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判例与联邦印第安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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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美国的宪政历程(06)
由于独立的各邦（states，也可以说是独立的各国）在先、统一的联邦在后，或者形象地说是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美国这样一种独特的建国史使州和联邦的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究竟是联邦政府拥有唯一的主权，还是各州和联邦同时拥有主权？或者说白了，究竟谁大谁小，谁听谁的，便成为美国建国初年争吵不休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人结成联邦党，主张维护各州的自主地位的人便成为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并组成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也称杰弗逊共和党[Jeffersonian Republicans]，今天美国民主党的前身）。
但该州联邦分行也毫不含糊，主动出击，拒绝交税。1818年春末，根据事先安排，巴尔的摩联邦分行的出纳员詹姆斯·马卡洛（James McCulloch）向分行主任解付了一大批未贴有印花税的钞票，不久，这批钞票开始在巴尔的摩市内流通起来。马里兰州政府遂向州地方法院控告马卡洛违反州税法，法院判马卡洛败诉并罚款100美元。马卡洛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将案子上述到马里兰州的上诉法院，但该院维持原判。
虽说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将联邦权限明文列举于宪法之中，并将未列举的剩余权力归属于各州，似乎表明两者分权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美国宪法同时也规定联邦国会可以通过“所有必要和适当的法律”来完成宪法对联邦政府的授权，这就为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孕育了可能性。
不过，可能性如果要成为一种现实还需要“助产士”的帮助，在美国，这个把宪法的文本变成现实规范的助产士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美国建国初期，他们对马卡洛诉马里兰州（McCulloch v. Maryland）案的审理和判决，部份地理清了联邦与州的关系，确立了法院在解释宪法方面的权威地位。
美法两国违宪审查制度之比较
美\法两国违宪审查制度之比较作者：卢亚磊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4期摘要美、法两国被誉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制度典型的代表国家,宪政建设方面巨大成就及违宪审查制度保障宪法方面的巨大作用是二者相同之处。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开创性和“结社契约案”的标志性是两国违宪审查制度形成的渊源所在,由此而形成了普通法院审查模式和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使宪法成为“活的法”。
本文从器物、制度两层次展开对两国违宪审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期能有益于我国的宪政建设。
关键词违宪审查宪政建设宪法委员会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5-029-02宪法在马克思眼中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列宁称其为“一张写满公民权利的纸”。
列宁曾指出:“当法律同现实相脱节的时候,宪制就是虚假的;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制就不虚假”。
美国当今人权现状并非得益于“权利法案”的存在,恰像法国的人权保障并不是因为宪法是以“人权宣言”作为序言一样。
美国宪法的生命力不在于其确立了联邦制或代议制,而在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所开创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国则是宪法委员会的存在,给法国人权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公力救济和保障。
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国家,两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时代背景和国情差异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大法系的差异。
笔者从器物、制度两层次考查美法违宪审查制现行状况及内在的价值哲学的差别所在,以期有益于我国宪政建设。
一、器物——普通法院与宪法委员会(一)美: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1.“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开创性美國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将违宪审查的权限通过判例的方式赋予司法部门,开创了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先河。
马歇尔以“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都不是法律”认为此案应适用宪法,从而以牺牲马伯里的个人利益实现了所有利益的均衡,民主党人、国会、总统、民众及法院所有主体的利益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
2006.12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吴霁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60)摘要马伯里的判决不仅了结了马伯里一案，更重要的是它深深地触及到美国的政治制度。
因为这一判决扩大了最高法院的司法权限，使它拥有了宪法没有明文赋予的司法审查权，即审查国会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
