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读太史公的《报任安书》是一篇千古名篇，司马迁在这封信中，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主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

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李晚芳曰：“此篇（《报任安书》）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

《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

《自序》悲婉，此则沉郁、雄健。

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

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怫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

书中…舒愤懑‟，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

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

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

”这篇千古名篇回顾了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受刑的全过程，叙述了忍辱著书的目的、决心、毅力，及其极端痛苦悲愤的心情。

文章充满了作者受刑后的无限痛苦与悲凉，但让人读后并不感到，而是感到有一股气势，有一股充满自信的、无坚不摧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力量。

尽管此篇是太史公“舒愤懑”之作，但他把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就生化出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在此文中，他写下了一段名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标准。

司马迁认为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故他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选择坚强地活下来，并以最大毅力完成《史记》。

并且在司马迁看来，自古迄今的圣贤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书立说，就是因为他们在建功立业的奋斗过程中遭受到各种黑暗势力的打击和无端的迫害，使他们倍受艰难困苦和压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这种难言的隐衷和哀痛又无法为人所理解，于是只有通过为文论述来抒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悲愤，阐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凭借往事的兴衰成败的轨迹，总结历史的规律，寄希望于来者。

这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

所以他以《报任安书》来明志，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史记》著作之中，以成就其“一家之言”。

载于《全汉文》的《悲士不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

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已。

这正是司马迁在受刑后于耻辱与名节间挣扎的写照，而最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发愤、建立功名之路。

故此赋与《报任安书》正好相得益彰。

司马迁不仅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舒其愤”的创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记》的创作实践具体地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史记》的创作蕴含着作者极其深沉的感慨，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抒情性。

很明显，《史记》写的是历史，但它并不是纯客观的实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与褒贬。

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

《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

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司马迁写《史记》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叙述，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批判，并抒发其悲郁之情。

纵观《史记》，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笔下时常涌荡着一种愤嫉之情，一种沉郁之气。

那种对帝王公侯的贬斥鞭挞，那种对佞儒酷吏的尖刻讥讽，那种对刺客游侠的倾心赞颂，那种对失路英雄及含愤志士的无限同情，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作者的爱憎褒贬。

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真是精当之极。

《报任安书》读后感大红的地毯、蜡烛、门楣、纱帐……纯黑的印龙、栏纹、浓墨、青丝……厚重的高墙、精巧的飞檐、素面的宫娥、坠髻的妃嫔……矮桌、木桌、垂帘、竹简……一切这一切，和数不清的曾经，一同绘制了一卷道不完、看不尽的盛世大汉图。

推开历史尘封的石门，会被清朝的繁复华丽所吸引，会为兴荣的明代商市所也欣慰，会不觉赞叹广阔强悍的元朝，会被宋代忠心之士所折服，会在路过盛唐时，想停滞不离，回在在听见隋代之音时而惋惜潸然，感慨孟德的所谓奸雄，佩服孔明的旷世之谋……我，可以为每一个时代流连，但我所敬的，所爱的，永远只是那独一的汉朝。

恍若血液中留传下的，对着那些不够华丽的汉饰，总会怦然心动。

独爱那简洁的腾龙图，唯慕那简单到要死的槛栏，沉醉在大红与纯黑的美中，舍之其谁？再也找不到如刘彻般令人如此动容的男子，也寻不见武帝般叱咤风云迷人的帝王。

在千年之远，我为那个名叫彻的人更动心于那个年代，那一段段情，一幕幕史。

曾为了彻的过失而痛心，因为另一个名为迁的男子蒙受腐刑，看到“主上所戏弄”“最下腐刑极矣”……为迁珍爱生命的所谓“苟活”而舒了一口气。

即便无法回到纯白，也要成就更鲜亮的色彩。

我永远也不知道迁会如何想他的主上，在每个午夜袭来，是否会以为自己已变为灰烬，而在每一个黎明又会再次醒来，看到在上的那个伤害过自己的人，会不会明白，原来所敬的、所恨的，可能都不是眼前这个人…… “虽累百世，垢弥甚耳”，这样吗？迁，不会的，当你再次醒来，阳光下的一切，那样透彻清明的眼眸和给你的拥抱，会让你知晓，所有不堪的过往，不过……浮生一梦。

