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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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的文化蕴涵和美学意义中西方戏剧中都有大量的爱情剧,“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中西戏剧的永恒母题。
爱情剧有喜剧,也有悲剧。
喜剧的结局基本相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团圆。
悲剧结局则大不一样:有情人不成眷属,甚至以男女主人公血淋淋地陈尸舞台作为结局,这往往是西方爱情悲剧的一大特征。
而中国的爱情悲剧,即使有情人真不成眷属,剧作者也会设法用浪漫主义手法,以幻想的方式让他们“团圆”起来。
同是爱情悲剧,为何结局各具特色这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民族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是否紧密相关?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我国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孟称舜创作的《娇红记》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爱情悲剧。
两剧主题相同—都颂扬了男女间真挚、热烈的爱情,反对封建势力对自由幸福爱情的摧残,但两剧的结局却不一样。
《娇红记》描写申纯和王娇娘为了追求自由婚姻,敢于同封建伦理和豪门贵族作斗争,最后双双殉情的悲剧。
但作者并不以此作结,为了歌颂他们“两人皆一而终,至于段身而不悔”的精神,作者让男女主人公“仙圆”,以“合家作结,坟上长满了花草,月儿照着墓顶的棠梨一对鸳鸯向九天展翅飞去”,一对情侣水远相伴相随。
不仅《娇红记》如此,其他的爱情悲剧如《长生殿》、《牡丹亭》、《梧桐雨》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以“团圆”结局收场。
这样的结局表达了人民对善良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了对邪恶势力不甘屈服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种不敢正视黑暗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团圆”结局来逃避现实,将矛盾冲突和谐化的心理倾向,这一弱点正是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
梁漱溟先生在论及东方文化时指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中西方爱情悲剧的比较研究——浅析《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王秀丽(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250022)摘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西悲剧的比较在近代的文学研究中特别引人注目。
文章着眼爱情悲剧观,选取《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从两部作品的内容入手,探究两部作品的内在差异性,以此来分析中西方爱情悲剧观的差异及成因。
关键词:中西方;爱情悲剧;比较;成因自古以来,爱情便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中西方爱情悲剧的代表作之一,阐述了中西方的爱情悲剧观,我们从作品的异同来进行研究。
一、相同点(一)、主题思想首先,两者都表现了对爱情的描写和赞美。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描写了两个年轻人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互殉情的过程,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对这种纯洁、美好爱情的坚持不解的追求。
正是这种有魅力的爱情,才使两部作品源远流长。
其次,两部作品都从不同的方面提到了对女性的同情和赞美。
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是美丽、善良、善良并且忠贞的女子形象化身,但是面对封建礼教下的婚姻制度,即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无计可施。
虽然真心相爱,但最后只能死后团圆。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是个大胆、热情并且忠于爱情的女子,对于两人的爱情,她大胆的去追求,守护。
但是两个家族的仇恨却使两人的爱情化为泡影,突如其来的失误使朱丽叶不得不殉情而去。
最后,两部作品都展现了反封建的进步主题。
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时期,门阀制度森严。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恋情,尤其是最后的化蝶,便是反封建礼教的最好的证明。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早期作品,当时是西方封建制度瓦解的时期。
故事中,面对两个家族的仇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追求以及后来的殉情结合,都是对封建制度抹杀人的意愿的一种反抗。
因此,造成悲剧的不是两个家族,而是两种道德力量:一种是残忍、报负和复仇;另一种是爱情、友谊和和谐的文艺复兴精神。
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差别作文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在中西方的文化长河中,都演绎出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悲剧故事。
然而,细细品味,会发现中西方的爱情悲剧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就拿咱中国的来说吧。
