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银行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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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票概述银票银票品种复杂,有官钞和私钞之分,官钞即由官府金融机构发行,私钞由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纸钞又可分铜钱票(可兑换方孔铜钱)、铜元票(可兑换铜元)、银两票(可兑换白银)、银元票(可兑换银元)四种。
发行银票开始有库银准备金、钞本来凭证。
清代的银票,除政府印发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之外,清末官私银钱行号和私营银钱店也在印发钞票。
其中私营银钱店又有钱庄、钱铺、钱店、银号等多种称谓,是一种地方性的金融行业。
其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和印发钱票银票。
起着配合制钱和纹银、发挥支付手段的作用。
私人钱庄印发的银钱票,印刷质量更为简单粗糙,票面金额数字多用手书写,缺乏必要的防伪措施,使得当时的币制更加混乱。
大清银票本为中国古代清朝时期用于流通的银票,这种银票有轻巧便携的好处,解决了银子金子等货币不便大量携带的困难,因此被广为使用。
银票的使用在中国始于宋朝,最早出现在当时的四川地区,被称为“银票”,但那时银票还不太规范。
到了清朝,银票的使用规范起来,被广为使用,清朝政府定其名为“大清银票”。
银票发行和中国的银票发行历史关。
银票---起源银票--图案银票由商人自由发行。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银票铺户”。
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
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银票”。
这时的“银票”,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银票”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银票铺,并在各地设银票分铺。
由于银票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银票”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银票”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银票”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
民国时期银行票据(2010-09-21 22:35:21)转载▼标签:收藏历史票证银行支票兰州文化今年5月份,兰州出了一批民国时期的银行票据,基本都是中央银行兰州分行、中国农民银行绥远分行的,一本本装订好的账册里有银行支票、本票、汇票以及银行的记账单、送款簿等。
除了民国的票证,还有解放后1961年的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发行的期票,面值有3元、5元、10元、20元、50元几种。
这些票据是从一家废品收购站出来的,分析是从兰州市的人民银行库房出来的。
中央银行于民国22年(1933年)12月4日在兰州设立分行,成立时经理为乔晋枚,以后又贾继英、杨霁青、张光亚等人继任。
1949年8月下旬,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载运现金、物质西逃,至新疆后被当地驻军接收。
该行经理张光亚为新疆留用。
8月26日兰州解放,中央银行未逃的部分人员和固定资产,由兰州军管会金融处接收。
这次流出的中央银行本票应为当年兰州军管会金融处接收的部分。
②张维先生《仇池国志》完成于 1941 年,甘肃省银行印刷厂 1949 年印行。
李祖桓先生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写成《补晋书仇池载记》毕业论文,在此基础上于1948 年完成草稿,1962 年完成初稿,1980 年重写定稿,于 1986 年 5 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印行,书名亦作《仇池国志》。
140 2013 年第 2 期等篇,总成一系统的《仇池国志》。
这部著作的问世,应该说填补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首先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除了填补中国史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之外,《仇池国志》的编纂,如上所述,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体例融合在一起,具有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空间与时间相结合、图表并列的特点。
应该说,在史学体例方面,《仇池国志》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具有创新的价值意义。
《仇池国志》编纂,并非只是搜罗史料,分篇予以编排,而是在复原展现仇池杨氏政权活动全貌的基础上,探究这一民族政权持续几达四百年的原因所在以及中原王朝经营治理民族地区的教训。
民国三年交通银行上海签字版加字票,作为民国纸币收藏的一大系列越来越被广大的纸币收藏爱好者所钟爱。
细品100余种不同加字的伍圆-拾圆票,以其精美的设计、和谐的色彩、中华特有的文化与深奥莫测的暗记,使人有一种回味无穷与艺术魅力之感受,收藏之乐趣就在于此。
