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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二○一八年第四期沦陷区文学生态多样性个案：“满洲国”文坛上的“日系”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主持人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社会环境发生剧变，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一直被想当然地认为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沦陷区文学，在不懈地史料发掘和反复地商榷辩驳中，逐步浮出水面，最终纳入了中华文化遗产。
继往开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沦陷区文学研究，推而广之，东亚近代殖民地文化研究，还有没有有待深化拓展的空间？当然有。
本期中的“满洲国”文学中的“日系”专辑，就是个案之一。
世界近代史上的体制殖民期，长达400年（关于审视东亚殖民的四个与殖民相关的宏观维度，以及后文中的数据，参见张泉的《殖民拓疆与文学离散———“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在其最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
到20世纪40年代，东亚殖民/反殖民博弈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老牌殖民主义退出中国，形成了日本东方殖民主义一家独霸的局面。
日据区面积最大时超过全国总面积的37%，人口达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日本是在以小博大，它无力一统广袤的占领区，最终不得不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体：纳入日本本土的台湾（1895年）、另立国家的“满洲国”（1932年）和僭越中国合法政府的“新中国”（1937年）。
在考察殖民语境差异如此巨大的各地的文学与文化时，无法一概而论。
引入台湾/“满洲国”/“新中国”三种殖民地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细分具体的研究对象，有助于复现当年的文学面貌。
比如“日系”，即“在满”日本人作家。
它是“满洲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与“新中国”（华北、华中、华南、蒙疆等内地沦陷区）无关，也与台湾无关。
台湾依《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的“外地”。
移居台湾的日本人作家因而被称作日本的外地作家，与日本本岛的日本内地作家相对应。
《浅论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时期的“伪满洲文学”作者：杨字来源：《文学教育》 2012年第7期内容摘要：1931年日本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后，紧接着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作为傀儡，成立了伪“满洲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此期间，大量日本文人以各种理由涌入当时的“满洲”，创办杂志和报纸，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等。
这些所谓的“满洲文学”，大多以“建国精神”为中心思想进行创作，自觉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服务，充当了日本向伪“满洲”国，进行思想栓桔和文化渗透的工具、成为了军事和经济侵略东北的“附属物”。
关键词：日本殖民统治满洲文学文化侵略1931年日本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并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政权，建立了伪“满洲国”。
从此，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实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的殖民地统治。
而作为民族文化与思想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日本文学便顺理成章的成为军事和经济侵略东北的“附属物”被卷入到这场战争的漩涡之中。
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大量日本文人以各种理由涌入当时的“满洲”。
他们创办文学社团和报刊，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游记，戏曲等与伪“满洲国”有关的日文或中文文学作品，形成了所谓的“满洲文学”。
这些作家作品大部分以生活其间的伪满洲国为写作对象，不仅描写了他们眼中的东北风情，也展现了在满的日本人的生活和情感。
他们当中大都负有日本官方使命，在作品中美化“日本侵略”粉饰“民族协和”“王道乐土”杜撰“日满协和”以鼓吹“满洲建国”的功劳，向“满洲”进行思想栓桔与文化渗透。
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大连就成为租借地关东州的中心不断的发展，日本人至此大量开始移民中国东北，日本文化也就开始在东北腹地渗入。
“日系”文人也随着日本军政势力入主“关东洲”，日本文学开始以大连为中心辐射到长春、抚顺、辽阳等地的日本文化活动圈。
这一时期日本移民的活动，主要以总部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为中心。
2019.7News 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学术园地东北沦陷时期的抗日爱国文学“好像压于大石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1]。
