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来自《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冲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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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因而，在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
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在过去２０多年里得到了大幅 增值，但农村居民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仍然是非常
有限的。
①数据摘自光明日报网：《首度公布基尼系数透露什么》，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２２ Ｅ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ｃｎ／ｘｗｚｘ／ｇｎｓｚ／ｇｄｘｗ／２０１３０１／２２／ １２０１３０１２２＿２４０４９８２３．ｓｈｔｍ，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
万方数据
土地作为农村居民最主要的财产，其要为农村
居民带来财产性收入，需要通过与土地相关的权益
“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来自 农村基层的变革农村土地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以 土地承包经营为主的变革实验也在农村悄然发生， 并得到了务实的地方官员的默认和支持。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和四川等省实验成功之后，其 很快便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并在很短的时间内
通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以缩小城乡收人差距就 被寄予了厚望。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 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 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 获得的收入，包括经营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 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 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在中国农村地区，土地是当 前农村居民享有的最主要财产，因此，土地征用补 偿收入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便成为了农村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最主要来源。［４］但是，由于中 国现有的土地法奠基于计划公有制时代，其主要特 色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交易来达成经济资 源的转让，且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资源转让权的界 定严重滞后［５］，农村居民实际上并不享有对承包 地的完全自由转让权，缺少合法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推行的以“还权赋能”为纲领的新一轮农村产权改
任制基本上覆盖了全国９８％的农户，取代了生产 队集体经营而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经营方
式。
革为实验背景，案例调查研究发现，建立在合法转 让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财产 性收入。［６］成都推行的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是我 们观察土地合法流转之重要性的一个珍贵案例，由 此也衍生出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课题，即如果放在一 个更具一般性的样本范围内来考察，农村土地的合 法流转是否依然能够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在本文中，我们将以中国在２００２年颁布并在２００３ 年初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一次冲击试 验，定量评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农村居民 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从而在一个更具一般性的 样本范围内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影响农民财产 性收入增长提供经验证据。特别是，为了更“干 净”地捕捉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冲击效应，本文 巧妙地将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的城镇居民作为 对照组，并采用倍差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估 计方程。
二、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流转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地产权的一次分割， 其核心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 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则转交 给了农户。［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并未改变 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性质，但却促使农业生产成为了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私人决策，并使农民成为了农
能是２００７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在明确确定土
图１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
三、方法和数据
２００２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是中国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因为，《农村土地承包法》不仅赋予了农村居民更 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首次以正式法律文 本的形式界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权益归 承包方所有的分配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入了规范发展的阶段，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也因此迅速扩大了。因此， 本文选择以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作 为一次冲击实验，借以评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同时，为了更准确地捕捉到农村居民财产性收 入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响应，本文将采用倍差 法来估计方程。具体来说，本文将财产性收人增长 会受到《农村土地承包法》冲击的农村居民作为处 理组，而将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财产性收入增 长不受《农村土地承包法》影响的城镇居民作为对 照组，并将基准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一、引言
移性收入短期内的提升潜力是非常有限的，因而，
中国经济在转型之后收获了连续３０多年的高 速增长，但是居民的收入差距却长年保持在一个高 位水平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０．４７珈．４９之
间①，已经连续十年超过了０．４的国际警戒线。同 时，如果将中国的居民收人差距在各部门间进行分 解，能够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其中占主导地位［１］，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国 家。［２］长年居高不下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扭曲 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阻滞了经济增长，而 且，也是威胁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隐忧之一。［３］ 因而，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在转型 过程中亟待克服的难题。 如果将城乡收入差距二分为城市和农村居民 收入来观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途径无外 乎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但从农村居民的收入 来源结构看，由于受到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财 政压力等条件的限制，农村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和转
面对日益普遍和规模化的农村土地流转现象， ２００１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 规定》，严格规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和原则。 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则将上述关于土 地流转的规定写入了正式的法律文本，标志着农村 土地流转进入了规范发展的阶段。例如，《农村土 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 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 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 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 和流转的方式”，“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随后，２００５年 农业部专门发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
则等重要方面进行了规定；２００８年，中共十七届三
万方数据
ＳＯＣｌ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让）农地总规模已达７７４千公顷，占当年承包土地