上海加字票可分为四大类1、加印带圈数字票,即○1~○19,共19个品种,发行时间1928~1935年,领用者均为当时上海的银行和钱庄,系短期领用之券,流通量不大,尽管数量只有19个品种,但要集齐伍圆-拾圆对票难度不小;2、加印英文字母票,即A~J,共10个品种,发行时间1928~1935年,领用者也为当时上海的银行和钱庄,系短期领用之券,流通量不大,伍圆票相对较多,但拾圆稀少,从收集的难度系数而言比带圈数字票更难;3、加印带圈汉字票,即○海和○鄂,计2个品种,发行时间1928~1935年,领用者均为当时上海的银行和钱庄,系短期领用之券,流通量不大,尽管数量只有2个品种,收集伍圆-拾圆对票难度也不小;4、加印汉字票,从目前发现与泉友/藏家发掘的加汉字单字票已有59个品种,估计还会有新的发现,加印汉字票的发行时间应该也在1928~1935年,领用者均为当时上海的银行/银号和钱庄,领用及流通量都很大,且很广,收集/收藏伍圆-拾圆对票难度也不大;交通銀行另類加字券之我見交通銀行加字券從《錢幣天堂》和《中華紙幣》展開論壇後,出現了較多的與正常加字券有明顯區別的雙加字和多加字的券種,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一、上海券1、伍圓券——正面在原有加字券上後加印宋體漢字,如{永-列}{恒-癸}{恒-癸-盈},無背加印;2、伍圓券——正面在原有加字券上後加印楷體漢字,如{康-過},無背加印;3、伍圓券——正面在原有加字券上後加印黑體英文字母,如{政-A},無背加印;4、拾圓券——正面在原有加字券上後加印黑體英文字母,如{政-A},無背加印;二、天津券1、伍圓券——正面在原有加數券上後加印宋體漢字,如{117-邦}{118-和},無背加印;2、伍圓券——正面在原有加數券上後加印楷體漢字,如{112-育},無背加印;3、伍圓券——正面在原有加數券上後加印黑體英文字母,如{90-P},P加印在背;4、伍圓券——正面在原有加數券上後加印宋體數字,如{86-10}{84-6},無背加印;三、模糊论1、不规范性a. 以已有的加印宋体汉字为例,如{永-列}、{恒-癸}和{亨-江-盈},有加印对应两个字的,也有加四个字的,又有加对应两组字的,总体感觉没有规范性可言;b. 正、背面加字不一样,{永-列}、{恒-癸},正面有另类加字,背面则没有,{亨-江-盈}正面有{盈},背面也没有{盈};c. 没有对应的拾圆券相辅(也许将来会发现或挖掘出拾圆券);d. 所加字类,估计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在民国时期之银行、银号或钱庄。
票据发展史
票据是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它在商业交易和货币交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下是票据的发展史:
1. 古代票据:在古代社会,人们使用过各种形式的票据,如汇票、本票、支票等。
在中国古代,商贾之间经常使用的票据有“交子”、“关子”等。
2. 中世纪票据:中世纪时期,欧洲出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票据,如汇票、期票、本票、支票等。
这些票据的使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3. 近代票据:近代票据的发展主要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
在这个时期,票据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并开始涉及到跨国贸易和国际支付。
4. 现代票据:现代票据的发展主要是在20世纪。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票据的使用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
现在,票据已经成为商业交易和货币交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之,票据的发展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古代的简单形式到现代的电子化形式,它一直在促进着商业交易和货币交换的发展。
解放前的~中国纸币~你见过吗民国元年(1912),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全国各省会均设分行,发行国币券、兑换券、小银行券、铜元券等。
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发行银两券、国币券、辅助券、小银行券和铜币券6种钞票。
中央银行1924年由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发行中央银行兑换券。
中国农民银行由蒋介石亲自创办,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特权,总行设在上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后挤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行列。
1935年施行法币政策,规定4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陆续以法币将40多家各省地方银行及商业银行纸币兑换回收,统一全国货币的发行。
1942年全国纸币的发行集中到中央银行独家,市面流通的还有中央银行关金券、东北省流通券。
1948年以金圆券、银元券代替法币。
交通银行民国3年五元火车图纸币,加印的上海地名及签名和商字均为蓝色,经查《中国纸币标准图录》68面载上海地名之五元交通券有2种,一种是黑色地名上海,红色印章标5-20美圆,另一种是蓝色地名上海及蓝签字标未流通75美圆。
中央银行四川兑换券民国24年5元样本中央银行四川兑换券民国24年10元样本中央银行兑换卷伍拾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孔子像壹元券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
14日,华北日军特务部便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曾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以及曾任北京政府要职的董康、高凌霨、朱深、江朝宗等人,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华北日军特务部制定的,实行总统制。
但是,由于尚未物色到担任总统的适当人选,故将“总统”席位空缺,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各项权力;以“中华民国”为年号,因带有临时性质,故称“临时政府”。
