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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重大问题

作者：遵化党史网来源：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摘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施工业化的国家也显示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新中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既吸取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点，又吸取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优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

济发展模式。本文从政府的主导作用、工业化的道路、国际环境的影响三个重大方面探讨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环境和内在逻辑。

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来看，所谓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走过的不同道路。例如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普鲁士模式、后来的美国自由主义模式、日本的军国主义模式、战前的苏

联模式、战后的新加坡模式，实际上都是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不同发展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与众不同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自然要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

新中国的6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国情和寻找快速发展模式的60年，其中政府的作用、工业化的道路、国际环境的影响是构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从这三个方面去探索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

历史环境和内在逻辑，是本文探讨的主要目的。

一、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高度

主导的地位。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优势来自于政府的主导，一些重大失误也来自于政府主导。怎

样看待这种政府主导，实际上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评价，也关系到我们改革开放目标的确定，关系到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

（一）西方早期工业化模式和政府作用

在西欧市场化和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4世纪和15世纪

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邦经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开拓市场，因此这些地方也就失去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的资本

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打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

和物质保障（资金、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从英国的工业化来看，虽然工业化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形式进行的，并且就国内经济运行来看，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政府直接干预较少。但是，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没

有政府的这两种作用，英、法、德，甚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

即使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仍然在为抢占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而角力。

市场经济以其较高的经济效率急剧地增加了欧美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仅就国内来说，一是因收入差距过大引发

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人口失业和贫困；二是生产经营中的市场垄断和“外部性”问题；三是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问题。此外,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市场调节滞后问题、生产者与消

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在对外方面，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转

移国内矛盾，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危害的认识，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经济的调整发展、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福利化也有了较大进展，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管

理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都要求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基本上就是

在这种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从1960年到1995年的35年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规模在原有的基础

上扩大了一倍。

（二）近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与近代以来的欧美就根本不同了。首先，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即中国是在被侵略和殖民地化的背景下开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的。因此，近代中国政

府经济职能的起点，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高度集权的、成熟的封建主义政府（有着庞大的相互制衡的官僚体系和一整套选拔、任免、监察制度）；第二，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时时提醒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改革和职能的讨论，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

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

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句话说，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当1919年

巴黎和会上中国再次遭遇“丧权辱国”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统一。在其后

的20年间，不断内忧外患下的国家安全和政权危机，使得国民党政府自然要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兴修铁路、公路，并利用货币统一和改革的机会强化国家资本，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和物资，特别是战时

的经济动员和统制，更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权力。南京国民党政府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来自于对西方经济危机的感受。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

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对国民经

济实行“统制”。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

成为世界的主流。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1933年《申报日刊》就中国现代

化问题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论和专论中，绝大多数人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大体统计，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5篇，主张采取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确回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讨论中，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政府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发展国营经济。即使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寅初也认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

采用混合制，但不是漫无计划的。”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中立的学者，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

和发展国营经济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焦点集中在如何建立起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廉洁有效的政府，正是

在这一点上，才是阵线分明的。

（三）1949年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的巩固政权和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认为具备了向苏联模式

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于是从1953年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并于1956年底顺利

实现，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

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供给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

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充分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未能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

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员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

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工业化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

影响，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看到了因经济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而出现的“政府失灵”问题，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但是，党内对此却存在两种认识，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将“政府失灵”视为“官僚主义”的产物，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新生事物，尚未成熟和完善，因此认为这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是能够克服的。例如毛泽东多次批评计划脱离实际的

问题，批评官僚主义忽视人民疾苦和压制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为此，他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群众运动，

实行“权力下放”。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和整顿，因单一公有制的制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导致失败。另一种认识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他们认为除了官僚主义的因素外，还与体制有关，

应该引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特别是在农村，不妨实行将权力下放给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这种修正是由

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

1978年至2009年的改革，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1

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打破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迷信的阶段，政府在成功的诱致下，逐渐缩小直

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

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尽管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计划

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当然，这也与当时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有很大关系。思想，尤其是政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是政府经济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1992年，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市场经

济目标的确立等于瓦解了“全能型政府”的基础。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然要相应地转变。但

