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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评析——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福利国家杨寄荣杨玉生2012-8-3 10:55:43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六期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利国家作为一种调节机制应运而生,而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则持有不同观点。
赞成者认为福利国家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所必需;反对者则认为福利国家同市场调节不相协调。
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构建真正体现工人阶级利益的福利国家。
从美国战后的实际情况看,基于其特殊的战略利益,形成了军事——福利国家范式。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福利国家与实现共同富裕是一致的。
作者简介：杨寄荣(1970- ),女,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博士研究生,上海海关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杨玉生(1942-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关键词：福利国家;军事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富裕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举凡新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激进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等,无不对福利国家有所论述。
另外,在西方国家,福利国家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包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实践,诸如工人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以及绿色和平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发展,也对福利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做一评析。
一、经济学家关于福利国家的理论观点按其对福利国家的态度,我们可以把西方经济学家大致划分为赞成和反对福利国家两大阵营。
赞成福利国家的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是古典和新古典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其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形成真正的工人的福利国家”的观点上看,也属于反对福利国家的经济学家之列。
“福利国家”的深层困境与替代方案作者：冯兴元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09期【摘要】“福利国家”的概念主要强调由政府来主导甚至包揽对社会成员“福利”的保障，其途径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和维持教育、卫生或者养老和收入保障等社会支持系统。
在自由和福利的关系上，目前国内学界流行一种要求节制自由的“好好先生”方案，与其说其是一种解决方案，毋宁说是制造问题。
尽管这个世界有句“天道酬勤”的古训，但是福利国家却往往不是一个奖勤罚懒的社会，反而是个罚勤奖懒的社会。
为了长远保障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警惕“福利国家”，弘扬市场伦理的理念，把这些理据和理念变成人人皆知的常识。
还要提出自己的、可被广泛接受的替代性社会政策方案，也就是说，这些理据和理念要接上“地气”，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福利国家自由权利社会正义市场伦理社会主义【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个人基本权利是最大的福利在世界上，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可能是其可以享受的最大的福利。
至于它的来源，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释。
基督教徒把这种福利归于上帝的赐福。
在基督教运动中，保罗新观认为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由此从基督教教义中发现了人类自由及其潜力，挑战了此前存在的众生不平等的错误认知。
①保罗新观开始冲击地位不平等的传统，不啻为一场道德革命。
据说这一过程历时数世纪。
到了十二、十三世纪，罗马教廷主持建立了以道德平等为基础的教会法体系。
由此，个人在其后逐渐取代了家庭、部落或种姓，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
②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的巨著《政府论》（上、下）就基于对上帝的信念，论证了人类一开头就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在其中人人平等地享有其自然权利，包括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和财产权。
③所谓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就体现在行使和维护这些自然权利上。
根据洛克的理论，所谓的政治社会和政府，都不过是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自然状态本身就拥有的自然权利而达成的制度安排。
论北欧学者对于其福利国家体制的研究、论争及其论争的逻辑基础林卡提要在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北欧模式曾是世界各国发展社会福利的学习样板;但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该模式逐渐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这些批评声音也同时出现在北欧国家内部。
本文回顾了北欧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政策观念的变化,以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政策的联系。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也有助于我们评估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和政策分析的可行性。
关键词社会政策政策分析北欧福利国家导论在艾斯平- 安德森( Esping2Andersen) 的福利国家类型学中,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4 国被归入“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这一模式。
该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观念为价值核心,具有高税收和高再分配效应等制度特征。
①然而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在国际社会政策研究中流行,使这一模式受到种种批评。
②这些批评也影响了北欧国家社会政策的分析和制定者,例如在瑞典,其1993 年经济委员会(即Lindbeck 委员会) 就宣称现行的福利模式是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并主张把以往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导向转向自由主义方向。
③尽管如此,许多理论工作者仍认为这一福利模式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基础。
例如奥尔森·胡特(Olsson Hort) 就宣称瑞典模式并未终结,而林德布姆(Lindbom) 也坚持这一模式没有瓦解。
④布隆贝格(Blomberg) 和克罗尔(Kroll) 以芬兰为例说明,在整个90 年代这一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仍然稳固, 而阿莱斯塔罗(Alestalo ) 和弗洛拉(Flora) 对民意调查资料的研究也显示公众对此模式的支持并没有明显下降。
与此相应, 安德森(Andersen) 等人在他们对相关调查资料的研究中强调说,我们至今仍没有发现任何确实的证据能证明在北欧4 国,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评估北欧福利模式问题上,理论分析家强调北欧模式的合法性,而政策分析者则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来指责这一模式,并主张“瓦解”这一模式。
福利国家理论及其对我国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启示[摘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普遍为公民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纷纷建成福利国家，英国、瑞典、日本是其典型代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福利国家理论面临各方面的挑战不断加深，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应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速度；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保障充分就业；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扎实逐步地向高福利国家推进。