但“国旗”和“国歌”仍为北京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和卿云歌。
1938年3月,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将原大清银行载沣像钞版略作修改,发行第一版联准券。
民国时期南京银行业研究【摘要】民国时期南京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重要作用。
本文从南京银行业的历史背景、制度建设、运作模式、发展状况和对民国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对其发展历程和影响力的探究,揭示了其在中国金融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也探讨了民国时期南京银行业研究的意义,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并总结了南京银行业对当时民国经济的重要影响。
通过对民国时期南京银行业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近现代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为今后的金融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南京银行业、民国时期、研究概述、历史背景、制度建设、运作模式、发展状况、经济影响、意义、未来展望、结束语。
1. 引言1.1 民国时期南京银行业研究概述在民国时期,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城市,银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南京银行业在这一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民国时期南京银行业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的经济形势和金融体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当时的金融政策和市场环境,为我们今天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旨在通过对民国时期南京银行业的研究,探讨其历史背景、制度建设、运作模式、发展状况以及对民国经济的影响,从而揭示其对于中国近现代金融业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通过对这一片段的深入挖掘,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近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推动学术研究和金融实践的结合,促进金融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2. 正文2.1 南京银行业的历史背景南京银行业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
在清朝晚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方面的问题,中国的金融业逐渐式微,各种私人钱庄层出不穷,银行业的乱象日益严重。
清朝垮台后,民国成立,南京成为了民国的临时首都。
南京银行业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开始规范和发展。
南京银行业在民国初期主要以私人钱庄为主,由商人和地主出资办理金融业务。
票据法律制度第一节票据概述一、票据概念和特征1、概念是指出票人依票据法签发的,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者在票载日期到来时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受款人或持票人的一种可以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
票据的产生缘于代替现金支付的需要,最早可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当时称为“自笔证书”(Sydgraphe Chirographun),这种证书的持有人在要求债务人偿付债务时,必须提示证书;并须于债务清偿后将这个证书退还债务人。
到公元十二世纪,意大利沿海诸城航海贸易发达,商事交易频繁。
为减少现金输送的风险和便利交易,一些商人通过发行票据从事货币兑换业务,并使用票据作为异地付款的凭证。
此后,票据的使用日趋普遍。
我国的票据起源于隋末唐初时的帖子,可视为现代支票的雏形。
以后又出现了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子”、“便钱”、“关子”等票据形式。
清朝末年,西方的票据制度伴随其银行进入了中国并逐渐取代了我国固有的票据形式和钱庄。
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票据法》,确定了“汇票”、“本票”、“支票”三种票据形式。
2、法律特征:(1)票据是设权证券。
所谓设权证券,是指票据的权利是基于出票人制成票据的行为而产生;在作成该票据前,票据权利并不存在。
与设权证券相对应的是证权证券,如股票,仅为证明股东的权利而发行,股东的权利在出资或认缴股份时已确立。
(2)票据是完全的有价证券。
所谓有价证券,是指券面载明的权利直接对应于法律上的财产权利的书面凭证,如各种票据、仓单、提单、股票、债券等。
而“完全”有价证券,则是指证券与所记载的权利不可分离。
将票据认定为完全有价证券,是因为票据权利的产生必须以出票人开立票据为前提;票据权利的转让必须以交付票据为前提;票据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提示票据为前提;票据得到偿付后必须将票据缴回给付款人——无票据则无票据权利。
据此,票据又为交付证券、提示证券、缴回证券。
(3)票据是流通证券。
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所彰显的财产权利与一般民商法上的财产权利一样,是可以转让的。
