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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红包就是你的人际关系最近家有喜事，周围的亲戚、朋友和同事纷纷发来红包祝贺，自己也沉浸在红包雨中。
不过，在整理完红包清单后，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不同朋友、不同同事，甚至是不同的亲戚，给的红包大小不一，细细想来，这是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因亲疏远近导致的结果。
更确切的讲，我收到的红包就是我背后的人际关系情况。
一、红包的美好意义传统意义上的红包也叫压岁钱，是农历春节期间长辈给小孩用红纸包裹的钱。
在广东也叫做利是，顾名思义就是把幸福和好运带给晚辈。
现在，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红包的寓意得到了很大扩展：除了传统春节给红包，还有结婚红包、生小孩红包、开门或开业红包等等……甚至演化为凡是给别人的福利都可以称之为“红包”，比如政策红包、支付红包等等。
其实，大家都取自红包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渐渐也就演变为人与人社交沟通的工具。
就连很多红白事的份子钱也具有红包的性质，份子钱本是在中国农耕时候产生的众筹。
因为农耕时代，物质条件不够丰富，基于“一方有喜，八方来贺”或“一方有难，八方来助”的观念，既使当事方减轻压力，又能达到共同庆祝或共同渡过难关的好处。
但现在，份子钱也演变为红包，充分展示了红包的社交属性。
可以说，红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其自身的美好寓意，而是越来越多的体现为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二、红包的关系世界红包代表喜庆，但现在日益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
一个红包就是一种关系，千千万万个红包就构成了每个人迥异不同的关系世界。
亲情关系，红包带有浓浓的情谊；比如春节红包代表长辈对晚辈的祝福，结婚生子之类的红包。
利益关系，红包带有相互利用的含义，比如逢年过节给领导、老师的红包，甚至是给关联方的受贿红包。
无论哪种类型的红包，肯定有大小之分，那也就体现出收送红包双方的关系远近。
就某个人而言，比如结婚时，与其关系好的，给的红包就大些；关系一般的，给个红包意思一下，也仅仅走个形式，代表相互之间有个面子。
当然红包金额的大小除了体现亲疏关系，还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长幼尊卑。
微信红包传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初探作者：申思达陈勇来源：《科技传播》2015年第08期摘要 2015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更是火爆。
微信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除夕当日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0.1亿次。
微信红包满足受众的需求，也给受众的人际关系带来影响。
笔者通过参与微信红包，从微信红包游戏出发，分析微信红包对人际关系的重构、强化、扩散、维护和娱乐功能，从使用与满足理论、人际交往理论、需求理论、符号互动出发，剖析微信红包传播过程中带来的人际关系新变化，从而引发对微信红包传播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微信红包；人际关系；使用与满足；人际交往理论；需求理论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7-0110-022015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可谓是火了一把，笔者亲自参与微信红包的发放和疯抢过程，笔者对微信红包的传播影响深感兴趣，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微信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微信红包这一微信的子产品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也是有理论根据的，诸多学者对微信和人际关系的研究给笔者研究微信红包和人际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借鉴，同时也提供了研究思路。
传统意义上红包，是每逢过年的时候长辈给予晚辈的压岁钱。
与传统传统红包相比，微信红包实现了随时随地、资金随意的目的，这种方式的改变，更大范围内刺激了用户的参与心理，从而达到激活微信群和加强群内交流，进而引发人际交流。
1 使用与满足、人际交往理论、需求、符号与微信红包E·卡茨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作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个人需求和愿望。
受众成员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1]微信红包在满足微信广泛使用和受众心理需求的条件下，实现了“火爆”，受众在媒介的使用过程中心理需求得到满足。
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微信红包的把握住了受众的需求，并针对受众需求制定了两种不同的游戏程序，即是红包的派发方式，一是普通等额红包，二是拼手气群红包。
微信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解读
微信红包是一种数字化的现金礼物，在中国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和文化现象。
