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比较研究30年

逻辑比较研究30年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经历了继承发展、反思和总结三个阶段,在研究内容、方法、工具和结果等方面具有突出特点。

它经历了从注重求同到求同求异并重的研究过程,经历了从主要以传统逻辑为参照到以语言逻辑、数理逻辑等多种现代逻辑思想为参照的研究过程,经历了对原典资料的挖掘整理及初步比较到对比较逻辑学元理论研究的过程,使中国逻辑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内容经过肯定、否定、再肯定层层深入的研究更加清楚、纯化。

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一方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良好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比较研究中,其内容和元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注重选择恰当的参照系,以促进比较逻辑学的建立和中国逻辑的深入发展。

标签:墨家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传统逻辑;现代逻辑;比较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逻辑比较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逻辑的研究历程和状况。

如今,现代逻辑科学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诸如时态逻辑、直觉主义逻辑、模糊逻辑、多值逻辑和语言逻辑等分支学科,因而也出现了不同类型逻辑之间的比较研究,如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比较研究等。

本文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历程、特点和研究方向,以期用发展的观念对30年来逻辑比较研究进行动态、整体的概述,从而进一步把握逻辑学本质,以期对促进中国逻辑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逻辑比较研究经历了继承发展、反思和总结三个发展阶段。

(一)继承发展阶段(1979年至1990年)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西方逻辑学传人中国并逐渐被国人接受,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便得以起步。

1979年以前,逻辑比较研究主要是对先秦诸子学说整理、校勘并在此基础上以传统逻辑为工具进行初步的比较。

1979年至1990年,逻辑比较研究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沿着前人的研究方向,继续对古代资料进行整理、校勘,挖掘其中的逻辑思想,并以传统逻辑为构架进行具体及总体的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比较研究的专著,如杨百顺的《比较逻辑史》(1989年)从纵横两个方面及与其他学科比较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中西印三大逻辑的发展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进行逻辑比较研究的专著。

此时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工具对中国古代逻辑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如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1979年),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1979年),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1980年),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1983年),周云之和刘培育的《先秦逻辑史》(1984年),孙中原的《中国逻辑史》(先秦)(1987年),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五卷本)(1989年)等。

这些著作大多是以概念、判断、推理、证明和谬误理论等传统逻辑理论为构架,其内容涉及传统逻辑的各个方面以及中国逻辑的研究对象、性质、目的、意义及成因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二)反思阶段(1991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是对百年来逻辑比较研究的反思阶段。

反思是必要的,有反思就有发展、有创新。

由于传统逻辑的普及和现代逻辑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重新审视百年来的逻辑比较研究,他们不满足于传统逻辑的工具和水平,而运用新方法和新视角进行比较研究,挖掘中国逻辑的现代文化价值。

这一反思既涉及逻辑比较研究的具体内容,也涉及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这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如彭漪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91年),曾祥云的《中国近代比较逻辑思想研究》(1992年),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1997年),陈宗明的《中国语用学思想》(1997年),张斌峰的《近代“墨辩”复兴之路》(1999年),林铭均、曾祥云的《名辩学新探》(2000年),王克喜的《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逻辑》(2000年)等。

这些著作不仅突破了传统逻辑的框架,而且对百年来逻辑比较研究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个别著作和论文突出强调了其不足之处,甚至否定百年来逻辑比较研究的结果即中国逻辑的存在,引起了学术界对中西逻辑比较研究和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对象、性质、内容、范围、任务和目的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下一步全面总结奠定了基础。

(三)总结阶段(2003年至2009年)2003年以来,学者们在前一阶段大讨论基础上对中国逻辑的研究对象、性质、目的、意义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

研究者一致认为百年来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使中国逻辑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得到深入研究,而且进一步確立了中国逻辑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逻辑是与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并列的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

这一时期同样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如崔清田的《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2004年),杨武金的《墨经逻辑研究》(2004年),孙中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2006年),张轻的《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2007年),曾昭式的《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2009年)等。

它们对百年来的逻辑比较及中国逻辑研究在前一阶段深入研究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总结,不仅肯定了比较研究的结果即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而且肯定了比较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国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二、主要成就和特点(一)在研究内容上,逻辑比较研究经历了从注重求同到求同求异并重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逻辑比较研究中,学者们较多地注重寻找中西逻辑相同之处,如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章士钊等学者企图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挖掘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相似的逻辑思想。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比较研究主要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沿着近代学者研究的基本方向,延续、深化其研究方法和内容,仍然注重探求中西逻辑的相似之处,如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名”、“辞”、“说”、“辩”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并且还有与西方逻辑同一律和矛盾律相似的思想,从而阐明人类思想的普遍性,说明中国与古希腊、古印度一样是世界三大逻辑的发源地之一。