以后，马伯里诉讼案的判决成为一项司法先例，各级法院都有权援例审查政府法律和政令是否违宪，凡被法院认定违宪的法律一概宣布无效。
其中，对涉及解释联邦宪法的诉讼案，联邦最高法院享有最后发言权。
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逐渐得到公认，成为美国立法体制中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关键词“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司法审查权联邦最高法院中图分类号：D95文献标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2-128-02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它详尽的规定了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各项基本制度，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性质，因而宪法的有效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德国的《魏玛宪法》实施仅仅14年就被希特勒撕毁，我国的54年宪法实施仅8个多月就处于半瘫痪状态，这些都是因为缺乏卓有成效的宪法保障措施。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陆续以不同的形式，建立了审查一般立法或行政法规是否符合宪法的制度，通常称为违宪审查或合宪性审查，以保证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地位。
在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违宪审查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对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所进行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审查和处理。
目前，世界各国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
二是由专门的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和德、俄等国的宪法法院。
三是普通法院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典型代表是美国。
美国最高法院自称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法院。
因为它不仅具有解决在美国宪法和法律下产生的所有案件和争端的最高审判职能，而且还负有对宪法进行解释和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职能。
十个美国法律案例(3篇)
第1篇美国法律体系以其独特性和复杂性而闻名，许多法律案例不仅对当时的法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以下列举十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法律案例，旨在展现美国法律的发展脉络和司法理念。
1. 案例一：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 1803）这一案例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石。
马伯里曾任美国国务卿，在他离任时，约翰·亚当斯总统任命他为联邦法院法官。
然而，由于国会未能及时批准这一任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上任后，马伯里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发出命令状，要求新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履行任命。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判决，由于国会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赋予最高法院发出命令状的权力，因此马伯里有权获得这一命令状。
然而，马歇尔大法官同时指出，这一判决可能违反了宪法，因此他否决了命令状的颁发。
这一判决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即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会或总统的行为违宪。
2. 案例二：斯科特诉桑德福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 1857）这一案例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律案件之一。
斯科特是一位非洲裔奴隶，他声称自己已获得自由，但他的主人将其带回了居住在密苏里州（当时允许奴隶制）的住所。
斯科特因此起诉桑德福特，要求获得自由。
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判决斯科特无权起诉，因为他是奴隶，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
此外，法院还宣布联邦政府无权禁止奴隶制在联邦领土上的存在。
这一判决加剧了南北双方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的爆发。
3. 案例三：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这一案例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布朗是一位黑人学生，她因为种族歧视而无法进入当地的白人学校就读。
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消除学校种族隔离。
最高法院判决，根据“隔离即不平等”的原则，学校种族隔离违宪。
这一判决为美国民权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美国社会对种族平等的追求。
美国马歇尔法律案件分析(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美国马歇尔法律案件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一系列重要案件中，通过法律解释和判决，对美国宪法和法律的适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以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为例，分析马歇尔的法律思想和判决对后世的影响。
