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药企行贿敲响医改警钟
梁爽
【期刊名称】《中国产经》
【年(卷),期】2013(000)008
【摘要】据报道，近日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举报世界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
【总页数】1页(P35-35)
【作者】梁爽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3.211
【相关文献】
1."丰田召回"给中国车企敲响警钟——访J.D.Power亚太公司研究服务总经理梅松林博士 [J], 高子新
2.圣元"奶源门"给国内乳企敲响警钟 [J], 张远
3.动荡比亚迪敲响车企“冒进”警钟 [J], 张帆;
4.药企事件敲响治乱警钟 [J], 王岚;
5.欧美日家电连锁发展减速为中企敲响警钟 [J],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反腐中纪委发文医药代表行贿院长医生双双判刑（注意：以下内容仅用于参考，具体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反腐中纪委发文医药代表行贿院长医生双双判刑近日，反腐斗争再次取得重要胜利。
中纪委发布了一则关于医药代表行贿院长和医生的通报，并宣布对涉及人员进行了判刑。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医药行业腐败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据通报，该医院一位姓李的院长和一位姓王的医生长期收受医药代表的贿赂。
这些医药代表往往以不同形式行贿，如送礼金、提供高额回扣等，以换取院长和医生在药品销售和处方开销上的支持。
据统计，这一行贿网络涉及了多个医药代表和医生，涉案金额巨大。
这起案件的揭露和处理充分展示了反腐斗争在医药行业的决心。
中纪委发文进一步明确了对医药代表、医生行贿行为的零容忍态度，这无疑会对整个医药行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医药行业一直被视为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之一。
不法代表以行贿、回扣等手段为医院提供药品的选择权，以换取更高的销售额和处方量。
这种不正当行为不仅损害了患者的利益，也影响了医疗服务的公正性和质量。
为了杜绝这种腐败现象的发生，相应的监管和控制措施必不可少。
首先，各级纪委和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医药行业的监管力度，对涉嫌腐败的案件进行严肃调查和严厉处罚，让行贿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医院管理和药品销售的监督，减少腐败现象的滋生空间。
其次，医药行业内部需要建立更加严格和规范的制度，加强对医生和医药代表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
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最后，社会各界也应当关注医药行业反腐斗争，积极参与监督和举报。
只有社会各方联手合作，才能形成强大的反腐力量，从根源上净化医药行业的环境。
近年来，反腐斗争在各个行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然而，医药行业作为与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关系密切的行业，反腐斗争的任务更加艰巨。
中纪委发文医药代表行贿院长医生双双判刑的通报无疑鞭策了整个医药行业，警示着那些企图通过行贿手段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人们。
医药代表行贿医务人员获刑医药代表本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近来频频爆出医药代表行贿事件。
为增加药品的销售，女药商向漳州市多家医院医务人员行贿共15万多。
2014年10月16日，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王某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医药代表为何行贿？是被逼无奈，还是被利益吸引？案件详情据悉，现年39岁的王某为江苏人，目前生活在漳州市区。
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担任广州某制药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的医药代表，主要负责其所在医药公司生产的药品在漳州地区的销售。
为增加销售额，自2012年1月，王某在推销其所代理的“抗感颗粒”等药品过程中，为促使医生多开其代理的药品处方，采取行贿的手段，根据医生所开的处方量送予医生相应回扣和礼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
2012年1月至12月，王某先后向漳州市各县市区6家医院共计122名医院医生及统方医务人员给予其药品回扣费及茶酒等礼品。
其中包括芗城区天宝镇中心卫生院洪某等19人、漳浦县中医院曾某等30人、漳浦县妇幼保健院杨某等13人、南靖县医院林某等24人、南靖县中医院蔡某等13人、长泰县医院郑某等23人，共计送出行贿款154775.5元。