是同样地，2008年出现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再一次说明了“市场失灵”的危险性和

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二、关于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949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及其道路选择经历了两个时期和三次重大选择：（1）1949年至1978年，为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国家安全，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为此实行了高积累、高投入、以追求

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2）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在改革唤起巨大经济活力和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背景下，在农轻重产

业均衡发展和卖方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仍然实行了以高投入和追求数量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1997年

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国内买方市场基本形成、国内资源有限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开始走上以追求效益、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里准备探讨中国为什么以及怎样进行上述道路选择的。

（一）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形成（1949—1978）

1949年至1978年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时期，即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

时期。50年代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工业化道路，从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可简单概

括为：①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②实施“进

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③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

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④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

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从经济体制方面则可概括为：与这种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相适应，建立起

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这一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如果仅从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50年代的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外因素的。第一，这种工业化道路的形成，是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低、重工业成为轻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瓶颈的特点分不开的。第二，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当时的严峻国际环境也有很大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

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

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

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认识成果集中表现

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1956年至 1957年拟定“二五”计划草案时，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改变优先发

展重工业（重工业仍然是薄弱环节）和高速增长战略，但是已经注意调整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和外延增长与内

涵增长的关系。可惜的是，1957年底开始的反“反冒进”和三年“大跃进”，却完全打断了上述思路和计划，把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推到了极端。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不仅在三年内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1958 年是中

国实施“二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

化大革命”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

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

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2.1%，29 年内仅下降了7.3个百分点。另外，人民收入增长也较慢，生活水平没有

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 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

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在此

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二）工业化道路的第一次转轨（1979—1996）

1979年至1996年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里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在不到20

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番，三大产业的结构由1978年的28.1 ∶

48.2 ∶23.7提升到19.7 ∶49.0 ∶31.3，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 184元增加到1995年的2311元，创造

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是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工业化道路转变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转变为经济增长指标宽松、留有余地；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

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下，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就，又反过来鼓励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改变过去单

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状态的信心，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为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实行四个全面发展：一是农轻重全面发展，二是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发展，三是城市和乡村全面发展，四是“内向型”和“外向型”全面发展。

由此中国工业化爆发出令全世界称奇的活力，取得了令全世界赞叹的成就。

这种工业化道路和相应体制的转变，虽然没有改变工业化的外延型特点，但是却为改变这种外延型发展创造了条件，即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建立了买方市场。因为它导致了国营、私营和个体、乡镇企业、外资“四龙腾飞”，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经济景观。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最终消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和“卖方市场”的约束，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没有这些，中国是不可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

纵观这个阶段的工业化转轨及其巨大成效，可以看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党和政府始终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始终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

千方百计实行改革开放。其间还有两个压力在起作用：一是对过去30年欠账（由于“左”倾错误，人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还账压力”；二是开眼看世界后产生的“落后压力”，特别是东亚国家和港、澳、台地

区的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出挑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提出挑战。邓小平多次讲到：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宁肯不要。

第二，是改革带来的人民群众致富的巨大活力，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城市的“大锅饭”体制也束缚了职工的积极性。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

了农民的积极性，也给予了农民自由发展经济的巨大空间，过去30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在短短的数年间就解决了，农民又开始了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其致富的动力是挡都挡不住的。同样，城市的改革也在两个方面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一是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允许集体经济完全自主经

营和分配；二是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通过实行“责任制”和“放权让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第三，长期“短缺”和“持币待购”形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动力。由于改革开放前的高积累政策和长期折腾，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改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短缺，凭票供应和持币待购成为常态，甚至广大

农民还不在国家定量供应的范围内。这种严重的短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庞大、广阔的卖方市场，特别是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不高的轻工业，产品几乎不愁没有销路，企业几乎没有竞争压力。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发展迅速、投资始终居高不下和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第四，对外开放形成的资金、技术流入和国外市场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巨大推动力。通过对外开放，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充分显示出来，发展空间扩大。同时，通过吸引外