辛嘉在《关于古丁》中曾说：“一九三六年光景的满洲文艺界，呈着颓废的气势。
只有一两家报纸的文艺栏，像乡村的独家杂货铺，发卖着‘文艺’这时髦的货色——然而泰半是着上灰的”[2]。
从中可以看出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政治需要，对东北地区思想文化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旧有许多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作家，在《滨江日报》文学副刊上刊登进步文学，通过曲折、隐匿的形式和赋有暗示性的语言，避开日伪的严格审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唤醒民族反抗意识。
一、《滨江日报》文学副刊《滨江日报》创刊于1937年11月1日，是在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操纵下出版的。
1937年，日伪当局为了加强对于伪满洲国的舆论控制，将《国际协报》《滨江时报》《哈尔滨公报》3家报纸合并，在《哈尔滨公报》的旧址出版了《滨江日报》，社长王维周，于1945年8月停刊。
《滨江日报》版面基本是每天对开两大张8版。
第一张4版为新闻版，第二张4版为副刊专刊版[3]。
《滨江日报》文学副刊种类众多，这些副刊都多少带有殖民地色彩，向读者灌输“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等麻醉国人民族意识的谎言。
但在这些副刊中，像《暖流》《大荒》等文学周刊，由于是爱国青年合办的同人刊物，有些作品曲折隐晦地折射出在日伪统治下，人民的痛苦遭遇及作者对抗战必然胜利的憧憬和信心。
二、《滨江日报》副刊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东北沦陷期间，由于日伪对于东北地区的文化管控越来越严格，对文人经常采取监视、镇压、逮捕甚至是枪杀的手段，许多爱国作家被迫选择离开东北，南下进行创作。
但也有一些作家选择继续留在东北土地上，以文学为武器，面对着日伪统治者们滴血的刀锋坚持创作，“利用报纸，刊行杂志，在东北的各个角落里，向着各阶层的人们，呼喊了”[5]。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文学”作者：孙文慧来源：《智富时代》2017年第09期【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从此，我国东北进入长达14年的沦陷期。
在此期间，数百名日本作家来到伪满洲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有上野凌嵱、北村谦次郎、牛岛春子等，他们创作大量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作品，宣扬所谓的“五族协和”与“建国精神”，从文化层面为日伪当局的侵略行为推波助澜。
【关键词】满洲文学；文化侵略；日本殖民统治一、日本殖民统治下“满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满洲文学的定位，我国学者王向远曾经说过：“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指移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殖民者的文学，是与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侵略活动相始终的。
”从发展历程上来看，伪满时期日本人文学活动始于1905年日俄战争后不久。
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基本停留在兴趣爱好阶段。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殖民地对“满洲”的文学侵略活动主要以总部设于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为中心，在奉天、长春、抚顺等地也有一些满铁沿线的日本人从事零星的文学活动。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随着文学空间的逐渐扩大，以大连为中心的日本人文坛中出现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场运动风靡一时，吸引了大批作家投身其中。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
随着这一变化，身在伪满及“关东州”的日本人作家、文人也尝试着根据自己身份、立场的改变，对自己的文学活动重新定位，甚至因此而开展对“满洲文学”方向的大讨论。
经过多方面的讨论，最终以所谓“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为指导的“建国精神”逐渐成为主流。
许多在伪满洲国建国以后来到伪满的日本作家，以新天地的建设者自居，秉承“建国理想”，以亢奋的精神状态开始进行创作。
从此伪满洲国及其“建国精神”成为大多数日本作家写作的立足点及基本立场。
也就是说在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振兴”的姿态与“新进”的意味——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
论
陈思广
【期刊名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54)001
【摘要】因征文而起的华北沦陷区的长篇小说创作,白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殖民主义文化的烙印.从获奖与出版的作品看,日伪统治者借“振兴”之名推行殖民文化的目的昭然若揭,“新进”作家的长篇创作也因此具有了程度不一的殖民文化的意味.即便是那些反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的书写,以及反映底层人民不幸生活遭遇的小说,虽然在局部上有一定的真实性;那些反映底层妇女不堪遭际的小说,作者也试图淡化殖民的因子,但作者的投机性与时代的言说环境使他们采取的与现实或疏离或贴近的写作姿态都无法摆脱殖民文化的浸淫.这是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30-40年代特殊的一页.