[关键词] 福利国家；理论；模式及困境；启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更多的关注如何解决民生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如养老、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关注社会保障事业，要追根溯源，考察国外有关发展社会福利的理论，充分理解并运用加以借鉴，这无意对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是有启示的。
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供了一个蓝图，它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思路，尽管福利国家理论根植于西方，但是，我国仍然可以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的成果，为我所用。
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脉络（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1941年，威廉·坦普尔第一个提出“福利国家”的概念，用以区别纳粹德国为统治者服务的“权利国家”，但当时他对概念的解读较为浅显，未对这一概念有着明确的界定。
1942年，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主持制定了《贝弗里其报告》，这份报告对福利国家的蓝图有了大致的规划，指出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对于英国发展的重要性。
报告对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的发展影响深远，标志着福利国家理论的成型。
福利国家是指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学术界对于福利国家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见解，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管理公共物品的一种工具”；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政策，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措施的结合；还有学者主张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政策析评
姜霁青
【期刊名称】《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28)004
【摘要】“福利国家”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较大发展。
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源于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大众为争取各种社会权利而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和改良主义等思潮的盛行。
但这一政策近年来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进行改革。
尽管“福利国家”政策有其积极的社会效应，但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的一种改良措施，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更不可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总页数】4页(P21-24)
【作者】姜霁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61.4
【相关文献】
1.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重构——走向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 [J], 肖扬东;刘卓红
2.研究西方消费调控的新力作—评王启云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消费调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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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的发展与改革——评《西方国家家庭补贴制度——基于三种福利制度的比较》 [J], 杨植强;傅博
4."非商品化"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兼评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国家观点 [J], 郭殿生;张丽
5.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与“福利国家”理论 [J], 高建生;程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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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福利国家现状以及启示福利国家的定义：福利国家是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
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
欧洲福利国家产生：欧洲福利制度的起源，如果从社会政策立法来看,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中期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960，该法将对穷人的救济制度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但一般而言，学界认为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是以19世纪80年代德国稗斯麦政府颁布的《劳工疾病保险法》（1883），《事故保险法》（1884）,《养老金保险法》(1889）为标志的。
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快速发展,当时单一的社会救济和保险已经不能够平衡日益增长和激化的社会矛盾，欧洲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定位政府所扮演的角色、）1945年英国工党经过大选上台执政，采用了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勋爵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用法律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该国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因此而正式得名.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发达国家相继通过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立法，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完整的以高福利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保障体系。
福利国家模式在欧洲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有学者将福利国家的产生归结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四个方而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工业化初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次,政党政治为讨好选民,使得国家福利成为必需的手段;再次，福利思想的发展为福利国家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环境；最后,军事斗一争作为所有变化因素中的强大者，加速推进了福利国家的产生进程.欧洲福利国家的类型：1。
柏拉图与马克思的国家理念探析基于《理想国》与《共产党宣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于国家理念的探讨。
其中，柏拉图和马克思可以说是两位重要的代表。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主要探讨了理想国家的构建和治理。
而《共产党宣言》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作品，强调了共产主义思想下的国家构建和治理。
本文将基于两位大师的作品，对其国家理念进行探析，并通过举例来进一步证明。
首先，柏拉图的国家理念在《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他认为理想国家的构建应以哲学家为领袖，通过分层制度来实现。
他提出了三种人类灵魂的划分：理性、情感和欲望。
理性最高，应由哲学家掌控政治权力。
情感次之，应由军人来维护国家安全。
欲望最低，可以由商人和劳动者来负责。
为了实现这一层次结构，政治权力应该集中于哲学家手中，他们将成为真正的统治者，通过智慧和理智来引导国家走向完美。
其次，马克思的国家理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阐述。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他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解决方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将归属于全体公民，而不仅仅局限于少数人的手中。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推翻，无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主人。
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实施资源的平等分配和社会的公正治理，保障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公平的权利和福利。