盛世、糜情，刘彻、司马迁……汉，吾爱，于千年之远坠入尘埃之下，终不得还。

生与死的抉择（《屈原列传》和《报任安书》读后感）“上官吏，彼何人，三户仅存，忍使忠良殝瘁？太史公，真知己，千秋定论，能教与日月争光。

：这是李元度对屈原和司马迁的评价。

每朝每代都有佞臣小人，也都有忠良之臣，佞臣一旦心生歹念，必定会害忠臣，为自己的仕途扫清阻碍。

屈原和司马迁有着想爱死的凄惨遭遇，也有着同样刚正不阿的品格，他们对于生死的抉择，为生命的价值作了最好的阐释。

屈原“博学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的贤能确实上官大夫嫉妒，上官大夫开始谗谄，怀王便对屈原渐渐失去了信任。

屈原悲痛啊，却是对怀王感到痛心，居然被小人迷惑，不能明辨是非，那么楚国的命运危在旦夕啊。

他作《离骚》，抒愤懑，寄忧愁，“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仰天长叹，知道自己已处境困难，但更在乎的是楚国的为难。

被罢黜了，他仍向怀王进谏，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只愿楚王能够清醒。

他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无法令他“随其流，扬其波”，他的高洁的品性不愿活在混浊不看的俗世，眼睁睁地看着楚国一步步走向灭亡，于是投汨罗江去追随自己崇高的政治理想，保持自己的洁身自好的情操。

屈原，是为生而死的。

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是：“其志洁，故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屈原的性格，决定了他投汨罗江殉志，他告上的评个，不可能令他活在污浊的乱世。

在俗世，他空怀一腔热血，即使有才能也无处施展，他是要把一生都献给自己心爱的楚国的，即使是逃亡到其他诸侯国，在他眼中这便是叛徒的作为。

于是飘零抑或是与世无争，他都做不到，活在世上无谓，还要痛心楚国的危难，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侮辱。

他没有渔父那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心态，苟且活着，生命的价值何在？对于他来说，唯有死便是生，活着空有一副躯体，思想的折磨和他高尚纯洁的品德的不容，宛如死人一般。

死是生的另一种方式，对于屈原来说，以死明志，留下的《离骚》《九歌》《怀沙》等饱含着他不朽的精神，犹如他活着一样。

他希望自己的死，可以警醒顷襄王，可以被后世的人所理解。

“自疏濯淖于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

”司马迁为屈原记传时，除了同情，景仰，还有的便是激愤和哀怨。

司马迁理解了屈原的死，苟活于世，更加坚定地完成《史记》。

司马迁的命运亦是悲惨的。

他担负着先父的遗愿，历史的责任，家族的使命。

太史公的职责看似低微，却在历史的传承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他为李陵的投降说了句公道话，却招来了极为不幸祸患。

汉武帝不高兴，认为作为史官，就应该好好记载当朝史实，对于这种事不应开口，即使开口也要站在自己这边。

但是，司马迁求真务实和他的正义感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没有钱财贿赂，只有两种抉择，一是死，二是生，但是要接受腐刑。

为了《史记》，为了完成这份伟大而又艰难的任务，他选择了忍辱负重，苟活于世。

“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坚信《史记》能为后人造福，能“成一家之言”而留传千古。

在受刑之前应自杀，司马迁认为这是真正的大丈夫的作为。

可他又何尝不想这么做呢？受刑完，他又千万次想到了死，极大的污辱和极大的痛苦他都忍受下来了。

即使任安请求再谏皇帝，他为了活着都狠心拒绝了。

为了《史记》，活下来，是他唯一的想法。

司马迁，是为死而生的。

史官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小人见风使舵，使清廉志士的命运更加坎坷。

很多人都觉得司马迁苟活下来是可耻的，遭受了巨大的耻辱还强颜活着，《史记》尚未完成也会有后继之人。

其实不然，《史记》从黄帝记载道汉武帝，司马迁背负着责任，作为史官的责任，责任未尽，死去也没价值。

他选择苟活，维持它活下去的信念便是完成《史记》，完成使命，或许对于他来说，腐刑已经使他死了一次，受刑后自杀还有何意义呢？司马迁是用生命为历史代言，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史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生与死的抉择，因每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而不同，“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只有在死后才能评定一个人的一生。

有的人活着虚度一生，如同行尸走肉，有的人不忍面对痛苦和艰难选择轻生，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的人，对于活着和死去的价值，对于生与死的抉择是茫然的。

屈原和司马迁，千百年来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是因为他们伟大，还是因为他们敢于面对人生，对于生与死的抉择，都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