微信红包的兴起与微信社交平台的普及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赏赐和互动方式，也代表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金钱观念的转变。
微信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在于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密切和巩固。
微信红包成为了人们在特殊场合或特殊纪念日送礼的主要方式之一，例如过年时的亲朋好友间的拜年红包，生日时的祝福红包等。
通过发送微信红包，人们不仅能够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祝福和关心，更能够实现送礼过程的简便和便捷，而且受红包金额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多地体现了情感的重要性。
微信红包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方式，例如抢红包游戏，多人参与一同分享红包，使得人们的互动更加活跃和有趣，从而有助于增进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
微信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在于改变了人们的金钱观念和消费方式。
微信红包注重的是微小金额的赠予和分享，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额赠礼。
这种微小金额的红包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人文关怀，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金钱价值更为重要。
这种转变使得人们逐渐从过度追求物质财富转向关注人际关系和情感回报。
微信红包也改变了消费的方式，人们不再需要实体礼物，通过发送红包也能够传递自己的心意和祝福，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微信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还在于推动了数字化支付的普及和发展。
微信红包是在微信支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支付和接收红包。
这种数字化支付方式方便快捷，并且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消费场景，促进了移动支付的普及。
微信红包相当于是移动支付的一种引子，使得更多人接触和使用移动支付，并逐渐适应数字化的消费习惯。
2412016年10月下 第20期 总第248期1 微信红包概述及传播现状微信红包是腾讯公司旗下的微信支付在2014年1月27日推出的一项新年红包功能，该功能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普通红包，二是“拼手气群红包”，可以实现红包的收发及查阅记录、存储、提现等。
微信红包一经推出就引起了普遍关注，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广大用户的广泛使用。
微信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除夕当日全国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超10.1亿次；2016年微信红包再创新高，除夕当天红包收发总量达80.8亿次。
微信红包不管是参与人数还是传播速度，都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趋势，抢红包俨然已经成为了拜年新时尚。
用户通过微信红包的发放和争抢，满足了自己的娱乐需求，同时也给亲朋好友送去了祝福，增进情感交流，加强人际关系[1]。
2 微信红包特征2.1 娱乐性微信红包可以说是一款极具娱乐功能的游戏，其中“拼手气红包”更具趣味性。
有些微信群会玩“红包接龙的游戏”，即在“拼手气群红包”中抢到最大金额的用户继续发群红包让其他群成员抢，极具娱乐性。
抢红包还会把群里的“潜水党”给激发出来，带动用户的参与程度，提高娱乐性，形成一个较为激烈的互动气氛。
2.2 便捷性微信红包的使用步骤非常简单。
用户只需进入微信聊天界面，点击红包按钮，选择“普通红包”或“拼手气群红包”，输入红包金额及数量，确认付款即可。
接收方拆开红包后，系统会自动获得红包金额并存入微信钱包中。
微信红包的便捷性使得用户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掌握其使用方法，快速参与到抢红包与发红包的游戏中[2]。
2.3 社交性微信红包是建立在微信这个社交平台上快速发展的，因此它本身就具有社交性。
用户在抢红包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亲友之间的交流，让好友之间在网络上实现了互动体验，增进情感交流。
同时，参与微信红包互动的群组或个人往往是由人际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人脉圈，在已有的感情基础上进行的红包互动，更加有利于好友间的交流和沟通。
3 微信红包的积极影响3.1 交换情感,维护人际关系微信红包游戏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个用户在群里发了红包，就会带动群里其他人接着发红包。
微信红包的社会文化意义解读
微信红包是中国传统的红包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着社会文化。
从社会文化意义来看，微信红包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解读：
第一，微信红包强化了社交关系。
传统的红包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社交行为，通过给予红包来展示人们的关心和孝敬，表达节日祝福。
