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射箭文化

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射箭文化作者：马廉祯来源：《武术研究》2018年第05期摘要：中国射箭文化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教育、体育、游艺、交流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形成了关于射箭的礼仪、备材、装饰、佩服、馈赠、竞技、考试等一系列制度，以及大量相关文学艺术创作等，构成缤纷多彩，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从武射、礼射、试射，与汉射、胡射两个不同分类方法，对中国传统射箭文化进行简单论述，指出中国射箭的技术与理论体系在清朝完成了最后的整合与定型，在民国初步完成了与现代竞技运动的接轨。

关键词：传统射箭射艺礼射射学中国射箭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蕴涵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不但具有体育价值，而且也是研究几千年来我国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而生动的例证。

在多姿多彩的世界射苑中，中国射箭堪称独树一帜，自成领域，因此，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许多人致力于其历史渊源的探寻与现实状况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弓箭的国家之一，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的石制箭镞，证明中国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在弯弓射箭，以它为狩猎工具，也以它为人类冲突的武器。

所以，中国远古传说中，把弓箭的拥有视为中华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

在北方各地为数众多的岩画中，如著名的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及新疆的阿尔泰岩画中，均可清晰地看到，早在三代或三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出了体式精巧的复合弓。

它弯曲优雅而富有张力的弓体，表明中国人在弓的设计和制作上一开始就深谋远虑，独辟蹊径，显示了无与伦比的才智和独创精神。

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大批青铜箭镞，不但个个锋锐如新，且尺寸和分量完全一样，考古工作者认为它们是按统一要求制作的，是“标准化”了的产品。

这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弓箭的制作上，用心精细，务求达到尽善尽美，将其实用效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长时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经验上升为理论和法则，被官方记载下来，成为官坊工匠们遵行的规范。

早在东周时代，我国就产生了《周礼·考工记》里那长达一千一百八十多字的《弓人为弓》，这是春秋时代齐国关于弓箭制作标准和规定，有学者说，它是先秦制弓技术的详尽总结，“是一篇优秀的科技论文”。

弓箭是冷兵器时代最有威力的武器，也是狩猎生产中最重要的工具。

同时，射箭技能的掌握和提高，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和技术训练，而训练和射箭的实践必定有助于体能的增强。

二者之间如此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很早就被古人所感悟到，并加以总结，在世代相传中形成理论，也催生了专业射师和不同流派的孳生蔓延。

更重要的是，如此钟爱弓箭的古代中国人，在各种目的射箭活动中，不断深化和延展射箭活动的文化内涵，逐步赋予它教育、体育、游艺、交流等多方面社会功能，并形成了关于射箭的礼仪、备材、装饰、佩服、馈赠、竞技、考试等一系列制度，还有大量相关的文学艺术创作等，从而构成了一个缤纷多彩的“射文化体系”，发展成为一门领域宽广的特殊的学问——射学。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射学是中华武学的精萃，这一点在现存的古典武学文献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1武射、礼射与试射商、周时代，特别是西周，弓箭是男人的性别标志，也是最重要的人生技能。

贵族家的男子必须从小接受严格的射箭训练，通过“讲德习射”以提升贵族精神，掌握射艺技能，即古人所谓：“王畿之内，乡党之间，皆有习射之地。

岁时因民聚会而教之，则民无道路之苦，国家无烦扰之政，而民皆精练矣。

”围绕着“习射”而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射箭活动，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制度化的“礼射”，西周王朝承接下来，又使之发展成为大射、宾射、燕射以及“为习民以礼乐”的乡射礼等一系列“礼射”活动。

本质上是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多功能军事操练和愉众活动，包括对体质、技能和训练水平的检测，还有其他许多属于“礼”的内容，其中蕴含着我国早期的体育理念，特别是古人对强健体魄和竞技能力的崇尚与追求。

中国人很早就把射箭引入教育领域，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

对中国古代教育史是如此，对射箭本身更是如此。

正由于此，中国射箭不仅是最重要的军事技能，而且成为身体和品德教育的课程，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的文化载体。

可以确信，至少在西周克殷之初，周武王就毅然“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

汉儒郑玄的注解说：郊射，为射宫于郊也。

左，东学也，右，西学也。

狸首、驺虞，所以歌为节也。

贯革，射穿甲革也。

嘲应该说，这是西周“礼射”的开始，是射箭进入教育的起点。

唐儒孔颖达对郑玄注作了进一步的疏解，他说：“克商之后修文教也。

……止武而习文也。

郊射，射于射宫，在郊学之中也。

天子于郊学而射，所以择士简德也。

”这就是说，射箭不再仅仅是军中克敌制胜的武艺，在周武王的倡导下，它摆脱了“射必贯革”的单一属性和目的，走进设在郊学里的射宫，成为“择士简德”的手段，成为学校的一门课程。

所以，西周的学校，所谓庠、序、学、校等，其实都是习射的地方，是通过学习射礼来提高人文修养的地方。

这一古老的传统随着西周“封建”政治体制的衰落而濒于式微，遭遇了“礼崩乐坏”带来的困窘。

直至东周的春秋时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出世，他一生尊崇周公和周礼，以“复礼”为已任。

与此相应，积极阐扬“射礼”的教化价值并试图加以复兴。

他坚持射的身体力行，并提出一些重要的改革性理念，本质上具有创新意义，如强调“射以观德”，主张“射不主皮”等。

试图将射纳人到儒家重新建构的教育体系中来，以这项曾经为贵族所垄断的运动转而成为平民教育的“六艺”之一。

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的倡导下，射的教育跨越了阶层和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标志，成为中国所有人所共同享用和施展本领的公共文化品类。