这时比较研究的成果一方面体现在一些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个别专著中,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多数中国逻辑史专著的结构都是以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形式编排的。

这种比较研究在求同中确定中国逻辑的地位、性质和作用。

与近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注意到了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注重对原著义理的挖掘和阐释,因而更客观、更忠实于原著。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名”、“辞”、“说”、“辩”是否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中国古代的名辩学是否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墨家逻辑除具有一般逻辑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又是什么等问题。

在研究中国逻辑时,他们除研究与西方逻辑一致的普遍性,还注重结合中国逻辑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汉语语言特点等研究其特殊性;既注重在历史文献中挖掘、整理出中西逻辑的共同点,又注重比较探求它们各自特征;既研究其共性,又研究其个性,求同求异并重。

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是“中国、印度、希腊‘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是同和异的对立统一”,“中外逻辑的相同点是,都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共同形式和规律,其不同点是,这种反映各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哲学、科学背景和不同的深、广度”。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性质、内容、任务、目的,正确地分析了中西逻辑的同和异。

(二)在研究工具上,逻辑比较研究经历了从以传统逻辑为参照到以语言逻辑、数理逻辑等多种现代逻辑思想为参照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传统逻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传播和普及,使研究者能够准确地以传统形式逻辑为工具进行比较研究,他们或者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理论体系来构设墨家逻辑理论框架,或者从历史发展与各个环节的结合上,描述世界逻辑的发展过程。

这一时期,无论是总体研究还是具体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总体研究上,对中西逻辑产生的条件、性质和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具体研究上,对归纳推理、类比推理、谬误理论、证明理论等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

如在归纳理论方面,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涉及了传统归纳的多种形式,包括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完全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等;而墨家的归纳法则是复合型,既有演绎性质,又有类比的性质。

张盛彬认为人类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是相通的,类比推理是贯通世界古代三大逻辑的钥匙,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推理“是一种论证和说服方法,实际上是归纳和演绎连用的省略式”;而墨家逻辑的类比推理比亚里士多德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类推是其主要推理形式,并具有演绎性质。

在证明理论方面,学者们认为墨家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都是在论辩中产生和发展的,都是关于证明的理论;但亚里士多德在证明中所用的三段论式,形式化程度较高,而墨家逻辑几乎没有形式化的倾向。

墨家和亚里士多德都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谬误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预防措施等,都把违反矛盾律所犯的错误作为谬误理论的基础;但理论深度及系统化程度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谬误理论更系统更深刻。

随着现代逻辑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现代逻辑在国内的普及,人们普遍认为比较研究仅仅停留在传统逻辑的方法和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并开始尝试以现代逻辑思想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一些现代逻辑的专家学者参与到中国逻辑研究和逻辑比较研究的队伍中来,他们用现代逻辑的思想和方法,阐释中国古代逻辑,构设出墨家逻辑系统,证明墨家逻辑符合现代逻辑思想。

首先沈有鼎用现代逻辑思想重新阐释墨辩,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张清宇提出了名辞逻辑系统MZ,名和辞是我国古代逻辑中两个重要的范畴,他认为用这一系统能够清楚地揭示出我国名辞学说所可能达到的形式化高度,同时还指出了其欠缺的地方,并用这一系统具体分析了墨家逻辑的重要推理形式——侔式推论。

通过分析,他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墨家逻辑是互补的,“前者是较难发展的完善,后者则是有待发展的不完善。

要想发展完善的名辞逻辑理论,取墨辩为出发点比取三段论要更好一点”[3]。

蔡伯铭以现代语言逻辑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重点是古汉语语义学”。

这些研究进一步确认了墨辩的逻辑性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逻辑的深入发展。

(三)在研究方法上,逻辑比较研究经历了从对原典资料中零散逻辑思想的初步比较,到对比较逻辑学元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主要是按照西方传统逻辑的有关理论,在古代原典资料中挖掘相关逻辑思想并进行比较研究,如谬误理论、归纳推理、类比推理、证明理论等。

到90年代,由于比较研究的全面、深入,研究者开始注重逻辑比较方法本身的研究,即逻辑比较的元理论研究,从而使逻辑比较研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初步形成了一门新的逻辑学分支学科即比较逻辑学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