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建构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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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厘清反思重构--对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考
万建兰
【期刊名称】《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4
【摘要】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焦点话题之一。
有关现代性概念的界定,纷繁复杂,涵盖了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不同领域有着独特的理论见解。
现代性作为一个叙事范式,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社会的解剖工具和解释范型。
20世纪西方理论学家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科学霸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工
具理性等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和反思,揭示出了现代性内在的局限性。
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既不能简单拒斥现代性,也不能消极地承受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负面效应,而应该借助后发优势,有效规避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建构一套适合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模式和发展道路。
【总页数】5页(P1-5)
【作者】万建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89
【相关文献】
1.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的启示 [J],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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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哲学的建构与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反思的哲学意义 [J], 杨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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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进行的一种理性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现代性建构的过程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不断地被不同的社会力量所塑造和影响。
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中国古代是一种强烈的礼教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并且影响十分深远。
传统的礼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在守旧传统和新思想的交缠之中,不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本着一种独特的思想观念,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倡导自主创新,开放思想的发展方向,达到现代性建构的最终目的。
西方现代性的传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于西方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在受到现代性思想的冲击时,并没有理性地回应。
因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出现了一种混乱状态。
人们的理性思考和行动给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现代性观念的批判随着中国现代性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现代性的观念和想法也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反思。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理论家和学者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探讨。
如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化运动,鲁迅提出了思想独立、反对封建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导向,胡适提倡了西方文化及现代思想的传播,李大钊为中国被外部侵略扩张所动摇的文化体系提供了倡导和指导。
现代性建构的挑战尽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进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个过程仍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挑战包括,如何在传统文化与新思想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如何在推行自主创新的同时保持适度开放,使国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如何在关注现代性问题的同时保持对道德、文化和伦理的重视。
结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历经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之后,现已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中,中国人民将继续探索和发展现代性建构的道路,并把之运用于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中。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独立思考和传统文化的结合等都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键因素。
浅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摘要:通过解析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展现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两个层面的重要性,试图从中借鉴某些合理因素;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并给出建议,希望最大程度地推进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批判;构建一、马克思的现代性观念中国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现代性问题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学界明确提出来。
但何为现代性,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现代性是对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反思。
这诚如吉登斯所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
”[1]吉登斯在考察现代社会现代性状况及批判地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制度的四纬度理论,即认为现代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四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性问题作了分析。
或许利奥塔更早更准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2]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过现代性概念,但他关于资本主义历史文明的反思,可以说是具体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
仅就现代化之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是现代性的维护者或批判者,因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历史文明既给以肯定、又予以否定。
这一思想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
这里做一简要概述,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对历史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时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从而形成“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但同时,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问题一直都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个从西方引入的主题,从新文学一开始就被放在了重要的地位。
到了新时期,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它在现代文学甚至是当代文学中中的重要作用。
1.对于现代性本身的研究在汪晖的《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这篇论文中,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一个梳理。
