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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读后感费孝通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的著作以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和精湛的写作技巧而闻名。
在阅读费孝通的著作后，我深受启发，对于他的思想和见解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以下是我对费孝通读后感的分享。
费孝通的著作涉及诸多领域，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这让我对他的全面知识和广博背景感到钦佩。
他在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在他的著作中，费孝通关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农村和城市的矛盾与冲突。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所驱动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农村资源匮乏、城镇化导致的居住成本上涨和社会差距的加大等。
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智慧。
费孝通的理论观点独特而深刻，尤其是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入研究。
他认为中国农村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他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农民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更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和权益，他提出了“农民问题”的概念，并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
他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
在费孝通的著作中，他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同样令人赞叹。
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方式重新解读了中国古代历史，探讨了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原因。
他强调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认为制度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他的研究展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深厚的学术造诣。
费孝通的著作还包含了许多对经济学的探讨，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他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他认为中国经济必须从以重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这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解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阅读费孝通的著作后，我对他的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度了解感到敬佩。
费孝通的“模式”思想综述叶春雷一、引言90年代中期以来，与浙江等省相比，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与竞争能力逐渐减弱，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一度踯躅不前。
为扭转这一局面，苏南进行了以“所有制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通过改革，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现实的发展也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苏南模式是已经历史终结，还是在创新演进？”（顾松年，2001）倾向于认为“苏南模式”已经历史终结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苏南模式”虽然有着辉煌的成就，但当前的现实是作为这一辉煌载体的苏南集体乡镇企业自身机制退化，因此，苏南乡镇企业要重新走向辉煌，就必须彻底改革原有机制，与传统的“苏南模式”告别。
倾向于认为“苏南模式”正在进行创新演进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虽然“苏南模式”目前面临着种种问题的确需要加以改革，但其历史功绩不容否认，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前瞻地审视苏南模式”，认为“苏南模式”会随着实践的演进而发展创新。
分析以上两种倾向，总的评价是“各执一端、异中有同”。
所谓“各执一端”，主要是体现在如何对待“苏南模式”的问题上；所谓“异中有同”，是指两种倾向都是以苏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出发点，而且对过去20年苏南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基本上是肯定的，对苏南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也是比较一致的。
因此，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经验问题，而要害就在于“如何认识‘苏南模式’与苏南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苏南模式”这一概念已经提出18年了，与此相关的研究论文与专著数以千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反思、再思考“苏南模式”的文字也比比皆是，但真正反思“‘苏南模式’研究”的却不多见。
这导致了不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零距离”状态，从而也导致了“苏南模式”研究的一系列误区：“一是苏南模式研究的理性高度不够，较多地把苏南模式庸俗化地看作‘苏南经验’；二是往往把苏南模式研究简单化地等同于苏南乡镇企业的研究，而不是从农村以至区域经济运行过程全貌的层面上去观察和把握；三是用静止的观点看待苏南模式，把在新旧体制双轨并存阶段形成的过渡型的苏南模式某些特征加以理想化和凝固化。
费孝通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汉学家、文化史学家，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费孝通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这一认识论在我国社会学、历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认识论的理解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费孝通的认识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费孝通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严重的“自在”思想，这种思想造成了我国人在认识世界、个人自由等方面的局限和被动。
他指出，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与自然的融合，追求心灵的宁静和平和，但由于这种追求过于片面，导致了我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费孝通认为，这种“自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必须加以批判和反思。
二、费孝通的认识论是对我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总结费孝通在长期的我国社会研究中，深刻地观察和总结了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
他指出，我国人在观念上过于“自在”，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主动认知和解释，这导致了我国社会的僵化和落后。
费孝通对我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展现了我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
费孝通的认识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总结，更是对我国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和揭示。
三、费孝通的认识论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和创新费孝通提出的“自觉”观念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和创新。
他认为，我国人应当超越“自在”，实现自我觉醒和自主认知，培养对外部世界的主动探索和理解能力。
费孝通提出了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路径，强调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并寻求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费孝通的认识论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是为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野。
四、费孝通的认识论是对全人类价值的探索和表达费孝通的认识论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反思，更是对全人类价值的探索和表达。