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共读,情意渐生。
可那时候的礼教规矩,哪能容得下他们自由恋爱。
祝英台被家里逼着嫁给马文才,梁山伯相思成疾,含恨而终。
祝英台在出嫁路上跳进梁山伯的坟墓,两人化作蝴蝶双宿双飞。
这故事里,家族的压力、封建礼教的束缚是导致悲剧的重要原因。
咱中国人讲究家族的荣誉、门当户对,爱情往往要给这些东西让步。
西方的爱情悲剧呢,算是典型。
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舞会上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
可他们两家是世仇啊,那仇恨深得简直像海一样。
但爱情的力量让他们不顾一切,偷偷结婚。
结果罗密欧因为误杀朱丽叶的表哥被流放,朱丽叶为了逃避家人安排的婚姻假死,罗密欧不知道这是假的,自杀殉情,朱丽叶醒来后也跟着去了。
在这个故事里,家族的仇恨成了爱情的绊脚石。
但和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更强调个人的情感和自由,他们会为了爱情跟家族对抗,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记得有一次,和朋友一起讨论这两个故事,那场面可热闹了。
朋友说:“你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无奈啊,他们就像是被一张大网给困住了,怎么挣扎都出不来。
”我回应道:“是啊,那网就是封建礼教和家族的期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朋友接着说:“再看罗密欧与朱丽叶,那叫一个激烈,爱得轰轰烈烈,死得也惊天动地。
”我点头表示赞同:“没错,他们就是那种不顾一切,要冲破所有障碍的感觉。
”咱回过头来再仔细瞅瞅。
中国的爱情悲剧,往往带着一种隐忍和含蓄。
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的感情,更多的是通过眼神、诗词来传递,那种欲说还休的劲儿,真让人揪心。
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是热情奔放,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吻就要深情地吻下去。
还有啊,中国的爱情悲剧结局,常常带着一种理想化的色彩。
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化作蝴蝶,这是人们对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和寄托,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能自由自在地相爱。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流传久远的两部爱情悲剧,一部出自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之手,一部被列入中国民间文学四大悲剧,分别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生根并开枝散叶,以它们独特的魅力而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当我们仔细考量中西这两部享誉世界文苑的悲剧之时,即可发现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异同之处。
第一个交叉点:爱情国度的自由追求爱情是幸福的起点,是生命的延续,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
两部作品故事的发生就都是因为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作为世仇家族双方的子女,结合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为零,再加上提伯尔特被罗密欧杀死,可谓仇上加仇。
两人的爱情虽面临层层的阻碍,双方的爱情却没有因此停止蔓延。
相反,面对罗密欧被放逐,父母的反对逼迫和乳媪的态度转变,朱丽叶先是痛骂乳媪,然后喝“毒药”拒婚,爱情的力量使他们经受住了可怕的考验,并通过朱丽叶窗下的互诉衷肠、劳伦斯神父寺院里的秘密婚礼、朱丽叶喝毒药装死和双方一起殉情等种种途径去跨越这些障碍,来实现自己对爱情的追求。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祝经过草桥结拜、书馆谈心、十八相送、楼台会,双方的爱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当爱情面对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传统、祝父的反对、马家的财势和官官相护的现实等诸多因素阻挠的情况下,通过玉扇坠两人私定终生,祝英台的避婚、骂媒、哭坟,梁山伯相思病亡到最后的哭坟合葬,自由恋爱的两人最终也在“化蝶”这一神话情节中追求到自己渴望的爱情。
情之所起是一往而深。
通过比照,两部作品为爱情而进行,为爱情而抛开一切、不懈追求努力追求的情节,可以说完全是在同一条轨道上活动,并以此形成了二者的第一个交叉点。
第二个交叉点:青春生命的绝唱如果说作为两部作品的第一个交叉点是男女主人公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并由此引发故事进行的话,那么男女主人公的双双殉情作为两部作品的共同结果,则形成中西这两部著名悲剧的第二个交叉点。
当罗密欧看着“死去”的朱丽叶而喝下毒药倒在她身边后,“复活”的朱丽叶也毅然用短剑来结束自己年轻生命,和罗密欧拥抱着爱情一起升入天国。
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区别作文爱情这玩意儿,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能整出些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悲剧来。
不过呢,中西方的爱情悲剧还真有不少差别。
咱先瞅瞅咱中国的爱情悲剧。
那叫一个含蓄深沉啊!比如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个人爱得那叫一个苦。
家里反对,社会规矩一大堆,硬是把好好的一对
给拆散了。
他们的爱情就像是被闷在罐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可就是没法痛
快地燃烧。
最后只能化蝶双飞,这结局虽然带着点浪漫色彩,但说到底还是满
