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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摘要: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在古代起着重要作用,使史学在古代成为显学。
这一功用的发挥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史家的治史态度,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实录”的传统。
本文将从“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进行阐释。
关键词:实录;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社会功用是为人们提供借鉴,从史中得到启示,辨别是非曲直,美丑善恶,起到“彰善惩恶”的教育作用。
这一功用能否发挥出来,将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取决于史家能否“直书实录”,使善恶事迹彰显于世。
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要求真实记载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一、“书法不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是不加隐讳。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不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自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1]之后,“书法不隐”遂成为“良史”的标准,并且孔子同时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也,越竟乃免。
”也就是说“书法不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
可见,这个法度有很久的传统了,并且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
班氏父子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从而提出了“实录”的观念。
同时也把“实录”的内涵界定为文直事核、善恶俱书,鲜明地体现出了“直书实录”的原则。
遂在两汉时期史家修史便把“实录”作为历史撰述的目标,奠定了中国史学注重“信史”的传统。
司马迁的《史记》也以其“直书实录”的治史精神和原则,成为“实录”的典范,赢得了历代学者的赞誉和推崇。
古代史学“直书”的优良传统遂成为史家所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成为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
南朝梁人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3]意即史家作史的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应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
“直书”与“曲笔”作者：李轩明郑新来源：《科教导刊》2010年第20期摘要“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学风。
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
从春秋时期的董狐、崔杼始见,到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非常突出的。
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篇中的《直书》和《曲笔》两篇,不仅反映了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形,也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
我们不仅从中可以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关键词直书曲笔刘知几史通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在中国史学领域,“直书”和“曲笔”长期存在。
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后世刘勰所论、《周书》的记述,到了唐刘知几《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
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1 史家的职责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
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对于史家的认识和要求也逐渐广泛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
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
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
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
”他还说:“《春秋》,辨是非。
”“《春秋》以道义。
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他们的这些评论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
曲笔 曲笔节选⾃《史通》卷七（原⽂据《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曲笔，史官由于某种原因，不据实直书，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称为“曲笔”。
刘知⼏肇〔肇〕开始。
有⼈伦，是称家国。
⽗⽗⼦⼦，君君⾂⾂，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为⽗隐，直在其中〔⼦为⽗隐，直在其中〕《论语·⼦路》：“叶公语孔⼦⽈：‘吾党有直躬者，其⽗攘⽺，⽽⼦证之。
’孔⼦⽈：‘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为⼦隐，⼦为⽗隐，直在其中矣。
’”孔⼦⼗分看重伦理道德，主张即使尊长做了错事，那么做晚辈的也应该为尊者讳。
”，《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略外别内〕《公⽺传·隐公⼗年》：“《春秋》录内⽽略外，于外⼤恶书，⼩恶不书，于内⼤恶讳，⼩恶书。
”这是说春秋书法⾸先要分别亲疏，根据亲疏的不同⽽采⽤不同的记载⽅法。
如果疏，则对其恶⾏直⾔不讳；如果亲，那么只记载⼩的恶⾏，⼤的恶⾏就隐匿不记了。
，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兹已降，率由旧章〔率由旧章〕出⾃《诗经·⼤雅·假乐》，意思是说⼀切都按照旧的规则。