面积的０．９％。［９］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将对农村居民财产性 收入的增长产生直接和间接的促增效应。其中，直 接的促增效应是指土地承包权流转能够为承包农 户带来直接的土地承包权转让收入；间接的促增效 应是指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有助于农村劳动力从农 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并转移到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 中实现就业，进而促进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 营性收入的增长，这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具 有间接的促增作用。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正式决定在 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 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那些非农产业较为发达， 且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并拥有 稳定非农收入的地方，可以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条件下对土地作必要的调整，实 行适度的规模经营。至此，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由 自发实施进入到了实验探索的阶段，也促使农村土 地产权的又一次分割，土地所有权虽然没有发生变 化，但土地经营权则从承包权中分离了出来。其 中，承包权仍归承包农户所有，经营权则转移给了 相应的经营主体。在农村土地流转得到了中央正 式文件支持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流转规模迅速扩 大了。农业部抽样调查显示，１９９２年全国转包（转
∞舳∞砌加鲫鲫∞砌抑 ∞ ∞ ∞ ∞ 帅∞ｏ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ｌＯ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则对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进行了系 统规定，提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 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中国现有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虽然尚未 能在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的问题， 并且对农地和宅基地的土地用途也存在诸多的限 制。［１０］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历次土地政策法规 新政的出台（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之后出台的相关政策 法规），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逐渐完善，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了合法地位并进入了规 范发展的阶段，对承包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 的权益也得到了更全面和更完善的维护。这促使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数量和流转规模都 迅速扩大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规模在２００２年是５３８５万亩，２０１０年增 长到了１８７００万亩，九年时间里增长了３．４７倍①。 特别是２００７年之后，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流转规模呈现出一种跳跃增长的趋势，主要原因可
业生产剩余的索取者，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部分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 来，并进入到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因此，中国农村 地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自发地将承包地转交给他 人耕种的情况，甚至还有土地被抛荒的现象。在这 样的背景下，１９８４年中央在第三个农村工作１号
文件中规定，“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土 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
＝ｎ ；ｏ ；；ｏ 量岔 －＿－１■一
＝＝口
＝＝＝Ｐ
！ｏ ＝ｏ ＝ｒ ＝＝＝卜 昌卜鼓励土地 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 种或专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将土 地交由集体统一安排，也可以……由社员自找对象
协商转包”。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以前，中国农村社会是以 土地私有制度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受到前苏联急 速推进农业全盘国有化运动的影响（７］，中国政府 在１９５１开始逐步推行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 级社转到高级社，最后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村土 地合作化运动，以消灭土地的私有制度并建立土地 的集体所有制度。到１９６２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草案》实施之后，中国农村的全部土地都被集 体化了，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也完全替代了农民在 土地私有制度下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处分权和经营 权等权能。 但是，建立在土地集体产权基础上的人民公社 制度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业生产中的偷懒和磨 洋工等“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农业生 产的低效率和农村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因此， 随着“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以
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在过去２０多年里得到了大幅 增值，但农村居民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仍然是非常
有限的。
①数据摘自光明日报网：《首度公布基尼系数透露什么》，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２２ Ｅ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ｃｎ／ｘｗｚｘ／ｇｎｓｚ／ｇｄｘｗ／２０１３０１／２２／ １２０１３０１２２＿２４０４９８２３．ｓｈｔｍ，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
万方数据
土地作为农村居民最主要的财产，其要为农村
居民带来财产性收入，需要通过与土地相关的权益
“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来自 农村基层的变革农村土地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以 土地承包经营为主的变革实验也在农村悄然发生， 并得到了务实的地方官员的默认和支持。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和四川等省实验成功之后，其 很快便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并在很短的时间内
通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以缩小城乡收人差距就 被寄予了厚望。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 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 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 获得的收入，包括经营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 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 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在中国农村地区，土地是当 前农村居民享有的最主要财产，因此，土地征用补 偿收入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便成为了农村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最主要来源。［４］但是，由于中 国现有的土地法奠基于计划公有制时代，其主要特 色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交易来达成经济资 源的转让，且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资源转让权的界 定严重滞后［５］，农村居民实际上并不享有对承包 地的完全自由转让权，缺少合法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推行的以“还权赋能”为纲领的新一轮农村产权改
任制基本上覆盖了全国９８％的农户，取代了生产 队集体经营而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经营方
式。
革为实验背景，案例调查研究发现，建立在合法转 让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财产 性收入。［６］成都推行的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是我 们观察土地合法流转之重要性的一个珍贵案例，由 此也衍生出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课题，即如果放在一 个更具一般性的样本范围内来考察，农村土地的合 法流转是否依然能够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在本文中，我们将以中国在２００２年颁布并在２００３ 年初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作为一次冲击试 验，定量评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农村居民 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从而在一个更具一般性的 样本范围内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影响农民财产 性收入增长提供经验证据。特别是，为了更“干 净”地捕捉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冲击效应，本文 巧妙地将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的城镇居民作为 对照组，并采用倍差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估 计方程。
二、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流转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地产权的一次分割， 其核心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 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则转交 给了农户。［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并未改变 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性质，但却促使农业生产成为了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私人决策，并使农民成为了农