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内容繁复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这种意识的产生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的过程,即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有着内在的联系。
现代的概念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新”敞开的时代。
在衣俊卿的《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的问题。
文章具体地分析的现代性的基本的图式和机理,对现代性进行了一个多维的整合。
文中认为现代性所标志的理性文化模式,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
作者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和制度性的维度两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性的构成。
在精神维度上主要指个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
在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包括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
从而得出了结论: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的本质上“不在场”或者尚未生成。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
通过对现代性本身的分析,和与前现代和后现代性的比较中,得出了现代性的深刻的反思性和内在的超越性的特点。
在郑莉的《现代性论争的缘起、困境及出路》中对现代性的论争做了基本的陈述。
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导致关于它的论争不断。
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性是具有不同源流:在法国,现代性通常是在波德莱尔和尼采意义上来理解的美学现代性;而在德国,现代性则是以启蒙运动为发端的。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论争,作者认为其归宿点和落脚点应该在如何时间现代性上,即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偶然性、矛盾性和不安全性,人类将如何进行一种现实的抉择。
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发展思考作者:张旭婧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5年第27期摘要:现代性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现代性的生成开启了世界历史性进程,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由于其过度强调个人利益得失,导致社会片面发展。
现代性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善于发挥制度优势和后优势,必须在吸取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与教训,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的发展。
文章主要从我国的角度谈论现代性建构的方式。
关键词: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迅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
现代性在生成过程中要加紧步伐,铸造现代化建设、现代性建构。
但是在社会发展中也不能一味的片面强调现代性,对于西方现代性消极影响应该摒弃,我们应该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成过程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取其精华,去其槽粕。
我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实现西方国家现代性构建之路的扬弃与超越,构建更加合理的现代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一、现代性概括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产物,它与资本化密切相关。
它是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向现代化变迁的一个复杂过程,是在近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
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它是指启蒙时代依赖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作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形势。
现代性推动社会发展,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和法制关观念,有利于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
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性呢?目前理论界仍然没有统一的概念,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而言的话题,它大体上是指在西方现代化进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与传统社会发展有着本质区别的一种发展形式,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和趋势。
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就是现代性。
总之,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社会趋势,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意识象征,而且它在经济社会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和社会组织。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性是对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一种总称,它首先发生在欧洲国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进而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形式,他们认为现代性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考虑。
“现代性反思”与“个人主体性”的建构作者:袁杭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20期摘要:鲁迅作为中国启蒙先觉者,一方面进行“国民性批判”,另一方面又因其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反对庸众,反思启蒙知识分子与民众、革命的关系,表现出具有辩证思维特质的决战精神和主体性建构的复杂过程。
但现代性的启蒙并没有终结,而且一直在持续,对现代性的反思、“个人主体性”的建构、新媒体下文学启蒙的发展依然在行进。
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必将遇到文学上现代性的困境,而此时继承与发展鲁迅的启蒙模式便有了契机,解决文学的现代性困境也会有了相应出路。
关键词:鲁迅;启蒙;反思;现代性;个人主体性一、“个人主体性”与反思启蒙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们都是把作为“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为核心而进行启蒙的。
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者,把“理性主義”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理性原则主宰(1)。
笔者认为,他的“自我审视”以及“国民性批判”,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国民,鲁迅自觉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并且他的“国民性批判”和“人的文学”以“个人主义”来阐释的。
鲁迅虽是启蒙先觉者的代表人物,但其辩证否定的思维模式,对于启蒙、启蒙者以及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启蒙者与民众的关系等,都保持着个人主义者的清醒和自觉。
这种“启蒙”导致的追逐西方“现代性”与陷入“现代性”囹圄的悖论,是中国社会百年的文化症候。
本文认为,从启蒙者与“反抗绝望”的革命者,鲁迅之思想复杂性上,借鉴具有辩证思维特质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反思等方面,都为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二、现代性困境下对鲁迅启蒙模式继承与发展的契机现代性发源于文艺复兴,它最先以感性自然反抗宗教禁欲主义,释放了人的感性欲望,这在那个愚昧的时代是十分现代的。
启蒙反思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李翔海在一定意义上, 启蒙反思 在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而之所以如此,又是与人们对于 现代性 的批判性反思紧密相联的。
就中文字面意思而言, 启蒙 就是 去除蒙昧 ,即脱离懵憧无知的状态。
而这一意涵也恰恰与作为现代西方之重要历史事件的 启蒙运动 相适切。
正如康德所指出的, 启蒙 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
要达到这一目标,理性精神的挺立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进而言之,正是 理性精神的突显 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内容。