【总页数】6页(P45-50)
【作者】陈思广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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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宣抚班及其"宣抚"工作
4.谈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以《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的华北部分为例
5.华北沦陷区历史的新探究——简评《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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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国统区与沦陷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在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战争年代。
虽然战争的终结漫长而难以预测，但是一批充满理想与热情的知识分子依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中。
不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沦陷区，他们都无比热衷于用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才智助推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小说作为一种生动的文学表现形式，将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和理想呈现得格外生动具体，让我们更为深刻地领略到了他们的价值与意义。
因此，本文拟对四十年代国统区与沦陷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这个时代的知识份子形象有更为精深的理解与认识。
二、研究意义四十年代是中国国家的重要时间节点，也是一个充满理想与信仰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责任和担当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本文拟对四十年代国统区与沦陷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深度分析，对于认清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信仰具有显著的价值和意义。
同时，知识分子是一个宝贵的文化资源，在这个时代的各行各业都需要他们的才华与智慧。
因此，对于本文研究的结果，也有利于深入挖掘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以利于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1.研究内容本文将选取四十年代国统区与沦陷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深入研究，具体的内容包括：1）知识分子作为创作者的角色形象探究。
2）知识分子在国家与社会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
3）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抒发与评判。
2.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文本分析法予以结合，对于选定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度分析，探讨知识分子形象在其中的呈现方式和内涵。
对于研究结果，将通过理论分析和实例论证的方式，深入挖掘知识分子的价值意义与精神内涵。
同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探究国统区沦陷区小说中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和特殊意义。
四、研究进度安排第一周：确定论文选题、撰写开题报告。
第二周：搜集文献、整理相关研究材料。
第三周：深入阅读相关文学作品、开始构思正文大纲。
第四周：根据构思的大纲，撰写论文的第一章节。
后殖民文学的探索后殖民文学，是指发源于殖民地或后殖民地的文学作品，主要探讨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后殖民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这种文学形式涉及到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冲突、身份认同、权力关系和历史记忆等议题。
在后殖民文学的探索中，作家们通过各种文学元素和艺术手法，表达出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探讨自我认同和文化重构的可能。
一、拒绝沉默的呐喊后殖民文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方式，表达了殖民地人民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对被压迫的声音的释放。
这种文学形式通过各种形式的叙述，如小说、诗歌和剧本，呼唤着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尊严。
例如，通过描写殖民地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后殖民文学揭示了殖民主义带来的压迫和不公，并向读者呈现出反抗和反思的可能性。
二、历史复述与文化重构后殖民文学探索了殖民主义对历史和文化的扭曲和伤害，并试图通过文学来恢复被忽视或沉默的历史。
通过虚构或事实叙述，后殖民作家展现了在殖民主义时期发生的事件以及被淹没的个人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后殖民文学试图重建历史和为被压迫者平反。
同时，后殖民文学也试图通过重新诠释和传承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自我重塑和再创造。
三、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后殖民文学通过揭示不同社群之间的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探索了后殖民社会中的复杂关系。
这些作品设法捕捉到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以及在这些冲突中寻求共同点和和解的可能性。