二、案件分析1. 马歇尔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 1803）该案件是美国宪法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诞生。
案件背景是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当选总统后，其政治对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任命了威廉·马伯里（William Marbury）为美国国务卿助理。
然而，亚当斯在任期结束前未能将任命状交给马伯里。
马伯里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强制国务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履行任命。
在审理此案时，马歇尔大法官提出了“马歇尔规则”，即如果国会授予法院某一特定权力，而该权力又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那么法院有权宣布该权力无效。
这一判决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奠定了基础。
马歇尔大法官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案件涉及宪法解释，那么法院有责任和义务作出解释，无论其是否有利于原告或被告。
”这一判决对后世美国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产生了深远影响。
2. 詹姆斯诉梅里克案（James v. Virginia, 1879）该案件涉及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适用。
案件背景是1869年，弗吉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州内设立和经营任何形式的赌博场所。
詹姆斯·梅里克（James Mercer）是一位赌场老板，他因违反该法律而被起诉。
梅里克认为，该法律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马歇尔大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即使是一项合法的州法律，如果它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该法律也将被视为违反宪法。
政策执行
基本命题：
第一，有效的政策执行在于包含多 元组织的执行结构； 第二，政策执行结构是有共识的自 我选择过程； 第三，政策执行以计划理性，而非 以组织理性为基础； 第四，有效的政策执行取决于执行 机关间的过程与产出，而非政策制定者 的意图与雄心；
第五，有效的政策执行是多元行动 者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 一执行机关的实现政策目标的行动结果； 第六，有效的政策执行在于基层官 僚或地方执行机关的行政裁量权，而非 阶层结构的指挥命令系统； 第七，有效的政策执行必然涉及妥 协、交易或联盟的活动，所以互惠性远 比监督性功能更为重要。
政策执行是简单的对命令执行的过程 不存在高深的学问 强调决策者的权威，忽视执行中的问题和责任 执行研究受到诸多限制，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难以界定 相关群体 执行研究费时费力
政策执行的重要性
艾利斯
君子学海盗 总也学不像
张祥平：《制度对话》
预习
1、“执行”理论提出的标志 是什么？ 2、执行理论的发展阶段有哪 此？ 3、执行的代表理论有哪些？ 4、影响执行的因素有哪些？ 5、执行的手段有哪些？
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者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通过建立组 织机构，组合各种必备的要素，采取各项行 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 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
政策的执行是将注意力从立法机构和决策者 的身上转向执行的官僚执行机构的过程。
政策执行未受到重视的原因？
Van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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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目标示意图
一、解读政策方案
明确政策目标--熟悉政策方案 收集和掌握相关信息 把握政策核心实质 明确政策目标指向的利益格局 掌握政策的内在机制 了解政策所处地位及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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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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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简史
美国法律简史一、美国法的历史沿革美国法的形成与英国法有着最直接的渊源。
美国法与英国法存在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英国法的烙印，是在继承和改造英国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
美国法的形成是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按照自身的需要有选择的对普通法进行的取舍。
从大的法律结构和理论背景上来说，它属于普通法的系统，但在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上，美国法又有其特别之处。
它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法殖民地时期，英国战胜其他列强后，殖民地各地相继使用英国普通法。
但是18世纪中期以前，各殖民地实行的法律还是比较原始和简陋的，有的殖民地甚至以《圣经》作为判案的依据。
英国法并没能在北美取得支配地位。
随着英殖民者对殖民地压迫的加深以及殖民地社会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英国法释义》的出版，英国法得到普及。