他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强调了人类普遍的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观念，为当代世界的民族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研究一、本文概述《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索并解析费孝通先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影响。
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界的杰出代表，他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对中国家庭结构、功能和变迁的细致刻画，更在于他提出的家庭社会学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这些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学界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费孝通先生的生平及学术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以展现其家庭社会学思想的形成背景。
随后，文章将详细阐述费孝通先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包括他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以及家庭变迁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分析，本文将揭示费孝通先生家庭社会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和理论特色。
本文还将探讨费孝通先生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影响和贡献。
通过对比其他社会学家的理论，本文将展示费孝通先生理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并阐述其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推动和启发。
本文将对费孝通先生的家庭社会学思想进行总结和评价，以期对中国家庭社会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本文也希望通过对费孝通先生思想的深入研究，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二、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的形成背景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深深根植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以及个人经历之中。
从时代背景来看，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变革之中，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同样面临着转型与重构的压力。
这种社会变迁为费孝通提供了研究家庭社会学的现实土壤。
学术环境对费孝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逐渐发展，各种社会学理论与思想在中国传播、碰撞。
费孝通在接触并深入研究这些理论后，开始思考如何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社会学思想。
个人经历也是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费孝通自幼在家庭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对家庭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特的理解。
关于费孝通《生育制度》的批判——基于意义、事实与功能的三重视角高笑霜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简介：本文首先讨论了费孝通《生育制度》1的价值，提出《生育制度》以社会本位即社会稳定和延续作为出发点，把生育的意义本质定位于满足社会需求的手段，即为了生育的人，并基于此追求生育理论的普适性，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观察了一系列生育事实，进行了功能论的精彩分析。
但由于对人性和社会之本质的思考存在不足，把生育当作了违背人性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工具性手段，导致《生育制度》对生育事实的观察与解释中，一方面存在对有关生育事实的忽略，一方面也存在对事实观察扭曲的情况，其背后隐藏的是对各种生育事实的功能论解释中的逻辑的矛盾和冲突。
与《生育制度》以社会本位作为出发点相反，本文以人性本位即人的无限性需求本质为出发点，把生育定位于满足人的无限性需求的意义本质上进行思考，即为了人的生育，并力图展示由此出发的生育制度研究，不仅能够坚持《生育制度》在理论普适性方面的努力，而且能够更为全面和逻辑的考察各类生育事实，同时还突出的体现在对于当前实际生育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也具有现实力量。
主题词：人性社会性生育婚姻家庭继承中国计划生育一、导语：社会本位的困境费孝通是觉悟到了《生育制度》中存在社会本位的困境的。
费孝通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生育制度》，早在初版时就被潘光旦先生做了精辟的评价：于好处，“条理的畅达轩豁，剖析的鞭辟入里，万变而不离功能论的立场，章法井然，一气贯串……”；于不好处，恐怕“可能是表面上很完整、内部也很玲珑精致的一大个归根是演绎逻辑的结构，而和现象的比较通体的解释或洞彻的认识大不相干。
”2费孝通先生在当时就了解潘先生对他的《生育制度》的评价：“固然不失一家之言，但忽视了生物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所以偏而不全，未能允执其中”3。
可是能让费先生认真对待这件事的，大概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这种确实能给人的灵魂以深刻冲击的事件，那时候开始，费先生不仅“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
费孝通读后感费孝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的著作《费孝通传世经典》堪称一部经典之作。
这部著作主要涵盖了费孝通先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著述，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现状，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受启发，对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思考。
他深刻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只是一方面的变革，社会转型同样重要。
他指出，必须注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他的观点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在我以前的认知中，经济的发展一直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目标，然而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却让我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在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中，他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农村问题。
他指出，农村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短板，必须着力解决。
他对农村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等。
这些观点对于我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农村问题一直被各方面所忽视，而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却让我认识到，农村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除此之外，费孝通先生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进行了一系列论述。
他认为，中国必须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简单套用外来的理论和模式。
他强调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主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这些观点对我而言，也是非常有启发意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必须坚守自己的独特性，不盲目追求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综上所述，费孝通先生的著作《费孝通传世经典》是一部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著作。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受启发，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和思考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启示，让我意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特殊性。
浅谈费孝通功能论思想的转变