尽管迄今为止对于 何谓现代性 的问题学界有着见仁见智的多种回答,但对于 理性精神 在现代性之中的核心地位,则可以说有着相当广泛的共识。
在西方文化 走出中世纪 的过程中,正是由于理性精神的挺立,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的基本存在形态。
在终极关怀层面,它强调要摆脱中世纪以来神对人的笼罩而让人自我做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从过去人是自然的奴隶、把自然看作有魅力的神秘对象,转向把自然看作完全是机械的物体,因而使得人成为具有主宰自然、统治自然之能力的 主人 。
在人与人之间,它要改变过去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状况,不仅使社会的公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力,而且有能力自主地行使这些权力,因而可以自我做主,从而最终成就了民主的社会架构。
由此,启蒙精神对于西方的现代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从一个侧面集中体现了现代西方的内在精神。
然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尽管早期的西方启蒙思想家曾经满怀希望地把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看作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但是,正如马克斯 韦伯所指出的,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却又恰恰是工具理性 杀死 了价值理性而呈独大之势。
由此,正如世界现代历史所已经表明的,在西方文化精神主导下的 现代化 成为一柄不折不扣的 双刃剑 ,它在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问题乃至危机。
随着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推进,人类固然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但资源衰竭、环境污染、生态的破坏、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至人生意义的迷失等也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问题与危机,严重地威胁到当代人类的发展乃至生存。
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概念,指的是自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时期以及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随着现代科学、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性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力量。
然而,尽管现代性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引发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一、现代性的价值与限制现代性以理性、自由和平等为核心价值,注重个体权利和民主原则,激发了个人解放和创造力。
然而,现代社会的权力集中、社会不平等、个人自由受限等问题也不可忽视。
现代性注重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但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
现代性以发展为主导,但也带来了社会割裂、人际关系疏离等问题。
反思现代性,就是要探讨其价值与限制的辩证关系。
二、现代性的失序与危机现代性强调个人权利,但也带来了自私自利和以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倾向。
以物质追求为导向的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的浅薄化与物化化。
现代性强调理性与科学,但理性的过度应用和科学的技术化导向,使得人们忽视情感、信仰和灵性的重要性,导致精神空虚与意义缺失。
现代性的效率追求和竞争原则,带来了紧张、焦虑和压力,使得人们难以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三、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视角在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流派和思潮,如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
这些视角试图揭示现代性的局限性、失衡性和过度的机械性。
存在主义强调个体责任与自由选择,指出了现代性忽视重要的主观存在层面。
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性的大敍事和大理论,强调个体差异与多重真理。
批判理论揭示了现代性的社会结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符号系统问题。
四、重构与超越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现代性,并不是要抛弃现代性的所有成果和价值,而是要通过重构和超越来实现调和和整合。
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应当强调文化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承认其他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应当注重情感、信仰和灵性,重视人的主观体验和精神需求。
现代性的概念在文学界由波德莱尔1863年在《恶之花》中用非定义化方式予以率先阐释,至今已有百余年。
但在中国文学研究界成为热点问题却已是20世纪末期。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几乎是同时登陆中国理论界,给文学研究界带来极大的兴奋与冲击。
一贯对先锋性与前沿性话语极为敏感的文学研究,对现代性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一时间现代性已成为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上空最耀眼的意义星辉,也是其最深处的梦想甚至是终极关怀,众多的论著都将现代性看作一个可以将文学研究推向崭新和完美的意义空间的所在,现代性似乎是一个具有绝对理念色彩的范畴,也可以说似乎是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
现代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知识时尚化”倾向,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似乎正成为可随意调用对接的流行话语,不管有价值与否,不管有无重要或直接关涉,言必称“现代性”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
研究者争相运用“现代”、“现代性”等作为转型期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话语,有时难以顾及是否真正能把握现代性内质、在何种层面言说现代性、现代性之于文学之意义的明晰表述等,当然上述情况固然与现代性本身黑箱式特性给理论操作和意义表征造成困难有关,但与研究者一味追新逐异,不明就里便草率发表见解,有时甚至是模仿与挪用不无关系。
关于文学的现代性的研究文章可谓铺天盖地,但真正有深度和有创新的成果却为数很少。
从现有的论著看,由于对现代性这一问题本身研究不深不透,对它的内在意蕴和特质缺乏准确的把握,故当用它来研究文学现象时存在很多问题,对现代性的盲目推崇和误读误置以及僵化套用等现象并不少见。
同时,由于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局限性认识不够,因此将它用于建构文学史框架时许多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意义得不到应有的阐释,造成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困境。
一现代性本身无疑是人类关于理性、自由和进步的宏大叙事,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意义重大而深远。
正因为如此,学界也将创新与超越的理想投注于现代性之上,没有了现代性似乎就要失去未来的指向。
现代性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反思现代性这个概念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是社会科学、哲学等学科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但是,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发展,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和演变。
本文将对现代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反思,并提出相应对策进行解决,以期更准确地理解现代性。
现代性概念的多重解释现代性的含义是多元化、复杂化的。
这是因为现代性是多个领域的交叉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难以在一个概念中完整地概括。
但是,现代性的多重含义同时也带来了概念层面上的混淆,对于现代性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看到,现代性被多重解释正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不同学科对现代性的不同关注点和表达方式,并建立多元化、跨学科的对话,以期更全面地理解现代性。
现代性研究中的历史化问题现代性的研究往往以发展史的方式进行,即将现代的社会现象归因于哪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而这一做法容易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历史时期概括方法的问题。
历史时期的划分往往是粗糙的,难以准确反映人类社会复杂的发展过程。
•第二个问题是将现代性看作固定不变的事物的问题。
这种方法容易忽略现代性从某个历史时期走向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过程。