据了解，王某每次都是先找到医院方面药房负责人，或者医院方面有权管理门诊药房的药品，调拨药品、查看药品的用量情况，有权决定哪种药品从药品仓取出的量多少，还有负责每周写药品补货计划单，安排医院门诊药房需要进哪些药品、进多少药品的相关医务人员或者医生。
王某和他们预定，如医生每次开出一盒他们公司的药品，则给其每盒0.5元或几角的回扣。
每次王某都是将回扣款放在信封里，然后偷偷交给这些医务人员。
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王某于2013年1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7日被逮捕，4月28日转监视居住，7月8日再次被逮捕，现羁押于漳州市看守所。
作为“桥梁”的医药代表1988年是国内被业界普遍承认的医药代表诞生的元年。
它最早出现于一家南方合资药厂。
跨国药企操纵临床研究贿赂医生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商业贿赂案尚未落定，又一家世界500强跨国药企法国赛诺菲公司陷入“行贿门”。
近日，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举报赛诺菲公司向北京、上海、杭州及广州共79家医院的503名医生支付了总计约169万元的费用。
“培根”称，举报材料所揭开的仅是“冰山一角”。
赛诺菲公司对此回应称，新药上市后的临床监测试验在全球被普遍采用，给医生支付劳动报酬属于正常范围。
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邓海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药品临床研究中“四期临床费”如何规范的问题表示，根据《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的职能部门和个人一律不得接受捐赠资助。
目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已责成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省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协同当地的纪检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
赛诺菲公司向医生提供“临床研究”经费，表面上看起来与葛兰素史克公司商业贿赂不同，但实际上两者都给跨国药企带来大量的药品销售，损害了患者的利益。
借“临床研究”经费向医生行贿更为隐蔽，跨国药企借此操纵临床研究，让新药尽快上市获利，也带来新药的安全隐患。
据报道，举报材料集中反映了赛诺菲公司的“安博维”、“安博诺”两种药物的销售及“回扣”等情况。
其中，“安博维”于2000年在中国内地上市，用于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2007年，增加了一项新的适应症，即“合并高血压的2型糖尿病肾病的治疗”。
“安博诺”于2004年在中国内地上市，同样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增加原有药品的适应症是制药公司扩大销售的常用做法，但制药公司需要证明药品对新增加的适应症安全、有效，并向药品监管部门报批。
增加药品的适应症往往需要做四期临床试验，即对新上市药品的适应症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再评价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来发现罕见的药物不良反应以及提供药品在实际临床应用中的资料。
四期临床试验需要受试者知情和同意，因为临床试验存在一定风险，受试者往往能得到一定的补偿。
[国研专稿]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事件的成因、影响及建议2013-09-12摘要：近日，大型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因卷入商业贿赂丑闻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
事实上，该案件的爆发仅仅暴露了整个行业的冰山一角，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这与我国医疗体制的不合理和约束机制缺失不无关系。
毋庸置疑，严肃查办此案有助于进一步整顿规范医药行业发展，使得“药价虚高”的现状有所改善。
笔者建议，监管部门应将整治商业贿赂作为医药行业改革的契机，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医疗服务体系。
一、事件：葛兰素史克深陷“贿赂门”葛兰素史克（GSK）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以研发为基础的制药、生物以及卫生保健公司之一，总部位于英国，分支机构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主要的研发中心位于英国、美国、西班牙、比利时和中国，在全球建有约70家生产基地。
目前，葛兰素史克是在华规模最大的跨国制药企业之一，投资总额超过5亿美元，拥有5000多名本土员工。
2013年6月份以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陷入商业贿赂丑闻。
根据媒体报道，葛兰素史克公司遭匿名举报，称其销售人员在华贿赂医生。
随后，北京、上海和长沙警方联合突击调查葛兰素三地办公室，并将相关高管带走协助调查。
6月28日，“长沙警事”新浪官方微博证实，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调查。