民国四大银行纸币简介民国22年(1933年)3月,由于当时国际银价暴涨暴跌,极不稳定,加之我国产银数量有限,故对国家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废两改元政策,财政部颁发施行法币公告,规定11月4日起,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
同年12月,又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也为法定货币。
原财政部核准发行钞票的银行均不得再增加发行。
原发行的钞票限期收回,其他各银行分别由四大银行接受并管。
从民国24年(1935年)11月4日至民国26年(1937年)6月底,四大银行总计发行法币的总额为14.1亿元。
此间的发行数额基本正常。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
由于战争费用日渐庞大,国民政府只能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致使货币发行量年年增加。
民国31年(1942年)6月底,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前夕,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总额已增加到249亿元,较战争前增加17倍之多,较法币政策实施时增加了22倍。
民国34年(1945年)8月至民国37年(1948年)8月,3年的法币发行总额达5569亿元,比战争前增加395倍。
民国37年(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达到6640亿元的天文数字。
与此同时,物价上涨,通货恶性膨胀。
严重的金融危机加速了国民经济的彻底崩溃,法币完全丧失了货币的职能,已贬值到了不及它本身成本印刷费用之价值。
同年8月19日,财政部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法币改为金圆券,规定300万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
民国37年(1948年)11月20日法币作废停用。
中央银行关金券民国18年(1929年),世界金价猛涨,银价暴跌,国民政府为维持关税收入,决定于民国19年(1930年)1月15日在海关征收关税时,由原征收银两改为征收金两,定0.601866克纯金为1单位的比值作标准计算。
民国20年(1931年)2月1日起,海关实施征收关金。
同年5月1日,为方便使用,由中央银行首次发行一组由美国钞票公司承印的直型关金券,面额有拾分、贰拾分、壹元、伍元、拾元5种。
民国以来金融机构(银行)发展史作者:钟静飞单位:金融学院传文社摘要:清末民初,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势力,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呈现三国鼎立之态,相互激烈碰撞与交融。
本篇文章的目的是主要介绍清末至1949年以来的中央和地方的金融机构(主要指银行)发展史,并极力揭示了这段发展史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
这正是印证了“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
”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关键词:金融机构(银行),发展史,传统文化。
一、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大事件(背景)1、1894---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2、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
9月21日凌晨,慈禧和荣禄等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搜捕维新志士,废除变法法令。
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害。
3、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侵华。
北京沦陷,慈禧带着光绪逃到西安,同时命令清军镇压义和团,还无耻地请求八国联军“助剿”,义和团运动失败。
4、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
5、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6、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7、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结束2000多年封建君主制度。
8、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暗杀宋教仁。
6月挑起内战。
7月开始“二次革命”。
9月1日北洋军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
9、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改国号为中国帝国。
1916年护国军通电宣布独立并反袁,7月护国运动胜利。
10、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停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为名,率辫子军5000人开进北京。
7月12日辫子军被段祺瑞打败,复辟闹剧收场。
11、1917年10月,护法军同段祺瑞的军队在湖南四川发生激战,护法战争开始。
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
12、1917年,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以对德国宣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扩充自己实力,从而引起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强烈不满。