到18世纪中期，英国普通法在北美殖民地取得了支配地位。
2.独立战争后的美国法这段时期，是美国法的形成时期。
以英国法为基础，参照欧洲大陆的法律文献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美国法。
1830年之后，《美国法释义》的问世以及各种美国法专著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法对英国法批判吸收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3.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法这是美国法的改革与发展时期，在此期间，美国法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具体体现在：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生效;在财产法方面确立了土地的自由转让制度;对繁琐的诉讼程序实行了改革;建立了富有美国特色的判例法理论;法学教育中心从律师事务所转到法学院校;各州法律出现统一化趋势。
4.现代美国法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集中相适应，美国的法律较19世纪末以前有了较大变化：(1)制定法大量增加，法律的系统化明显加强。
1923年成立法学会，之后陆续出版了《法律重述》、《美国法律汇编》(或称《美国法典》)等重要法律文献。
(2)由于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权力的扩大，行政命令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
十大宪法经典案例
⼗⼤宪法经典案例⼗⼤宪法经典案例1事件概要在18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中，联邦党⼈遭到惨败，但即将卸任的联邦党⼈总统约翰?亚当斯利⽤仍然在职的机会任命了42名联邦党⼈担任哥伦⽐亚特区的治安法官。
不过时任亚当斯总统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却没有把委任状全部发出。
当新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继任总统以后，他命令其国务卿詹姆⼠?麦迪逊不向其中的17⼈颁发委任状，其中包括威廉?马伯⾥的委任状。
马伯⾥决定提起诉讼。
他所依据的理由是1789年《司法法》第13条的规定，即，“最⾼法院??有权在法律制度和习惯授予的权限的范围之内??向在合众国任职的⼈员??发布法院的命令状”（命令状是法院签发的⼀种要求具有法律责任的官员履⾏职责的命令）。
马伯⾥通过他的律师向最⾼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最⾼法院向国务卿麦迪逊发布⼀道命令状，命令他发放委任状。
但最⾼法院的发⾔⼈约翰?马歇尔（当时已经成为最⾼法院⾸席⼤法官）则认为，1789年《司法法》第13条与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相抵触，因为宪法本⾝把最⾼法院的初审权限制在“涉及到⼤使、公使、领事以及以州为当事⼈的案件”。
由于马伯⾥不属于以上的任何⼀类，最⾼法院不愿意受理此案，尽管《司法法》第13条与宪法相抵触。
判决内容美国联邦最⾼法院在此案中主张：尽管马伯⾥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并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联邦最⾼法院对这⼀属于政治性的问题却没有管辖权，并且最⾼法院认为，马伯⾥所依据的1789年的《司法法》的有关规定违宪⽆效，不能适⽤于本案。
据此，最⾼法院驳回了马伯⾥的诉讼请求。
联邦最⾼法院⾸席⼤法官马歇尔（J.Marshall）在马伯⾥诉麦迪逊⼀案中，⾸创联邦最⾼法院有违宪司法审查解释的权⼒。
马歇尔在判决中详细地阐述了联邦最⾼法院享有违宪司法审查解释权的理由⼀、马歇尔认为，美国国会的⽴法权是有限的，限于宪法列举为国会有⽴法权（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未曾禁⽌国会⾏使⽴法权（第1条第9款）的事项。
⼈民组织政府，给予各种机关以各种权限，不许各种机关有越权之事；议会也不能例外，其⾏使⽴法权须限制在⼀定范围之内。
美国公民权利的历史演变
美国公民权利的历史演变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公民权利”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权（civilr ights）”﹐而是与公民资格和身份（citize nship）相对应的权利﹐或者说﹐公民应该拥有的权利。
“民权”自然是“公民权利”的一部份﹐但不是公民权利的全部内容。
在近现代欧美国家的发展历史中﹐Citize nship始终是一个重要内容。
顺便提一句﹐这个词究竟应该怎样翻译﹐以求准确地表达其内涵﹐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通常解释为﹕公民资格﹑公民权利与义务﹑公民品性。
意思都对﹐但好像没有能够完整地表达出它复杂和丰富的内涵。
什么是与公民资格相对应的公民权利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学者马歇尔（T.H.Marsha ll）在讨论英国公民权发展史的时候﹐曾指出﹐英国的公民权利至少包含三类权利﹕民权－－即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c ivilr ights－－包括与个人自由相关的一些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签约自由以及要求（司法程序）公正的自由等﹔政治权﹐即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的权利﹐具体说﹐也就是选举权﹔社会权利﹐即公民享有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教育﹑基本的生活和文明条件等的权利﹐马歇尔说﹐这三种权利在英国近代历史上的发展秩序和速度并不同步﹐先后经历了三个世纪﹐十八世纪英国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争取和普及民权﹐十九世纪是扩展政治权利﹐到了二十世纪﹐社会权利成为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
相对于英国来说﹐美国公民权利的历史发展则要更为复杂和曲折一些﹐这是因为美国发展的历史背景﹑公民成份的组成和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等原因所致。