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历史意义上更加细致、精确的现代性概念,同时也需要关注现代性的演变过程和现代性内部的多样性。
现代性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批判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是另一个引起关注的话题。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缺乏表述和认识的可能,批判以现代性为基础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形态。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过于激进,忽略了现代性自身内部的多元性和发展可能性。
因此,我们需要欣赏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分析之外的价值,但在具体研究现代性时也要注意保持一定的批判意识。
总结现代性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概念,需要跨学科交叉研究。
而面对现代性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直面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落实跨学科合作和多元思维的原则,以期推动现代性研究向更加深入、准确的方向发展。
社会学角度对现代性概念化梳理及其反思与实践-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追溯现代性话语的研究谱系,依靠哲学式演进思路进行梳理解读的研究成果占主流,体现出浓厚的抽象化学科特征,与嵌入现代性研究图景中的社会学视角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明显缺少社会学持久关注的以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为核心的主题内容.二者比较,社会学更能契合深描现代性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需要.社会学重点关注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理解现代性,即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展示现代性的发展脉络与结构特征,这和许多学科对现代性的阐释有了截然不同的论调.因此,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重新反思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社会学独特的学科优势和研究特色,有利于厘清现代性的内涵.同时,社会学的学科视域涵盖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现象及其有待阐释的相关时代议题.一、融入现代性: 思考背景和蕴涵价值多维多变的时空观创造了一个新面孔---现代性,其作为现代社会的思想代言者,在宏观叙事结构层面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回应了社会结构变动的走向.因此,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需要断裂性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形塑了每段社会变迁的时空边界,也引发了日常生活中社会个体的适应性问题.进一步来看,断裂性鸿沟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转变,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调整,着重体现在文化观念协调、代际关系处理、经济社会地位调整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日常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关于现代性出现后的复杂性,吉登斯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强烈化更加普遍化了.①现代社会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宏观社会结构到微观个人日常世界,由于原有社会发展轨道出现了变动调整,社会思想认识容易陷入失序状态,这些历史事实逐步投射到社会结构中产生连带影响.随着社会结构形式和内容发生大量变化,直接导致现实生活世界呈现出碎片化的可能,使得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变迁无法理解,也想象不到社会发展远景的清晰全貌,更无法指出这对理性产生的深远影响.因而,现代社会的整体架构需要引入新的话语来诠释当下的时代特征及其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把现代性全景和个人生活经历整合为一体,有助于厘清时代论题背后的现代社会本质.可想而知,每个转型断裂时代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评判尺度,以概括当下世界的内外状态,如果不具备相应尺度,会导致现代社会的理性可靠性被质疑.所以,期盼出现更为坚实的理性知识观,清晰地阐述现代社会的思想轮廓和实践经验.提出现代性的意义,重点在为多变社会转型状态下现代性匹配好相应的社会图景,并与以往曾发生断裂的动力机制区别开来.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有三个支撑点: 一是现代社会已形成了变动不定的时空观.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互动格局中,互联网、通讯设施及交通设施等大幅改进和持续创新为认知现代性提供了充分注脚和现实例证; 二是全球化演变成为现代性的民间版本.全球化目的不是消解异质性,相反保留了特质,消除了地域界限,并为现代性完成推进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历史任务不断进行实践层面的努力.围绕全球化的推进力度和发展趋势,仅依靠反思性的个体化力量无法准确把握,需要差异化的社会个体/共同体同步互动交流达成共识,并借此厘清历史变革背后的真实社会秩序; 三是当异化成为一种常态,技术制度化成为主流话语,现代性时代主题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确立.当下社会状态已把暗藏的结局逐步展现于人类历史整个视域内,技术与人的同一性为反思该现象作了更为简洁有效的回答.现代性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和结构化演进路径,其特征正不断走向明晰化、透明化、具体化.正是由于现代性源自现实的现代社会,要贯彻反思性就得深入到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的每段实际发生过程,感受来自现代社会一系列实践中的反思.所以,现代性的真正价值在于重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思想历程变化.在实际重建过程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主题,现代性内容在反思作用下通过自我解构的方式呈现于人前,并在现代社会的真实场景里得到见证.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体的反思能力,现代性和反思主体总是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社会互动的边缘,双方通过概念、特征的再理解、再解释,互换观念加深认识.当反思主体进入现代性世界后,如果没有深入观察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带来的冲击和后续效应,必将自我迷思和茫然.当然,现代性也需要以反思主体作为互动载体,充分展示现代性在不同类型社会的存在形式、实践状态和个体影响.由此,现代性通过对现代社会进行全方位扫描,影响现代社会的理性行动者---现实世界生活中有自我行动能力和认知意识的个体.与此同时,理性化的现代性又引导着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个体,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生成和秩序塑造,从容地把现代性知识镶嵌到社会的理性视角中.进一步来看,要深入理解现代性带来的现代社会结构化变革,并对其所处的变迁/转型时代进行理论判断,依靠新的社会理论反思和解构方式重建及解读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结构特征,同时提出新的概念框架建构和巩固现代社会的观念根基和运转逻辑,消解那些在理论层面上原本无法应对的现代性多重困境,远离现代性认识误区和理论陷阱.二、现代性的概念化梳理现代性可以理解成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反思、解构及再建构的变化过程,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各自认同的概念范畴差异很大,相互之间时有观点争执抑或态度冲突,但这也为厘清现代性提供了进一步对话交流的场域.现代性的概念解释虽纷繁复杂,但通过比较分析其不同关注点,可以归纳出一系列典型特征.解读现代性可基于社会学研究的三重视角展开,分别为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就理性的现代性来说,在观察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个体更多的是以理性为中心逐一探讨、对话以及梳理影响现代社会形成的前因后果,并在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确定其范畴变化,同时注重体现理性对整个社会结构整合与离散的形塑逻辑; 着力体现时空发展阶段、社会形态特征、社会反思性等研究主题,关注这些领域十分契合类型化的现代性对象指向要求,它试图在社会整体与社会行动个体之间寻求理论思考和观点互动的张力; 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则重在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等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走向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个体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社会乃至处理二者之间认同或的关系状态.就此来说,无论现代性在理论和实践中涉及到哪一类具体的对应领域,都能挖掘出它与时代精神变化、社会发展变迁历程之间互动融合的亲密程度.第一,理性的现代性.