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建构与反思
- 格式:doc
- 大小:25.00 KB
- 文档页数:5
现代性:厘清反思重构--对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考
万建兰
【期刊名称】《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4
【摘要】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焦点话题之一。
有关现代性概念的界定,纷繁复杂,涵盖了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不同领域有着独特的理论见解。
现代性作为一个叙事范式,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社会的解剖工具和解释范型。
20世纪西方理论学家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科学霸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工
具理性等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和反思,揭示出了现代性内在的局限性。
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既不能简单拒斥现代性,也不能消极地承受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负面效应,而应该借助后发优势,有效规避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建构一套适合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模式和发展道路。
【总页数】5页(P1-5)
【作者】万建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89
【相关文献】
1.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的启示 [J], 张恒
2.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J], 林爽
3.现代性问题图景下的理性结构历史演变--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J], 宋晓丹
4.现代性:规范、反思、建构--对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考 [J], 张琳
5.哲学的建构与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反思的哲学意义 [J], 杨国荣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浅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进行的一种理性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现代性建构的过程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不断地被不同的社会力量所塑造和影响。
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中国古代是一种强烈的礼教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并且影响十分深远。
传统的礼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在守旧传统和新思想的交缠之中,不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模式。
本着一种独特的思想观念,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倡导自主创新,开放思想的发展方向,达到现代性建构的最终目的。
西方现代性的传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于西方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在受到现代性思想的冲击时,并没有理性地回应。
因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出现了一种混乱状态。
人们的理性思考和行动给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现代性观念的批判随着中国现代性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现代性的观念和想法也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反思。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理论家和学者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探讨。
如陈独秀提出了新文化运动,鲁迅提出了思想独立、反对封建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导向,胡适提倡了西方文化及现代思想的传播,李大钊为中国被外部侵略扩张所动摇的文化体系提供了倡导和指导。
现代性建构的挑战尽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进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个过程仍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挑战包括,如何在传统文化与新思想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如何在推行自主创新的同时保持适度开放,使国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如何在关注现代性问题的同时保持对道德、文化和伦理的重视。
结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在历经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之后,现已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中,中国人民将继续探索和发展现代性建构的道路,并把之运用于中国各个方面的发展中。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独立思考和传统文化的结合等都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键因素。
浅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摘要:通过解析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展现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两个层面的重要性,试图从中借鉴某些合理因素;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并给出建议,希望最大程度地推进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批判;构建一、马克思的现代性观念中国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现代性问题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学界明确提出来。
但何为现代性,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现代性是对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反思。
这诚如吉登斯所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
”[1]吉登斯在考察现代社会现代性状况及批判地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制度的四纬度理论,即认为现代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四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对现代性问题作了分析。
或许利奥塔更早更准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2]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过现代性概念,但他关于资本主义历史文明的反思,可以说是具体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
仅就现代化之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是现代性的维护者或批判者,因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历史文明既给以肯定、又予以否定。
这一思想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