满的无奈和悲哀。
而西方的爱情悲剧呢,那风格可就不太一样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爱得那
叫一个热烈奔放!他们可不管什么家族仇恨,爱了就是爱了。
但命运就爱捉弄人,最后双双殉情。
西方的爱情悲剧常常充满了激情和冲突,爱得死去活来,
好像不惊天动地就不算爱。
总的来说,中国的爱情悲剧像是一杯苦茶,需要慢慢品味其中的苦涩和无奈;西方的爱情悲剧则像一杯烈酒,一口下去,火辣冲头,让人心痛到不行。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这些爱情悲剧都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和无奈。
虽然结局不完美,但也正是这些不完美,让我们对爱情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感悟。
所以啊,爱情这东西,真是让人又爱又恨,不管在哪,都能整出些让人哭
断肠的故事来!。
中西方爱情悲剧的比较—以《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爱情是人类故事中更久不变的主题,谈及爱情,所有人的眼里首先都会泛起美好的光彩,是一种甜蜜、深刻至深入人心的情感。
然而爱情悲剧,就是要把爱情这种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们看。
在爱情主题上,中西方都有不少的悲情故事,而《孔雀东南飞》、《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说是双方的经典代表。
男女主角的爱情都经历了种种坎坷,偏偏要在他们双双陨落之后,那些不安分的阻扰因素才安静下来,然而什么都以及挽回不了了。
由于中西方社会、文化、政治以及伦理等方面的差异,这两个故事也有着异同。
一、两种爱情,相同追求1、爱情国度的自由追求不论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生死相随,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紧紧相依,一切的开端都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他们的开始都是自由的相爱。
爱情的萌芽期往往是一帆风顺的,外界干扰因素还没有察觉,然而男女主在心里已经慢慢种下了爱情的种子。
焦仲卿和刘兰芝从相遇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知,最后同结连理,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他们拥有着平凡的幸福,过着平凡的日子,完全不知道在她们爱情的背后,一些不安分因素已经在蠢蠢欲动。
罗密欧本来想要寻找自己以前喜欢的女子而混入了凯普莱特家族的一场聚会,然而在聚会上罗密欧却被这次聚会的主角—朱丽叶所深深吸引,当罗密欧向朱丽叶表白之后,朱丽叶对罗密欧也心生情愫,他们一见钟情。
在知道了两家的家族矛盾之后还是忘不了对方,便经常去修道院聚会,并在神父的帮助下结为了夫妻。
2、起伏跌宕,青春绝唱两个故事的相同点之二在于剧情的设置跌宕起伏、悲喜交融,最后都在含着眼泪和悔恨中纷纷陨落。
当刘兰芝迫于婆婆的压力必须要回娘家时,焦仲卿安抚着兰芝: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
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
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焦仲卿给了刘兰芝这样一个保证,让我们又看到了拯救他们爱情的希望。
但是兰芝回到家中,面对母亲和兄长的劝说,迫于强大的压力而要改嫁。
爱情的希望再次被熄灭,直至最后两者纷纷走上黄泉路。
《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爱情悲剧探析一、本文概述《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经典之作,讲述了两个年轻恋人在家族仇恨和社会压迫下,勇敢地追求真爱并最终以悲剧收场的故事。
这部作品不仅是莎士比亚早期悲剧的代表作,更是对人性、爱情与社会束缚深刻反思的文学杰作。
本文旨在探析《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爱情悲剧,通过解读文本,分析角色性格和情节发展,揭示其悲剧的成因,以及这种悲剧对社会和个人的深远影响。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也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与社会冲突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无疑是莎士比亚笔下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
然而,他们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场深刻的悲剧。
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两人所经历的种种波折和磨难,都为他们的爱情悲剧奠定了基调。
两人的相识充满了偶然性。
在送信的修道士的误导下,罗密欧误以为朱丽叶是送信的修女,而朱丽叶也误以为罗密欧是前来参加宴会的贵族青年。
这种误会使得两人在最初的相遇中并未能深入了解对方,而是基于一种误解和想象产生了情感。
他们的爱情受到了来自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
无论是家族之间的仇恨,还是社会的束缚,都为他们的爱情设置了重重障碍。
家族的仇恨使得两人无法公开表达彼此的爱意,社会的束缚则使得他们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爱情对象。
这种外部环境的压力,使得他们的爱情变得更加艰难和痛苦。
两人的爱情悲剧还源于他们自身的性格和行为。
罗密欧的冲动和轻率,使得他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做出了许多决定,从而加剧了悲剧的发生。
而朱丽叶则过于依赖他人,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命运和选择。
这种性格和行为上的缺陷,使得他们在面对爱情和命运时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相识到相爱,再到最后的悲剧结局,两人的爱情始终在一种矛盾和冲突中发展。