接下来，我们将举出5个例子来证明这两种国家理念的实际影响力。
第一个例子是古希腊的斯巴达。
在斯巴达，政治权力由两位国王共享。
同时，公民们都必须接受为期严格的训练和严密的管制。
这种制度可以被看作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体现，通过分层制度和科学管理来实现国家的和谐与和平。
第二个例子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个国家中，生产资料完全归属于国家所有，而不是由个人或集体所有。
虽然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国家强调平等和公正，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伸和实践。
第三个例子是现代的瑞士。
马克思主义不平等观在社会福利中的地位和作用摘要：关键词：正文：一、“不平等”观念的近代起源虽然有史以来，人类对平等的追求从未中断，但对这一理念的界定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逐渐明晰起来。
即使这样，人们对平等的理解与阐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派别之一：视平等为一种结果的公平。
他们认为，由于财产在私人手中的积累和继承，人们受教育和参与竞争的机会不可能是均等的，因此，所谓起点的平等不过是幻想。
社会需要关注和改变的倒是贫富的悬殊，雇佣者和受雇佣者之间在地位上的实质性差异。
他们主张，所有人，无论其在天赋才能、努力程度和实际作出的贡献方面有怎样的不同，他们都应受到相同的对待。
派别之二：视平等为一种起点和规则上的公平。
具体而言就是：一切人在人格上都必须平等，都应受到同样的待遇，都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参加所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
换言之，社会不首肯人与人之间除了贡献不同之外的其他区别，如种族、肤色、信仰和出身等方面的区别。
作为洛克之后，最早谈论社会公平的学者，卢梭对不平等有着深刻的批判。
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一种是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
前者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后者起因于一种协议，是由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
在自然状态，虽然存在自然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自然状态中，人是孤独自在的。
一种自然的自爱心和怜悯心支配着人们之间的原始关系。
但人有着自我完善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发展，使人类社会经历着不同的阶段。
人从最初的一些简单的知觉和技巧逐渐地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智慧和能力；人的最原始的对自己生存的情感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粗浅观念也逐步发展为一套完整的人伦情感和道德观念；语言逐步地产生了，社会形成了；“随着观念和情感的相互推动，精神和心灵的相互作用，人类便日益文明化了。
福利国家的性质、模式及困境——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作者：杨静等发布时间：2014-02-21 来源：管理学刊字体：大 | 中 | 小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这些福利国家普遍陷入困境，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高失业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国家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的各种矛盾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国外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的深刻反思。
福利国家是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形态。
二战后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制度，通过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干预，从而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但是，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这些福利国家普遍陷入困境，经济停滞、通货膨胀、高失业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国家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的各种矛盾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国外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的深刻反思。
一、福利国家出现的背景及福利国家的性质福利国家是从19 世纪80 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渐渐被人们所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所依赖的思想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思想理论方面，各种改良主义理论层出不穷; 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随着国家垄断的萌芽，欧洲各国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法[1]。
进入20 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工人大量失业，民众极度贫困，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1942 年，英国的贝弗里奇提出，应当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通过国家干预控制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应对社会风险，增进公民的普遍福利。
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实施福利制度，它们把实施福利制度作为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措施。
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言，福利制度被用来阻止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2]。
1948年7 月，英国首先宣布成为“从摇篮到坟墓”均有保障的“福利国家”，随后，西欧、北欧、北美洲、大洋洲、亚洲的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宣布实施普遍福利政策。
尽管福利国家几乎遍布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些福利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们并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福利国家。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伊恩·高夫指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体现了增加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权利，增加社会对市场盲目性作用的控制趋势; 同时，它又体现了镇压和控制人民，使他们适应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趋势”[3]( 36)。
也就是说，福利国家是在工人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努力缓和社会矛盾的结果。
诺尔曼·金斯伯格也颇为深刻地指出: “从资本家的观点上看，国家福利为积累资本的持续斗争作出了贡献，因为它从物质上帮助把劳动和资本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并控制工人阶级的必然反抗和革命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是同再生产一个劳动后备军、家长制家庭和劳动力纪律相联系的。
它作为缓和贫困和提供收入保障的手段而仅仅起一种次要的和偶然的作用。
”[4]( 2)诺尔曼·金斯伯格还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阶级性质。
他指出，福利国家的福利供给并不同工人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而是富有特征地同资本的需要相联系。
许多福利政策源于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意欲管理或调节资本主义，以纪律约束劳动力，而不是想要减轻工人阶级的社会苦难。
这些福利政策并不源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党[5]。
哈贝马斯则从刺激经济增长、保障社会一体化的角度论述了福利国家的性质。
他指出，西方福利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影响社会生活和分配条件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价格稳定等目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支配社会总产品实施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以保障社会一体化和保持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6]( 71 -72)。
尤瑞·翟尔伯士则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创始人，马克思不仅说明了何为“福利国家”，而且还指出了福利国家的阶级性质。