这里做一简要概述,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对历史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时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从而形成“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但同时,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问题一直都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个从西方引入的主题,从新文学一开始就被放在了重要的地位。
到了新时期,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它在现代文学甚至是当代文学中中的重要作用。
1.对于现代性本身的研究在汪晖的《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这篇论文中,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一个梳理。
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内容繁复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这种意识的产生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的过程,即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有着内在的联系。
现代的概念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新”敞开的时代。
在衣俊卿的《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的问题。
文章具体地分析的现代性的基本的图式和机理,对现代性进行了一个多维的整合。
文中认为现代性所标志的理性文化模式,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
作者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和制度性的维度两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性的构成。
在精神维度上主要指个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
在现代性的制度维度包括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
从而得出了结论:在中国的境遇中,现代性的本质上“不在场”或者尚未生成。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
通过对现代性本身的分析,和与前现代和后现代性的比较中,得出了现代性的深刻的反思性和内在的超越性的特点。
在郑莉的《现代性论争的缘起、困境及出路》中对现代性的论争做了基本的陈述。
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导致关于它的论争不断。
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性是具有不同源流:在法国,现代性通常是在波德莱尔和尼采意义上来理解的美学现代性;而在德国,现代性则是以启蒙运动为发端的。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论争,作者认为其归宿点和落脚点应该在如何时间现代性上,即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偶然性、矛盾性和不安全性,人类将如何进行一种现实的抉择。
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发展思考作者:张旭婧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5年第27期摘要:现代性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现代性的生成开启了世界历史性进程,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由于其过度强调个人利益得失,导致社会片面发展。
现代性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善于发挥制度优势和后优势,必须在吸取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与教训,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的发展。
文章主要从我国的角度谈论现代性建构的方式。
关键词: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迅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
现代性在生成过程中要加紧步伐,铸造现代化建设、现代性建构。
但是在社会发展中也不能一味的片面强调现代性,对于西方现代性消极影响应该摒弃,我们应该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成过程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取其精华,去其槽粕。
我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实现西方国家现代性构建之路的扬弃与超越,构建更加合理的现代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一、现代性概括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产物,它与资本化密切相关。
它是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向现代化变迁的一个复杂过程,是在近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
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它是指启蒙时代依赖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作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形势。
现代性推动社会发展,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和法制关观念,有利于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
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性呢?目前理论界仍然没有统一的概念,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而言的话题,它大体上是指在西方现代化进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与传统社会发展有着本质区别的一种发展形式,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和趋势。
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就是现代性。
总之,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社会趋势,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意识象征,而且它在经济社会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和社会组织。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性是对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一种总称,它首先发生在欧洲国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展至其他国家,进而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形式,他们认为现代性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考虑。
“现代性反思”与“个人主体性”的建构作者:袁杭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20期摘要:鲁迅作为中国启蒙先觉者,一方面进行“国民性批判”,另一方面又因其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反对庸众,反思启蒙知识分子与民众、革命的关系,表现出具有辩证思维特质的决战精神和主体性建构的复杂过程。
但现代性的启蒙并没有终结,而且一直在持续,对现代性的反思、“个人主体性”的建构、新媒体下文学启蒙的发展依然在行进。
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必将遇到文学上现代性的困境,而此时继承与发展鲁迅的启蒙模式便有了契机,解决文学的现代性困境也会有了相应出路。
关键词:鲁迅;启蒙;反思;现代性;个人主体性一、“个人主体性”与反思启蒙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们都是把作为“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为核心而进行启蒙的。
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者,把“理性主義”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理性原则主宰(1)。