7月11日，公安部网站公布，“因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部分高管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一公安部门首次就某家制药公司形成的立案调查声明，部分还原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扑朔迷离的案情，同时也将“直接行贿”、“赞助项目”等行业潜规则一并拎出，令其全球制药巨头的“光环”黯然失色。
根据公安部的通告，公安机关现已查明，作为大型跨国药企，近年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高中政治 8月时事评论如何看待“治理医药商业贿赂”问题？素材时事评论背景：法国医药巨头赛诺菲内部人士近日爆料，该公司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国79家医院503名医生支付169万元所谓“研究经费”，涉及16家广州医院的31名医生。
赛诺菲发表声明，称对任何违背合规准则的行为始终抱零容忍态度，已启动相应工作程序对爆料内容进行核实。
广州多家医院表示，目前正在调查，一经核实一定严肃处理。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治理医药商业贿赂”问题？赛诺菲被指向中国医生支付“研究经费”，是否可以认定为商业贿赂，有待赛诺菲、相关医院及职能部门展开全面、认真的调查。
如一名医药界的知情者所言，“研究经费”表面上可视为赞助医学研究，实际上是药企贿赂行为中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
近年来，强生、西门子、辉瑞、礼来等大型跨国药企，均曾卷入在华商业贿赂风波。
前不久，跨国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多名高管涉嫌商业贿赂被警方控制。
该公司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门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如果此次赛诺菲涉嫌行贿之事最终被查实，大约更要让人慨叹，跨国药企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除与其他商业贿赂一样妨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医药领域商业贿赂的特别危害还在于，药企向政府官员、医院、医生等行贿，相关费用必然计入药价，最终转嫁到患者头上。
近年来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看病贵”成为民生不堪承受之重，药企商业贿赂负有不可推卸之责。
依法打击药企的商业贿赂行为，不但是为了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也是为了整饬医药领域的沉疴乱象，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令人不安的是，医药商业贿赂已被认为是一种公开的秘密，甚至已经成为医药行业不可或缺的“潜规则”——用中国医药企业协会管理会会长于明德的话说，“外企还好一点，国内药企行贿现象更严重”。
如果这种估计并非言过其实，那么，医药商业贿赂就是一颗致命的毒瘤，必须大刀阔斧剜去毒瘤，否则就彻底无药可治，只能任其一天天腐烂下去。
医药巨头赛诺菲内部人自曝行贿500中国医生来源:中国网发表时间：2013-08-08 09:58近日，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向本报记者提供了四份材料，举报世界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Sanofi，欧洲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SAN；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NY），在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及广州的79家医院，503位医生，借“研究经费”（“研究者费”）名义，支付约169万元的费用。
这些举报材料还显示，在这79家医院之外，赛诺菲还向北京地区的另外5家医院，共43位医生，每月通过现金报销、礼品赠送等方式，输送利益两万多元。
在与本报记者的多次通信中，爆料人“培根”始终回避自己的身份。
赛诺菲的数位前员工对本报记者表示，“培根”可能是，或至少曾是赛诺菲中国公司的高层职员。
“一般的医药代表，只能掌握自己负责医院的信息；本城市的信息，只有在开会时，由区域负责人口头通报，书面材料都无法掌握。
而能够得到北京、上海、广州及杭州四市信息的，基本只可能是中国总部的较高级别职员。
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肯定是划作了不同的大区，该大区的经理也难以掌握其他大区的数据。
”“培根”亦称，一个医药代表最多就负责两三家医院，在若干个医药代表之上，还有负责的销售区域经理。
他提供的材料，仅仅是“冰山一角”。
即使是北京，也还没有把所有的北京大医院和二级医院全包括进去。
如果全部统计到的话，会更加“触目惊心”。
8月初，赛诺菲公司回应本报记者称：公司非常重视这一事宜，并已启动相应工作程序进行核实。
目前，赛诺菲尚不能确认举报所指的事宜。
169万疑似“研究经费”总部位于法国的赛诺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公司之一。