他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提出新的社会秩序的构建原则( 如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关系的扬弃等) ，就是为了建立平等和包容的社会，这种社会经济系统可以被称为“福利国家”。
他认为，马克思建议实行混合的社会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和改良的、生产性的、部分的资产阶级的联盟。
这样的联盟，通常受到劳工运动的推动，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7]。
自福利国家出现后，福利国家的分类、模式及特征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
学者们依据不同标准，对福利国家进行了分类，总结了其模式和特征。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西方福利国家具有相同的目标与结构。
此外，他还进一步把社会福利制度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英国，它主要强调提供社会福利与医疗保健服务。
第二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北欧各国，这些国家通过高额征税为民众提供包括医疗保健服务在内的众多国家服务。
第三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中欧各国，它们在收取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筹集资金，在很多方面提供数额颇多的福利金。
第四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南欧各国，它们所实行的福利制度与中欧各国较为相似，但是提供福利的范围较为狭窄，救济水平也较低[8]( 7)。
之后，英国学者杰索普对福利国家的类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尽管福利国家的分类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艾斯平- 安德森的分类方式。
杰索普对安德森所界定的四种福利体制作出解释: 第一类，自由主义类型。
此种类型国家福利依赖三个重要支柱，分别是弱化国家的作用( 即使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国家也是仅扮演剩余的角色) 、劳动市场参与方面风险个人化而非社会化、以市场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
第二类，保守主义类型。
这种类型国家福利包含一个中等程度的去商品化。
第三类，社会民主福利型。
这种福利体制在北欧经济体中发展得最为成熟，这种福利体制接受国家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延伸角色，并将风险社会化，同时提供高水平的福利补助和再分配措施。
第四类，家庭式或南欧式福利体制。
这种体制在面对市场偶发状况时，依赖延展的大家庭进行经济和社会再生产，在这种大家庭中，主要由男性承担生计重任[9]( 62)。
在艾斯平- 安德森分类方式的基础上，杰索普进一步从福利体制如何与经济增长模式( 包括其嵌入国际劳动分工的方式)以及更为广泛的调节模式相契合的角度，将欧洲国家和北美国家的福利模式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这种福利体制与以金融为基础、依靠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体制密切相关，在这种体制中资本的货币概念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类，社会民主福利体制。
这种福利体制与小型开放经济体相关，这些经济体有强大的福特主义出口导向部门和以利基市场为导向，拥有高技能、高生产力、高工资的出口部门。
第三类，保守主义和合作主义型福利体制。
这种福利体制与较大的经济体( 无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 相关。
这种体制在工业与金融之间、大型工业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进行协调，强调工艺生产、协会组织、传统阶级和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作用。
在这种体制中，资本的生产性概念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类，南欧福利模式。
这种福利体制与发展中的外围福特主义经济体相关，有大型农业部门、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家庭资本主义特征[9]( 68)。
杰索普结合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理论对福利国家的特征进行了归纳。
他认为，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具有四个特征: 第一，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是凯恩斯式的。
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的发展目标是确保在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体内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目标主要通过需求管理来实现，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依赖于规模经济和对相对刚性的生产方式的充分利用来调节有效需求。
第二，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以福利为导向。
国家试图在与就业增长水平一致的范围内调节集体议价，推广大众消费的准则，使享受福利者不限于在福特主义板块中赚取工资的男性，这样，所有的男性国民及其家属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国家以此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同时还推动了有利于福特主义增长模式的集体消费形式的发展。
第三，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是民族的或者说是国家的。
国家承担了引导凯恩斯福利政策的责任。
各种和大西洋式福特主义相关的战后国际政体意在挽救欧洲民族国家，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促进国际合作以确保各经济体能够稳定运行，如果可能还要进一步增进这些经济体的互补性。
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主要是执行国家制定的政策，并且根据当地条件来调整政策，而不是重新制定不同的政策。
第四，凯恩斯福利民族国家主张国家主义。
这是因为不同级别的国家制度在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是市场力量的主要补充，而且在公民社会的制度中起主导作用。
市场的作用与国家的力量相结合，可以保证国家福利目标的实现。
当市场不能实现预期的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区域发展、确保充分就业等目标时，国家就要去弥补市场失灵，并确保发展成果全体公民共享[9]( 59 -61)。
福利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确保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的集中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了福利国家面前: 社会福利开支数额过大、财政负担加重、财政赤字增加、食利阶层出现……这种状况显然与这些国家建立福利制度的初衷相违背。
到20世纪70 年代中后期，福利国家普遍陷入了财政困难、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福利依赖日趋严重等福利危机之中，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尽管自由民主国家试图通过制定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消除社会不平等，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10]。
詹姆斯·奥康纳较早关注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
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能力造成破坏，而且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严重威胁。
随着生产力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增加财政投入以实现扩大再生产，但是，由此产生的社会剩余( 包括利润) 却被私人所占有，并没有实现社会化。
这就出现了财政投入的社会化和社会剩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国家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引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从根本上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所导致的。
此外，国家的合法性又要求增加社会资本投入，提供令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因而国家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
而它所作出的摆脱或减轻这种财政负担的努力，则会引发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11]。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明确指出，由于国家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承担起取代市场和补充市场的职能，最终将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官僚福利体制陷入一种新的合法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