资和扩大对外贸易，也使我国得以利用外国的资源来加速自己的发展，大大缓解了长期存在的因资金、技术短缺所造成的发展瓶颈。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和转轨（1997年以来）

1997年以来至今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里的第二阶段，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和形成阶段，

这个阶段至今还没有终结。其标志为经济发展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提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新

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表述，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而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形成，是以国内告别“短缺时代”、转变为“买方市场”，国外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中

国加入WTO为背景的。

中国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绝不仅仅是主观认识的提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一，国内市场从1997年开始，结束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存在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从而

使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外延型经济扩张失去了需求的支持。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相对“过剩”是结构

性的，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而简单的科技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则已经市场饱和，出现过度竞争，这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表现最为明显。对于农民来说，发展非农产业所缺乏的主要不是资金、简单技术和产权明晰，而是市场。不管生产成本多低（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低廉），关键是这些产品没

有市场。要发展，就必须转变原来的数量扩张和水平扩张。

第二，中国的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总量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2002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0.2万亿人民币，人均接近1000美元，如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

第二。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益却不高，主要靠投资拉动的。这样大的经济总量和这样多的人口，使得我

国经济若要再翻两番，按照过去20年的增长方式，资源、环境都将难以承受。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也都使得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是抓住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方兴未艾的机遇，不仅缩短技术差距，还可分享其带来的经济扩张和高利润，使我国经济既能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又能实现快速增长。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优化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商品流动，中国加入WTO后，不仅取消了关税壁垒，也承诺逐步向外商开放非贸易性质的服务市场，不仅使过去依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企业和产品受到竞争的压力，也使国内的服务行业受到竞争的压力；同时，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也上升（相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不能再主要单纯依

靠低劳动力成本。因此，走以提高效益的内涵型发展道路不仅是外贸企业，也是全部企业的必由之路。

第四，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小康水平的实现，中国人民已经走上富裕之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服务业，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质量的问题。因此，人民对企业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三无”产品、粗糙、低质的产品和劣质服务的市场越来越小，这也逼迫企业必须走规模型、效益型发展道路。

正是在这些客观条件的转变和要求下，从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开始，工业化道路的转轨问题开始紧迫起来。尽管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在90年代前期也提出过“两个转变”，但是客观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和贸易保护都使其难以贯彻。

2001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十五”计划期间，要“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

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按原有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置于重要地位，完成了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在优化工业结构方面，“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工业改组改造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引导投资方向，依靠现有

基础，防止盲目扩大规模和重复建设。坚持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先进技术与适用技术相结合。重点强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形

成新的比较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10月，

中共十六大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措施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将其列入政治报告。2007 年，中共十七大更为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而为工业化道路的转轨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指导。

综上所述，1949年以来的中国工业化，不仅是在100多年来中国因落后而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

惨痛教训中起步的，还是在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激烈竞争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更重要

的是在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大量农业人口需要转移的条件下起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长期将高速发展作为经济制度和政策选择的第一前提，是毫不奇怪的。60年来中国对工业化道路的三次选择，以历史的眼光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它们是一种因果关系，是事物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向更高层次

的演进，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种工业化道路向另一种道路的转换和演进，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外部环境。

三、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从17 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还是

一个在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资

本主义阶段（17世纪至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年至1945年）、后帝国主义阶段（1945年至今）。从对内和对外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发展和成熟：在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

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第二阶段，是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

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最终失败阶段，而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育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

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方面，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来欺压和掠夺其他国家

（有限的局部战争仍存在），对内方面，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即加强了民主化进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这些都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69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

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中国一直处于备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之中；在后

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新中国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

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在成立以后，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

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

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而面对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困、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苏联，新中国必须要加快发

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

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

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

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传统

理论，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可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后者正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

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前提。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等都直接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整体上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五六十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

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长

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以武力重新划分世界市场

来推进本国的发展。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也能够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因此，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扩大社会福利保障，

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五六十年代资本输出的

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去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

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

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

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

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可见，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

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在基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上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现实中的建立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

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

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

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作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正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战争与和平关系认识的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种重新

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重新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世

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

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开大门以后，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逐步发现，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国内缺乏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开放可以走出去，去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

