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底，苏联发生了剧变(苏共垮台，社会主义制度被放弃，联盟解体)，这是20世纪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关于它发生的原因，中外学术界、政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本文只就我国学者对这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我国学者有的将其分为内外因；有的分为直接原因、根本原因；还有分远因、近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等说法。就其具体内容来说，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是苏联剧变的外因，这已是我国学界不争的共识。10 年来，我国学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侧重于从内部探索苏联剧变的原因。
一、
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发生剧变的，所以说到苏联剧变，不能不提戈尔巴乔夫，我国学者对此大致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如李振城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是真理，在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政治信念上即精神支柱上动摇、叛变，自然会导致对异已思想和异已政治势力的顶礼膜拜，屈膝投降”，这是“导致苏共失败，苏联解体和全局性剧变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 。[1](p.21)李寿源指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2](p.235)冯特君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解体
的内因，也是主要原因”。[3](p.171)俞邃指出“苏联模式的弊端与苏共领导的路线政策错误，在苏联的剧变过程中，相互作用，前者是基础因素，后者是决定因素”，“这里就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4]
第二种观点：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方法的失误，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应负主要责任。郑异凡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苏联形势所逼：在用“计划加动员”方式无法改变苏联种种弊端的情况下开始走上经济改革的，而经济改革也遇到了严重的阻力，无法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才转而求救于政治改革，以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庞大的党政机关——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但是，戈尔巴乔夫忽视了一个问题：苏共在苏联已经成为管理国家大大小小事务的机器，在取代它的机构建立之前，对这台机器只能修理、改造、改善，而不能轻易打碎、抛弃、砸烂。“到了改革后期，这个党尽管扮演不了先锋队的角色，但是管理国家上仍然离不开它，一旦抛开它，整个国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
[5]张盛发也认为“追根溯源，是苏共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政治改革使
苏联由削弱而至瓦解”，“不管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使苏共走上灭亡”。
第三种观点：承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中应承担个人责任，但更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既定历史条件。张玉良认为“苏东剧变绝不是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的初衷”，“苏联社会内外矛盾的长期积累决定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扮演这些重大社会矛盾解脱者的历史角色”，而“当代苏联的社会历史特性”则导致戈尔巴乔夫“进行历史性解脱的最终结局”——苏联解体。[6]马闪龙也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困难和失败，一方面在他自身原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各个时期苏联沉淀下来的社会弊病有关”。[7]季正矩认为“对于苏共的瓦解，戈尔巴乔夫难辞其咎”，但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理由有二：1、“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2、“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选拔干部的机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8]
第四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上责任只是浅层的，表面的，只属于导因性质。如郭焕成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9]陆南泉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分析，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苏联剧变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端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严重失误加速了苏联剧变”。[10]
关于苏联经济问题对苏联剧变到底有多大多深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从经济总体方面来分析，认为苏联经济没搞好是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如李靖宇通过苏联经济发展、经济体制、经济军事化及地方经济与中央经济的矛盾等方面分析论证，指出：
1、苏共作为执政党，并没有坚决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斯大林时代抓阶级斗争，从50年代到80年代，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斗争搅和在一起，最终使国民经济滑向全面崩溃的边缘。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内部衍生和滋长自我否定因素。
2、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先是受教条主义束缚，固守高度中央集权模式，后又犯主观主义，从而受到客观经济规律无情惩罚，造成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这种脆弱的经济局面下，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酿成政治性灾难。
3、苏联始终没有解决好共和国之间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
4、苏联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一步步走上赶超军事大国的道路，对外实行扩张主义，经济建设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之上，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科技落后。最终成为西方人讥笑的“军事上发达国家，经济上发展中国家”，从而和资本主义竞争中，节节败退。
由此认为经济问题没抓好是苏联剧变的终极原因。[11]
第二种，从经济具体方面分析各种经济因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1、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弊端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王金存指出“由于经济体制老化”，苏联经济陷入深刻危机，而经济危机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后果，损害了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为西方和平演变提供了条件，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反马列主义路线提供了温床，这无疑是苏联社会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12]姜琦也认为苏联由于经济体制问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问题使经济没搞好是“苏东剧变”诸多因素中最核心的“两条因素之一”。[13]余培源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难以显示，“无法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是深层次的经济原因”。[14]邢广程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各地区之间缺乏生动的有机的经济联系，从而使政治联系过度发挥了作用，政治联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磨损，最终形成瓦解。所以“苏联政治的超强化和苏联经济的…硬化‟是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15]另外，周尚文、刘玉芬等也持相似观点。[16][17]
2、认为农业问题没有搞好，是苏联剧变重要因素之一。詹真荣认为“在苏共执政的74 年里，在处理农业和农民问题上，出现一系列失误，挫伤和束缚了人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农业落后，致使农民问题成为苏共剧变与苏联解体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