以现代性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为研究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如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理性启蒙时期,到工业社会开辟新天地,这些都为其诞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孕育土壤.特别是,理性占据着相对拥有丰富内涵的现代性内容,甚至横跨从古典社会理论到现代社会理论中有关现代性的诸多论述,理性这一中心概念凝聚着涂尔干、齐美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对现代性所持的学术立场和社会情怀.①理性化的现代性,在社会学理论指引下,凝结成思的状态,言说着正处在社会转型时代理论扩展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空间.回顾现代性在传统社会/古典社会理论时期或向下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前移几步,不乏理性主义者的身影晃动,包括齐美尔、、哈贝马斯等人.相对哈贝马斯而言,齐美尔和更像是理性的现代性拥护者中坚守传统主义的一员,他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存在着更多交集,如理性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都极为重视工具理性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理性增长带来的双重后果,尤其关注经济因素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塑造,这可以从齐美尔对货币哲学孜孜不倦的探索, 对宗教、伦理及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中探知清楚.而哈贝马斯将齐美尔和的理性主义思想向前再推进了一步,强调理性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突出理性运转逻辑的双重性特征: 工具性和沟通性,治愈现代性的病理,顺利走出现代性的历史循环困境.第二,类型化的现代性.细数史上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们,他们在围绕现代性这一理论命题和社会实践具体环节的过程中,并非都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价值取向和研究立场,而仅有寥寥几位社会学人参与其中,把现代性作为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厚重的一条主线,这几位社会学者由于自身的思考积淀程度厚薄不同和学术目标指向各有千秋,反映在现代性的类型化起始点选择上的重大差别,如比较典型的晚期现代性( 吉登斯) 、②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 、③自反性现代性( 贝克) ,④等等.在涉及到类型化的现代性相关内容的社会学家们眼中,现代性本身带有鲜明的现代社会时代特征.如吉登斯谈及晚期现代性,指明现代性与技术、制度等消融在一起,意味着与工业化的凭证或代言人纠缠于现代社会图景中.现代文明的特征多样性更多体现了现代性的存在意义,工业化世界在不断从片段输入到整体的过程中证明了现代性的象征符号内涵.再看鲍曼重视的流动的现代性,看到现代性本身在动荡中成长,多维多变的特征预示着其性质的不确定性,通过对现代性自身性质界定其定义,发现了全新的维度和视角---动态化的现代性.与前两者相比,贝克则开辟了截然不同的另一条现代性思考道路---自反性现代性.在贝克的理论构建历程中,自反性现代性是第二次现代性,是对第一次现代性的积极质疑和有效回应,他着重阐释的自反性带有双重特征: 自我消解和反思.其中,自我消解的自反性是站在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位置上,形成自我对抗、自我抗拒,导致部分冲突性的社会后果出现; 反思的自反性与自我消解的自反性区别明显,而自反性的反思特征实质上是现代哲学对现代性所依附的哲学思想传统的适度批判和理论建构.第三,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在福柯看来,应采取一种批判式眼光审视现代性的存在,自启蒙以来,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及其附属物需要有限度地运用理性精神,并在厘清启蒙与现代性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划定理性在启蒙历史以及整个社会变迁历程中的活动边界,赋予其灵活性、可及性、有限性的特征.也因为现代性历史缠绕及其观点复杂并存,清理其被赋予的含义和意义就成为一件短时难以完成之事.福柯曾经用一种略带反讽的语气委婉地表达了对现代性认识的困惑和不可能性---似乎四处贴满标签才能证明它或者类似的概念存在.关于这种疑虑和不解其实也能从福柯围绕现代性所表达的另一种观点中看出端倪,他主张将现代性理解为某种特定的态度,而不是特指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作为一种态度的现代性,就是对现实所采取的某种模式.进一步强调对现代性的态度,就是对于现实的某种关系的模式,意思是指同现实所保持的关系.①由此看来,福柯的研究工作揭示了现代性自身不可捉摸的状况,其产生过程虽然越来越凸显复杂性,但仍然取决于现代社会发展历史和理性实践事实关系的清晰程度.综合来看,现代性谱系中的各个时点概念在不同社会理论/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互有交织,共议论题甚多.同时,该思想空间充满着无限解读张力,其理论饱和度也从未停止变化增长.在社会结构不断自我演进和现代社会发展实践过程中,现代性历史内涵逐渐凝聚形成,足以使其能够支撑和回应人类文明社会种种复杂的挑战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三、现代性与社会学同行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除了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围内成为一类流行的讨论主题,也有逐渐转变为一个属于通用范畴基本分析单元的趋势,还在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内多姿多彩地演绎变化着.一般来说,社会学对现代性的阐释是把其还原到现代社会的真实语境下去重新解读的结果,并对其多维的元成分内容进行再组合建构出来.不少社会学家认可现代性成为现代社会的驱动力,并指出社会学崛起对现代性后果的意义.社会学研究背景其实就是现代性,社会学从古典阶段向现代阶段转移的内在驱动力实质是对现代性不断寻求在社会层面予以解读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社会学作为关注现代社会制度性转变过程的学科,其产生与现代性的衍生规律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同时,社会学属于一类分支领域庞大且复杂的学科体系,从学科演进史看,其经典理论视角全面、观点多元,兼具宏观、微观分析角度.因此,外界很难用一套完全相同的方法重复多次地论证社会学的存在性和价值性,而且,面对社会学浩如烟海般理论体系分布,任何尝试简化社会学的意图都是不切实际和难以实施的.然而,通过梳理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相关内容,从中挖掘出以现代性为主题的分析要点和显着特征,并相应抽离出一系列参照概念解读现代性: 第一个概念涉及到对现代性作出制度性诊断,第二个概念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焦点社会有关,第三个则是社会学知识和这种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联结点.②上述从社会学学科视角引出了现代性三个概念,实际上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制度维度,现代社会结构中以社会为核心主题的角度以及现代社会知识观三个方面,严格界定了二者交集范畴,明晰了社会学和现代性的真实关联程度及互动方向,因此,现代性也成为理解社会学社会内涵起源地的重要一环,这是以追述社会为线索,呈现两者正在同行的完整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与社会学的携手同行充分反映出现代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学的时代,因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最强音符,支持和推动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变迁和转型.现代性多变和不稳定特征也颠覆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结构,创造并诠释与现代性相容的成长空间,顶着社会学符号的现代性坐标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它以往展示人前的整体面貌正在闪烁不定,失落、缺失并不是现代性理性化的后果,但之后到底是什么尚无法完全确定.通过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整体状态可以重构现代性的结构领域,同时促使其自身不断反思社会学知识以及对现代性起作用的行动范式.现代性有时无法用一种明确而准确的说法来描述或定义,这种状态等同于现代性所承担角色不断转变的过程.吉登斯曾经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一点: 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 modernity) 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在吉登斯理论话语的诠释下,对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认知不断获得强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为现代性增添了孕育其产生的时空背景和来自社会变迁、转型的经验事实支撑,而从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到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观念演进变化,则为现代性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多元化观点.因此,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双重视角聚焦,摆脱了以往社会学各种视域传统限制,把现代性最为真实的一面呈现于现代社会空间内,有助于全面理解现代性的内涵、特性、指向及局限.所以说,现代性和社会学特征的密切程度用二者同行来表达恰如其分,社会学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在追问现代性定义中一步一步走向真实的自我.