史⽒有事涉君亲，必⾔多隐讳，虽直道不⾜，⽽名教〔名教〕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为名分，定为名⽬，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教化，称“以名为教”。
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
存焉。
其有舞词弄札，饰⾮⽂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王隐、虞预毁辱相凌〕据《晋书·王隐传》记载，晋元帝召王隐为著作郎，让他撰写晋史。
当时虞预正私撰《晋书》，但他对中原的事情不太了解，就借来王隐的书，剽窃以为⾃⼰的成果。
后来，虞预⾮但不感激王隐，反⽽结交权贵，共为朋党来打击排斥王隐。
王隐最后因为种种诽谤⽽被罢免回家。
，⼦野、休⽂释纷相谢〔⼦野、休⽂释纷相谢〕⼦野即裴⼦野，裴松之的曾孙。
休⽂即沈约，沈璞之⼦。
沈约撰写《宋书》说“松之已后⽆闻焉”。
但实际上，裴松之的曾孙裴⼦野撰写了《宋略》，记载了沈约⽗亲沈璞因不从义师⽽被杀的事实。
新高考语文60篇必背篇目1（默写）十1（阅读）闯关手册（2025版）第13篇《过秦论》（上）一、默写闯关（一）挖空练习《过秦论》贾谊秦孝公据（）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
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瘳、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
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巡而不敢进。
秦无亡矢遗（）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
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天下，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乃使蒙（）北筑长城而守（）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
良将劲（）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直笔与曲笔作者简介：赵京战，笔名苇可，河北安平县赵院村人，1947年出生，1966年入伍。
空军功勋飞行员。
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副师职，大校军衔。
中华诗词学会原副会长、《中华诗词》杂志原副主编，执笔编写《中华新韵（十四韵）》。
主要著作：《飞行员论文选》、《苇可诗选》、《苇航集》、《中华新韵（十四韵）》（执笔）、《诗词韵律合编》、《网上诗话》、《新韵三百首》、《“诗词韵库”检索与输入软件（光盘）》（合著）、《居庸诗钞》。
直笔与曲笔赵京战为诗如为文，有时要用直笔，有时要用曲笔。
直笔开门见山，通达晓畅。
状物不蔓不枝；抒情不弯不绕，如快人快语，直达胸臆，读后有淋漓尽致的畅快。
曲笔曲径通幽，委婉曲折。
状物侧面下笔，偏处着色；抒情千回百转，如一波三折，回环激荡，读后余音袅袅，绕梁三日。
有时曲直交错，虚实相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拘于一法也。
杜甫《石壕吏》的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便是曲笔的典范。
“逾墙走”的老翁回来了没有？“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的老妇是否被抓走了？作者不作直接回答，而是用“独与老翁别”曲笔作答。
试想，如果直接回答，一是没有必要，二是趣味大减。
不直接说破，把回忆和推理留给读者，把巨大的心灵创伤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把卷沉思，痛楚叠加不已，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李清照《如梦令》“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试想，“卷帘人”是现场亲眼所见，这还能看错吗？一夜的风雨，就“绿肥红瘦”了？变化有那么快那么大吗？那不是真的“绿肥红瘦”，二是诗人的心情使然。
作者用“应是”一词，那就是说应该是这样，不一定真的是这样。
作者的感情心绪，渲染渗透于海棠花树，产生了“绿肥红瘦”的曲笔，成就了这一千古名句。
瓦桥关故址位于今河北省雄县城西南，地当冀中大湖白洋淀之北，拒马河之南，与益津关和淤口关，合称“三关”（即杨六郎所镇守之三关）。
三关早已不存，无遗迹可考，去瓦桥关凭吊怀古，怎么下笔呢？我们看杨逸明《瓦桥关》是如何用曲笔妙手回春的：“一行人立雨潺潺。
传统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再探张文琪【摘要】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提倡直书,从董狐书法不隐到南史仗气直书,皆突显了史家对\"直书\"的坚持.尽管如此,\"直书\"的对立面\"曲笔\"却几乎一直伴随着\"直书\"而存在.直书与曲笔各有其存在渊源,但无论如何,直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史学的发展中\",直书\"与\"曲笔\"呈现出既对立又共存的关系.【期刊名称】《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1)004【总页数】5页(P62-66)【关键词】传统史学;直书;曲笔;《史通》;对立;共存【作者】张文琪【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3从春秋时期孔子以“书法不隐”赞誉晋国太史董狐的直抒胸臆到南朝太史因“宁死直书”为后人所铭记，至唐朝刘知几撰写《史通》，将“直书”“实录”的观念贯穿全书，中国古代便已经有了直书与曲笔的划分。
史学家标榜直书，却一直受曲笔所限，且从古代文献史籍来看，曲笔亦有其合理之处。
后人对直书与曲笔逐渐有更广泛的认识，却缺少对其准确的定义。
一、直书与曲笔的概念划分吴怀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问题。
他认为在新朝建立初期，一方面君主需要吸收前朝覆灭的教训，强调史家写史应秉笔直书，以此得出正确的治国经验［1］442，唐太宗就曾要求史官如实直书，所谓“史官执笔，何烦有隐。
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2］307；但同时又提及封建时代的君主，为本朝代替旧朝正名和稳固统治，常常借助天命理论，要求史官将自身渲染上“皇权神授”的色彩，《史记·高祖本纪》在记载刘邦时，多次提到刘邦头上方有“云气”［3］348，《明史》也记载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室”，以至于邻居以为失火跑来相救［4］1。
这些事情在今人看来完全是虚构的，只是为突显帝王将相不同凡响的命运，是渲染“皇权神授”的一种手段。
《史记》的直书与曲笔
徐静
【期刊名称】《攀枝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3)001
【摘要】直书与曲笔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重要特征.直书与曲笔在史论家的笔下至少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直书”是不受外界干扰直接书写历史事实;“曲笔”是违反历史事实凭空编造.第二层涵义:“直书”是”直接书写”,“曲笔”是“迂回曲折地表达”.第三层涵义:“直书”是直接正面书写历史事件,“曲笔”是“明书甲事,隐射乙事”.这三种不同涵义的“直书”与“曲笔”在司马迁《史记》中都有体现.直书与曲笔看似对立冲突,实则辩证统一.