(一)商业银行纸币,军票,公债等1) 中国通商银行民9年红拾元盖“南”6品380元[1]2) 中国通商行民15年绿伍元盖“申”“HY”7品各180元[1]3) 中国通商行民18年绿壹元盖”B”6。
5品130元[1];7.5品250元[1]4) 中国通商行民18年上海通用银元兰壹元盖”定”6。
5品220元[1]5) 中国通商行民21年兰伍元盖“惠”7品150元[1]6) 中南银行民10年日规“上海”壹元6。
5 品200元[1];7。
5品300元[1]“天津版”壹元7品260元[1]7) 中南银行民13年日规“上海”伍元盖“OSK”7品150元[1]8) 中南银行民13年日规“上海”拾元盖“SS”7 。
5品480元[1]9) 中南银行民16年日规“上海”红伍元盖“SS”5品30元[1]10) 四明银行民9年行屋红伍元盖“振”7品75元[1];“S”、“纯”、“恒岱”8品各160元[3]11) 四明银行民14年德钞印山景绿伍元盖[茂]6品200元[1]12) 四明银行民14年德钞印山景兰拾元7品650元[1]13) 四明行民22年山壹元7品38元[3];8品80元[2]14) 四明银行民23年山景棕拾元7品280元[1]15) 四明银行本票民35年手签“金元壹百贰拾贰万元”9品160元[1]16) 中国实业行民13年神马壹元“青岛版”6。
5品60元[1]17) 中国实业行民13年神马伍元“青岛版”盖“国C 6品120元[1]18) 中国实业行民13年神马伍元盖“新川”“川改昌KK”“京淮NK”“京淮1”“发川”“滋”“海5X”“逸“京志荣”“福“业”“利春”“厚”“杭”“传X5“滃勾”“远”NK改京皖“华”“震”“振”“泰”蓉“义A”KK川““九5X”““蓉龙”“京淮5X””“益”“TN“恒淮京””本””沙””TN”“典”‘S’‘7品各85元[40];盖‘泰”’利HS“林X5”“京发姜隆”“勾月怡4““永”“新升”“义”“镇S”“之”6。
第三节 纸 币 一、北洋政府时期纸币〔中国银行兑换券〕中国银行于民国元年(1912年)由大清银行改组成立,政府特许发行纸币。
民国3年该行即在安徽分设机构,发行纸币。
第一版钞票利用原“大清银行兑换券”(有李鸿章像)加盖“中国银行”行名,随后即发行有黄帝像的“中国银行兑换券”。
该行初期票券种类繁多,主币有兑换券、国币券,辅币有小银元券、铜元券等,大多印有地名。
中国银行的发行制度是集中准备,分散发行,即采用各分支行、庄领用地名券的方法发行。
全国分5大发行区,安徽、江苏、浙江为第一区,主要发行沪券(即“上海”地名券)。
民国3年《安徽公报》记载:“据安庆中国银行称,本年一月来皖开办,经营半载,信用备著,亟应发行纸币,以利周转而便商民。
兹已领到兑换券2万元,币面加盖‘皖’字红戳,借资识别,于10月1日发行。
”该券有1、5、10元3种,以后又多次续领。
民国9年安徽省长公署训令:“据中国银行函称,本年7月1日起,换发一种‘安徽’地名新钞票,并随将旧钞票(‘皖’字票)收回销毁”。
中国银行“安徽”地名券留存下来的极少,已见者如下表:··62中国银行安徽地名券一览表表1—3—1券 名面值(安徽)地名位置票面时间主景图案票 幅(毫米)主 色中国银行兑换券1元正面两侧民国元年至2年黄帝像、景82×151面绿中国银行兑换券5元正面两侧民国元年至2年黄帝像、亭87×176面灰中国银行兑换券10元正面两侧民国元年至2年黄帝像、亭59×179面蓝中国银行1元正面中央上侧和两侧下民国7年9月天坛83×175背红中国银行5元正面中央上侧和两侧下民国7年9月北海85×175面蓝黑中国银行10元正面中央上侧和两侧下民国7年9月孔庙98×178背绿 说明:另有20、50、100元“安徽地名券”。
〔交通银行兑换券〕交通银行于辛亥革命后获准继续营业,是北洋政府特许发行纸币的国家银行。
三张票据背后秘辛■马 乐 于 静◇1941年7月15日,马仲孚汇款给谢和赓的中央银行重庆新市区分行汇款副收条◇萧世铣汇款给涪陵103师黄大陆参谋长的四川地方银行汇款申请书◇1945年1月29日,豫章中学陆一虹收到款项的中国银行无线电报2015年5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向湖南私人收藏家杨洁征集购买了一批西南地区的抗战史料。
其中有三张特殊的票据,反映了抗战前后我党在西南地区的相关工作,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2019年7月,这三张票据被重庆市文物鉴定组评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中共特工谢和赓与白崇禧内弟马仲孚1941年7月15日,在桂林的马仲孚通过广西银行汇出国币三千元,经中央银行重庆新市区分行汇给位于重庆国府路军训部的谢和赓。
这次汇款的副收条上,其右侧收款人下方盖有谢和赓私章。
民国时期,汇款人汇款时要填写汇款通知书。
汇款通知书是汇入行接到汇出行委托付款的指示后,发给收款人取款的书面通知书。
该通知书含有汇款正、副收条,其中副收条解讫后由银行留存备查。
那么,票据中的谢和赓和马仲孚是谁,他们又是什么关系呢?谢和赓,1912年出生在桂林DOI:10.16684/ki.hycq.2019.09.015请求斧正。
是年冬,经过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考察,谢和赓和马仲孚一同在广西工商局任研究员。
1935年秋,广西工商局撤销并入广西建设厅,谢和赓成为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
此间,谢和赓抓住一切机会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言献策,进一步取得二人的信任。
不久,谢和赓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此证章,可随意出入李、白的住宅。
1937年8月,谢和赓陪同白崇禧赴南京商讨抗日大计,并成为他的机要秘书。
9月,在白崇禧的推荐下,蒋介石委任谢和赓为大本营国防会议的惟一秘书。
在秘书长张群的指导下,做国防会议的记录和会议需办的事务工作。
南京沦陷前夕,谢和赓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他将自己在南京草拟的《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拿给周恩来,周称赞“建议书非常好,正与我党对外宣传长期抗战的做法相符”,并详细询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情况。
民国时期货币—热河省金融机构的钞票