同时,现代性成为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整个社会理论体系、分析概念和实践路径都频繁地与现代性进行直接或间接互动,以此来建设甚至规训现代性理论内容和行动策略.而且,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建构产生了双重效应: 其一,塑造了社会学视域中的现代性,把社会学想象力加入到现代性日常活动中,可以说现代性的社会学色彩浓郁,其社会学思维、行为特征明显; 其二,现代性改造了社会学所能覆盖的对象空间,传统残留的社会学功能作用领域正在被扩大,即现代性重塑社会学的可及性日趋明显.因此,现代性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对接结果,为其赢得了社会信任和各方支持.吉登斯有关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与社会学相互纠缠的特性,明确指出了二者同行在社会学语境下的解读和被解读的现状,现代性进一步成为反思对象,尝试用一种学科思维的方式,即依靠带有社会学学科特征的分析立场阐释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现代性命运变化更趋复杂,而现代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学思考立场的转换.可以说,现代性已深深嵌入到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生长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历程中.基于上述分析,社会学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发展逻辑,无论抽象价值还是社会事实都会体现在被社会学日常关注的主题之中.同时,社会学与现代性正处于互构共生的状态之中,社会学的诞生被现代性的内在特征打上了牢牢的时代印记,而现代性也紧接着嵌入到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四、现代性理论反思与再实践由于现代性与社会学的纠缠互构特性,社会学的理论源起及其发展同时涌现出现代性的几个阶段性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期的现代性, 提出理性化概念为其确定了发展方向;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时期的现代性,现代化作为主题了他题,成为不同学科领域学人共同探讨的题目; 第三个阶段是当代时期的现代性,吉登斯批判和再反思现代性,打破了现代性的内在结构和原有秩序,现代性产生了断裂.由现代社会向全球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就是现代性的再时期,即进入全球化的现代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对现代性重新认识过程即是对生活中的自我进行反省的过程,也是对现代性结构和机理再梳理更新的过程.与古典社会学时期其他着名社会学家相比, 对现代社会的看法极为悲观.他认为,社会发展进步和物质丰富改善都离不开扼杀社会个体的活力和能动性,同时伴随着科层制不断扩展膨胀,导致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任何社会个体都无法预判到现代性的未来走向,令人担忧它会不会反噬现代社会,现代性没有完全示人的另外一面值得高度关注.就此来说,经典社会学理论有其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对现代性展开的诠释,却为人们展示了现代性的其他面向.社会学自身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性内涵之中的.因此,关于现代性特征的描述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对社会学知识特征与地位的哲学与方法论之上的争议,现代性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中心议题.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学家们对现代性内涵做了自我界定: 理性化( ) 、反思性( 吉登斯) 、启蒙理性/权力关系( 福柯) 等.要从社会学角度阐释现代性, 必然是一个首先要直面的人物. 认为,站在客观立场,现代文化依靠思想祛魅过程加上理性化的扩张,为现代性的出现提供了解释框架,由于有自身的理性分析逻辑和价值目标,对非理性化工程做出反思性理解,现代社会成长的基础在于理性化追求,理性化类型的行动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 论题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驱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祛魅的过程是把思想符号化,构建理想类型的象征,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铁笼,导致思想、文化、价值等不断地被剥离和排除.在吉登斯视野中,现代与传统结合紧密,反思性能够在理性基础之上界定现代性的特征,也构成了断裂时代的行动因素.传统社会局限为研究过去领域的思想,反思理性的不确定性特征构建了思想知识世界,在这种环境中对必然性知识的质疑进行回应.社会世界并不会因为经过知识的反思就会立即实现现代社会深刻内涵的理性化,由于不确定性价值观不停地变化,知识在反思中得到强化输入和再生产.现代性和反思性就被吉登斯较好地联系在一起,并借此重新渲染了现代性的理性色彩.比较而言,福柯拥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批判特质,深刻把握现代性极端化的外在形式,不断地质疑现代性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和技术等固有因素.他一再提及知识再生产和知识产生权力的理性判断,并指出放弃个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心化主体的地位,围绕疯癫、身体、性、权力等颠覆性的解读,批判以往的术语,摒弃传统历史的轮廓.他通过描述启蒙理性在历史分析中凸显的作用,慢慢弱化规范意识,引导他人进入他的自我世界,尤其在强调启蒙方面就是为了批判的目标指向.。
现代性的解读与反思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概念,它涉及到我们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然而,在当代社会中,对于现代化的解读和反思变得愈发重要。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的含义,同时也会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现代化的含义现代化在不同的学科和领域有不同的解释。
在社会学中,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技术等方面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科技的进步和应用。
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我们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生产和交流。
这种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全球化的趋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现代化的问题然而,现代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现代化可能导致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现代化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但是在社会上也存在着富者越富、弱者越弱的现象。
不平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代化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现代化也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忽视了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
这种对环境的破坏不仅对我们现在的生活造成了困扰,也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另外,现代化还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在碰撞和融合。
这给人们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身份带来了挑战。
现代化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但也有可能导致文化传统的丧失和文化冲突的加剧。
三、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在面对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时,我们需要进行反思和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倡导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路径。
这种路径能够更好地处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其次,我们需要平衡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视并保护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独特性和个体差异。
这样才能在多元化的同时维护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身份。
现代性危机与美学传统的建构——略论卢卡契总体性美学的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危机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美学传统面临的挑战。
卢卡契(György Lukács)总体性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性反思的思路。
现代性危机可以理解为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包括价值观的混乱、主体性的困境、技术的影响等。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社会经验变得碎片化和分散化,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也失去了团结和联系。
