化为指导人们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在批判的声音中,基于重新审视社会涵盖的其他领域,巧妙地修正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实践,使之按照资本的、商业化的、工业化的逻辑和秩序进行有利于维持“经济”因素主导地位的重组与再定位。
在此背景下,他开始关注国际援助项目旨趣的流变:从20世纪50、60年代的饥饿与粮食内容,包括其衍生的营养学家、卫生专家、农学家与规划师权威崇拜,以及土地改革、绿色革命及国家综合粮食和营养计划[1]120等,到20世纪70、80年代农民、妇女和环境内容[1]1,包括其衍生的综合农业计划、全球性知识与本土性知识的二元冲突、主体与大自然的资本化等。
在埃氏那里,第三世界的形成来自西方国家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对象又在逐渐“进步”:从资本的流动,到主体的资本化,再到大自然的资本化。
总而言之,如DOI:10.13240/ki.caujsse.2012.02.007此援助逻辑的运作好比一个不断挖掘资本再生空间的过程,与此同时,第三世界面临地方文化的被侵蚀与资源的日益匮乏。
当传统遭遇现代性、当全球化“发展”遭遇地方的坚持,埃氏提出,要构想一个后发展时代。
在这个时代,“混杂文化”将成为一种常态,并成为能够消解经济霸权、跨越文化差异的存在,用于重新强调早已被遗忘的终极关怀:“人”。
不同于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对构成“发展”的多个核心概念进行逐一的追根溯源与理论探析[3],也有别于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着眼于莱索托整个国家项目施行的条件创造、运作过程与执行结果[4],也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找寻一批国家主导的简单化的、极端现代主义的项目失败原因[5]有所区分,埃氏通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第三世界的国际援助项目的横向分门别类、纵向历史梳理,试图从项目的呈现与比较中,找到此类“发展”的源头、嬗变以及演进结果。
对比萨克斯的词源分析,《遭遇发展》提供了更多涉及项目经验层面的有效材料;对比弗格森的反政治机器探究,《遭遇发展》具有更大的野心,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探讨项目成败问题;对比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揭示,《遭遇发展》更清晰地呈现了有关项目的历史线索,以便读者更明确地认识到发生于第三世界的国际援助项目的来龙去脉。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一系列以解构主义看待“发展”的学者们,他们具有两大共性:第一,他们都借助福柯的话语分析,以阐释援助项目中以全景敞视主义为指导的发展机器的构建方式;第二,他们所代表的解构主义,其批判对象均是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
二、解构主义的土壤:作为变迁的“发展”与基于管辖的“发展”在《遭遇发展》中,埃氏为我们呈现了建立在西方国家干预基础之上的第三世界的形成历史。
然而,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倘若我们跳脱埃氏在解构主义分析涉及的第三世界空间维度,试图探讨解构主义的现实意义,我们就必须回到解构主义及其所批判的“发展”的源头。
滋生解构主义的第一片土壤,即伴随着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爆发逐渐形成的西方现代社会。
新的社会秩序被描述为现代的、都市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区别于所谓的传统农业社会秩序。
可以说,西方社会内源性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性兴起的过程,即作为变迁的“发展”[6]777。
然而,现代性也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它们包括市场失控、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以及多元文化的隐没等。
对此,马克思(Karl Marx)提出了无产阶级的联合与革命[7],韦伯(Max Weber)将资本主义秩序视为需要打破的“铁牢笼”[8],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则诉诸宗教与教育[9]。
然而,面临当时暴露于社会的显性问题———经济大萧条及其衍生的劳动力市场、就业与失业现象,一些学者试图探讨促使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发展”也由作为变迁的“发展”,走向基于管辖的“发展”。
换句话说,当西方国家的人们试图通过提出一种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可替代性方案时,“发展”的意义就被狭隘化了,具有了“通过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补偿资本主义的负面倾向,改善在资本主义成长的内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苦难”[10]116的基本内涵。
随着诸如人口模型、创新理论、增长极理论、刘易斯模型等提供了依据和实施路径之后,发展才得以离开理论层面,而在经验层面展开。
不容忽略的是,在西方国家,从作为变迁的“发展”到基于管辖的“发展”,多数人逐渐接受了将“经济”凌驾于“发展”涉及的诸如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之上的逻辑,这正是解构主义批判的症结所在。
比如,福柯根据国家机器的“安全配置”(apparatuses of security)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对人的控制及对生产力的最大利用[1],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看到生产和消费对于人的蛊惑与挟制[11]190,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指出了知识作为政治武器的力量[12],解构主义在抛弃宏大叙事的同时,也通过对生产、消费、知识·241·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范畴的话语分析,揭露西方现代社会的基于管辖的“发展”进程中,与经济无涉的方方面面的市场取向实质与去政治化内涵。
解构主义的另一片土壤,即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职演说为开端,形成的第三世界。
这其中,埃氏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弗格森、萨克斯等人,都是对第三世界国际援助项目进行话语分析的解构主义者。
与西方现代社会不同的是,第三世界既没有历经西方国家早期所走的作为变迁的“发展”道路,又并非因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所致困境试图寻求另一种内源性的基于管辖的“发展”,而是被西方国家将后者当作规律运用于自身,以控制和推动其经济发展,达到西方国家的攫取目的。
这其中,相应的理论包括新发展理论、综合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参与式发展干预等,相应的学科有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相应的具体实践包括贫困、营养、医疗、教育、技术、环境、管理等方面的规划和培训计划。
正如何清涟所说,抛弃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的良心“去建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梳理”[13]3。
的确如此,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对第三世界现代化发展所做的修正,完全不是使自己重新回归到“社会”的附属位置,而是试图将“社会”的其他因素,如文化、环境、自然、小众群体、米提斯[5]423等,按照以现代化为元叙事的普世逻辑与秩序,消除或重构这些因素并使之为己所用。
三、解构主义与“发展”的解构主义当我们理清了作为变迁的“发展”、内源性的基于管辖的“发展”,及外源性的以干预为工具的“发展”的关系,我们才能找到这样一条线索:《遭遇发展》中的“发展”的解构主义,其批判的目标,既不属于经典理论对于社会变迁描述的社会学范畴,也不同于后现代解构主义对于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哲学层面思辨,而是对应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国际援助项目实践层面的具体项目与机制。
在比较与西方社会基于管辖的“发展”的异与同中,我们可以发现,《遭遇发展》关于第三世界的以干预作为工具的“发展”的解构,应和了西方社会解构主义对于“发展”的世俗化与实践性及其将唯经济论作为元叙事的批判,并将其引入更加狭窄的范畴与更加经验的层面:埃氏对第三世界干预行动的话语分析,将福柯笔下涉及西方社会权力再生产的完整逻辑,操作化为事关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国际援助项目运作的基本机制;将福柯笔下诸如医院、学校、司法等国家机器的各种配置,简化为涉及医疗、教育或者法制普及的具体项目。
对于西方内源性的社会问题去政治化求解的批判,孕育了一批杰出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学者;对于第三世界外源性的社会重构去政治化运作的批判,造就了诸多同样杰出的“发展”的解构主义学者。
相同的是,在横向上,他们关注的领域,包括医疗、教育、法律、技术等;在纵向上,他们都着眼于对知识的谱系梳理,进而从知识中窥见不平等,在不平等中揭露统治者无所不用地制造资本无限生产的野心。
不同的是,植根于西方社会的解构主义者们,尽管他们选择研究社会生活的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他们均在哲学层面上进行分析,再从哲学层面回应或弃绝当代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