市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人口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仅靠国内资源和市场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直至达到60%以上，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说明

了这一点。而要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就必须要有利用的条件。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的帝国主义列强那

样依靠武力去掠夺国外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因此中国除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外，就需要有比较优势，要有比国外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主要是利用国内大量

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价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来开拓国际市场。虽然成绩很大，但是代价也很大。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经济总量的扩大，不仅低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复存在，2006年

以来沿海发达地区产生的“民工荒”即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国内资源和环境也无力继续承载经济总量在原

有技术水平上的“翻番”，中国大规模地进口石油和铁矿石即是一例。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型的外延型扩张。这也是2003年以来中共中央提出新型工业化道

路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国际因素。2006年开始实施的“十一五”规划，采用量化的指令性指标来进行

“节能减排”，即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

四、几点启示

本文选择上述三个问题来论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中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还在于通过上述三个问题的论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人均资源的极度匮乏、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特殊的时代，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心态，使它在

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强大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来加快发展。不了解当

时的国际环境、不了解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主革命的强大惯性，就无法理解 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演变，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一种是有利因素，一种是不利因素；或者说，一种是我们可以主动去利用、去推进的因素，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因素，我们不得不去适应的因素。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中的失误和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都是由不利因素造成的，是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尤其是要避免陷入“制度万能”的误区。

第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

局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或者说必然会不断地改变已有的世界利益格局。既得利益国家不愿看到，当然也不会

欢迎中国的崛起。所以，在过去60年里，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上始终会有一种压制中国崛起的

经济斗争，而且这种经济斗争还往往会以其他的名义出现。

（吉夫辑录）

https://www.doczj.com/doc/669948824.html,/2009/1228/1796.html

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一)

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一)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困境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得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处在转变之中，正从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美国、日本的经验相比，吸引巨额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而汇率问题则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难题。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美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二、作为反例的日本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15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中国内地，在长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活力丝毫不弱于任何小“龙”小“虎”。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教科书式范本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近年来，温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的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苏州模式只长骨头不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对于多年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经济明星苏州而言，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种评价了。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政府除了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来吸引外资。有外商笑称，“在苏州办事，找厂长、经理没有用，要找局长、找书记”。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被称为“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出现了资源的高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经济发展“只快不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优化经济结构、降低消耗；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等。 [关键词]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方式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6年，作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物价水平较低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能耗指标却没有达标，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将经济发展由过去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的“快”可以用经济增长速度或经济增长率来表示，而经济发展的“好”则指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快没有好，就会出现像拉美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矛盾。我国经济工作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不仅仅是一个前后次序的变化，它标志着经济发展的思路将更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至2006年，我国年均GDP增长达到9.7％，远远超出世界平均发展水平，成为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四年保持在10％以上，见图1。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经济今后保持平均以7.2％的速度持续增长，就可实现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4年GDP排名，中国以16493亿美元排在第七位。①到2005年GDP达到18.3万亿元，约为2.26万亿美元，超过英国和法国，居世界第4位。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有人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0年左右超过德国，2020年左右超过日本，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按现行汇率计算)。“超英赶美”，对中国人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2001年至200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比世界平均水平(3.8％)高出5.7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1％)高出7.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8％)高出3.7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时期增长最宽的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4.3％，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表1列出的是中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之间经济增长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高速增长延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已经超越了战后全球经济中最受瞩目的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的“经济起飞”，如果说存在着“东亚奇迹”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就是真正的“中国奇迹”。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 1、消耗了大量资源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不断加大投入，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投入，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近5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151797万吨标准煤，到2006年增加到245669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8％，高出年均GDP的增长率。2006年，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5.5％，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较高，如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为3.88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占世界的54％。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美国居首位)。多年的粗放扩张，使我国资源状况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成为最突出的瓶颈。全国各地许多能源材料纷纷告急，煤、电、油、水供求矛盾日趋突出，国人接连遭遇“煤荒”、“电荒”、“油荒”、“水荒”等资源短缺的苦涩。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正在被过度过速利用，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普通老百姓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2、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续了西方国家发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后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工业排放废气、废渣、废水污染环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我国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业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剧增，固体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环境。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普通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是，经济发展了，环境却恶化了。 3、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比重低。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2002～2006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0.1％，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