而美学传统一直以来是人们思考现实世界和个体意识的一种方式,传统美学之所以面临挑战,就是因为它似乎无法应对现代性的复杂问题。
卢卡契总体性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来重新思考现代性和美学传统的关系。
他认为,现代性问题的本质在于人与世界的分离,对象性与主体性的对立,以及个体与社会的矛盾。
传统美学大多关注艺术作品的形式美和审美情趣,忽略了艺术与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
而卢卡契认为,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方式。
总体性美学的核心思想是,艺术和文化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独立于社会的审美活动。
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审美形态的追求,而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表达。
卢卡契强调,艺术应该成为人与社会之间的桥梁,通过艺术的力量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在总体性美学的视角下,现代性危机可以被看作是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分裂的反映。
现代社会的分工细化和社会关系的碎片化导致了人的个体化和异化,人们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整体感知。
而艺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表达方式,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感知社会整体,凸显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和互动关系。
通过艺术的方式,人们可以超越现实的局限性,关注社会问题并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
总体性美学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实践。
卢卡契认为,艺术家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站在社会问题的一线,通过艺术作品来传递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思。
这也就是卢卡契所说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即通过批判现实来改变现实。
“社会学能做什么”是常常困扰社会学业内人士的一个问题。
看似简单的提问却时常使回答者不知从何说起,甚至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
那么,社会学究竟何以可为?或许,回答这一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应该予以考虑。
其一,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何时,因何而产生?其二,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事实,社会学是否能以及应该怎样予以反应和关怀?简言之,这实际是关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问题。
谈及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不可避免地涉及与现代性的关联。
一方面,现代性是社会学的“助产士”或“催生婆”,社会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科学,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社会[1](P35);另一方面,社会学的理论学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现代性的命运形影相随,它既随后者的发展而发展,又以其自身的思想力量给后者以精神动力。
社会学与现代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建构中走向发展与成熟。
在实践层面上,现代性的流动过程是现代社会的逐步生成过程。
如此一来,社会学所经由产生并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即成为社会学如何直面现代社会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社会学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社会学扮演如何建构现代社会的“建筑师”角色;另一方面,当现代社会的机体发生病变之时,“手术师”的任务便落在社会学的肩上。
概言之,在“现代社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面前,社会学承收稿日期:2006-01-12作者简介:刘少杰(1953-),男,安徽含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当代社会理论、经济社会学研究;王建民(1980-),男,黑龙江拜泉人,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学研究。
担建设与医治或建构与反思的双重任务,并且,反思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建构的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社会学理论都是社会建设理论,是对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思维抽象和思想凝结。
一、关于现代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现代性是随着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而滥觞于西方国家的,主要有三大历史事件促成了现代性的孕育和产生。
其一,文艺复兴以人性反抗神性,促成了人的思想解放,在挑战“天上之城”独占地位的过程中确立了“地上之城”存在的合法性;其二,近代科学的诞生刺激、满足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并促进了科学实验与技术发明的蓬勃发展;其三,启蒙运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掀起了一场遍及欧洲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并促进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现代性危机与美学传统的建构——略论卢卡契总体性美学的现代性反思在人们热中于谈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当下语境,谈论卢卡契似乎不合时宜。
如果有人称“卢卡契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伟大思想家之一”,那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这道出了一个基本的学术真像。
但要继续探讨卢卡契其实,则属多此一举。
其实,在当代西方美学家当中,深刻反思并坚定维护现代性价值的并不多见,最重要的是两位:一位是哈贝马斯,另一位就是卢卡契。
对于前者,国内外好评如潮,而对于后者,则多以为思想僵化、不合时宜。
本文拟从现代性视野来重新审视卢卡契的美学研究,认为,决不能将学界偏见那样将卢卡契其哲学美学和文论归结为十九世纪黑格尔美学话语与马克思美学话语的简单复述,而应视为二十世纪现代性反思思潮当中的重要一员。
卢卡契曾钟情狄尔泰、师从席美尔、受业于韦伯、聆教于李凯尔特,后者都是赫赫有名的现代性大师。
作为在现代性思潮盛行时期步入学术文化舞台的思想家。
尽管卢卡契没有直接加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但卢卡契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现代性问题。
卢卡契美学体现了二十世纪的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了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悉,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创见的克服危机的理论成果。
卢卡契的总体性美学体现了他对现代性价值的一以贯之的坚定维护。
在二十世纪初,非理性意志论处于鼎盛时期,他及时从新康德主义形式美学与黑格儿历史美学中吸取价值,提倡总体性的艺术观念;当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危机加剧的时期,他及时从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反拜物化理论当中吸取价值,提出总体性的历史主体及其阶级意识的革命理论;当二十世纪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出现颓废危机时,他及时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吸取价值,提出了总体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当二十世纪科学实证思维出现霸权危机时,他及时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现代其他人类学等理论成果中吸取价值,提出总体性的拟人化的美学理论,弘扬了艺术美学的人道主义精神。
现代性的建构与反思
一、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化研究
一部儿童文学史,不仅要有翔实的史料陈列,而且要有“见”与“识”,要有“一以贯之”的史观。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中所谓的儿童文学史的“识”与“论”即为作者的儿童文学史观:儿童文学史是什么?儿童文学什么?儿童是什么?这一切在儿童文
学现代性发轫之后,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三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依存关系?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串逻辑严密、互相关联的问题流。