这种矛盾和冲突不仅来自于外部环境,也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性格和行为。
简论中西悲剧的审美差异———《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审美比较黄 晶 赵云峰 悲剧是戏剧的重要形式。
中西在戏剧发展中都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悲剧,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西方两个经典爱情悲剧,而且两个故事的主题和情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但其美学观念、审美心理等不可避免的打上民族的烙印。
下面以这两个悲剧为例分析一下中西悲剧的审美差异。
一、相似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审美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取材于意大利的一个古老传说,并参照了英国诗人亚瑟・勃洛克根据传说改写的长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是体现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著名剧作。
当时新型的资产阶级力量已经比较强大,他们生气勃勃,不满现状,勇于改革,对前途充满信心,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
一般认为,梁祝故事起始于东晋,其后1600多年间,这个故事情节不断繁富、思想内容也不断复杂化,表现形式亦不断丰富多采,至越剧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集民间故事之大成,作了加工、提高,升华为艺术精品。
纵观这些作品,其基本的情节、人物和追求爱情自由的主题是一致的。
梁祝故事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
汉末以来,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多种文化思想兴起,儒家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呈现出解放势头,社会呈现出开放化和多元化的趋向,女性生活出现了罕见的潇洒、自由、放达的局面。
所以宗白华先生曾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最自由的。
”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有祝英台的女扮男装,梁祝的自由恋爱。
所以两个悲剧的社会背景有相似之处。
但中华文明起始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国人是以整体和谐为美之极至,以道德修养促内在完善为基本特色的价值观念。
这一特征虽然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但也在需要创造更新的历史进程中,抑制了中国公众自我人格的声张和抗争命运的力量。
祝英台正是在“父母之命不能违”的观念下,寻求协调,答应了婚事。
中西方爱情悲剧之比较以《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一、本文概述爱情,作为人类情感中最为深沉且复杂的一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成为了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
尽管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大相径庭,但爱情的力量却总能在不同的故事中引发共鸣。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西方两部经典爱情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探讨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共性与差异。
两部作品都以悲剧结尾,展现了爱情在社会束缚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冲突与挣扎,成为了各自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本文将从文化背景、悲剧成因、表现手法以及悲剧意义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化对中西方爱情悲剧的理解和认识。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爱情悲剧的共同点,还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各自文化中的独特之处,从而丰富我们对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理解。
二、背景分析《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爱情悲剧虽然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界限,但它们所根植的社会背景却各具特色,为这两部作品的情感深度和悲剧色彩提供了独特的土壤。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那个时代,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婚姻往往是由父母和家族来安排的,个人的情感和意愿往往被忽视或压抑。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就显得尤为珍贵和悲壮。
他们两人虽然情深意重,但却无法抗拒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最终选择了殉情。
他们的爱情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压迫的写照。
相比之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则发生在欧洲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也开始发生变化。