微信红包的出现无疑更方便了这种社交行为，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场合或时间，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微信发送红包，增进相互的友情和亲情，加深了社交关系。
微信红包还有一个特点是可以选择定时发送，这种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惊喜和祝福。
第二，微信红包体现了公平与诚信的价值观。
微信红包采用了抢红包的形式，任何人都有机会获得红包，无论是财富水平高还是低，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
这种公平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富差距，平衡了社会资源的分配。
微信红包的兴起也要求人们在送红包时诚实守信，不得泄露红包金额等信息，这种诚信的价值观也被大众所认同。
微信红包弘扬了分享与互助的精神。
微信红包的抢红包过程中，人们会有一种分享和互助的心情，红包一经发送，任何人都可以抢到，这种分享的方式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和友情。
微信红包也促使人们更加注重团结合作，因为红包金额是有限的，有时候人们会组成群体一起抢红包，共同分享，从而营造了一种合作共赢的氛围。
第四，微信红包推动了电子支付的发展。
微信红包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电子支付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支付。
通过微信红包的使用，人们更加习惯于使用手机进行支付，不再依赖传统的纸币和硬币。
这种电子支付的方式也更加方便快捷，提高了交易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微信红包的使用与社交心理研究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微信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微信红包也成为了我们社交方式的一种形式。
无论是过年还是大型活动，微信红包都成为了社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微信红包也逐渐影响了我们的社交心理，本文将对微信红包的使用和社交心理进行探讨。
一、微信红包的使用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方式，几乎成为了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支付方式之一。
首先，微信红包具有非常便利的特点，只需要一部手机，便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支付，只需要打开微信红包功能，输入金额，添加好友或群聊，点击发送即可，非常方便。
其次，微信红包也特别实用，不仅适用于日常生活支付，还能够作为一种礼物或惊喜。
在新年、生日或结婚等重要日期，微信红包成为一种特别的礼物方式，可以生动体现出赠礼者的想法和心意，大大增加了礼物的表现力和实用性。
二、社交心理微信红包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支付方式，还象征了人们的社交心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变化。
从人们在过年中给亲戚发红包，到在群里给朋友发红包，微信红包的出现也代表着社交关系的调整和变化。
因此，微信红包在社交心理中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微信红包和社交心理之间的关系。
1. 社交彼此看重微信红包在社交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社交关系。
在社交中，人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而微信红包为社交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通过给别人发送微信红包，人们能够传递出对彼此的看重和在意，从而增强社交关系。
2. 社交让人更融洽在红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人们很容易找到共同点，建立起更紧密的社交关系。
相比于传统的礼物方式，微信红包更加简洁和快捷，既去掉了烦琐的礼品选购和礼品包装的过程，更强调了社交关系建立中的互动和沟通。
3. 社交让自己获得的快感更强烈微信红包能够给人们带来更高的返现，更快的反馈和更强烈的成就感，因此，微信红包成为了一种功能荣誉的体现。
通过收到微信红包，一个人不仅能够获得一份礼物，而且还能够感受到别人给自己的重视和在意，从而增强个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试点论坛shi dian lun tan浅析微信红包对人际传播的影响◎崔静文摘要: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有着愈演愈烈的势头，尤其是在春节期间，更是掀起了一波“全民抢红包”的风潮。
本文通过对微信红 包特征的分析，联系需求与满足理论，浅析微信红包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关键词:微信红包;人际关系；需求与满足理论;流行现象一、微信红包概述微信(we chat)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个为智 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
截止2013年11月，微信 的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人次，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
紧接着，在2014年1月27日，新功能微信红包在这一基础上横空出世。
实现了领取红包、发放红包和提取现金的功能。
微 信红包的特点:便捷性;娱乐性;社交性。
二、微信红包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条件(1)社会关系需求。