民国时期货币—热河省金融机构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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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省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热河官银钱号。
清末民初时,曾仿照天津、奉天官银号办法,发行过少量银两票、银元票和铜元票。
民国六年,热河官银钱号改组为热河兴业银行,嗣后发行额迅速增加。
但钞券系属石印,容易伪造,故于民国十二年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刷新钞一套,发行市面,并限期将旧钞收回。
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兴业银行伍元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热河省兴业银行兑汇券拾元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热河省兴业银行兑汇券伍元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北平市银行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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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是商业交易中重要的支付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节约资金、保障回款和便利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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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银行票据
(2010-09-21 22: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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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票证
银行
支票
兰州
文化
今年5月份,兰州出了一批民国时期的银行票据,基本都是中央银行兰州分行、中国农民银行绥远分行的,一本本装订好的账册里有银行支票、本票、汇票以及银行的记账单、送款簿等。
除了民国的票证,还有解放后1961年的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发行的期票,面值有3元、5元、10元、20元、50元几种。
这些票据是从一家废品收购站出来的,分析是从兰州市的人民银行库房出来的。
中央银行于民国22年(1933年)12月4日在兰州设立分行,成立时经理为乔晋枚,以后又贾继英、杨霁青、张光亚等人继任。
1949年8月下旬,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载运现金、物质西逃,至新疆后被当地驻军接收。
该行经理张光亚为新疆留用。
8月26日兰州解放,中央银行未逃的部分人员和固定资产,由兰州军管会金融处接收。
这次流出的中央银行本票应为当年兰州军管会金融处接收的部分。
②张维先生《仇池国志》完成于 1941 年,甘肃省银行印刷厂 1949 年印行。
李祖桓先生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写成《补晋书仇池载记》毕业论文,在此基础上于1948 年完成草稿,1962 年完成初稿,1980 年重写定稿,于 1986 年 5 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印行,书名亦作《仇池国志》。
140 2013 年第 2 期等篇,总成一系统的《仇池国志》。
这部著作的问世,应该说填补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
一项空白,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首先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除了填补中国史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之外,《仇池国志》的编纂,如上所述,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体例融合在一起,具有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空间与时间相结合、图表并列的特点。
应该说,在史学体例方面,《仇池国志》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具有创新的价值意义。
《仇池国志》编纂,并非只是搜罗史料,分篇予以编排,而是在复原展现仇池杨氏政权活动全貌的基础上,探究这一民族政权持续几达四百年的原因所在以及中原王朝经营治理民族地区的教训。
张维先生指出,仇池杨氏之所以能够长期割据称雄,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区区数郡,分扰四百年后而入于中国,则杨氏之故也。
杨氏据地多在西汉水、白水上游。
自仇池循西汉而东为下辨、武兴,南出关城则至汉中;自武都波白水而南为葭芦,阴平又南则至景谷、白水;若自仇池溯汉北出塞峡则可撼动天水、略阳。
故历代有事,杨氏与夫杨氏之凭轶外肆,莫不在此三途。
山岭丛峻,易守而难攻,族类勍强,易动而难靖,长时陆梁,厥因在是。
”而仇池杨氏政权之所以不能进一步发展,问鼎中原,也在于地理环境的局限:“然竭其兵势,终不能大为患于中国者,亦以地隘众少,有以限也。
” [11]张维先生指出,中原地区的战乱,也为杨氏割据一方提供了机遇:“值中原多故,故得乘间蹈隙,姿肆犷横… … 杨氏始居仇池,盖仅小小部落耳… … 藉使中国有道,当久已自同于诸夏。
暨乎晋惠失驭,羌氐肇衅… … ” [12]这些见识应该说都是客观而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