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与政策论文

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效日益明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经济总量日益上升。据数据显示，到2014年上半年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样的成绩当然离不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处于一片低靡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失业率陡增，出口额下降。为寻求世界经济复苏，西方国家联手中国举行G20国峰会，讨论如何合作发展。实践已证明，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领跑者作用，成为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引擎。在2009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突破8%的目标，2010年中国政府又投入40000亿，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借次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成就，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推进城市经济文化建设，以点带面，辐射周边，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新一任领导人的上台，提倡科学发展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反腐力度，增加一些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与政治环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发展，即科学发展。为实现其目标，中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正由“粗放型”向“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节约型增长方式才能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中国当前是市场经济。 “三农”问题是历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为此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继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提高养老金的发放金额，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房地产市场”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热点，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明显转变，住房消费有效启动，房地产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发展，改善居民住房条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矛盾，普通居民没有能力购买高档房，而且部分商家从中在此“炒作”，使房地产市场秩序不太规范，为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运行。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明显，人民币汇率逐渐上升，对此有利有弊。西方国家都强烈呼吁中国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此来促动其自身的外贸出口，因为中国劳动力比较丰富、廉价，是以加工业为主要出口的，一旦汇率有较大波动，中国出口将会减少。所以对此问题，自2007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平稳的汇改政策，以此来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 1、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 2、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3、省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4、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5、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原因 1、历史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差异，是构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 2、区位条件区位条件是指一个地区与周围各种社会经济事物关系的总和，包括位置关系、地域分工关系、地缘政治关系、地缘经济关系以及交通、信息关系等。区位条件作为经济区域的成长基础，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它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作用。 3、制度因素中国的改革，发展了市场经济，也同时造成了富裕的城市和东部地区更加富裕，贫穷的农村和西部地区更加贫穷，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4、政策倾斜效应政策的倾斜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5、人力资源差异

区域间人力资源差异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有思想文化因素和教育共同组成的人力资源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条件。应当看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思想文化和教育存在着较大差异。（三）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评价 1、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积极意义（1）区域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差距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2）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区际竞争与合作的基础。（3）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给落后地区造成一种压力。 2、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消极影响（1）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制约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损害落后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剧区域经济的矛盾。（3）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实现。（4）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四）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思路 1、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各地区经济都应融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2、遵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继续允许和鼓励有优势的地区发展得更快、更好，以此引领全国经济发展。 3、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缓解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 4、落后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发挥自身优势，赶超发达地区。所谓落后地区，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下层次的地区。它包括以下含义：① 落后地区是一个相对的地域概念。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及发展趋势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1、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人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后，随着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洋纱洋布得以倾销，进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2、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 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的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出现。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始。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

自19世纪60年代始，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清政府各省当局大多也创办了自己的军火生产机构。这些军事工业从外国购进设备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了中国。洋务派在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修筑了铁路，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二、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的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840～1895 年）（1）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并非法开办企业（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2）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产生了中国机器工业。（3）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冲击自然经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2．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 年）（1）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2）1912—1919 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 3．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 年）（1）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官僚资本形成，民族工业发展。（2）抗战期间，原有的工业在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下遭到严重摧残，近代化被打断。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农经081 ）摘要：“统筹区域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要求之一。当前，我国正在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在此发展进程中，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发展特色。怎样正视我国东南西北地区的差距和发展潜力，是统筹区域发展的前提之一。关键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1.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概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他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发展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下决心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这将使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与此相适应，将逐步形成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并为最终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情 2.1 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姓名：傅志强学号：20110204398

2008年金融海啸虽然退潮,但危机余波未息，2011年美债困境与欧债危机再度拉响了后国际金融危机的红色警报。在我国“十二五”期间，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宏观形式混沌不清，世人信心跌宕起伏，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各国发展参差不齐，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线的新形势，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都在适时调整思路政策，全新筹划经济社会发展蓝图，以催生新一轮产业变革，孕育新一轮技术突破，创造新一轮发展需求。 1. 后国际金融危机一、概述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可能是两年、三年或者八年、十年甚至更久。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一个地区企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当前，我国企业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一方面国内外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另一方面由于普遍经济刺激计划后出现的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生存压力空前增大，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很有可能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中被市场所淘汰。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六大趋势特征第一,世界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当前美国、欧盟、日本三大