在用红包功能的过程中，它对用户三方面社会关系需求得到满足。
第一，微信用户在添加好友时，率先使用的是 手机联系人，这就意味着微信本身是一种熟人社交，与现实社会的好友是挂钩的。
第二，红包功能满足了用户在群体压力下的从众心理，微信红包将人们拉到了人际交往的轨道上，被赋予了较高的社会属性。
第三，用户在收发微信红包的过程中，在社会关系当中的平等心理得到了极大地满足。
(2)娱乐需求。
根据微信红包的规定，在个人聊 天中红包收发的最大金额为不超过200元，在群组聊天中，红包金额 最高不超过2000元，实际上物质意义并不大。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微信红包更多的是满足了人们在其他娱乐中不能得到的体验。
(3)传承传统文化的需求。
红包作为古老中国自古相传下来的文化组成部分，从中国古代一直沿袭到今天，在本质上来说，微信红包还是有着发扬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功能。
(二)微信红包产生的群体心理条件(1)媒介接触可能性。
媒介接触指的是，载体是受众接触媒体不可或缺的中介。
微信平台目前有着五亿的用户量，而春晚也有着七亿 的全球观众，一个是使用率最高的通讯软件，一个是拥有全球最多观众的晚会;一个是新兴互联网经济中的“红人"，另一个又是传统媒体中的龙头老大，微信和春晚的“强强联合"也直接导致微信红包达到_个以前所有平台所达不到的高度。
春节红包的社交心理学与价值观分析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亲友团聚、互赠红包的时刻。
春节红包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礼物，不仅仅具有物质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社交心理学因素和背后的价值观。
首先，春节红包的社交心理学因素之一是亲情。
春节是中国人重视家庭、亲友团聚的节日，亲情在这个时刻得到了尤其的彰显。
亲友之间互送红包，不仅是心意的交流，更是一种表达亲情的方式。
收到亲人的红包，传递出一种关怀和温暖的情感，增强了亲人之间的亲密度。
其次，春节红包涉及到的另一个社交心理学因素是群体认同。
中国社会强调集体和团体的价值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非常重要。
亲友之间互赠红包，不仅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也是对整个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的体现。
通过参与红包赠送的行为，个体能够感受到集体认同和归属感，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凝聚力。
此外，春节红包还涉及到纠正社会关系的社交心理学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红包被视为调和亲戚关系的一种方式。
亲朋好友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微妙的关系，比如亲疏关系、地位差异等。
通过春节红包的赠与，可以平衡和弥补这些微妙的社会关系，降低彼此之间的压力和尴尬，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除了社交心理学因素，春节红包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首先，春节红包体现了尊老敬老的价值观。
长辈通常会给晚辈发红包，这是尊重和表达对长辈的敬意。
传统上，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的习俗更是被视为对晚辈的祝福和鼓励，传承着尊老敬老的核心价值观。
其次，春节红包还体现了劳动价值观。
红包的金额通常与赠予者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关，也与赠予者的努力和付出有关。
通过给予红包，中国人传达了对他人付出努力和辛勤工作的认可和回报。
这种劳动价值观在红包文化中得到了表达。
此外，春节红包的社交心理学与价值观分析还可以触及到消费观念。
春节红包既是一种传统礼物，也存在消费的一面。
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春节红包已不仅仅是普通的纸钱，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电子红包等现代化方式。
这也反映了消费观念的变化，红包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科技结合，延续了其一贯的意义和价值观。
第37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7月 Vol.37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ul. 2015────────── 收稿日期：2015-04-07 作者简介：谢越（1989-），男，北京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史。