笔者认为,他的“自我审视”以及“国民性批判”,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国民,鲁迅自觉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并且他的“国民性批判”和“人的文学”以“个人主义”来阐释的。
鲁迅虽是启蒙先觉者的代表人物,但其辩证否定的思维模式,对于启蒙、启蒙者以及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启蒙者与民众的关系等,都保持着个人主义者的清醒和自觉。
这种“启蒙”导致的追逐西方“现代性”与陷入“现代性”囹圄的悖论,是中国社会百年的文化症候。
本文认为,从启蒙者与“反抗绝望”的革命者,鲁迅之思想复杂性上,借鉴具有辩证思维特质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反思等方面,都为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二、现代性困境下对鲁迅启蒙模式继承与发展的契机现代性发源于文艺复兴,它最先以感性自然反抗宗教禁欲主义,释放了人的感性欲望,这在那个愚昧的时代是十分现代的。
启蒙反思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李翔海在一定意义上, 启蒙反思 在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而之所以如此,又是与人们对于 现代性 的批判性反思紧密相联的。
就中文字面意思而言, 启蒙 就是 去除蒙昧 ,即脱离懵憧无知的状态。
而这一意涵也恰恰与作为现代西方之重要历史事件的 启蒙运动 相适切。
正如康德所指出的, 启蒙 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
要达到这一目标,理性精神的挺立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进而言之,正是 理性精神的突显 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内容。
尽管迄今为止对于 何谓现代性 的问题学界有着见仁见智的多种回答,但对于 理性精神 在现代性之中的核心地位,则可以说有着相当广泛的共识。
在西方文化 走出中世纪 的过程中,正是由于理性精神的挺立,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的基本存在形态。
在终极关怀层面,它强调要摆脱中世纪以来神对人的笼罩而让人自我做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从过去人是自然的奴隶、把自然看作有魅力的神秘对象,转向把自然看作完全是机械的物体,因而使得人成为具有主宰自然、统治自然之能力的 主人 。
在人与人之间,它要改变过去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状况,不仅使社会的公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力,而且有能力自主地行使这些权力,因而可以自我做主,从而最终成就了民主的社会架构。
由此,启蒙精神对于西方的现代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从一个侧面集中体现了现代西方的内在精神。
然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尽管早期的西方启蒙思想家曾经满怀希望地把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看作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但是,正如马克斯 韦伯所指出的,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却又恰恰是工具理性 杀死 了价值理性而呈独大之势。
由此,正如世界现代历史所已经表明的,在西方文化精神主导下的 现代化 成为一柄不折不扣的 双刃剑 ,它在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问题乃至危机。
随着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推进,人类固然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但资源衰竭、环境污染、生态的破坏、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至人生意义的迷失等也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问题与危机,严重地威胁到当代人类的发展乃至生存。
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概念,指的是自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时期以及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随着现代科学、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性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力量。
然而,尽管现代性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引发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一、现代性的价值与限制现代性以理性、自由和平等为核心价值,注重个体权利和民主原则,激发了个人解放和创造力。
然而,现代社会的权力集中、社会不平等、个人自由受限等问题也不可忽视。
现代性注重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但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
现代性以发展为主导,但也带来了社会割裂、人际关系疏离等问题。
反思现代性,就是要探讨其价值与限制的辩证关系。
二、现代性的失序与危机现代性强调个人权利,但也带来了自私自利和以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倾向。
以物质追求为导向的现代性,造成了文化的浅薄化与物化化。
现代性强调理性与科学,但理性的过度应用和科学的技术化导向,使得人们忽视情感、信仰和灵性的重要性,导致精神空虚与意义缺失。
现代性的效率追求和竞争原则,带来了紧张、焦虑和压力,使得人们难以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三、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视角在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流派和思潮,如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
这些视角试图揭示现代性的局限性、失衡性和过度的机械性。
存在主义强调个体责任与自由选择,指出了现代性忽视重要的主观存在层面。
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性的大敍事和大理论,强调个体差异与多重真理。
批判理论揭示了现代性的社会结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符号系统问题。
四、重构与超越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现代性,并不是要抛弃现代性的所有成果和价值,而是要通过重构和超越来实现调和和整合。
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应当强调文化多样性和个体差异性,承认其他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应当注重情感、信仰和灵性,重视人的主观体验和精神需求。
现代性的建构与反思
一、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化研究
一部儿童文学史,不仅要有翔实的史料陈列,而且要有“见”与“识”,要有“一以贯之”的史观。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中所谓的儿童文学史的“识”与“论”即为作者的儿童文学史观:儿童文学史是什么?儿童文学什么?儿童是什么?这一切在儿童文
学现代性发轫之后,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三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依存关系?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串逻辑严密、互相关联的问题流。
为解决这些问题,使得这部儿童文学史论得以有效操作,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定位为“文化研究”。
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将整个社会文化视为一个巨大的“文本”,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蕴涵和文本所隐含的权力关系。
而关于文学现代性的反省与思考则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命题之一,作者敏锐地抓住文化研究这一独特而新颖的理论切入视角,将整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放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进行考察。