后殖民作家通过表达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尤其关注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等议题，为读者展现了多元的身份和多样的文化。
四、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后殖民文学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其核心价值之一。
这种文学试图揭示和解剖殖民主义的暴力和伪善，批判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掠夺，并呼唤着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建立。
后殖民作家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让读者思考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根源和原因，并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
后殖民文学的探索是对殖民主义遗产的反思和再审视，是被压迫群体寻求自由和平等的呐喊。
通过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后殖民作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人和社群的挣扎与解放。
古丁研究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近代东北备受屈辱的一个历史时期。
日本占领的十四年间,三千万东北民众沦为亡国奴,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惨遭涂炭。
解学诗在《伪满洲国史新编》中这样认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占领区所采取的此种统治模式,有别于中国其他沦陷区,同时在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以‘国家’面貌出现,实行实质的军事殖民统治、掠夺的典型。
”古丁本名徐长吉,他和他的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扭曲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作为伪满洲国文坛的代表作家,他一生的主要文学活动也都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完成的。
古丁在当时的文坛上使用过许多笔名,他本来的名字逐渐为人们所淡忘。
他以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为舞台,涉猎了杂文、诗歌、小说等相当宽泛的题材领域和文学样式,留下了杂文集《一知半解集》、《谭》、散文诗集《浮沉》和小说集《奋飞》、《竹林》等百余万字的创作成果,表现了非凡的文学才华和艺术影响力,在当时的伪满洲国文坛上独树一帜,风格独具。
古丁的文学不仅是伪满洲国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延长线上的一种存在;如果把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古丁的文学业绩是同样应该占有属于自己的章节的。
不仅他的杂文秉承了鲁迅的风格和神髓,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鄙弱掷出了犀利的投枪与匕首;他笔下的钱经邦、霍有金、哲、金花等人物谱系和形象系列,同样成为伪满洲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命运多舛是古丁的文学宿命。
这位作家不仅生前颇多非议,身后也从未有过安宁。
1964年死于辽宁的监狱中时,年仅50岁,宛如一颗淡淡的黄昏星,从伪满文坛上瞬间划过。
他从小接受日本语言和文化的教育,不仅日本近代文学成为他重要的写作资源,而且在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上同样受到日本影响,其中大量的日本文化因子,甚至左右了他的一生。
他在伪满文坛上“面从腹背”、委屈求全,执着于刺刀下的文学追求,却并没有做出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过格的事情。
反思与探索——东北沦陷期文学研究之一
金训敏
【期刊名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年(卷),期】1988()4
【摘要】一旧说与新说东北沦陷期文学作为历史上曾经存活过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那被扭曲和被掩埋的角落里,又重新被陆续地发掘出来了。
它不仅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并且已经引起国外某些人士的关注。
特别是有关东北沦陷期文学的几种《史料》和《研究》刊物的先后发行,不仅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资料,并为信息的交流开辟了有益的园地。
【总页数】7页(P30-36)
【关键词】反思与探索;东北沦陷;文学研究;文学现象;发掘出;史料;兴趣;爱情描写;园地;“才子佳人”
【作者】金训敏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中文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55
【相关文献】
1.东北沦陷时期辽南的鲁迅文学研究社 [J], 刘心力
2.开放的时代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觉醒——读《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J], 刘玉萍
3.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新课题——“东北沦陷期文学讨论会预备会”侧记 [J], 林莽
4.东北沦陷区新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之二 [J], 金训敏
5.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 [J], 李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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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时代”如何深化东亚殖民场中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主持人语：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家想象、地方经验与文学形式”研讨会（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上，得知上海学术月刊社编辑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论文集》刚刚出版，便找来先睹为快。