-78-从微信红包看传统社会人际关系转变谢 越（西藏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6）摘 要：传统的中国社会在春节期间的拜年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以血缘维系的社区传统，社区内的走访活动伴随着礼物的相互馈赠和接连不断的彼此宴请活动传递并加强着血缘社区内部的凝聚力，但是进入互联网社会以后中国的拜年传统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迅猛的革命，这一变革将会对中国社会结构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传统社会；身份；微信红包；契约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4-0078-04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4.020The Change on Traditional Social Relationship by Discussing the Red Packets on WechatXIE Yue(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6, China)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ctivity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shows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binds community tradition. The visit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with gifts to each other and successive feast strengthen the blood cohes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But after entering the internet society, Chinese traditional new year seems to be experiencing a rapid revolution. It will bring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structure Chinese society.Key words: traditional society; identity; red packet on WeChat; contractual society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社会结构不断瓦解，取而代之是新的不确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中的人际关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交方式，虚拟世界的社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现实世界的社交活动。
一、作为身份符号“众所周知，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
义务性的礼物往来维持、强化并创造了各种——合作性的、竞争性的亦或者是敌对性的——社会联结。
”[1,p1]而在春节中，礼物的社会性功用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一直以来中国社会在春节期间的礼物流动存在于被人类学家们称为“人格之文化建构”①的过程中，该过程不仅明确了社会认可的人的界限而且强化了人际关系中的社会化属性。
显然解构中国社会的礼物交换过程，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有着重要意义，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礼物流动不仅仅反映了人格之文化建构过程，还区分了社会的层次，“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海里还很深。
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
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2]。
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的流品性特征，礼物通常是由社会生活中地位处于下层流品地位的人们向拥有更高流品社会地位流动，而这一背景下的礼物流动往往是单向的，这个事实迥异于马塞尔·莫斯所提出的作为契约与交换，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契约交换式的礼物馈赠关系。
要想探究礼物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属性，就必须以某谢 越：从微信红包看传统社会人际关系转变-79-种方式呈现出礼物在其中的去向轨迹。
以一个春节期间存在的场景为例进行分析，我们用甲、乙、丙和丁来分别代表四人。
甲为居住在乡下的普通农民，乙为居住在城市的甲的表亲，丙为乙的上司，丁为丙的父亲。
过年时甲会携带礼物（乡下特产或进城之后买的礼品）去给甲拜年。
期间叙叙旧，乙是否留甲吃顿饭，取决于乙对甲的态度而不取决于甲的意愿。
乙将甲送的礼物进行分类，一部分留给己用，一部分与自己购买的新的更为贵重的礼物一并携带着去拜访自己的上司丙，依旧是客客气气地拉拉家常，过程可短也长，这取决于丙是否空闲。
丙与丁之间的礼物流动不同于甲乙丙之间，丙丁为父子关系，丙对丁日常的赡养照顾较少，而逢年过节则会带大量的礼物去看望丁，对自己日常所欠缺义务的补偿。
春节期间的人际走动与礼物的流动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人情，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中的礼物不同于“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表面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3,p3],与经典理论中的“补偿”或“均等报偿”不同，正如阎云翔所指出的，“中国礼物馈赠形式的某些特性将它与人类学文献中描述的其他体系区别开来”[3,p4]。
当进一步剖析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人情要素之后，对礼物的流动与社会性的研究，则应放在更为长远的时间线上去进行考量。
春节作为传统节日具有调整修复一年来已经拥有的社会关系的作用。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确立了一个关联，那么春节期间的礼尚往来就是决定对这个关联是长期关联还是短期关联的一个分界。