在“现代性”视域中,围绕着儿童文学审美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交锋这一线索,沿着晚清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的现代性发轫——五四时期文化冲突中的儿童想象——儿童文学的实践话语——民
族共同体话语中的儿童身份这一流脉进行梳理,作者在充分肯定“一部儿童文学史,从根本上说就是成年人(创作主体)“儿童观”演变的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之“儿童观”的演变历史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深度开掘。
同时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儿
童文学作家如何通过儿童文学的创作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及对儿
童的建构;儿童作为成人世界的文化他者身份;政治话语的霸权地位如何左右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导致从晚清到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儿童身份由“小国民”、“小野蛮”到“小英雄”、“小主人”转变。
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儿童文学是建构儿童意义的成人的自觉书写,儿童文学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对“儿童”的立法来争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及未来时代的话语权。
二、立法者与他者
现代儿童的发现发轫于晚清民初,此时儿童由封建时代“父之子”身份实现了近代“未来之国民”的角色转换。
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主要出发点不是儿童本身的需要,而是文学需要儿童。
儿童的产生只是出于现代性刚刚展开时的必须。
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崭新的政治意义上的发现。
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批判,对儿童的发现也超越了对“未来之国民”的认识。
儿童由晚清“国为民纲”的从属关系转变为“儿童”,实现了儿童与成人的真正区分。
之后,作为“立法者”的儿童文学作家、教师、知识分子开始将“儿童需要文学”作为研究与创作的出发点。
这是儿童文学最美的童年时代,“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先驱者的促进与推动下开始确立。
到了三四十年代,革命和抗战的大潮将儿童文学这片“适宜儿童逍遥的花园”变成了战场。
儿童的身份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
尽管此时的儿童观由“社会本位”取代了“儿童本位”,作者独具慧眼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
三四十年代的儿童小说正是凭借其自主性的对政治和历史的介入,才获得了一种力量与尊严。
”但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那个个人融入集体的时代,作为未成年人的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已不再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们关注的重点,因为那是一个被政治话语霸权所宰制的时代。
儿童从来不是一个超越历史性的存在,同样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认识也会带着当时的意识形态痕迹。
在现代性语境中,儿童文学和儿童是被知识分子/立法者所建构的。
而在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得不发生变化,作为现代性的逻辑上的延伸:在后现代话语情境中,知识分子成为阐释者,对于儿童的立法被解构之时,儿童的可教育性也被剥夺了。
在“现代性”视野中考察儿童文学与儿童的建构特征之后,作者立足于当下的话语情境,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与反思,指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特殊性,力图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的原貌。
三、动态、多维的叙事方式
对“现代性的发展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抒写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其过程中又包容着怎样丰富的文学现象”这一问题的考量,作者不局限于单一的文学尺度或历史尺度而作出简单的批判或肯定,,而是以典型的文学现象为主,充分肯定它们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史学价值,并努力挖掘其中的文学价值。
同时于大浪淘沙之中,钩沉那些被主流文学忽视的、不易为人发掘的儿童文
学作品,力图找出一种更具整合性的儿童文学史构建的话语模式。
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的另一优势就在于以一种多维的、网状的研究方式,建立各种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并对儿童文学史上种种对立的创作倾向进行协调,如政治性与文学性、成人本位与儿童本位、教育性与审美性、文学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等等。
在作者看来,那些偶然性的、依然具有五四时期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坚持儿童文学艺术的纯粹与审美特质的写作,亦即坚持儿童本位的写作,在革命与抗战时期仍然存在着。
作者敏锐地发现,那些以政治话语为先锋的主流儿童文学作品和那些偶然性的显得“另类”的文学作品并行存在,其实正是自晚清儿童文学现代性发轫以来,几种不同的儿童观相互交锋、冲突的遗存与结果。
以往的文学史观点中,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与政治变革、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几乎是亦步亦趋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导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儿童文学的分期与历史的分期等同的倾向。
因此,作者提出了以一种动态的、联系的叙事方式来阐释与评价那些原来已有定论的文本,讲述这些文本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话语模式的背景之下有着怎样的图景,并确定将儿童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作为现代儿童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划分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细小阶段,从而确定儿童文学史的分期。
例如作者留意到在晚清之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伴随着从荒野文化到园艺文化的教育观念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接受过程。
这也为现代儿童文学挥之不去的教育情结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对这一点的
关注,得益于作者教育学跨学科研究背景。
与此同时,作者还力图调和儿童文学审美性和教育性的矛盾,并从教育学的角度指出,“并非教育就不能使儿童快乐。
”使得教育(政治)尺度、审美尺度在现代儿童文学史漫长的此起彼伏的力量消长中,获得了与当代儿童文学一致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儿童文学可以同时具有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的特征。
四、多样化建构与童年普遍性价值的追寻
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放置于现代性视域中进行考察,不仅实现了与整个大文学体系的话语融合,也实现了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全面接轨,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创见性的表达,最终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审美)属性、教育属性的阐释上升到文化诗学的高度,而儿童文学如何定义我们,如何定义儿童,如何定义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也是对“有限的建构与永无止境的确定性”的追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过程,为未来的儿童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多维观察角度,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还要继续面临多样化的建构,以及对童年普遍性价值的追寻。
作者简介:汪元元(1982-),女,江苏连云港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