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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的历史沿革
作者：于美丽
来源：《实践·党的教育版》2016年第07期
《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根本大法与行动指南，周期性地修改党章是党的政治需要与组织需要所决定的。我们党走过90多年的历程，任何一部党章，都是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建设同当时的主要任务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八大，几乎历届党代会都把党章的制定、修改作为重要议题，迄今为止产生了17部党章或者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对自身建设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履新的第二天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足见他对党章的重视程度。
1921年的一大，我们没有党章，但有《中国共产党纲领》，到1922年二大，讨论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开始走向成熟。四大通过的修正章程则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党支部确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并规定将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改称为“总书记”。1927年召开的五大没有修改党章，会后由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修正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除了要选一位总书记，还要由“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国际上。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通过的党章第一章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把“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作为入党的必备资格，过分强调了共产国际的地位和作用。六大党章对党在严酷的环境下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内容和体例都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很多规定实际上脱离了党的实际情况，存在着明显缺陷。刘少奇在《论党》中评价：“党的六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使用。”
七大党章是我们党独立自主修改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的党章，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3个特点：第一，增加了党章的总纲部分，开创了党章发展史上的先例，解决了把党的纲领和条文混在一起的问题，避免了纯组织类型章程的局限。第二，首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党章修改的最大的历史特点。第三，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七大党章的实施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党的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为我们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1 “公文”，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国古代公文，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古代公文中包括了大量知识，诸如天文、地理、职官、科举、宗法、宫室、什物、丧葬，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与重大活动等，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有待进一步发掘。
公文的产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部落)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现了“官方”信息的需要后的产物。斯大林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我国素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著称，周恩来同志说过，“中国的档案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我国的古代公文，从公文信息记述传递和保存的方式方法去划分，大致可分为八个有所交叉的阶段：一、结绳、刻契记事与象形文字公文，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夏代以前，其时中国社会还属于原始公社（仰韶文化）社会前后，还未出现甲骨文，社会需要与产生的"公文"信息量还不很多，而且没有文物确证，只能算一种推测。二、甲骨公文，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王室后期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目前出土已在十五万片以上，甲骨文中有不少围绕王室活动为中心的官方文书，诸如战争、祭祖、气象、财产分配等，其结构完整，有事由、情况、办法及占卜时间、“起草”的贞人姓名，已具备公文雏形。三、金文公文，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便进入“青铜时代”，约跨夏、商、西周、春秋几个不同时期，到了战国又进入"铁器时代"。这漫长时期中的金文，如西周著名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周宣王诰戒和褒赏臣下毛公碚事。1975年在陕西歧山还发现了西周后期的四件金文器，有一件铸有两个奴隶主打官司判决词的“朕”(音镇)、“匜”(音仪)，记载下了西周的司法公文。四、简册公文，简牍指竹、木片，集一束简牍用麻绳、丝绳或牛皮筋联串起来叫“简编成册”，可以记载较多的信息。孔子读《易经》曾“韦编三绝”，以及近年来发掘的《云梦秦简》等，均说明从春秋至秦汉都曾用简册以记载大量文字信息，在纸张未普遍流行前，简册是公文记述传递的一种主要形式。五、缣帛公文，即丝织品公文，春秋战国时已有，秦汉时更大量使用，这时的公文已经是用笔书写，并能舒卷，保存及传递都较方便，逐步取代了简册，据《文献通考》记，东汉末董卓破洛阳，曾放纵部下大肆抢掠宫中缣帛公文档案，作成帷帐包囊使用，可见其数量之丰。六、石刻公文，已知最早的石鼓文，据郭沫若考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唐人称“文王之鼓”，分列在十个鼓形石墩上，举世闻名。秦始皇很喜欢到处“立石刻，颂秦德”。朱元璋也把一些制度、规定刻于石上。石刻比较笨重，不利传递，但保存较久，多用于“周知性”公文，后逐步向墓碑方面发展了。七、纸质公文，据考古发掘，我国在西汉末已能造纸，新疆及西安灞桥均曾发掘出汉纸，但当时还不普遍，及东晋末太尉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公文就都用纸书写了。纸质公文的出现，是一大进步，纸既方便、低廉，又可写较长文章，还产生了公文的折叠、卷轴、骑缝、修改等制度。到印刷术普及后，就更加显示了它的优点，从而延传至今。八、未来公文，包括图片、录音带、录像带，以及使用电脑计算、记载、书写、传递、保存的公文，这个时代正在到来，将会带来公文制度的重大变革。但今天还难以总结，故统称之为未来公文。 2 古代公文数量浩繁，究竟有多少篇章，无从统计，宋人编撰的《文苑英华》，篇帙达千卷之多。上自肖梁，下迄晚唐五代，选了2200人作品近两万篇，其中除诗赋外，公文为主要部分，选入了不少制诰、策问、判、表、牍、状、疏、露布（即布告）、移文、启、檄、议颂、铭、箴等公文或公务应用文。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到六朝止，共统计了三千四百九十七个作家写的七百四十六卷文章，其中约二分之一以上是应用文；应用文不全等于公文，但大部分是公文或接近公文的“准公文”。到了明清以来，由于时代较近，典籍保存较多，各种中枢及地方档案汗牛充栋，许多档案存放库中，几乎没有人翻阅过，可见古代公文卷帙浩繁，远超过文学作品若干倍。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改革现状