读《师承补课治学》有感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生育制度》中展现出两种完全相反的功能论视角——前者论述各种社会文化制度满足人的需求，而后者则强调生育制度限制人的需求，这正好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两种相反视角。
通过《师承补课治学》这本书讲述的作者的学术生涯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为什么费孝通摇摆于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两派之间。
在此，有必要讨论人类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费孝通在《师承补课治学》中做了阐述。
它比社会学也许更是模糊。
人类学，研究人类之学也。
望文生义，凡是和人有关的全可包纳在内。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上自几十万年前的人猿化石，下到民间传说、风俗习惯，都可以在人类学教科书中找到他们的地位。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的人类学中专门研究殖民地上土著生活的一部分称作社会人类学的（欧洲大陆称“民族学”），特别发展了起来。
燕京社会学系所提倡的人类学也只是指这一部分而言。
这一部分所谓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发展也适应形势的需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分别占据殖民地，对殖民地上的人民璀璨掠夺无所不用其极。
殖民地分割完毕，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大战。
战后有一个新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要在它已占领的地区开发资源供他们掠夺，必须利用土著的劳动；一是殖民地人民开始更有组织的反抗，是帝国主义者想直接单靠屋里来通知遇到了困难。
如果长期维持着战争状态，不但军费好大而且不便于进行剥削，这个算盘是打不起来的。
因此，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大英帝国带头搞起所谓的间接统治来了，就是利用当地的部落上层，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吸收当地劳动，开发当地资源。
要实行这个殖民政策，不仅需要做资源调查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而且需要懂得当地语言能对当地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后者就是所谓人类学者。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人类学者在殖民部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下，对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开展了广泛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
在这项工作里冒出了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
他们搞出一套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还有一套所谓“理论”，这套理论主要是指导他们怎样去调查一个土著部落的一些经验。
他们的理论比美国从社会服务里学来的“社会调查”深入的多。
原因是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着重在数量的统计，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言自喻的，但一应用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数量统计不易正确，而且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这类调查显得支离破碎，不能说明问题。
人类学调查着重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的解剖，用到中国来似乎更合适一些。
为了和“社会调查”做出区别，后者称其为“社区研究”。
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前期认同的是马林诺斯基的范式，《生育制度》使用的是费孝通中期所认同的社会人类学范式，这是功能论学派中一个与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相反的流派。
费孝通留学英国，到伦敦后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见到了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徒弟——弗斯博士。
费孝通向弗斯提起了自己在瑶山和其他农村地区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这引起了弗斯博士的兴趣。
后来经过几次谈话，弗斯博士替费孝通把论文题目肯定了下来，写《中国农民的生活》。
这就有了后来费孝通在江苏开弦弓村（江村）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和轰动人类学界的那本《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视文化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手段的功能论思想的代表作。
接下来再来谈谈费孝通《生育制度》所使用范式的由来。
1933年暑假前，吴文藻带费孝通去清华大学拜见史禄国教授。
史禄国当时在清华大学教人类学。
吴文藻意在培养一批掌握派克社会学方法（亲身参与调查法）的人来进行社会学的中国化（即“认识中国，改造中国”）。
有关史禄国的人类学和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的差别，费孝通也在《师承补课治学》做了系统的论述。
马林诺斯基也把文化视为人类为了满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他没有走到生物基础里面去，而满足以生物基础的“食色性也”为他研究社会文化的出发点，去说明各种
社会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就是如何在满足生物需要上起作用。
史禄国的生物学训练似乎比较深入些。
他把人类学的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
他更把人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看做是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尽管人类比前阶段的生物种类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基层还是生物的机制。
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论中说：“在这些单位（Ethnos）里进行着文化适应的过程，遗传的因素在其中传承和改变，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生物适应过程即在这单位中进行的。
”史禄国把体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基础训练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他所讲的体质人类学绝不仅限于体形学（人体测量学），而要深入到生理现象，从人体形态的类型发掘其生理上的差异，一直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的区别。
史禄国把人类作为自然界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
史禄国的理论重视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体，将其视为一个更宏大过程的一个阶段，即人类是处于社会有机整体之下的载体，是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微小的载体，其上是社会文化，然后再其上是宇宙演化的过程。
也许在后人类阶段还会出现后人类的物体来作为宇宙演化的载体，这就可能是宇宙演化的新阶段。
这与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就完全相反了。
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论是将人类生物个体置于社会文化现象之上的，认为文化只是用来满足人类基本生物需要的手段，人类可以根据其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制定或改变文化制度。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用的就是马林诺斯基的这种人类学范式。
而费孝通之后的一部作品《生育制度》就已经使用了史禄国的人类学视角。
我们知道了，费孝通的功能论思想分为两种，划分依据就是每种范式对人类生物个体与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的观点。
费孝通中前期认同马林诺斯基的范式，而中期认同史禄国范式，后期则选择了潘光旦的新人文观。
其实新人文观部分地回归了马林诺斯基的观点，只是又从辩证法的方法论出发，强调了社会文化制度和人类生物个体的辩证关系。
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功能论视角经历了从强调人类生物个体到强调社会文化制度最后到发现并承认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总”过程。
《师承补课治学》显示费孝通先后师从马林诺斯基、史禄国和潘光旦，这部分地解释了费孝通功能论思想的转变，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老师对他的影响。
除了人类学上的启示，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学者来说，导师对其的影响有多大，导师一定是一位学者在其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或许，对于所有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的人来说，他们的导师也或多或少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