对多民族的中国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它正是孔子教育思想和实践中最精华的部分。

如上所言，“射”是孔子授徒的“六艺”之一，在六艺排序中位列其三。

第一是“礼”，具有“纲”的性质，以下五项是“目”。

循此，射在“目”中居于第二，亦见孔子对射的重视度。

为什么君子以射为争呢？古人的解说很清楚：君子无所争，必也，惟于射而后有争乎。

盖射则因所射之中否以角其胜负，因所中之多寡以见其优劣。

当此时，人人俱欲胜，是亦有所争也。

谓之必也射乎，言惟独于射有争也。

可见，孔子首先确认射是一项“争”的活动，是竞技，是射艺高低的比赛。

这是前提，是射之所以是武艺的根本。

孔子只是主张即使是竞技，也应该保持周旋有仪、雍容揖逊的君子风度，不失君子本色。

即《礼记·射义》所谓：“射求正诸已，已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已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可见，即使是他所主张的“礼射”，也仍然有胜负之别，只是负了不要怨人，应该从自己寻找原因。

通俗而言，就是不提倡逞勇好胜之风，不单纯以技艺为胜负，不责怨别人。

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射是“争”的核心定位，把射变成“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礼仪秀”，变成服饰与举止的展示，绝非如此。

既然是“争”，就要“角其胜负”“见其优劣”，就要有“中而贯革”乃至于“百步穿杨”的本领。

不然，“争”便是虚假的表演，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一类的政治游戏。

孔子本人孔武有力，平生颇以善射自许。

有人叹息孔子的博学多能，孔子听后却认为自已真正有把握的只是射、御两项技能。

显然，他这是在突出射、御的重要性，鼓励从学者应该把强健的体魄摆在重要位置上，免得像颜回那样“不幸短命”。

《礼记·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

”足见他老人家身手不凡，射艺水平很高，不是徒以“演礼”为招摇的“嘴把势”“说家”之类。

显然，如果只是表演“揖让而升，下而饮”之类的虚花套式，一如今天翻腾跳跃、争奇斗艳已达极致的“竞技武术”，就不可能出现“观者如堵墙”的场面。

孔子很看重射的品德教化功能，把射看成是学习礼仪和培育“君子”行为规范的重要手段，“射以观德”便是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

有鉴于众多的习射者往往“力不同科”，即个人的体质体能都有差别，他倡导“射不主皮”的赛射方式，强调这是“古之道也”。

这与通常的“主皮之射”或“贯革之射”不同。

“主皮之射”的要点是“胜者又射，不胜者降”，即不胜者要被陶汰，胜者继续参赛，直到选拔出成绩最好的射手，这类似后世的“单淘汰赛”。

“射不主皮”是主张不完全依照这种赛制比射，不过分看重水平高低和成绩好坏，而是重在参与，重在对“升降揖让，周旋俯仰”的礼仪要求。

至于究竟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不以“主皮之射”参与射箭呢？孔子没有讲，史亦无载，我们暂无所知，希望终究能清晰了解。

总之，孔子试图淡化射箭的竞争性，不提倡射箭仅仅是优胜劣汰的赛事，希望射箭走多元发展之路，以使其适应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让更多的人参加射箭并演习礼仪，以达强身健体和提升礼仪修养的目的。

我的理解，“射不主皮”的确是孔子对传统赛制的变革，是对射艺传播方式与社会功能的调整和补充，他所谓“古之道也”，乃是以“托古改制”来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而已，未必真有历史根据。

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托古改制”的大师。

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尊孔崇儒成为官学主旨，孔子倡导的“礼射”为官员们和学者们积极推行，自然会有一定的从众，特别是国家各级学校和某些书院的学生们。

宋元以后，依照常规，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到省、府、州、县各级学校，都应该设有演习射礼的“射圃”，生员应该时时演练射礼，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力提倡恢复射礼，在各级的官学中都建有射宫或射圃。

然而缺失了硬性的制度规定，尤其是没有那么多可以引领射礼的师长，“射礼”往往有名无实，形同虚设，或是虚应故事而已。

并且时常取决于官员和学者的个人兴趣，或放任或提倡，并无一定之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过是虚应故事，作出一番尊圣好古的姿态罢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所以一直到清朝，各式各样的礼射活动虽时有所见，甚至一些官办的府、州、县学，在学宫的旁边还保存一块“射圃”，以备学子们演习礼射之用。

而往往是闲置无用的时间居多，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去演习礼射，即使是有，也多半是发思古之幽情的“作秀”活动，因为很多人对周代的射礼程序已不甚明了。

必须强调指出，“射不主皮”式的礼射，从来都不是中国古代射箭活动的主导理念和主要赛制，只是或隐或现、时断时续地存在着而已，且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实行的方式也并不统一。

但，借助孔子的崇高名位，礼射所倡导“射以观德”“射不主皮”的社会影响不可低估，而且确实对我国古代体育活动的竞技精神起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

我国古代体育最终走上一条重表演而轻竞技的道路，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肯定与后世儒家一系列重文轻武、主静斥动的理论引导有关系，其中就包括对“射不主皮”的夸大与曲解的宣传。

我国古代一些曾经相当流行的竞技体育项目，如手搏、击剑、马球、蹴鞠、相扑、争交、打棒、打降等等，后一再遭到官府禁止，遭到儒学排斥，终究被逼上绝路，明以后大部分都不存在了。

在长时间没有战争的昇平岁月里，在道学家的倡导下，大讲一动不如一静，重文轻武形成风气，年轻人引弓走马、习练武艺便会遭到讥讽，甚至被视为不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