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伦理问题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伦理问题研究述评【摘要】社会变迁一般都会通过家庭及其伦理观念的变化反映出来，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伦理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概括而言，我国在婚姻家庭伦理研究方面，尤其在婚姻伦理、性伦理、生育伦理、代际伦理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家庭的和谐关系到每个家庭成员的自由、平等、健康和全面发展，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作者简介】赵述颖，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49 【中图分类号】B8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4- 4434(2012)07 - 0193 -04家庭伦理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复杂而又古老的问题。

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家庭中往往交织着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

早在数千年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家庭观念及其伦理道德思想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国民思想观念中最深层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

伦理观念的这一根本变化，导致人们的择偶观、生育观、性观念、离婚观、代际观等相应地发生变化。

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以及家庭伦理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家庭伦理问题，对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建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家庭伦理的研究现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萌发、形成；人们家庭道德观念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婚姻伦理、代际伦理、性伦理、生育伦理等几个方面。

（一）婚姻伦理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

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这也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婚姻的平等自由奠定了制度和社会基础，但这种自由必须要用一定的伦理来约束。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对婚姻伦理的若干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第一，择偶标准问题的探讨。

择偶标准，可以说是现实社会价值观念的一个缩影，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晴雨表，同时也是个体婚姻意愿的一种表现。

之前，人们择偶一般都把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社会关系作为主要标准。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在择偶标准上表现出务实化倾向。

过去那种讲面子、爱虚荣的民族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有所改变，在选择配偶时，实在和实惠、经济比重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同时，青年中自主决定婚姻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随着人们择偶自主比例的不断提高，人们也越来越反对他人对择偶自主权的干涉。

第二，关于婚姻本质的探讨。

婚姻在本质上应是一种伦理关系。

因为“伦理关系是一种实体性关系，它包括生活的全部和过程。

婚姻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实体性伦理关系。

”而我国现实的婚姻本质是社会主义的两性结合的伦理关系。

以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非常的普遍，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相夫教子，必要时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

改革开放后，许多女子走出家庭，经商办企业，服务社会，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女性独立经济地位的确立，使家庭中平等意识得到了强化，民主与平等的观念深入到家庭生活之中。

第三，对离婚伦理问题的探讨。

离婚伦理是婚姻伦理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婚姻自由平等的实现。

对于离婚伦理，在改革开放前是避之不谈或少谈，而且在制度上对离婚自由有较大的限制，只有当婚姻双方中的一方在政治或性道德上出现问题时才允许离婚。

而且对离婚的人也予以道德的负面评价。

尤其是对离异女子常常被疑为行为不检点或缺乏传统美德被贬。

改革开放后，我国强调婚姻自主自由，把离婚自由视为婚姻自由的一部分，认为婚姻双方感情破裂，就应该离婚。

同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国离婚伦理的发展也呈现出了与西方离婚伦理发展的共同趋向。

“它表现为：离婚自由是人们的追求；离婚率上升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对离婚的宽容度提高。

”第四，关于网络婚姻伦理问题的探讨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使用，一切出于个体及社会需要的人类活动都在其中发生、发展着。

网络技术给人类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契机，也同样向人类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方面使人们的择偶面和自由度更大。

进而会使婚姻的主观满意度提高，并提高婚姻生活的质量；另一方面却为虚拟性爱提供了技术平台，造成了两性关系领域的失序和混乱，对现实婚姻有潜在的破坏作用。

这就需要我们因势利导，使其规范化，唯此，才能保证网络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代际伦理问题所谓代际关系，从广义的角度说，指社会层面上因地缘、业缘和其他关系产生的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往关系。

从狭义的角度说，指家庭中因血缘和姻缘而产生的关系，即亲代与子代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老年人是一家之主，具有管理权、教育权、分配权等权力。

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子女对父母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尽管父母对子女的生活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已不再拥有绝对权威。

同时现代社会中契约化的人际关系极大地冲击着以传统的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使代际关系中原有的相互平衡的抚养和赡养关系被打破。

代际关系的重心迅速下移，并严重向下倾斜。

改革开放后，关于代际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我国代际伦理发展的历史考察。

中国代际伦理发生着变化，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传统家庭结构瓦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外来伦理文化冲击的结果。

因为“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宗法型家庭结构的瓦解，这一变革已基本完成，现在正进行着的是第二轮的家庭结构变革，即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必然造成原来那种纵向伦理关系的移位，出现了‘代际’关系的危机——亲子关系的疏远和‘孝亲’观念的淡化。

”二是对现代代际伦理现状的分析。

随着社会的变迁，当代代际伦理也相应地发展、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孝亲”观念的淡化，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等方面。