2013年7月出炉的《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中，赛诺菲位于第219位，在医疗行业中，仅次于强生、辉瑞、诺华、罗氏和默沙东（默克），排名第6位。
赛诺菲在30年前即在中国开设办事处，目前在中国拥有超过6500位员工。
“培根”提供的举报材料，汇总完成于2007年11月，集中反映了赛诺菲两种药物——“安博维”（厄贝沙坦片）、“安博诺”（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的销售及“回扣”等情况。
“安博维”，2000年在中国内地上市，用于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2007年，获得当时的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3年升格为总局）批准，增加了一项新的适应症，即“合并高血压的2型糖尿病肾病的治疗”。
“安博诺”，2004年在中国内地上市，同样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及治疗单用厄贝沙坦或氢氯噻嗪不能有效控制血压的患者。
最常见的“安博维”和“安博诺”，均为7片/盒，每片150mg。
患者需要每天服用至少一片。
根据国家发改委在2007年1月的定价，这种规格的“安博维”每盒37.4元，“安博诺”每盒44.2元。
价格执行至今。
“培根”提供的举报“材料一”，名为“i-targe付款情况”，内容显示：赛诺菲公司向位于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的79家的503位医生，支付总计为169.088万元的费用（具体请见本版“相关”部分）。
根据材料的“付款信息”备注可看出，这些费用的名目是“研究经费”。
赛诺菲公司支付给医生们的标准是，每个病例80元。
对于每位医生的费用，有的是一次性付款，有的则是分批次付款。
最多的一位，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心内科某医生，上报“回执例数”140例，得款11200元；最少的是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医生，上报仅1例，得款80元。
本报记者核对了材料中所提及的500多位医生的姓名，除个别书写错误外，基本均有其人，而且集中在各自医院的“心内科”。
时至今日，这些医生，绝大多数仍然在岗。
记者随机选取了其中几位医生，向他们征询此事，但没有得到回应。
幕后“调控”药品销量在“材料二”中列出，在2007年5月，赛诺菲给北京航天总医院等5家医院其中27位医生开出了预算，总金额4150元，实际支出4200元。
支出的名目有购物卡、购书卡、办公用品、餐劵、食品、吃饭及科室聚会吃饭（科会）等。
同时，赛诺菲也明确了“销售目标”，“安博维”要“销售”给170位病例，“安博诺” 260例。
实际成果如何？当月，安博维“销售”出了350位病例；安博诺销售出了300位病例，都超出了预期目标。
从2007年5月至10月，五个月的时间里，赛诺菲对这5家医院的40位医生（普仁医院实际有3位医生没有产生费用），总计预算为2.77万元，实际支出为2.765万元。
“安博维”计划销售2445盒，实际销售出3415盒；安博诺计划销售2995盒，实际销售2600盒。
举报“材料三”，是安博维和安博诺，在北京丰台医院、北京电力医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这三家医院的销量统计情况，并分心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及高干科等科室单列。
具体而言，比如丰台医院，2007年第三季度，平均每月有15位心内科大夫，为65位病人开出了“安博维”，平均每月总销量为300盒。
对于第四季度，赛诺菲希望能在这一科室，平均每月开出“安博维”处方的医生增加到23位，买药的病人增加到85位，每月总销量达到400盒。
“安博诺”方面，丰台医院心内科，在2007年第三季度，平均每月有13位医生，为230位病人，开出了1000盒“安博诺”。
赛诺菲希望在第四季度，平均每月有16位医生，为250位病人，开出1100盒“安博诺”。
“材料三”还显示：在2007年第三季度，“安博维”于上述三家医院，总计销售出约6066盒，平均每月为2022盒。
同一时间段里，“安博诺”在丰台医院销售出5289盒，平均每月1763盒。
举报“材料四”，是一张空白表格，为“处方医生信息表”，内容包括：医院名称、科室名称、医生姓名、医生在当前岗位的时间、该医生每月门诊量多少、“产出情况”（该医生每月的处方量）、“投入情况”（销售费用）、给高处方医生组织的活动情况。
不过，举报“材料三”和“材料四”，没有赛诺菲公司向医生或医院付出“费用”的记录。
借研究变相行贿？本报发现，举报“材料四”有“PMS”的注释。
包括赛诺菲前医药代表在内的多位外资药企员工，对本报记者解释，所谓PMS，在此处的全称是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即上市后临床监测，也可等同于“上市后临床监测费用”，或IV期临床费用。
这与举报“材料一”的“研究费用”，意思相同。
赛诺菲公司对本报记者称，赛诺菲公司会对旗下药品开展IV期临床试验，参与试验的医院和医生由公司医学部按标准遴选。
参加临床试验的医生为此需要开展许多工作，试验过程中必须收集并核实患者数据，必须参加研究会议，并且提供研究报告。
在公司管理的临床试验中医生可以因其付出的劳动而获得报酬，这被称为“研究者费”。