尽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仍然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碍,但他们更加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敢于反抗权威和传统。
他们的爱情悲剧更多地体现了人性的冲突和矛盾,以及个人在追求幸福时所面临的困境和无奈。
中西方爱情悲剧的区别作文咱来聊聊中西方爱情悲剧的那些事儿。
这就像是两个不同风格的爱情悲歌合唱团,各有各的调调。
先说说咱中国的爱情悲剧吧。
在中国的爱情悲剧里,那往往是外界因素像一群捣乱的小鬼,横在爱情中间。
就拿梁山伯与祝英台来说,这两人那可是情投意合,感情好得像蜜里调油。
可是呢,封建礼教这个大坏蛋就冒出来了。
祝英台她老爹老妈就觉得,门当户对才是正理儿,梁山伯这个穷小子怎么能配得上自家闺女呢?于是就棒打鸳鸯。
最后这俩苦命的恋人只能化蝶双飞,这悲剧里透着一种无奈,就像一朵盛开的花被暴风雨无情地摧残。
还有牛郎织女,牛郎就是个普通的放牛郎,织女呢,那可是天上的仙女。
他俩相爱了,这本来是个挺美好的事儿。
但天条这个铁面无私的家伙不同意啊,王母娘娘一挥手,就用银河把两人隔开了。
每年只能见一次面,那是多心酸的事儿。
这种爱情悲剧往往是社会规则、家庭观念这些强大的外力,把爱情硬生生地给扯开了,就像拔河比赛,爱情这一方总是输得很惨。
再看看西方的爱情悲剧。
西方的爱情悲剧里,更多的是人物自身性格里的小怪兽在作祟。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人来自有世仇的家族。
他们俩倒是不管不顾地相爱了,这爱情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可是呢,罗密欧他太冲动了,一听到朱丽叶“死”了的消息,也不搞清楚状况,就跑去殉情。
朱丽叶呢,醒来看到罗密欧死了,也毫不犹豫地跟着去了。
他们的爱情悲剧就像是两辆开得太快的跑车,因为一时的莽撞,就撞得粉身碎骨。
从结局上看呢,中国的爱情悲剧有时候还会给人一点希望的小尾巴。
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了,这好像是在说,虽然在现实里他们被打败了,但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的爱情还能继续。
而西方的爱情悲剧往往就特别决绝,罗密欧与朱丽叶死了就死了,那是一种彻底的绝望,就像黑暗中最后一点烛光也被吹灭了。
总之呢,中西方爱情悲剧就像是两个不同的爱情悲剧大观园,各有各的精彩和悲哀之处。
中国的爱情悲剧更多是被外界力量拉扯,西方的爱情悲剧更多是被自己人坑了。
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的文化蕴涵和美学意义中西方戏剧中都有大量的爱情剧,“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中西戏剧的永恒母题。
爱情剧有喜剧,也有悲剧。
喜剧的结局基本相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团圆。
悲剧结局则大不一样:有情人不成眷属,甚至以男女主人公血淋淋地陈尸舞台作为结局,这往往是西方爱情悲剧的一大特征。
而中国的爱情悲剧,即使有情人真不成眷属,剧作者也会设法用浪漫主义手法,以幻想的方式让他们“团圆”起来。
同是爱情悲剧,为何结局各具特色这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民族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是否紧密相关?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我国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孟称舜创作的《娇红记》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爱情悲剧。
两剧主题相同—都颂扬了男女间真挚、热烈的爱情,反对封建势力对自由幸福爱情的摧残,但两剧的结局却不一样。
《娇红记》描写申纯和王娇娘为了追求自由婚姻,敢于同封建伦理和豪门贵族作斗争,最后双双殉情的悲剧。
但作者并不以此作结,为了歌颂他们“两人皆一而终,至于段身而不悔”的精神,作者让男女主人公“仙圆”,以“合家作结,坟上长满了花草,月儿照着墓顶的棠梨一对鸳鸯向九天展翅飞去”,一对情侣水远相伴相随。
不仅《娇红记》如此,其他的爱情悲剧如《长生殿》、《牡丹亭》、《梧桐雨》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以“团圆”结局收场。
这样的结局表达了人民对善良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了对邪恶势力不甘屈服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种不敢正视黑暗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团圆”结局来逃避现实,将矛盾冲突和谐化的心理倾向,这一弱点正是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
梁漱溟先生在论及东方文化时指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这种精神是建筑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基本特征是向内调适。
由于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便不可避免。
在严峻的自然面前人们只能千方百计地调整自己去顺应它,于膜拜中力争“天人合一”。
这种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中所滋蔓的“天人合一”的向内调适心态,向社会其它生活领域浸淫的结果,则必然产生竭力缓解调和伊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倾向。
它在哲学上的反映便是一元化的有机世界观和企求稳定和谐的实用辩证法。
中国古代先哲也提出了许多成对范畴,看到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面,但他们不是强调双方冲突的尖锐性与必然性,更未认识到对立面的斗争乃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动力。