改革开放初期，席卷全国的美学热是学界也是读书界的一大景观。
我曾系统读过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美学论争；1980年跻身社科领域后，一直关注第二次论争；后来全力转向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时候，已无力继续追踪第三次论争，但还是知道参与论争的主要美学家。
这部百万字的第三次美学论争论文集，分为序曲与发端、展开、深入、发展及总结五辑，初步浏览后，颇为感慨。
学术月刊社、上海三联书店12月8日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召开该书首发式。
那时，我正好在厦大有两个讲座：外文学院的《现代东亚文学研究中的一种区域/国别/全球史方法———考察东亚殖民场的四个共时/历时维度》，台湾研究院的《台湾日据期精英的跨域流动与地方/世界的新视域———以“满洲国”首任外长谢介石为中心》。
于是，我这个外行得以应邀参加这一仪式，并以“怀旧与借鉴”为题，即兴谈了谈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论文集对一个殖民地文化研究者的启示。
首先，这种严谨、系统的专题编书方式，是学术界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最适宜的成果形式。
沦陷区文学研究也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
对于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风风雨雨，也应当做这样的梳理。
其次，文学史建构、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有没有理论大不一样。
在第三次美学论争中，各派广泛摄取、扬弃中外思想资源，致力于建构中国的理论话语。
尽管各派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多秉持着一个以人为本的共同点，即把“个体的人”作为自身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如实践美学代表人物李泽厚所言：“‘人活着’是第一个事实，‘活着’比‘为什么活着’更根本，因为它是一个既定事实”（李泽厚《第四提纲》，《学术月刊》1994年10期）。
后实践美学在批判实践美学的缺失的过程中，引入了在社会学、语言学乃至翻译学、华语语系文学论述等领域已经有效运用的“主体间性”哲学维度，力图从超越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来全方位的聚焦“个体的人”，对于美学的全面发展和现代美学的重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学是人学”。
当代中国美学的这一转型对于文学研究也具有启发性。
特别是在沦陷区文学研究领域，如果囿于单一主体哲学，很难超越非白即黑两极对立窠臼。
对于那些一直存在评价歧义的沦陷区作家而言，在观照宏观殖民背景的同时，引入交互主体性的“主体间性”概念，扩展作家研究的主体，即除了作家、研究者主体外，广泛纳入读者及赞助人、出版者等主体，经由“视域融合”阐释，理清不同认识（行为）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或许有助于在共时的和历时的立体交叉耦合中逐步获得接近历史真实的当代实证，达成共识，恰如其分地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汇入中华文化遗产。
本刊这一期的“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专栏为古丁研究专题，他正是“满洲国”文学场域中的一位复杂的争议作家。
专辑中有的稿件有意无意添加了古丁研究的主体，对所涉难题有所深化。
看来，自觉引入“主体间性”，或可成为进入日本占领区文学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的途径之一。
流亡北京求学时期，古丁曾在中共主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中昙花一现。
他是否曾“变节”，是古丁研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收入本专题的《半百浮沉处处痕———古丁子女访谈录》，引入了关系主体直系亲属的言说。
古丁的女儿对父亲“变节”说予以否认。
古丁（1914—1964年）出生在吉林的一个殷实商人家庭，从小接收日式教育，入读满铁开设的长春公———以一直滞留“满洲国”的古丁为例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古丁研究专题·024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二○一九年第一期学堂及奉天南满中学堂。
1930年9月考入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师生流亡北平。
1932年9月，古丁以北平文治高中卒业的资格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
很有可能，早在5月以前他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北京市委领导的北方左翼作家联盟。
他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翻译介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论及日本、朝鲜无产阶级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创作以天津恒源纱厂工人运动为题材的诗歌，是左联的活跃分子。
及至1933年7月左联领导机构改组时，得以担任组织部长。
不过，一个月后，8月4日，为欢迎巴比塞反战调查团来京，北平文总在北平艺术学院召开筹备会，会场突遭军警包围，与会者被抓走。
在1982年出版的《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有多名当事人证言，是古丁被政府逮捕后“叛变”告密所致。
在这一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发生之后，古丁匆匆辍学返乡，任职于“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
在北京大学1933年的《学生一览》中，古丁被归入休学学生一栏。