作为长期经营的关联即我们所说的礼物（不可让渡[inalienable]物品）所创造的联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一点在血缘社区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时至今日依旧可以看到这种关联的影响力，这便是中国社会中人情这一基本社会概念的基础。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在美拉尼西亚社会交换研究后提出的从“纯粹的礼物”到“真正的交易”观点就是对这种关联的具象描述。
经典人类学理论中在诸多民族志报告中广泛谈论的礼物馈赠和互惠的理论从理论层面说放到我国社会的关联中去考察并没有错误，之所以我们会认为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于“均等报偿”或“互惠”的时间界定问题。
萨林斯提出了交换现象的三种类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三种互惠在其语境中暗含了一个前提，即互惠是指的确定性的互惠结果，而在人情社会中，人情则是不确定性的互惠。
人情本身是个极其抽象的道德概念，在人情社会中对于人情的约束完全来自于道德层面而不取决于契约社会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人情与契约社会的关注点并不相同，我们可以说这是东西方文明差异的结果，也是历史传统的沿革。
对前文所举甲乙丙丁礼物的事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甲乙丙丁直接的关联可以用一幅图标来简单呈现，如图1所示。
图1 礼物流动与身份关联图在甲乙丙丁四人中，丙丁是最为牢固的直系血缘关系，甲乙为次之的亲缘关系，乙丙为更次之的工作关系，甲乙之间尽管并无直接的相互馈赠，但却存在着一种报偿关系的人情，这种报偿关系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量化的研究，难以罗列完整的互惠等式，当然这并非是在否定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恰恰相反这种互惠关系的精确计算来自于从小受到的人情道德训练所培养起的本能意识，这种意识是甲乙互惠关联的原动力，甲乙之间未必存在当下时刻的交换需求，但在将来的某一天始终存在着甲对乙的不确定性交换需求。
同样的互惠关系也可以解释乙丙之间的关联，但与甲乙不同，乙丙间的关联表现非常具体，乙丙之间的互惠存在某种契约的认可，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张集馨所著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如旧时所谓的“太平炮”②，外官对京中大僚，常有馈赠，节寿送礼以外，有别敬、炭敬、冰敬、瓜敬等名称[4]。
随之发展出一整套官场的“礼文化”，此种文化并未禁绝久而久之成为官场腐败的重要根源，官场文化与本文行文无关故不作过多讨论。
丙丁之间的关联则相对容易理解的多，为家庭内部财富的一种流动形式且这种流动伴随着情感的交互发生。
以上三种为我国社会结构中最为常见的春节馈赠礼物的流动方式，礼物的交换有了超越馈赠这一行为本身的深层次社会阶层财富重新分配的含义，并依据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不断通过馈赠的流向来强化身份的高地。
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是否赞同自己的行为，其根据似乎与我们据以判断他人行为的原则完全相同。
我们是否赞同他人的行为，根据的是当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时能否充分同情导致其行为的感情和动机。
”[5]在不断的身份转换之后，春节的礼物馈赠活动便以极其精妙的方式运行着，维系着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财富流动。
二、具有社交性的“红包”“红包”作为2015年春节最为流行的词语，然而此“红包”非彼红包。
曾几何时越来越流行的移动互联第37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7月-80-网控制了人们的生活，传统的社交活动在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现实中的社交关系很快延伸到了虚拟社会中，从早期的QQ 、MSN 、飞信到智能手机普及之后的微博、微信、陌陌，购物则有淘宝、天猫、京东、亚马逊、当当等大型B2B 购物平台，移动互联网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有人开玩笑的说可以没吃没喝但不能没有网。
那么作为传统社会生活中最为隆重的节日春节自然也无法避免移动互联网的介入，最早推出虚拟红包业务的是新浪微博平台，2011年春节，新浪微博就推出了红包活动，但一直到2014年春节微信推出红包活动之后，红包才渐渐扩展到全社会，至2015年春节最终演变为一场全民的红包狂欢活动。
对于全民抢红包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互联网商业思维的角度去解读研究，在笔者看来这并不妥当，如果单纯将红包看作是互联网巨头们的又一次广告营销噱头，那么大可将其与2014年春节后的滴滴打车软件以及快的打车软件的全民打车返现活动进行对比，作为单纯商业促销活动的打车软件之战随着阿里与腾讯双方投入的现金流耗尽便告结束，而抢红包活动中的现金流则远大于腾讯与阿里两家公司的投入现金流，所涉及的社会层面也更为广阔。
2014年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6.49亿人，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在2.17亿左右③，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基数，显然任何一家盈利性机构已无法左右其作为社会群体的文化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