经济体先后逐步复苏,2009年四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分别环比(比上一季度)增长1.4%、0.1%和1.1%。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5.01%，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2.968%，新兴市场为7.253%，亚洲发展中国家为9.53%。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是依靠新兴市场拉动的，而且未来很长时间内将维持这一现状。2011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了3.3%。世银同时表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已经从金融危机中脱离出来开始了新的发展道路。而欧洲的金融形势却不容乐观。第二,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中强势崛起,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逐渐增强。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一，上海证券市场交易额居全球第三；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GDP增速有所放缓，但仍高于市场预期。其中，“三驾马车”的变化令人关注。统计显示，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2%，消费是51.6%，而净出口是-5.8%。从数据看，投资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第三,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均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开展新能源革命,努力抢占经济和科技制高点。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产业将成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导产业。第四,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石油、黄金、铜、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均涨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高点。当前,各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仍然有待时日,国际流动性过剩现象还将持续,

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几个主要特点(一)

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几个主要特点(一)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具备几个主要特点：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市场调节基础上的宏观调控；坚持开发国内资源基础上利用外资的模式；坚持渐进式的改革开放道路；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跨越式发展路径；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坚持稳定促发展、和平促发展的根本方针。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特点现存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书本上找不到，只能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和实践进行总结和概括。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国人民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一、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加进了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涵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共同接受的向导，这是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必备的首位要素。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设计了三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认为到2000年，中国GDP比1980年翻两番后，也只是初步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根据中国2000年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事实，把中国从2000年到2020年的社会发展目标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新情况，在发展目标中加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生动运用和创新。对于一个后进的国家，找准自己的现实方位，科学地确立本国发展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十分重要。日、韩两国五、六十年代因发展目标选择恰当而受益，有的拉美、非洲国家近十至二十年因发展目标选择不当而受损。幸运的是，中国确立了2l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正确规定了2000年、2020年的阶段目标，今天还加进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内涵。更重要的是，这些目标不仅是国家领导层的理念和战略，而且为广大人民普遍认同。从本质上说，它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目标，是人民在每个阶段均能真实感受到的可望可及的符合实际的目标。二、逐步明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向，这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发展体制传统的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我国经历了艰难的体制探索：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确定为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与英、美、日、韩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这种体制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区别是：它虽然保留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多样化了，更重要的是，它允许私营经济、外国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的共同发展。这种体制在保存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基础上充分利用了人类创造的市场经济这个一般的体制成就。这种体制符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分散生产、小生产在农业和农村还占统治地位。城市的手工业生产、旧式工商业仍占很大比重，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改造和提升这些产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二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仍处于经济不发达的边缘地位，贫困落后，边缘化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根本特征，在此条件下，不借助于市场经济体制，无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取得紧密联系，难以获得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三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公有制为主体及按劳分配，以及借助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参与经济剩余的再分配，