因为市场经济和家庭结构变迁对家庭代际伦理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家庭代际关系开始涂上利益的色彩：另一方面，家庭代际关系双方平等意识增强，其矛盾和冲突在解决方式上诉求法律，家庭教育中的重智与轻德两种倾向也在同步强化。

因为现代家庭代际伦理重构的主要目标应是民主与平等共进、权利与义务平衡。

（三）性伦理问题性是婚姻的自然基础，满足性需求是人们结成婚姻、建立家庭的一个内在动因。

因而对性价值的评价观念，是婚姻家庭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过去性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人们耻于谈性。

而现在，人们的性观念日趋开放。

性伦理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婚姻家庭伦理研究中必须解决且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

费尔巴哈曾精辟地谈到：“性关系可以直接地看作是基本的道德关系，看作是道德的基础。

”黑格尔也指出：“两性的自然规定性通过他们的合理性而获得了理智的和伦理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理论界的许多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对婚姻关系中性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婚前关系中的性伦理。

性观念多元化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婚前严守贞操在中国传统社会被列为“妇道”之首，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被视作恋爱的道德规则之首，所不同的是对男性也同样具有约束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性观念还是传统占主流的，就是说人们并不赞成婚前性行为并持有一种鄙视的态度。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思想态度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

有学者对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道德做调查得出结论：人们的性观念在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上有了明显的多元化的趋势。

现在的年轻人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有一定的宽容度。

当然对于婚前性行为，虽然人们逐步由强硬地斥责转变为宽容的态度，但大多数学者还是持批评立场。

第二，婚姻关系中的性伦理。

婚姻关系中的性伦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过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起来的男女，其性行为主要是为了种族繁衍和传宗接代，即所谓“为后也，非为色也”，说明性的价值主要是生育，性的目的也等同于生育目的。

而追求性快乐、性欢愉被看作淫恶邪念而受到抑制，传统的性压抑使人们对性讳莫如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西方的“性自由”观念也借着各种媒体传人中国，更重要的是，思想变迁中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使最具有个体色彩和自我感受的性意识被迅速唤醒。

性观念迅速由封闭、压抑走向开放。

婚内性生活，已摆脱了“性生殖目的论”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为了享受生活和爱情的甜蜜，性生活质量成了婚姻美满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现代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第三，婚外关系中的性伦理。

婚外关系中的性行为即为婚姻的越轨行为，主要是指婚外恋，当然也包含了常所说的“重婚”、“包二奶”、“一夜情”等。

改革开放前人们对婚姻的越轨行为几乎是不分具体情况就认为是不道德的，予以舆论的谴责，甚至从刑法的角度规定了通奸罪。

当事人所在的单位更是以此作为其生活作风有问题而给以一定的干涉甚至给予行政处罚。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流道德规范虽认为婚姻的越轨行为是不道德的，但舆论谴责的力度却日趋减弱，给两性间的交往留有一定的空间。

尤其是网络的虚拟性，滋长了两性关系中的性混乱现象，从而为婚外性、“一夜情”大开方便之门，这显然是对现实婚姻的潜在破坏。

因此，对婚外关系中的种种性现象进行伦理评析进而进行伦理规范，既是维持人类社会生活的良好秩序、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体幸福生活、全面发展的前提。

（四）生育伦理问题生育伦理关系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社会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计划生育实行高压政策，使得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出现急剧下降。

随着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家庭的生育功能显著弱化。

“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等现实要求已促使人们不能不重新审视传统的生育伦理，并要求重建现代生育伦理。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对我国生育伦理问题作了深入探究。

一是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生育伦理现状作了考察和反思。

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我国很多地方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弃女婴现象时有发生。

这一方面是旧有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经济负面作用的结果。

而“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在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都“信奉多子多福”，“信奉男重女轻”。

这一方面是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生产力不发达而生存环境又很艰苦有直接关联。

二是对适度生育、不婚不育、无性生育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探究。

适度人口生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口的适度生育不仅反映社会对人类自身生产的理性把握，而且其本身为人口就业条件、住房和交通条件、教育条件、社会福利条件、医疗卫生条件、文化生活条件以及社会人际关系的改善和优化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不婚不育的伦理实质是一种“三自主义”：即自我十自由+自私：无性生育在其技术成熟的条件下也不能成为主要的或取代有性生育的生育形式，而只能作为有性生育的必要补充，无性生育作为有性生育的补充形式，或者说，作为援助一些不育夫妇或个人生育孩子的形式，它在生育伦理的视域中是可以通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