赛诺菲公司同时介绍，“安博维”和“安博诺”在中国上市后，进行了三个IV期临床试验，分别是：2003年-2004年，“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复方片剂IV期研究：中国患者高血压治疗”；2006年-2008年，“厄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压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2008年-2009年，“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复方片剂治疗中国中重度原发性高血压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赛诺菲同时称，这三项IV期临床试验的学术成果都已提交科学杂志，大部分已公开发表。
从时间上看，与举报材料吻合的有一项：2006年-2008年，“厄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压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
本报记者查询了这项试验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U。
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信息，这项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的确进行了注册；然而，在试验设计环节，没有提到参与试验的医院、医生等信息，也没有样本病例数，同时，研究成果未曾公开发布（No Study Results Posted）。
同时，本报记者还查询了中国论文数据库，其中确有数篇医学论文，与“厄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压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相关。
但是无论是作者，还是作者所在的医院，均不在举报材料之内。
赛诺菲公司也没有回答本报记者关于这些试验参与的医院城市分布及医院数量，样本病例数，“研究者费”标准和总计支付了多少“研究者费”等问题。
对此，爆料人“培根”向本报记者表示，此类虚假的“研究费”，与“虚假的讲课费”类似，都是“行贿由头”，实质就是医生开药的“回扣”。
包括前赛诺菲员工在内的多位外资医药企业代表，对本报记者也证实，以“研究费”，或曰“病例观察费”名义，向医生输送利益的做法，非常普遍。
其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各自公司的‘合规’要求”，但摆脱不了“商业贿赂”的嫌疑。
有医药代表还称，有部分医生，会比较认真地填写“病例观察”表格；但多数都是敷衍了事，因为这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交易”。
有些关系好的医生，甚至要求医药代表帮忙填写。
甚至，有个别医生申报和填写的病例数，明显超出其能力范围，如前文提到的积水潭医院某医生，一次申报140个病例。
“明知他可能在作假，我们也只有认账，因为一般不敢得罪这些医生。
”对于为什么要如此输送利益，受访的医药代表们回答，“很简单，如果不给钱，医生们就不会开我们的药。
”高血压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丽敏等人的研究显示，在2010 年中国成年人中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3.5%，估计患病人数达到了3.3 亿。
与此同时，在中国，当前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多达百种以上，无论是“安博维”还是“安博诺”，都不是“不可替代”的药品。
即使是同一通用名下的药品，厄贝沙坦片和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中国也早已有多家国产仿制药上市。
抛开专利保护权和药效等问题不论，这些国产厄贝沙坦片和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的价格，仅为赛诺菲产品的一半左右。
（李微敖实习生王怡婷对此文亦有贡献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相关】“材料一”所列四城市医院名，医生数和付款数北京28家医院，262位医生，总计807，280元医院分别是：协和医院、积水潭医院、友谊医院、安贞医院、西苑医院、人民医院、阜外医院、怀柔县医院、北京医院、煤炭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北大医院、北京市中医院、北医三院、复兴医院、天坛医院、宣武医院、朝阳医院、海淀医院、博爱医院、世纪坛医院、石景山医院、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东方医院、民航总医院、丰台医院。
上海24家医院，158位医生，总计625，760元上海的医院分别是：卢湾区中心医院、长宁区中心医院、徐家汇中心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闵行区中心医院、杨浦区市东医院、市一医院、市一宝山分院、市二医院、市六医院、市十医院、曙光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新华医院、华山医院、长征医院、长海医院、仁济医院、华东医院、大华医院、龙华医院、曲阳医院、四五五医院。
杭州11家医院，38位医生，总计120，960元杭州的医院分别是：浙江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省中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杭州市第一医院、杭州市第二医院、杭州市第三医院、杭州市中医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