他们最乐于申说的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企求维持整个系统的均衡、稳定与和谐。
老子以守雌、贵柔、无为来达此目标。
庄子干脆以“万物皆一”的相对论取代客观事物的一切差异,从而标举反对任何斗争。
而孔子为首的历代儒家则竭力倡导“和为贵”、“忍为德”的“中庸之道”调和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先哲们的哲学思想在戏剧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悲喜相间,不把悲喜绝对化的“中庸”的艺术处理手法。
即使是悲剧也有悲孔喜,有哀有乐。
我国的一些戏剧理论著作待别强调和谐、适度。
李渔的《闲情偶记》在总结剧本创作的“十忌”、“七要”时就特别指出要忌“悲喜失切”,“要安详”。
由是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在悲之后,加上小喜,使悲剧气氛得以缓和,使尖锐的矛盾冲突得以和解,正是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欣赏心理。
中国老百姓大体上不欣赏悲剧。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比王国维早三百年的李渔说得更彻底“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阂;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为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
由此可见,血淋淋的大收煞、过于悲哀的结局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的爱情悲剧则与此不同,更多的是从悲剧角度去表现积极的爱情主题。
中国爱情悲剧往往遵循“悲一欢一离一合”的模式,西方则偏重于“悲一欢一离一死”的结构。
《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不顾家族的世仇,生死不移的爱情。
莎士比亚精心地塑造了一对热情奔放,为情而生又为情而亡的纯情形象。
然而凄惨的悲剧结局——两个热血恋人陈尸舞台,又与狂热而美好的爱情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悲剧更为驱人热泪、动人情肠,引人啼嘘。
”莎翁的另两部爱情悲剧《奥瑟罗》和《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也都有着同样的结局。
西方其他的爱情悲剧如《欧那尼》中的欧那尼与素儿在新婚之夜双双自杀;《费德尔》中的费德尔服毒自杀……为何西方的爱情悲剧有如此众多的死亡结局?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的商业文化和作为其子体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为基础的。
这种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以个人或民族或整个西方为中心的向外扩张。
它要求人们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关系上,不但不要回避冲突,而且要勇于迎接冲突,甚或主动地挑起冲突,在冲突中夺取闪光诱人的未来。
这种精神反映在哲学上则是物质与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观和强调斗争的辩证法。
西方多数的哲学家,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的都乐于强调一事物之对立的两方面之间的矛后冲突的必然性与对抗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强调一方战胜、否定另一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总之,不仅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上帝与人世,本体与现象之间分庭抗礼,而且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感性与理性之间也相互颉颃、不可调和。
与此哲学思想相辉映,西方的悲剧理论也鲜明地贯穿着强调冲突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的思想轨迹。
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坚决反对善恶各有报的“双重的结局”,力主由“顺境转人逆境”的“单一的结局”。
在黑格尔那里,悲剧的产生与矛盾冲突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他认为悲剧根源于两种对立而又各具片面性的理想的冲突,因为悲剧主人公坚持实现自己片面的理想,冲突的对抗性则势所难免,最后导致彼此将对方否定或破坏。
之后的悲剧理论家基本上沿着黑格尔的冲突论界说悲剧。
别林斯基明显受黑格尔的影响,认为悲剧的实质,“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结局永远是悲惨的破灭或主人公的死亡。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爱情悲剧中众多的“死亡”结局是与西方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并有其理论作为基础的。
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迥然不同,但都能为观众、读者所接受,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世代传颂,除了因为它们各自都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基础之外,还因为其中包含了一定的美学意义,符合东西方民族的审美习惯、欣赏心理,从更深层次表现或预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生活的历史性相融合,所以一经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西方爱情悲剧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各自内部的和谐美。