【总页数】4页(P35-38)
【作者】徐静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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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了唐朝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个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所谓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
而曲笔，则是指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
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
从二者的含义可以看出，直书就是要史家秉笔直书，遵从客观事实，“仗气直书，不畏强御”，从而给后人一个真正的历史记载。
对于曲笔，或是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是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是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舞词弄札，饰非文过”。
然后，史书不实，史德不存，徒留下千古遗憾。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直书和曲笔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存在。
无论是直书其事，还是采用曲笔手法，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思想渊源。
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下的史学，既有秉笔直书的记载，又有曲笔回护的内容。
关于直书的记载，其一有《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
宣子日：“不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乎！越竟乃免。
”其二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君以说于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闻既书矣，乃还。
《史通》内篇·曲笔关于史通《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
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曲笔原文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直笔和曲笔——读史札记
蒋薇薇
【期刊名称】《新课程（教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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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史家及史学著作就有直笔和曲笔之分.制约历史真实性的因素很多,比如,史料的匮乏,因为研究历史要坚持论从史出;作者的主观因素,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地伪造历史.自觉的主要是受认识的局限,立场的局限,政治视野的局限;不自觉伪造历史和美化、丑化历史人物还受制于当时政治环境.
【总页数】1页(P238)
【作者】蒋薇薇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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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教学参考0831 1347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一）直书与曲笔：一体两翼的关系及其在传统史学中的核心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从远古的口述史学、古代的叙事史学，到近代的分析史学，再到现代的系统史学的演进过程。
古代史学是一种叙事史学，对于理论的分析和综合并不擅长，其最基本工作便是“修史”，表现为历史记述的连贯性和叙事方式的丰富性。
从黄帝到宣统的历史，均记录在册，历代相续，源流清晰；从编年体到纪传体，从典章制度体到纪事本末体，均为叙事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古代叙事史学既以记述为其特征，那么时代对它最大的要求就是记事的真实性；同时，古代史学的主题取向于政治，造成记事的求真性与政治的实用性的相遇、相克和相成，使“直书—曲笔”问题显露出来，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史学的核心和时代的焦点。
对直书与曲笔关系的评价，关系到整个传统史学的价值评判。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
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指出：“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
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
柳宗元对直书的解释是史官“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
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
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
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
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妍媸必露”，“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
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教学参考0831 1347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一）直书与曲笔：一体两翼的关系及其在传统史学中的核心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从远古的口述史学、古代的叙事史学，到近代的分析史学，再到现代的系统史学的演进过程。
古代史学是一种叙事史学，对于理论的分析和综合并不擅长，其最基本工作便是“修史”，表现为历史记述的连贯性和叙事方式的丰富性。
从黄帝到宣统的历史，均记录在册，历代相续，源流清晰；从编年体到纪传体，从典章制度体到纪事本末体，均为叙事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古代叙事史学既以记述为其特征，那么时代对它最大的要求就是记事的真实性；同时，古代史学的主题取向于政治，造成记事的求真性与政治的实用性的相遇、相克和相成，使“直书—曲笔”问题显露出来，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史学的核心和时代的焦点。
对直书与曲笔关系的评价，关系到整个传统史学的价值评判。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
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指出：“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
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
柳宗元对直书的解释是史官“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
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
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
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
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妍媸必露”，“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