为解决这些问题,使得这部儿童文学史论得以有效操作,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定位为“文化研究”。
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将整个社会文化视为一个巨大的“文本”,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蕴涵和文本所隐含的权力关系。
而关于文学现代性的反省与思考则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命题之一,作者敏锐地抓住文化研究这一独特而新颖的理论切入视角,将整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放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进行考察。
在“现代性”视域中,围绕着儿童文学审美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交锋这一线索,沿着晚清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的现代性发轫——五四时期文化冲突中的儿童想象——儿童文学的实践话语——民
族共同体话语中的儿童身份这一流脉进行梳理,作者在充分肯定“一部儿童文学史,从根本上说就是成年人(创作主体)“儿童观”演变的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之“儿童观”的演变历史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深度开掘。
同时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儿
童文学作家如何通过儿童文学的创作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及对儿
童的建构;儿童作为成人世界的文化他者身份;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如何左右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导致从晚清到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儿童身份由“小国民”、“小野蛮”到“小英雄”、“小主人”转变。
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儿童文学是建构儿童意义的成人的自觉书写,儿童文学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对“儿童”的立法来争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及未来时代的话语权。
二、立法者与他者
现代儿童的发现发轫于晚清民初,此时儿童由封建时代“父之子”身份实现了近代“未来之国民”的角色转换。
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主要出发点不是儿童本身的需要,而是文学需要儿童。
儿童的产生只是出于现代性刚刚展开时的必须。
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崭新的政治意义上的发现。
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批判,对儿童的发现也超越了对“未来之国民”的认识。
儿童由晚清“国为民纲”的从属关系转变为“儿童”,实现了儿童与成人的真正区分。
之后,作为“立法者”的儿童文学作家、教师、知识分子开始将“儿童需要文学”作为研究与创作的出发点。
这是儿童文学最美的童年时代,“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先驱者的促进与推动下开始确立。
到了三四十年代,革命和抗战的大潮将儿童文学这片“适宜儿童逍遥的花园”变成了战场。
儿童的身份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
尽管此时的儿童观由“社会本位”取代了“儿童本位”,作者独具慧眼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
三四十年代的儿童小说正是凭借其自主性的对政治和历史的介入,才获得了一种力量与尊严。
”但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个个人融入集体的时代,作为未成年人的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已不再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们关注的重点,因为那是一个被政治话语霸权所宰制的时代。
儿童从来不是一个超越历史性的存在,同样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认识也会带着当时的意识形态痕迹。
在现代性语境中,儿童文学和儿童是被知识分子/立法者所建构的。
而在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得不发生变化,作为现代性的逻辑上的延伸:在后现代话语情境中,知识分子成为阐释者,对于儿童的立法被解构之时,儿童的可教育性也被剥夺了。
在“现代性”视野中考察儿童文学与儿童的建构特征之后,作者立足于当下的话语情境,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与反思,指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特殊性,力图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的原貌。
三、动态、多维的叙事方式
对“现代性的发展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抒写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其过程中又包容着怎样丰富的文学现象”这一问题的考量,作者不局限于单一的文学尺度或历史尺度而作出简单的批判或肯定,,而是以典型的文学现象为主,充分肯定它们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史学价值,并努力挖掘其中的文学价值。
同时于大浪淘沙之中,钩沉那些被主流文学忽视的、不易为人发掘的儿童文
学作品,力图找出一种更具整合性的儿童文学史构建的话语模式。
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的另一优势就在于以一种多维的、网状的研究方式,建立各种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并对儿童文学史上种种对立的创作倾向进行协调,如政治性与文学性、成人本位与儿童本位、教育性与审美性、文学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等等。
在作者看来,那些偶然性的、依然具有五四时期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坚持儿童文学艺术的纯粹与审美特质的写作,亦即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在革命与抗战时期仍然存在着。
作者敏锐地发现,那些以政治话语为先锋的主流儿童文学作品和那些偶然性的显得“另类”的文学作品并行存在,其实正是自晚清儿童文学现代性发轫以来,几种不同的儿童观相互交锋、冲突的遗存与结果。
以往的文学史观点中,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变革、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几乎是亦步亦趋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导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儿童文学的分期与历史的分期等同的倾向。
因此,作者提出了以一种动态的、联系的叙事方式来阐释与评价那些原来已有定论的文本,讲述这些文本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话语模式的背景之下有着怎样的图景,并确定将儿童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作为现代儿童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划分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细小阶段,从而确定儿童文学史的分期。
例如作者留意到在晚清之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伴随着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的教育观念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接受过程。
这也为现代儿童文学挥之不去的教育情结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对这一点的
关注,得益于作者教育学跨学科研究背景。
与此同时,作者还力图调和儿童文学审美性和教育性的矛盾,并从教育学的角度指出,“并非教育就不能使儿童快乐。
”使得教育(政治)尺度、审美尺度在现代儿童文学史漫长的此起彼伏的力量消长中,获得了与当代儿童文学一致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儿童文学可以同时具有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的特征。
四、多样化建构与童年普遍性价值的追寻
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放置于现代性视域中进行考察,不仅实现了与整个大文学体系的话语融合,也实现了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全面接轨,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创见性的表达,最终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审美)属性、教育属性的阐释上升到文化诗学的高度,而儿童文学如何定义我们,如何定义儿童,如何定义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也是对“有限的建构与永无止境的确定性”的追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过程,为未来的儿童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多维观察角度,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还要继续面临多样化的建构,以及对童年普遍性价值的追寻。
作者简介:汪元元(1982-),女,江苏连云港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