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因此中西方的“和谐美”的内涵是不同的。
美学史上最早提出和谐概念的是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
他认为美的本质就是和谐,一切事物凡是能够看出一定和谐关系的,就是美的。
亚里斯多德把和谐美确定为“秩序、匀称与明确。
”比例适度,和谐统一,这正是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体现。
到了公元五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于和谐概念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将和谐美发展为“对立统一的和谐。
”这种“对立统一”和谐美的哲学思想在戏剧创作上则表现为对立统一,矛盾冲突的悲剧和谐美。
西方的爱情悲剧无不表现出这种和谐美。
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真挚、狂热的爱情与两个家族间世代的怨仇是矛盾冲突之所在,最后一对情人青春的鲜血使得两个对立的家族言归于好,“爱”的力量消融了“怨”与“恨”,一切矛盾都对立统一和谐地消融在爱河之中了。
中国戏曲是以“中和美”作为其美学理想的。
它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心物一体”的和谐统一,亦即人与物、人与人、主体与客体、心灵与外界的和谐。
这一美学思想和儒家中正保和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
儒家诗教理论的核心是“敦教化,纯风俗”,“怨而不怒,乐而不淫”。
“怨而不怒,乐而不淫”这是对艺术审美的要求。
由于受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使得我国文学形成重教化、重感情的传统,在一切作品之上都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即使是悲剧也有悲有喜,喜乐相间。
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就包含着喜剧的情节(送友)、场面(结拜)、人物(银心、四九、媒婆以及同窗中的丑角)等等。
《白蛇传》中《游湖借伞》一场,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喜剧色彩,它与《断桥》、《合钵》,恰成鲜明对比。
这种悲喜相间的结构方式不仅调节了舞台气氛,减轻了欣赏者的心理负荷,而且赋予我国戏剧一种错落有致的节奏感。
不仅如此,由于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往往不让矛盾完全破裂,引起悲伤和绝望,而是用最后的亮色—大“团圆”的结局,使理智对情感有所节制、引导。
这与西方悲剧着力渲染悲剧人物的不幸、悲剧与失败,以单一、强烈、持久的悲剧感受“净化”人的心灵的审美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是符合我国中和之美的诗教理论传统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欣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反映,它体现着独特的美学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生命力和表现力。
中西爱情悲剧结局各异,但却具有它不朽的魅力,其原因还在于它真实而完美地将表现历史的必然趋势和民族审美理想统一起来。
西方悲剧偏重于在复杂戏剧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让观众,读者从主人公的牺牲中体会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中国悲剧重伦理冲突,它很少在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理性或生活的必然逻辑。
因此,展示历史必然趋势的任务常常自然放在冲突结束后的团圆结局中去完成。
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封建主义崩溃、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
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必将代替封建家长包办的儿女婚姻。
作为这个时代的先进代表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这部爱情悲剧结尾安排这样的结局,使观众读者自然领悟到个性解放要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趋势。
《娇红记》是明代末年的爱情悲剧。
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左派王学倡导个性解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
他们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反对妇女“三从四德”,反对封建门第等级观念。
整个明末的戏剧、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点,充分说明这个时期性爱的特点变化及其进步性。
《娇红记》中男女主人公申纯和王娇娘的爱情则比较典型。
悲剧中的王娇娘在爱情问题上痛感“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非常羡慕和佩眼“卓文君之白求良偶。
”她希望自己的爱人是和她“死同穴,生同舍”的“同心子”。
而申纯则更把恋爱放在科举功名之上“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虚”表示出明显的叛逆思想。
他们二人的婚恋观是进步的,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必然趋势。
由于这种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思想与明末封建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大相径庭,所以他们的反抗斗争终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