1．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
1养老保险制度的初创期1950～1957
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的是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此条例对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待遇标准等方面做出了各种具体的规定;
2养老保险制度的扩充、发展期1958～1966
①国务院在1958年2月9日和3月7日分别颁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至此,养老保险从劳动保险条例中脱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统一的企业、机关的养老保险制度;
②为了解决城镇集体经济中从业人员及他们的退休养老问题,1966年4月20日发布了关于轻、手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社员退休统筹暂行办法和关于轻、手工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社员退职暂行办法,建立了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退休统筹制度;
③在1958年、1959年,国务院还颁布了有关军人的退休管理的规定,在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养老保险体系;
3养老保险制度的停滞、倒退期1967～1977
①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养老保险的组织管理机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有的退休、退休制度也近似于瘫痪,造成了实际上的干部、职工的终身制;
②1969年2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使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失去了社会统筹的功能,职工的退休养老成了其所在单位内部的事务,使社会保险退化为企业保险、社会保障倒退为企业保障;
4养老保险制度的恢复期1978～1986
1978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这标志着养老保险制度从此进入了制度恢复期,但同时也将1958年统一起来的企业和机关退休、退职制度重新分化为两个分离的制度;
5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发展期1986～
①从体制上对传统养老保险制度革命的标志是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史
旧中国行业改造和人保诞生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接管各地的官僚资本保险公司，同时整顿改造私营保险公司，为新中国保险事业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保险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改造旧中国保险业
为建立起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保险业，1949年人民政府对旧中国保险业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顿和改造。
1、接管官僚资本保险企业。由于解放前夕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大多集中在上海，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保险机构的工作以上海为重点。接管工作从1949年5月开始至10月底基本结束。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和专营船舶保险、船员意外保险的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经批准恢复营业，其他官僚资本保险机构都予以停业。上海以外的官僚资本保险机构都由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当时的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因资金转移和负责人贪污挪用，资产已枯竭殆尽。其员工由军管会组织学习政治，许多人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走上了人民保险事业的新岗位。
2、改造私营保险企业。解放后，各地相继制定私营保险企业管理办法，如重新清产核资，要求按业务类别交存相应的保证金等，并加强督促检查。根据新的管理规定，中外私营保险公司在各地复业，但大部分保险公司资力薄弱，承保能力有限.
由于原来的分保集团大部分解体，对外分保关系中断，在军管会的支持下，1949年7月20日在上海成立了由私营保险公司自愿参加的分保组织“民承分保交换处”（简称民联），主要经办火险的分保业务。民联的成立，促进了私营华商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提高了保险业的信誉。随着私营保险企业公私合营，民联于1952年初完成了历史使命。
1951年和1952年，公私合营的“太平保险公司”、“新丰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两家公司都是在多家私营保险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其业务范围限于指定地区和行业，经营上取消了佣金制度和经纪人制度。1956年，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企业财产强制保险，指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办理财产强制保险的法定机构。同年，太平和新丰两公司合并，合并后称“太平保险公司”，不再经营国内保险业务，专门办理国外保险业务。两家公司的合并实现了全保险行业公私合营，标志着中国保险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此，中国国内保险业务开始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局面。 3、外国保险公司退出中国保险市场。1949年以前，外国保险公司凭借政治特权以及自身雄厚的资金实力，控制了中国的保险市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除其特权，并加强监管，要求其重新登记和交纳保证金。1950年5月，全国尚有外商保险公司61家，其中上海37家，天津10家，广州8家，青岛5家，重庆1家。人民政府采取限制和利用并重的政策，一方面允许其营业，继续办理一些当时其他保险公司不能开办的业务，如海运保险、外国侨民外汇保险等；另一方面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对其业务范围和经营活动作了必要的限制，对其违反国家法令和不服从管理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随着国有保险公司业务迅速增长，外商保险公司不仅失去依靠政府特权获取的高额利润，也失去了为数很大的分保收入。在国营外贸系统和新的海关建立后，其直接业务来源越来越少。1949年外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1950年下降为9.8%，1951年为0.4%，1952年仅为0.1%。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撤出中国保险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