浅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刍议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简要地回顾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归纳了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及意义，并试图对该模式目前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特征意义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建国六十余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先后历经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在一步步的学习、发展、不断完善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在此简要地回顾一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 1、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建国初期, 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 我国仿效苏联构建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逐渐形成以计划为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国对资源配置的方式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生产资料的集中计划管理; 二是价格集中管理; 三是基本建设绝大部分由中央统一管理。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在当时极大有利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格局已经形成，仅仅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完成了中国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形成了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并且积累大量实物经济和生产力, 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1 2、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 1979——1992年间, 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市场主体从单一公有制逐步过渡到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是由于转轨时期是探索性的改革, 改革的最终目标并不明确, 产业发展也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被动做出的调整, 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加快发展了轻工业, 但并未形成显著特征的主导产业。2但是这段时期摸索、探讨、总结出的各种经验为我国后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杨帆，对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成就的客观评价——从历史与可持续发展角度.《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04 . (V ol 24. No 2) Pp13--16 2孙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新模式的构建.《理论学刊》2010.09. Pp37--39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姓名：徐元挺学号：200701100130 院系：法学院班级：07级法学3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摘要：文章探讨了东北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问题，提出了以沈阳-大连双核心城市组合模式来推动东北区域协调发展的，并就两城市之间的协同分工政策安排进行了阐述。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家为了搞活经济，通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以使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三十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该地区的加速发展确实带动了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了既定的目的。但是这种发展也因为政策性倾斜等方面原因加剧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板块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从而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中国南方经济板块和北方经济板块的不平衡。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国家首先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互补发展；其次为了振兴北方经济，国家加大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中国北方经济区域的发展与布局必须立足于东北亚区域经济板块。要想在东北亚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就必须下大力气整合东北亚中国地区，使之形成统一的协同体。东北亚中国地区包括环渤海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具体来说包括京津冀板块、山东半岛城市群、环渤海辽宁地区和其他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从发展现状来看，京津冀板块有北京和天津滨海新区的强力拉动，山东半岛城市群有青岛和济南的带动，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良好，而另外两个板块却发展缓慢。即东北地区的振兴事关中国北方经济的区域发展大局。东北地区两个板块，环渤海辽宁地区的核心城市是大连，而另一地区的核心城市则是沈阳。这两个板块无论从行政区划上还是从文化历史传统上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地区，或者说大连和沈阳两个城市的协同发展情况却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大连和沈阳的组合模式及协同发展有利于环渤海地区各板块间的有效整合，有利于改变中国经济“南重北轻”的格局，还有利于辽宁经济的协调发展。二、东北区域空间结构分析对一个区域进行空间结构分析最重要的就是评价该地区城市的竞争力状况，从而能够找到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竞争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倪鹏飞教授认为，城市竞争力系统构成是复杂的，其众多的要素和环境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又处在不同的维度和层次上，它们共同集成，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决定城市的价值收益。根据这一思路，倪鹏飞教授编制并出版了200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一书，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困境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得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处在转变之中，正从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美国、日本的经验相比，吸引巨额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而汇率问题则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难题。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比较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美国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三、中国旧经济模式的缺陷和向新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始于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但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增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

浅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浅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姓名：郭顺洪2014文化社会学学号：201401122023）摘要：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民生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截止2013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8.3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在这35年中采取摸着科学与知识的石头过河的独特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国际共识。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及特点 1、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据测算，2013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8万亿美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2.84万亿美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49％，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51％。 2、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0%，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屈居世界第二位。在人类历代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30年，而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3、中国的资本积累主要吸引外资引入，华人华侨的高投资，城乡居民的高储蓄、政府财政的高税收来完成。以2010年为例，中国吸引外资1850.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2%。从1989年至2010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1094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香港的资本累计为4484亿美元，占41.0%；来自中国台湾的资本累计为520亿美元，占4.8%；来自中国澳门的资本累计为109亿美元，占1.0%。港澳台共计46.8%，占具中国吸引外资的近一半。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平均储蓄率为42%，高于世界平均储蓄水平21%的近两倍，为中国经济发展拥有充裕的资本，成为资金积累的重要手段。2013年，我国财政总收入达12.9万亿元占占GDP比重已达22.7%。 4、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主干。2000至2009年的10年间，我国制造业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46%，高于同期第一产业5%和第三产业43%的贡献度。2013中国GDP高达8.3万亿美元，其中制造业贡献占1/3。虽经过30式年的发展，中国制造的服装、鞋帽、简单制成品等已遍布世界各个市场，据HIS环球透视统计，2013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19.8%，已高于美国0.4%，在数量上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成为“世界工厂”。但由于未掌握上游核心技术，也缺乏下游的品牌与渠道优势，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在最终利润分成中也是份额最少的。 5、科技园区成为科技产业化的载体。在科技园区中逐渐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大学、科技界为引导，构成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变二元动力为三元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擘。 6、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国家级生态修复。在经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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