美国诞生于与英国决裂的过程中﹐国家机制的创建（state－buildi ng）和公民群体的创建（nation－buildi ng）同时进行﹐公民权利的建立不仅深受英国传统权利的影响﹐而且与公民资格本身的界定也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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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判例与联邦印第安人法摘要：调整美国印第安人自治的联邦印第安人法兴盛于20世纪中晚期，然而作为印第安人部落独立之法律基础的印第安部落“国内依附族群”身份则则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即由马歇尔大法官的三大涉印第安人判例所确定。
三大判例分则各有侧重，合则逻辑一致，共同奠定了美国印第安人法的法理基础，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史的经典判例。
关键词：美国；印第安人；自治；法制美国对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印第安人部落实行自治制度，国会和中央政府在印第安人领域所制定的立法和法令，加上联邦最高法院所做出的涉印第安人判决，三者一道成为美国联邦各印第安人法最为重要的法律渊源。
美国印第安人的自治之路艰辛而曲折，大体而言，迟至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厉行印第安新政，美国对本土印第安人的政策始进入民族自治的轨道；六七十年代印第安民族自治进入第二波，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联邦印第安人法；进入21世纪，印第安人的自治进入新时代。
前罗斯福时期，特别是整个19世纪，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统治策略无所不用其极，印第安人的土地、主权乃至生命遭到大规模的剥夺，其时遑论所谓的民族自治。
然而，但这不意味着整个19世纪就漆黑一片，马歇尔三合一的判决就是黑暗当中的一抹亮色，在那个殖民主义方兴未艾的时代，马歇尔在宪政框架里，以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形式，清晰地界定了印第安部落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明确阐释了印第安诸部落的法律地位，成为日后印第安部落自治最有力的法律依据。
这三大判决由于都是在约翰·马歇尔首席大法官任职期间审理的，且三者出现的时代背景相同，之间互有关联，存在着逻辑上的一致性，故又被称为“马歇在欧洲殖民主义入侵之前，美洲的印第安人绝大多数落享受着独立和自治的生活。
至英国殖民者到来后，也并没有完全无视土著部落的主权。
美国建国之后后,新生国家内忧外患、百废待举，为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和外御强敌，美国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印第安人政策，沿袭了英国政府的做法，即把印第安人视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治实体，与其缔结条约或协定以维持双方的友好关系。
而这种与印第安人缔约的权力专属于联邦政府。
这一政策原则也体现在1783年的美国《邦联条款》中，美国宪法制定以后得到保留。
美国宪法授予国会处理与印第安事务的权力，美国总统则拥有在参议院同意的前提下与印第安人缔结条约的权力。
但无论是在美国的宪法、法律里，或者是最高法院的判例里，关于印第安部落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单边规定。
19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在国际地位的确立，边疆的不断向西拓展，对土地和资源的需求飞速增加，与印第安人的矛盾开始急剧凸显。
基于这样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驱赶、暴力、征服乃至战争，目的就是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将其赶到西部划定的保留地去。
作为印第安人而言，他们并不心甘情愿地屈服于美国的权势之下，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他们有的采取了武力抵制，有的则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马歇尔三大涉印第安人判例应运而生。
马歇尔涉印第安人三大判决由1823年的约翰逊诉迈金托什案，1831年的切诺基诉佐治亚案和1832年的伍斯特诉佐治亚案构成。
1823年约翰逊诉迈金托什案的核心是关于印第安人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
1773年和1775年一批投资者违反1763年英国国王公告和1779年弗吉尼亚议会关于不允许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土地的规定从弗吉尼亚州印第安人手中购买了土地。
1818年合众国将这些土地出让给威廉·迈金托什，结果这些购买土地者对迈金托什提出公诉,并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终，马歇尔代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地标式的判决，它判定公民个人不能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土地。
本案是马歇尔大法官任内最著名的判例之一，几乎进入美国所有法学院一年级的课程。
马歇尔从发现理论入手，以看似平淡无奇但又广为引用的判决意见奠定了美国原住民权利学说的基础。
马歇尔以欧洲人的发现理论为依据以发现理论为依据，确认了联邦政府对印第安土地的控制权。
基于发现理论，尽管印第安部落是土地合格的占有者，同时有一种法律也声称对它保留占有，并根据他们的意旨来使用，但他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完全主权的权利，必然被削弱，他们按照自己意愿处置土地的权力，被原始的基本原则所否定,因为发现给发现者以排他的权利。
马歇尔是这样的推理逻辑：“基本原则是，发现将所有权赋予有臣民有主权的政府，反对所有其他欧洲政府，他们的所有权通过占有达成实现。
对其他所有欧洲人的排斥比如给予发现国以独家获得土著人土地并在其上殖民的权利。
在确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土著居民的权利都没有完全被忽视，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权利被压缩。
他们作为独立国家的完全主权必然受到削弱，他们随心所欲将土地处理给他们所愿意者的权力遭到最原始的基本原则的否定，发现给了发现者排他的权利。