能是２００７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在明确确定土
图１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
三、方法和数据
２００２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是中国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因为，《农村土地承包法》不仅赋予了农村居民更 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且，首次以正式法律文 本的形式界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权益归 承包方所有的分配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进入了规范发展的阶段，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也因此迅速扩大了。因此， 本文选择以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作 为一次冲击实验，借以评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同时，为了更准确地捕捉到农村居民财产性收 入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响应，本文将采用倍差 法来估计方程。具体来说，本文将财产性收人增长 会受到《农村土地承包法》冲击的农村居民作为处 理组，而将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权，财产性收入增 长不受《农村土地承包法》影响的城镇居民作为对 照组，并将基准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一、引言
移性收入短期内的提升潜力是非常有限的，因而，
中国经济在转型之后收获了连续３０多年的高 速增长，但是居民的收入差距却长年保持在一个高 位水平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０．４７珈．４９之
间①，已经连续十年超过了０．４的国际警戒线。同 时，如果将中国的居民收人差距在各部门间进行分 解，能够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其中占主导地位［１］，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国 家。［２］长年居高不下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扭曲 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阻滞了经济增长，而 且，也是威胁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隐忧之一。［３］ 因而，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在转型 过程中亟待克服的难题。 如果将城乡收入差距二分为城市和农村居民 收入来观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途径无外 乎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但从农村居民的收入 来源结构看，由于受到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财 政压力等条件的限制，农村居民的劳动性收入和转
面对日益普遍和规模化的农村土地流转现象， ２００１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 规定》，严格规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和原则。 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则将上述关于土 地流转的规定写入了正式的法律文本，标志着农村 土地流转进入了规范发展的阶段。例如，《农村土 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 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 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 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 和流转的方式”，“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随后，２００５年 农业部专门发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
则等重要方面进行了规定；２００８年，中共十七届三
万方数据
ＳＯＣｌ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让）农地总规模已达７７４千公顷，占当年承包土地
面积的０．９％。［９］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将对农村居民财产性 收入的增长产生直接和间接的促增效应。其中，直 接的促增效应是指土地承包权流转能够为承包农 户带来直接的土地承包权转让收入；间接的促增效 应是指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有助于农村劳动力从农 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并转移到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 中实现就业，进而促进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 营性收入的增长，这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具 有间接的促增作用。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正式决定在 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 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那些非农产业较为发达， 且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在非农产业中就业并拥有 稳定非农收入的地方，可以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条件下对土地作必要的调整，实 行适度的规模经营。至此，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由 自发实施进入到了实验探索的阶段，也促使农村土 地产权的又一次分割，土地所有权虽然没有发生变 化，但土地经营权则从承包权中分离了出来。其 中，承包权仍归承包农户所有，经营权则转移给了 相应的经营主体。在农村土地流转得到了中央正 式文件支持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流转规模迅速扩 大了。农业部抽样调查显示，１９９２年全国转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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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则对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进行了系 统规定，提出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 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中国现有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虽然尚未 能在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的问题， 并且对农地和宅基地的土地用途也存在诸多的限 制。［１０］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历次土地政策法规 新政的出台（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之后出台的相关政策 法规），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逐渐完善，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了合法地位并进入了规 范发展的阶段，对承包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 的权益也得到了更全面和更完善的维护。这促使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数量和流转规模都 迅速扩大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规模在２００２年是５３８５万亩，２０１０年增 长到了１８７００万亩，九年时间里增长了３．４７倍①。 特别是２００７年之后，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流转规模呈现出一种跳跃增长的趋势，主要原因可
业生产剩余的索取者，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部分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 来，并进入到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因此，中国农村 地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自发地将承包地转交给他 人耕种的情况，甚至还有土地被抛荒的现象。在这 样的背景下，１９８４年中央在第三个农村工作１号
文件中规定，“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土 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
＝ｎ ；ｏ ；；ｏ 量岔 －＿－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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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转包”。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以前，中国农村社会是以 土地私有制度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受到前苏联急 速推进农业全盘国有化运动的影响（７］，中国政府 在１９５１开始逐步推行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 级社转到高级社，最后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村土 地合作化运动，以消灭土地的私有制度并建立土地 的集体所有制度。到１９６２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草案》实施之后，中国农村的全部土地都被集 体化了，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也完全替代了农民在 土地私有制度下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处分权和经营 权等权能。 但是，建立在土地集体产权基础上的人民公社 制度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业生产中的偷懒和磨 洋工等“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农业生 产的低效率和农村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因此， 随着“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