多数从事古丁研究的学者倾向于淡化“叛变”问题，或有意无意强调客观因素。
其实，时年十八九岁的古丁，青春张扬、恃才傲物，在国破流亡的路途上，为时代潮流所裹挟，卷入了激情澎湃的左翼运动。
他没有坚实的共产主义信仰，因突然受到现实的生命威胁而“转向”，没有多少存疑的空间。
由此，就引出了历史研究中的口述史的价值问题。
亲历者及知情人所描绘的“活的历史”，是对文献和遗迹历史材料的补充。
目前，口述史已经被有计划、成规模地纳入当代研究体制，丰富了现代史研究的范围。
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到讲述人生理上的记忆变化及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影响，不同口述史叙事主体的记忆失误、失实乃至有意美化、丑化很难避免。
因此，在重视口述历史的同时，还应当注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用其他的史料作参照，对口述历史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
但这并不影响口述史无可替代的独特功用。
仍以《半百浮沉处处痕———古丁子女访谈录》为例。
九一八事变后，一批批东北作家陆续出走，回到祖国内地或关内其他日本占领区，形成了六个流离作家群（参见张泉《殖民拓疆与文学“离散”———“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2017），史称“东北流亡作家群”。
到沦陷末期，只有少数满系作家继续滞留“满洲国”，古丁是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位。
古丁子女在访谈录中讲到了日本投降前后的情况。
在国共拉锯的复杂局面中，古丁带领全家参加了实行供给制的中共革命队伍，从长春撤退至佳木斯、哈尔滨等地。
东北全境解放后定居沈阳，与当年移居延安的“满洲国”离散作家舒群、塞克、罗烽、白朗等一起，同住东北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大院。
起初，沦陷区作家的待遇基本上与从延安返回的作家差不多。
古丁尽管无力创作需要紧跟新时代的新文艺，但转入了接续延安传统而来的戏剧改革领域，曾任沈阳唐山评剧院院长、东北戏剧新报社秘书兼编辑等职，完成新旧剧改编剧目16部，仍是东北光复后创造力最旺盛的在地作家之一。
不过，随着国家体制化的确立，“满洲国”满系中的滞留作家和离散革命作家两个群体间的政治、经济待遇拉开距离。
古丁子女的追述，将作家研究的作家亲属主体引入沦陷区作家研究，对于从整体上考察东亚殖民语境中的东北沦陷区文坛与作家生态，大有助益。
对于古丁在学生期的“转向”事件，日本学者冈田英树是为数不多的态度鲜明的伪满文学专家：“我不可能予以推翻”（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中文版，2001）。
在古丁而后的一些作品里，的确影影绰绰地留下了“转向”的痕迹。
这是一种求实客观的态度。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作家成熟期的创作进行总体价值判断时，褒贬与否并不一定与其青春期的“变节”行为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关联。
在“满洲国”时期，古丁的有些作品嵌入了迎合时局的只言片语，甚至提出过大而无当的“康德文艺”口号。
从表面上看，这是屈从于“国策”。
另外，古丁也曾公开抨击殖民者限制创作自由的新闻检查（古丁《奋飞》，1938）。
同时，他一直孜孜于中文新文学建设，在1941年12月，牵头召开《满洲新文学十年大系》编纂讨论会，表达了有意承续中国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愿望。
作家的文学史定位，最终还是取决于他的作品。
文学文本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是另外的一个话语系统。
古丁的文学创作作品复杂多样，拨开冠冕堂皇的口号套话，不难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对于中国本位文化的执着坚守，对于外来殖民统治的隐晦抵抗。
正是这样的作品而不是鹦鹉学舌的宣传套话，成就了古丁最重要的“满洲国”“满系”作家之一的位置。
本专题中的《古丁的“附逆”作品再考》，就是这样一篇抽丝剥茧的阐释文章。
冈田英树选取了古丁的《新生》《西南杂感》《下乡》和《山海外经》，前三篇发表于1944年，最后一篇025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于1945年。
此时，“满洲国”经济濒临崩溃，物资匮乏，报刊关停并转，出版物骤减，文学已无力为行将土崩瓦解的殖民政权服务。
仅存的少数作品，只有添加赞美“民族协和”、协力勤劳增产，才有可能面世。
古丁的这四篇小说、报告文学也不例外。
不过，透过或琐屑或谐谑的叙事，在《新生》中，冈田英树看到了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议题（“作为启蒙主义者再出发”）。
《山海外经》一篇，其主题也是对“民族劣等性”的抨击。
在《西南杂感》中，解读出“统统都会还回来”的大胆预言，即日本战败在即，殖民期完成的辉煌建设和累积的资源财富都将物归原主，殖民主是带不走的。
在《下乡》中，发现了一个戏剧化的“我”。
“我”以作家身份随督励班下乡，发现督励班只管督促农民超额上交农产品，却不理会他们遇到的困难。
所到之处，奢靡成风。
从长长的菜单来看，连早餐都有压秋晨寒气的“早酒”。
不厌其详的日常吃喝享乐讲述，与铺天盖地的“圣战”总动员悲怆间的强烈的反差，形成了反讽。
“圣战”的重要性被消解。
冈田英树的这篇《古丁的“附逆”作品再考》，引入作家虚构的叙事主体，证明即使那些获得过“大东亚文学奖”、被一些研究者贴上“附逆作品”标签的作品，也存在无法用“附逆”来定论的面向。
梅定娥的《古丁的日语文学翻译：以俄、欧文学的重译为中心》处理的是古丁如何经由俄国、法国、匈牙利文学的日文译本，将俄苏欧洲文学引入中国。
古丁是一位精通日语的翻译家，翻译了大量的日本文学。
一般来说，在“满洲国”翻译宗主国的文学比较稳妥。
我以为，在日据区，努力构建优秀的、平衡的世界文学借鉴界面，别具意义。
我曾对“满系”离散作家柳龙光（1911—1949年）在他主导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刻意选译欧美文学的策略，做过这样的评价：后起的日本东方殖民主义“脱亚入欧”，复制西方老牌帝国主义。
而后为了独揽殖民亚洲的帝国权利，又“脱欧入亚”，转而抵抗西方中心主义逻辑。
日本发动的击灭美国、英国的“大东亚战争”，开启了“脱欧”疯狂之举，把这一逻辑推向了极致。
与此相一致，日本的战时主流文化随之转向国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和文化”成为排斥其他文化的最高文化，对于各国特别是西方文学的借鉴，也就让位于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大和文化、国策文学。
这也成为日伪文化统制和书报检查的预设目标与实施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