印第安居民（因此）只被视为占有者。
”马歇尔最后总结说：“只要一开始坚持这个原则并在以后继续，只要一个国家通过这个原则获得并坚持它，只要整个社会源出于它，无论（我的逻辑）显得如何奢侈、过分，它都不应该受到质疑。
马歇尔认为，发现同样给予发现者绝对的所有权或者支配权，优先于土著部族的原始所有权。
经此大笔一挥，本土人的占有权利被降格为在发现者主权容忍度范围内的某种东西。
本案直接影响了随后的切诺基案和伍斯特案。
后两个案子先后发生在1831年和1832年，由于跟印第安切诺基部落有关，又被合称为“切诺基系列案”（the cherokee cases）。
这两个案件明确界定了部落的概念，并给州权和部落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从而铸就了联邦印第安人法。
”1831年，马歇尔在切诺基诉佐治亚一案重申，除非自愿让渡给美国政府，印第安人毫无疑问拥有他们所占有土地的所有权；不过，他认为严格说来，印第安人比较像是“被支配的国内依附性民族”（dominated 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宛如被监护人与监护人之间的关系。
马歇尔承认：“印第安人与合众国关系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类似于其他任何两种民族之间的关系。
”相反，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是“一个州……一个特别的政治社会，与其他部落隔离开来，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且自治。
”合众国已经认识到印第安部落的这种特殊身份，并且与他们签订了数量众多的条约，制定了与此相一致的法律。
另一方面，尽管印第安部落和合众国都是不互负忠诚义务的“民族”（nations）,但部落并不能被视作“外国”（foreign）,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特别的根本性的区别。
印第安部落在疆域之内，被外国视为服从于美国。
也通过签署条约表明了他们愿意接受美国的庇护。
根据这些特征，法院称部落为“国内依附民族，处于未成年状况。
他们跟合众国的关系就好像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
”1832年伍斯特诉佐治亚案是前一个案的承继。
争议的焦点是，佐治亚州有没有在位于州内的印第安人切诺基部保留地上实施本州法律法的权力。
马歇尔认为，印第安人并未因为其依附性民族地位而丧失其主权。
法院判定，佐治亚州不能将其法律在域内的保留地上推行。
法官判词这样写道：“印第安诸部族是独特的政治实体，他们拥有地理界限，在界限内他们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对界限内的所有土地拥有权利，美国不仅知悉而且保护这种权利……印第安诸部族常常被认为是独特的依附性的政治实体，保留着他们原初的权利，自远古以来就是这片土地拥有无可争议的占有者……因此，切诺基部落也是独特的实体，占有他们自己界限明显的疆域，在部落地域内佐治亚的法律没有不起作用，佐治亚州的公民也不能进入这个地域，除非得到切诺基人的同意或者符合此前的条约，或者有国会的法案。
”至此，马歇尔三大涉印第安人判例告一段落。
客观而言，虽然将三个判例合三为一，事实上，马歇尔的三个意见书里充斥着论理上的冲突，以及观念上的摇摆不定。
约翰逊诉迈金托什案从古老的发现理路切入进来，对印第安人的土地权利可谓当头一棒，是赤裸裸殖民主义的体现，为国家统治张目，受到后来进步学者的激烈批评，但伍斯特诉佐治亚案里，马歇尔又刻意强调了印第安人的主权身份，不受州法的管辖，被后世视为印第安人政治权力最大的保护伞。
切诺基诉佐治亚案则明确了印第安部落的法律地位，意义深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伍斯特案所倡导的部落内在主权说得到了某些修正，但其最基本的前提仍然一如既往：印第安诸部族拥有自决和自治的内在权利。
即便国会有权限制甚至废除这些权利，但部落所拥有的权力并非来自美国或其他政府的授权，而是因为诸部落曾经是独立民族的历史身份。
部落权力的源泉在于它有人民，印第安诸部落和他们的成员有自治的内在权利，这个权利从远古就属于他们。
正如美国一联邦上诉法院在2002年提出的：“印第安诸部落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也不是国家或政府的分支。
相反，他们是主权的政治实体，拥有非来自美国的主权权威。
”对马歇尔的大三元判决从来没少过争议。
一种意见是认为马歇尔对印第安部落法律属性折中妥协性的解释为后来的争议打开了空间。
一种则认为马歇尔本身在当中体现了种族主义的情节，三大判决是对华盛顿等国父们种族主义的继承和坐实，使得印第安人的主权沦丧等等。
但我们要历史地认识这个问题。
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来解读，马歇尔作为美国政府代言人的身份是不同改变的，即使他是三权分立当中司法机关的首领。
在殖民主义硝烟未散之时，马歇尔通过司法的途径，在美国法律的框架内，给印第安部落的权利属性以某种程度的法律保障，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追根究底，所谓“主权原则”，“占有理论”、“发现原则”，乃至当时的绝大多数“国际法”皆发轫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且不同程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议以及在全球的扩张张目。
欧洲的征服和殖民观是马歇尔作出判决的时代背景。
在一定程度上，马歇尔几乎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这个传统，这一点在第一个判决里体现得尤其明显。
在这三个案例当中，马氏形成的解释方法之前提是，将政府与印第安人签订的印第安条约视为准宪法性质。
如同宪法一样，条约为美国和印第安人之间长期有效即便不是永恒的主权者与主权者关系提供了框架结构和连接点。
特别是在伍斯特案中，马歇尔对基本的印第安条约的解释体现了他对美国宪法的一般解释原则，因为他为了促进或提升其潜在的宪政目的而很灵活地解释和解构条约。
为了促成宪政目标的实现，马氏的解释方法带有极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解释方法要“优于后世法官的精准解释”但也为后来围绕印第安部落法律属性的诸多争论埋下伏笔。
马歇尔“三部曲”判决具有里程牌式的意义，它第一次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回答了美国印第安部落的身份问题，认为印第安诸部落具有内在的主权。
这三大判决成为迄今为止指导美国印第安人法律构建和印第安人司法判决的最重要指导原则，也成为以后印第安部落主权的最重要理论和法律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